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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甚少的《東林書院志》得以整理出版，使這部重要歷史文獻延續了生命力，這對文史學界和廣大讀者來說，確是一件可喜的事，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明末東林黨人因東林書院而得名，東林書院又因東林黨人而蜚聲海內外。當時，無錫東林書院既是全國著名的教育機構，又是傾動朝野的政治講台。在明末數十年時間裡，東林書院的一堂師友，站在歷史變革的潮頭，“冷風熱血，洗滌乾坤”。他們前仆後繼，“反對皇室、宦官、勛戚、權臣的倒行逆施、巧取豪奪，堅決要求實行開明政治，破格選用治國之幹才，主張保護工商業者的利益，限制勛貴們的土地兼併，反對稅使、礦鹽的苛重剝削與壓迫”。他們慷慨赴義，與擅權誤國的閹党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在中華民族史上，寫下了一場正義與邪惡、革新與腐敗決戰的可歌可泣的一頁。為此東林書院不但成為全國政治目光的焦點，同時也成為東林黨人心目中的聖地，士子們一時竟以“躬登麗澤之堂，入依庸之室”為榮。
東林書院早年由北宋楊時（號龜山）所創辦，原名龜山書院，至明末顧憲成、高攀龍重建書院時已歷４００餘年，書院歷史積澱十分豐厚。但《東林書院志》的成書過程則歷經了許多曲折。明萬曆年間，劉元珍遵顧憲成之囑編纂了書院志，高攀龍為其撰寫序言。這是《東林書院志》的第一個稿本。天啟年間，政治風雲突變，東林黨人遭到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的殘酷迫害，修志遭遇挫折。明末，嚴珏經歷了“滄桑陵谷之變，而又窮搜往牒，肅咨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粲以析，因為仇訂原稿，附益成書”。這是歷史上的第二稿，共二卷，內容十分簡略。該書於康熙年間刻印，流傳極少。不久，高攀龍的侄子高匯旃又在嚴珏稿本之後加刻續卷，當時無錫知縣吳興祚為其作序，是為第三稿。
清雍正三年，河南刁承祖出任江蘇按察使，不久即到無錫瞻拜東林書院。
雍正十年，刁承祖“觀察三吳，念東林志乘殘缺，欲增輯，為正學光。而邑侯胡公留心斯道，適有同志”。於是將編纂事宜商托高匯旃的孫子高柱、高隆兄弟。高柱又將此事傳交兒子高廷珍及侄子高陛，“共任校仇之役而折衷於許鄉三先生”。這已是《東林書院志》的第四稿，許獻（鄉三）、高廷珍、高陛為主要編撰者。新志增加了許多內容，“羅列東林興廢之大概，諸賢衛道之鉅功，為之志傳記，輯遺規。東林之志始詳且析”。經過６個月的搜采群書、考訂研究，編成《東林書院志》２２卷。金匱知縣胡慎、蘇州布政使刁承祖、提刑按察使司副使張師載，都為刻印該書而捐俸。其間，正值雍正帝下令各省督撫恢復書院。《東林書院志》的編輯刻印恰逢其時，書印成於雍正十一年。
乾隆後很長時間內，《東林書院志》沒有重修，原有印本流傳日稀。鹹豐末年，“志板久佚，而印本流布，未亂以前一二藏書家多有之”。太平軍起，“邑中藏書皆為煨燼”。清人趙啟在重刻《東林書院志》題跋時辛酸地寫道，好不容易在書鋪購到一部，到光緒七年才得以重新翻刻。光緒刻本完全照雍正本翻刻而成。由於文獻稀缺，“其原書殘缺處，不敢臆補，悉仍其舊”。這時相距第一次刻印已１２０年了。直到２０世紀２０年代，在北京琉璃廠書店，《東林書院志》仍是稀見之書，即使是光緒刻本，書賈也往往居為奇貨。
《東林書院志》雍正本吸取了前面３個本子的成果，又補充了包括清初至雍正初年的材料，使該志有了當時最大的時間跨度，包容了自宋至清雍正年間有關東林書院的史事材料和人物傳記。明史專家謝國楨稱“是書體例，頗有法度，搜求亦富”。全書完整有序地保存了東林書院的歷史資料，充分表達了東林書院創建者和承繼者遠宗孔孟之道，近守程朱理學，使伊洛之光，昌明於世的意願。
