歷史溯源
人權交易所得的贖金並沒有成為東德政府的救命錢，反而成了他們的“棺材釘子”。
在現代歷史上發生了一次長達26年的贖金交易，這就是在冷戰期間，東德與西德之間的秘密人權交易--西德用外匯和物資贖買在東德監獄裡的政治犯。贖買人數也堪稱歷史之最，有33755名東德政治囚犯通過這樣的方式獲得自由。
當年，所有媒體與當事人都對此事三緘其口。直到去年，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盤手，德國政府前聯邦德國內部關係部國務秘書、法律議員的瑞林格爾（Ludwig Rehlinger）出版了他的回憶錄：《贖身——1963-1989年間東西德政治犯交易實錄》，才讓這段東西德之間冷戰時期鮮為人知的歷史浮出水面。
兩德之間的這次人權交易開始於1962年的聖誕節，距今已經50年了。這次人權交易贖金成了國庫空虛的東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礦：從1963年到1989年之間，西德政府為東德的政治犯贖身，向東德政府支付了數十億西德馬克的現金和貨物。
瑞林格爾，這個在交易過程中顯得嚴謹冷靜的談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從1963年開始主持東西德政府間的這種特殊的非官方交易，他不僅通過談判和交易，贖買了大批東德的政治良心囚犯，還成功地在柏林圍牆修建之後，完成了使近2000名兒童回到西德父母身邊的善舉。另外，他還負責操辦了不少東西方之間的間諜交換事務。
鐵幕後的黑暗
上世紀50年代的東德，其政治體制完全受到史達林主義的影響，對於政治異議人士，採取鎮壓手段，毫不手軟。
在全東德大大小小上百個監獄中，包岑（Bauzen）第二監獄臭名昭著，被稱為東德斯塔西（Stasi：國家安全部）的特別監獄，專門囚禁來自全國各地的政治犯。
這個監獄位於德勒斯登東北部50公里的地方，大門上的橫幅上寫道“實現黨的教導，改造每一個人是值得的！”監獄建築的牆體全是一米多厚。這座五層樓高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直接隸屬於國家安全部，是東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整個監獄只有一道沉重的鐵門通向“遺忘的角落”。每一個到這裡來的政府異議者都會被監獄當局宣布：“從此，您在畫面上消失了。”
包岑監獄裡有一排特別的牢房，2.5米長，1.5米寬，被囚犯們稱之為“老虎籠子”或者“防空洞”。是專門用來懲罰那些違反監獄紀律的犯人的。按照東德國家法律明文規定，監獄使用鐵鐐不能超過21天。可是，包岑監獄管理人員非常“靈活”，他們把犯人套上20天，然後，間歇一天之後，又繼續給他們戴上鐵鐐。
被送到這裡的政治犯的罪名五花八門，有“煽動敵視國家罪”、“背叛國家傳遞情報罪”（包括把學術文章發到西德，比如哲學家巴若（RudolfBahro）在西方出版了《選擇》，被判8年監禁。）、“危害國家和社會穩定罪”和“叛逃罪”等等。
東德政府執政40年間，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達20萬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處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為反對國家罪，比如間諜、破壞、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日“東柏林事件”的主要參加者。東德執法人員執行死刑的方式是槍擊後腦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萊比錫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築沙石里用作建築材料。
1961年，東德修建了柏林圍牆，以阻擋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時被槍殺，沒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5年以上的監禁處罰。德國著名電影攝影師施密特·萊特維因（SchmidtReitwein）就是因為偷渡失敗，被關押在這裡。
