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明聞見錄
記載南明永曆朝有關史事的史書，共一卷，明瞿共美著。瞿共美生卒年月、具體身世都不可考，只知道他是南明永曆朝行人司行人，是明末著名抗清將領瞿式耜的族人和部下，也曾隨瞿式耜留守桂林，此外，可考史料中很難再找到他的有關記載。
《東明聞見錄》只記載永曆王朝四年史事，從永曆元年（公元1647年）起，到永曆四年（公元1650年）終，寫到桂林淪陷、瞿式耜殉難便再無下文。瞿式耜是我國歷史上有名的抗清將領，是永曆王朱由榔的主要擁立者，也是永曆朝抗清軍事行動的主要支持者，組織者和指揮者。他具有堅韌不拔的非凡志向，在萬分困難中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致力於復興明王朝的事業。
他擁戴永曆帝、駐守桂林“都城”、協調各路抗清義軍，為永曆王朝的建立維持和當時的抗清運動都立下了汗馬功勳，瞿共美作為瞿式耜的族人和部下，以瞿式耜幕府官員的身份常伴於瞿式耜左右，得以耳聞目睹永曆王朝的許多軍政大事。所以，一方面，《東明聞見錄》中的許多記載，都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另一方面，由於作者本人對瞿式耜推崇備至，尊敬有加，故書中有關瞿式耜的記載中便難免有“為尊者諱、為賢者諱”乃至於“為親者諱”的傾向；有些關於瞿式耜的評價，也會難免有溢美之辭，有失公允，這也是我們在重視該書史料價值的同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東明聞見錄》一書詳細記載了永曆王朝從建立到覆滅的始末及其間發生的軍政事變，是我們的研究南明史尤其是永曆王朝的極為重要的史料。公元1647年，繼弘光、隆武兩個南明小朝廷相繼覆亡之後，桂王朱由榔在瞿式耜等人的擁戴下，在肇慶舉行登基大典，建立起偏安於西南一帶的永曆小朝廷。永曆小朝廷雖是一個居無定所的流亡政府，卻依然繼承了明王朝昏庸腐朽的政治傳統。除了以瞿式耜為代表的少數大臣頗有政治眼光，在抗清鬥爭中表現英勇頑強外，大部分官吏也都是苟且之輩，貪生怕死，只想一已之私利，“其在朝廷者，幹濟則平常，爭官則犀銳，部曹則想科道，科道則想督撫，畢智盡能，朝營暮度，無非為一身功名這計”。
而永曆帝朱由榔本人，更是庸碌無為，懦弱寡斷，謀劃國事毫無辦法。遇到危險，則惶惶如喪家之犬，逃跑相當及時。永曆元年，李成棟率清兵入克廣州後，永曆帝馬上乘船西逃，至梧州在船上接受召見後，又馬上經平樂逃向桂林，逃往桂林後又表示要拋棄廣西逃往湖南，受到瞿式耜的激烈反對，他上疏曰：“茲半年之內，三四播遷，民心兵心狐疑，侷促如飛丸，翻手散而覆手合。”“在粵而粵存去粵而粵危。吾進一步，而人亦進一步，我去速一日，而人來則速一日”。在瞿式耜的激烈反對下，永曆皇帝沒有能馬上到湖南去，但仍然離開了桂林，逃到雖在廣西境內卻已十分靠近湖南的全州去了。瞿式耜見無法把皇帝挽留於桂林，只好自己請求留在桂林，以加強防禦和安定民心軍心。逃到全州後的永曆帝，只圖一時的苟安，開始錯誤地依靠劉承俞等軍閥勢力以保自己身家性命。
相關條目