《東林書院志》作為重要的地方文獻，自１８８１年重刻刊印，距今又有１２０多年了。百年來的多次戰禍、動亂，使《東林書院志》存世數量日減，又經“文革”洗劫，無錫僅剩１０部左右。這次標點整理出版，延續了一部重要歷史文獻的生命，以免日後有文獻無征之嘆。
《東林書院志》在無錫眾多的地方文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全書２２卷，涵蓋了“建置”、“院規”、“會語”、“列傳”、“祀典”、“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軼事”等１０個方面，存有閃光的思想成果、可貴的人物傳記、完整的禮儀制度載錄、重要的官府檔案、代表人物的著作手記，是一部難得的內容極為豐富的古代書院專志，書院志把一個地方古蹟的內涵細化得非常具體。今天東林書院的修復過程中，書院志成為十分可靠的文獻依據。一些在地面已經消失的文物建築，根據書院志的記載得以復原。至於書中記載的一些儀規，更為我們恢復書院的一些動態陳列，提供了準確的參照。
無錫位於太湖之濱，自古人文薈萃，俊彥輩出。無錫又是吳文化的發祥地，在近現代史上又素以民族工商業和鄉鎮工業發達著稱。豐富的歷史典籍，是這個城市的精神家園。今天《東林書院志》的標點整理出版，不僅從一個方面展示了無錫的文化底蘊，也有力地說明了無錫在歷史上一個較長時期的文化輻射及影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錫這個城市這方面的缺憾。
在改革不斷深化，反腐倡廉成為社會發展成敗關鍵的今天，《東林書院志》的整理出版有著很強的現實意義。東林黨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為官清廉。明季朝政已到了“政以賄成”的地步。面對腐敗，東林黨人採取了毫不妥協的立場，對於貪官堅決揭露，主張按律治罪。對於各項弊政，要求堅決革除。凡正俸以外的“羨餘”或上繳或救災，或資助教育，決不入私囊。許多東林黨人為官離任後都能安貧樂道，這個“道”不是別的，是一種信念。東林黨人受到人民的擁護絕不是偶然的。東林黨人所以會有這樣的信念，與書院的講學是分不開的。講學把從哲學角度闡述的孔孟之道、程朱理學，醇化為建立個人優秀品質的信念。東林黨人在幾百年前就懂得信念對為官的重要，提出了要做官，先做人，這是了不起的。有了堅強信念，為官清廉是起碼的事，就會不計個人名利，不計生死安危，一切以社稷為重，哪怕皇上錯了，也敢批評。正因為這樣，在明末腥風血雨的政治風暴中，東林黨人義無反顧，為了國家、百姓的利益、民族的生存，用生命和鮮血在歷史上留下了輝煌的答卷。
東林黨人的信念，對我們今天的現實，也是有著重要的借鑑作用的。我們研究歷史，是為了借鑑前人的經驗，使今天更燦爛、明天更輝煌。
今天，標點整理出版《東林書院志》，使我們從一個側面更加清晰地了解歷史上的無錫，看先賢們如何學習、如何奮鬥、如何反對腐敗，以激勵一代又一代志士弘揚“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東林愛國精神，標舉高攀龍倡導的“學問不貴空談而貴實行”的學用一致的學風，保持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情操，把無錫建設得更加富庶、民主、文明。
（註：此文系無錫市老領導陳璧顯同志為最近重新標點整理後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東林書院志》所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