東德的人權狀況受到西方的關注，特別是作為同一個民族的西德人，對於東德同胞所受到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同情，覺得幫助他們責無旁貸。
慈善事業
從1962年開始，西德政府由德國內部關係部部長巴策爾（Barzel）負責，成立了與財政部統一協調的援救小組，對外的稱呼叫“教會事務B組”。瑞林格爾就是這個部門的負責人，是這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秘密交易的創始人和掌控者。
今天，這個退休法學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碩果僅存的少數證人。雖然，他不太喜歡用“贖身”（freikauf）這個詞，而更喜歡用“聯邦德國特別慈善事業”來定義這次歷史事件。他認為，這是一個比較中性的說法，並不帶什麼感情色彩。不過，這次交易確實是一次人的買賣，所以，回憶錄書名還是使用了這個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詞。
那么，這種交易怎么會發生呢？1962年，東德的人權問題受到聯合國關注，東德政府首腦為了修飾自己在國際上已經受到損毀的政治形象，並能夠使國家財政起死回生，就產生了這個一箭雙鵰的主意，私下向聯邦德國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換贖金的意願。
尤爾根·斯坦格（JürgenStange）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師，他持有聯邦德國身份證，可以在東西柏林活動，並且與東柏林的同行關係密切。於是，東德通過他向西德政府傳達了這個訊息。於是，西德派出瑞林格爾負責進行這筆交易。
開始，交易好像是在黑手黨之間進行，雙方沒有協定，也沒有簽署什麼可能泄密的檔案。如果表示認可，就通過握手來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場做成了一次買賣。
灰色的命運遊戲
瑞林格爾說，“我們有道義上的責任，幫助這些人。”對他來說，最棘手的問題還是，應該讓誰獲得自由？
“制定贖買對象名單是一個折磨人的過程。”他必須用一個星期的時間研究那些在東德監獄裡坐牢的近1。2萬名政治犯，要不斷地把上面的名單篩選划去，他認為，那簡直是一次命運的遊戲。他努力要做得公正，對所有的人都公正。因為，“每一個檔案後面都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現在想來，真是太令人恐怖了。”
1963年，東德政府給西德的第一批交換囚犯的候選名單有1000人，可是，後來東德政府將人數逐漸減少，減少到500人，後來又減到100人，10人，最後只剩下8人。
現在，雙方要討論的問題，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這8個人的贖金究竟應該是多少？也就是聯邦德國政府願意出多少錢來交換他們，每一個政治犯要付多少錢？歸根到底，這是一個怎樣來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問題。當時，東德提出贖金金額的依據是，一個普通工人，只要3萬馬克；而教師比較貴，要4~5萬馬克；但是，一個醫生的培養費，國家要付出15萬到18萬馬克，這個培養費用就應該是贖金的額度。當然，雙方都知道，這不是明碼實價，大家還得討價還價。
這個討價還價是在瑞林格爾和他的東德談判對手佛格爾律師（Vogel）之間進行的。他對記者說，“當然，我要儘量把贖金壓到最低。”
最後，雙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萬馬克的贖金達成這筆交易。於是，東德的8個囚犯，西德要付32萬馬克贖金，而且是現金。
那是1963年秋天，東西方冷戰時期的冰峰時代，東西德之間還沒有建立外交關係。一個西德政府的官方代表不可能就這樣簡單地帶著如此巨額的現金走到東德。為了使這筆交易不致告吹，對於媒體和海關都必須保密。佛格爾把幾個囚犯從東德監獄接出來，同時，瑞林格爾要把全額贖金交給他。