為了取悅於這些軍閥，永曆帝甚至允許他們坐地徵稅，取給軍餉，任用官吏，從而親手促成了軍閥割據稱雄的局面。各地軍閥都視自己所控制的區域為獨立王國，各自為政，驕橫跋扈。至於軍紀敗壞、嚴重擾民的情況時有發生，這時軟弱的永曆小朝廷也只是下道禁約詔書，且詔中“一字不及勛鎮將士”，只講一些“責成守令套語而已”。這使得各路軍閥不僅對上不服從、驕橫恣肆外，相互之間還常常為私仇、爭功奪利等原因發生軍事摩擦，既嚴重消耗了永曆政權本來就不甚強大的國力，而且也牽掣了彼此的精力，使之無法籌劃對抗清兵大計。在永曆王朝內部，依然繼承了明末政治上宦官專政，黨派林立等腐朽傳統。
永曆帝一昧信任宦官和錦衣衛，致使大權旁落。在統治集團內部，以爭權奪利為主要內容的門戶之爭更是愈演愈烈。永曆王朝的官員主要由四部分人員組成，一部分為自廣州跟隨李成棟、李元胤、袁彭年而來的，一部分則是自南寧隨永曆帝東來的，再有一部分是從各路匯集而來，最後一部分便是廣州本地人。起初，朝臣主要是因來路的不同“東”、“西”兩派互爭，後來，由於利害關係的變化，門派也發生了變化，逐漸分成為“吳楚兩局”。“吳黨”、“楚黨”各以自己的軍事實力為後盾，互相傾軋，爭鬥不休。其中又以得到地方大軍閥李元胤支持的楚黨占據上風，楚黨之人說話氣粗，辦事膽大，甚至連永曆帝也不放在眼中。由於楚黨中袁彭年等五人權力最大，吳黨便作“假山圖”，起“五虎號”加以攻擊，以至於最後發生了“五虎獄”，黨爭之烈，較明王朝更甚。
明亡之後，抗清的主要力量除南明王朝的官方軍隊以，還有李自成，張獻中率領的農民起義軍餘部，另外一些原官方軍隊和地方武裝亦在堅持抗清活動。抗清部隊雖數量較多，但成分複雜，各自為政。軟弱的永曆朝廷無力對這加以節制調拔，致使官方軍隊與地方軍隊、官方軍隊與農民起義軍以及各軍隊之間，不斷發生衝突，火併，互相殘殺，嚴重削弱了抗擊清軍的軍事實力。同時，由於軍餉缺乏，軍紀渙散、士兵擾民現象不斷發生，百姓們怨聲載道，不可能給予支持。在這樣的局勢下，面對清兵的強大威脅，雖然有瞿式耜、何滕蛟等人忠心謀國，有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起義軍餘部奮力抗擊，但終究換救不了永曆王朝滅亡的命運。
正當永曆王朝在清兵的兩面夾擊下處境日艱之際，永曆二年（即公元1648年）上半年，江西和廣東先後發生了金聲桓、王得仁和李成棟的叛清歸明即所謂的“反正”事件，《東明聞見錄》對這一事件進行了詳細的記載。金聲恆、李成棟、王得仁三人均為明朝將領，後來投降清朝，並為清王朝立下赫赫戰功，但他們並不為清王朝所信任，反而處處受到排擠。金聲恆為清取得江西後，在順治二年（即公元1645年）十月被授為鎮守江西總兵，他不滿意這一官銜，順治三年曾上疏要求改變，但未獲批准。王得仁“助聲恆攻戰久，亦身負其功，以敘錄弗及，心怏怏”，而這時清派到江西的巡撫和巡按還常常欺壓他們，更使他們心中不快，永曆王朝成立後，全國各地抗清運動風起雲湧，反清武裝的威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再加上功高賞薄之恨，終於使金聲恆，王得仁二人在永曆二年（公元1648年）正月十十六日晚舉事叛清，逮捕清朝巡撫巡按，並將巡御使董學成及副使成大業殺死，而後，迎姜曰廣入城“為盟主”，傳檄全省復歸於明。