於是，瑞林格爾和自己的助手，律師斯坦格（Stange）坐車去鄰近東柏林的勒爾特爾（Lehrter）捷運站。在車上，他和斯坦格坐在一起，讓斯坦格提著那箱馬克。瑞林格爾回憶道，當火車來到東柏林邊境時，“我耍了一個伎倆，讓邊境檢查員沒有注意，才讓贖金安全地進入東德。”佛格爾在東柏林的下一站等候，從斯坦格的手裡拿到了那一箱子馬克。這樣，8名政治犯才獲得自由。簡直就像一部偵探小說里的情節。
在這8名囚犯獲得自由之後不久，東德政府又提出了新的交換名單。於是，西德政府讓瑞林格爾又從一張長長的囚犯名單里做出篩選，並討價還價、拍板、制訂交換日程。
就這樣，瑞林格爾一年又一年地重複著這種交易，使東德政府向西方釋放了一批又一批的政治囚犯。直到1989年秋天，東德柏林圍牆倒塌，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過這種形式獲得了自由。而這些人的家屬則多達25萬人隨之遷往西德。
瑞林格爾說，“這些被贖出的人，都是良心囚犯，沒有刑事案底，在道德上也是清白的。我們的目的是幫助這些人重新開始生活。在道義上，我們站在正義的一方。而我的談判對手，比如東德的律師佛格爾，他自己就很清楚，是代表了非正義的一方。不過，他通過這些交易，成為東德最富有的人之一：住豪華別墅，開昂貴的金色賓士轎車。有人問他為什麼會這么有錢，他可以驕傲地回答，為什麼搞社會主義就不能富有呢？不過，我認為他還是一位誠實的談判對手。他答應了什麼，一般都會兌現。在我們之間，從來不談政治，也許我們都很清楚結果會是什麼，不願為此而產生爭論。”
佛格爾在東西德統一後，由於他在東德斯塔西機構里扮演的角色受到司法機關收審。後來，鑒於他在救贖東德政治犯的交易中所做的貢獻，獲得釋放。他於2008年壽終正寢，終年83歲。他曾經評價自己道：“我的人生道路不白也不黑，應該屬於灰色的。”
瑞林格爾的回憶卻常常帶著欣喜。他在《交易實錄》中回憶道，多年後的一天，當他騎車穿過柏林布蘭登堡森林，突然，後面有人在叫他，是一對夫婦。瑞林格爾停下車，一個老者站在他面前，緊緊地擁抱著他，說“瑞林格爾先生，是您救了我的命！”他就是賽德爾（Seider），是前東德著名的腳踏車賽車手。在1961年柏林圍牆修建好不久，他就嘗試往西邊出逃並幫助別人從地道里偷越邊境，奔向自由。後來，他被東德斯塔西的線人出賣，被判處無期徒刑。是瑞林格爾在1966年用一輪船玉米的代價，把他從東德監獄裡贖了出來。交易快成功的時候，東德政府卻出爾反爾，要將賽德爾的名字從釋放者名單上划去。是瑞林格爾威脅將運往東德的玉米輪船停在不萊梅港口，堅持要對方釋放賽德爾才發貨。東德政府被迫讓步了，賽德爾才終於獲得自由。
神奇大巴
贖救出來的人員被一輛特別的大客車送往西德。這是一輛帶衛生間的豪華大巴，外形奇特，車身用藍白相間的條紋裝飾，特別醒目。大巴一出現在東德，就有不少政治犯獲釋。很快，東德人就給這部大巴起了一個外號，叫“神奇大巴”。
這部“神奇大巴”屬於西德黑森州的客車營運商萊西爾特（Reichert），客車上還有一個小秘密：為了不引起人們的注意，車主特別為客車製作了雙面的可以翻動的車牌。當客車要過境的時候，司機就會按一下按鈕，將要去的國家的車牌翻出來。在西德境內行駛的車牌號是HU-X3，在東德境內則是IA-48-32。
這部車從東德運送被政府販賣的人口，必須儘量避開熱鬧，中途休息在車輛稀少的停車場或是森林裡，這樣，這些特別的人物才能悄無聲息地從東德卡爾-馬克思城的集中營出發，穿越薩克森森林，送到西德法蘭克福附近吉森的接待營。
迪特里希·科赫博士（DietrichKoch）就是其中一個獲得自由的幸運者。在多年後他回憶到，自己是怎樣從東德監獄被運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營的。在那裡，他重新獲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學的畢業證書。這些都是東德國家安全局通過律師佛格爾轉交給西德有關部門的。抵達收留營那天是周末，辦公室休息，他沒有西德錢幣，就在街上向人要了點錢，去郵局買郵票給他父母寄了一封報平安的信。
和他一起獲得自由的還有一位東德人民軍士兵，試圖開一輛坦克逃往西德，被判處無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進入自由世界。
還有一位叫基爾希（UtaGiersch），在東德監獄裡坐了7年牢，於1984年被贖出。後來創建了“史達林主義受害者協會”並成為主席。