江西“反正”三個月後，在永曆二年閏三月（即清歷順治五年四月），受其影響的清廷左都督、充提督廣東總兵官李成棟也因功高賞薄及抗清勢力威懾和民族情緒等原因，與養子李元胤、布政使袁彭年一起發出了復歸明朝的檄文。李氏父子及袁彭年在醞釀起義時，曾達成這樣的共識“吾輩因國難歸清，然每念之，自少康至今，三千餘年矣，正統之朝雖敗，必有中興者。本朝（指明朝，編者）深仁厚澤，遠過唐宋，先帝之變（指崇禎死於北京），遐荒共憫焉。今金將軍聲恆所向無前，焦將軍璉以二矢復粵七郡，陳邦傅雖有降書而不解甲，天時人事，殆可知也。又聞親天子在粵西，龍表酷似神祖，若引兵輔之，事成則易以封侯，事敗亦不失忠義”。由此可見，由於當時抗清力量的發展壯大，李成棟等對永曆政權之勝利是報有希望的。他們的舉兵反正，主要是出於自己利益的考慮，但在客觀上，也使在湖南至廣西一線進攻永曆王朝的清兵有了後顧之憂，沉重打擊了清軍的軍事政勢，進擊使永曆政權的處境在一段時間內有了改善。
作為瞿式耜的族人和部下，瞿共美對瞿式耜推崇備至，在《東明聞見錄》中以大量篇幅記載了瞿式耜的事跡，把他描寫成一個諸葛亮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賢將形象。瞿式耜具有堅韌不拔的志向和勇敢任事的能力，在萬分困難中，他擁立永曆帝，奠都桂林，致力於恢復明王朝的基業。他顧全大局，平等待人。在各地軍閥紛紛擁兵自重、黨派林立的情況下，他一不把持地盤，二不樹立自己的黨羽，而是團結各方將士，同舟共濟地抵擋清兵。他留守桂林前後四年，聲名遠播，使得各方面人士紛紛投奔桂林，甘願在他門下效力。當時的桂林，被稱為“稷下”，實際上也是永曆政權的軍事基地和政治中心。遺憾的是，永曆帝腐敗無能，膽小怕事，不思進取，瞿式耜的種種軍事努力都付之東流。最後，在永曆四年的桂林保衛戰中，瞿式耜因堅決拒降在入獄四十餘日後，於當年閏十一月十七日（即清順治七年十二月），被孔有德殺害。他的絕命詞為“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知主張，三百年來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充分表現了他忠於故國，堅守氣節的民族精神。當然，在對瞿式耜的評價上，作者不免會有溢美之辭，這是我們在前文已經提過的，在此不再贅述。
除記載永曆王朝史事的《東明聞見錄》外，瞿共美還著有記載南明隆武王朝軍政要事的《粵游紀聞》，兩書不僅首尾相接，而且體例統一。根據傅以禮，謝國楨兩位先生的考證，《東明聞見錄》與《粵游紀聞》本來是一編，題目為《天南逸史》，後來經過輾轉傳抄，遂割裂為《粵游紀聞》和《東明聞見錄》兩本書。《東明聞見錄》現存有《明季稗史彙編》本，浙江圖書館亦藏有《天南逸史》抄本。稗史本和抄本在文字上出入上頗大，尤其在一些當時觸犯清忌的字眼上。比如，《天南逸史》抄本中處處稱清兵為大清兵，而《明季稗史匯》編”中則稱為“清師”，另外，稗史本還將張同敞在拒降時罵孔有德的“痴韃子”改為“痴痴痴”。由此可見，兩種本子都已非該書原貌，極有可能是後人在輾轉過程中為避禍而進行了諱改。因為瞿共美在《東明聞見錄》的末尾寫道：“是書即成，世有黃祖輩否邪？國可滅，史不可滅，一死甘心矣！”可見他在撰寫過程中是不可能有什麼顧忌的，更不可能為避清諱而不稱“韃子”或將清軍稱為“大清兵”，這顯然與其反清立場不符。
清乾隆五十三年，因為該書用“永曆”年號紀年並且書中”多狂悖之語”而被禁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