顯然，這些獲得自由的東德人都曾經被要求保持沉默。若干年後，被西德贖救的鮑伊爾斯菲爾德（Alexander。W。Bauersfeld）在1998年接受瑞士《新蘇黎世日報》記者的訪問時，還能記起當年佛格爾律師在他和別人被送往西德的時候說的話：“你們肯定會認識我，我是律師佛格爾。你們要開心，因為你們坐在這輛巴士上，這裡不需要去柏林東站或者庫檔大街的車票。你們將直接去吉森，那裡等待你們的不是憲法保護委員會，而是跟我合作的律師。……你們不要去斯普林格爾出版社，不要讓人知道還在這裡坐牢的人的名字並讓他們出現在報紙上，如果那樣我將保護不了你們。那時就會有人來找我，他們手裡拿著紅色鉛筆，在我眼前笑著把那些坐牢的人的名字劃掉。”
瑞林格爾從來沒有乘坐過這輛“神奇大巴”，因為他害怕會與自己贖出的人之間產生太重的感情。
贖金去向
瑞林格爾從來沒有感到與東德政府做這樣的交易有什麼道德問題。“誰違反了道德律呢？是那些要錢才放人的人呢，還是那些付錢幫助受到政治迫害者的人？”
瑞林格爾經手的前4次交換，使798名東德政治犯獲得自由，都是通過這種現金交易進行的。從1964年10月之後，西德方面就再沒有用皮箱交付贖金了，而是以貨物形式支付贖金，以緩解東德糧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穀物、化肥等物資。以後，還用了石油、工業金剛石以及銅材等工業原材料。
“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貨物使那邊的兄弟姐妹的生活好過些。”然而，這些貨物卻被東德政治局官員在國際市場上變賣了，以充實他們羞澀的銀行賬戶。
通過這種方式，波恩政府給東德政府輸入了多達34億西德馬克的現金與貨物。有人計算過，以當時的東西德馬克的實際比率，以及交易過程中的不少灰色費用，西德政府的人權贖金實際上至少支付了80億西德馬克。
贖金存入了在東柏林的德意志商貿銀行開設的東德政府的兩個賬號，一個是昂納克“總書記”賬號0628，另一個是斯塔西（國安部）部長米爾克的賬號0528。有時，在昂納克的賬號上存款多達1億馬克。
其實，這筆錢沒有成為東德政府的救命錢，反而成了他們的“棺材釘子”。因為，東德政府出賣囚犯的事實逐漸從監獄傳到社會，使人民更加認識到了政府的真實面目，並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經有過的信仰。
瑞林格爾對記者說，“我們都知道，東德政府崩潰是遲早的事情，我總是期待著兩德統一。不過，卻沒有料到會來得這么快。在1989年11月9日，我在柏林，經歷了柏林圍牆的倒塌，和東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別的所有人一樣，高興得號啕大哭。”
自由的代價
直到東德政權結束，兩邊對秘密贖買政治犯的許多細節都諱莫如深。主要是為了不驚嚇昂納克、米爾克他們，以致影響到後來的贖買自由行動。對於東德當局而言，他們只是需要錢。還有那些間諜交換的過程細節，涉及到許多現在還活著的人，所以在今天都不能透露。
1992年6月3日，德國聯邦議會就這次持續了26年的秘密進行了一場公開聽證會，迷茫的歷史才得以清晰起來。瑞林格爾在會上作為證人，報告了人權交易的全部重要數據：最少贖出的人數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贖出的人數是1985年，達2500多人。
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贖金為4.5萬馬克，到了1982年，贖金達到9.57萬馬克。如果是帶家屬的人，每人得支付的贖金為10萬馬克。
在交易過程中，西德政府公開支出的贖金為34億馬克。
瑞林格爾退休後，創辦了德國共同發展協會，並擔任主席。前幾年，他為修建和平革命和國家統一紀念碑而呼籲。這座自由統一紀念碑由斯圖加特和柏林的兩家建築設計所聯合設計，具有非凡的意義。碑體不是習見的那種直插雲霄的雄偉，而是以一種沉重而輕盈的姿態親近大地和人民。這座紀念碑不僅僅是紀念1989年東德的那場以高克（Gauck）等公民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紀念了西德人民為了幫助東德獲得自由所付出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