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清池

杜清池,生卒不詳。清末民初女權活動家,中國同盟會早期會員,女報人、女性政論作家,女學先師。

在革命、女權、女報、女學、女性政論等方面,歷史上她都擁有一定不小的影響力。

女學

廣州本土人士興辦女學的風潮,始於戊戌維新前後。著名教育家鄧家驤等人在西關開辦的時敏學堂可謂開路先驅;1901 年,畢業於夏葛女醫學堂的廣州女子張竹君開辦育賢女學。張竹君聰慧豪爽,是一個極為出色的西關小姐。 劉佩箴、杜清池則在西關逢源西街尾創辦廣東女子學堂,後改為坤維女子學堂,即坤維女子師範學校的前身。1906 年,廣州南武學堂因女生增多,在河南(今海珠區)躍龍里增設南武女學。據統計,1907 年,廣州共有7 所女學, 在全國位居前列

民國成立後,廣州的女子教育形成了國小、中學到大學的完整體系,其中女子職業教育的表現尤為引人注目。1917 年,私立廣東女子職業學校創辦,初名為廣東女子職業傳授所;1922年,廣州市立第一職業學校創辦於西湖路,初名為廣州市立女子縫刺學習所,專招女生;1927 年,私立廣東女子體育學校創辦,設體育科和圖工體樂專修科,學業期限為兩年;1928 年,廣東省立第一女子中學創辦;以仰忠街天馬巷原廣東女子體育學校舊址為校址。

清末民初,廣州女學之興盛,在全國頗為矚目,據中華教育改進社刊報的統計,女子學生人數逐年遞增,到 民國初期, 女生已突破10萬之數。1926年後,男女漸漸開始同校,女學遂慢慢成為一個歷史辭彙。

女報

中國近代婦女解放運動,是從城市推向農村的。城市當中,沿海城市又比內地城市醞釀更早,發展更快,規模更大。上海在近代婦女解放方面,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這在十九世紀就已經揭開帷幕了。其中,《女學報》,同名報紙有兩份,一份是1898年7月24日創刊。中國第一份以婦女為對象的報紙。旬刊,由上海桂墅里女學會書塾的薛紹徽、康同薇、裘梅侶等人創辦主編。實為經元善主辦的中國女學堂的校刊。大概在1899年停刊。另一份是1902年創刊,月刊,陳范之女陳擷芬主編,文明書局代印,蘇報館發行, 作者有杜清池、王荷卿、蔣性逐、陳超等,大概1903年4月停刊。 此一《女學報》在壬癸之際風雷激盪的上海,鼓吹婦女解放,呼籲民主,不遺餘力, 不啻為女界《 蘇報

杜清池.廣東演說稿[J],女子世界,1904(3).

“今日女子所目而染,口而祝,心而醉,夢而求者,非曰自由,則曰平等。夫自由云何?無壓制之主義也。平等曰何?無偏重之主義也”。

女論

20世紀初,中國文壇出現了一道靚麗的風景線。其時,中國女權運動正在蓬勃發展,女性報刊也雨後春筍般地應運而生。弘揚女權,批判男尊女卑等封建傳統觀念,成為當時女權運動和女性報刊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面此現實,作為宣傳女權的主要媒體,女性報刊自然責無旁貸,而首先要解決的就是稿源問題。以宣傳效應而論,在各種文體中,政論文無疑是最佳選擇。也正是在媒體與傳播者互動下,20世紀初文壇上誕生了一個女性政論作家群體。對於這一創作群體,至今少有論述。

女性政論作家群是一個龐大的群體,有近百人,成就突出者也有二三十人。她們由三部分人組成,前兩部分為其主力:一是女權運動的領軍人物和骨幹,二是女性報刊的女主編、女主筆和女編輯、女記者。前者 如秋瑾、唐群英、張漢英、吳木蘭、林宗素、江紉蘭、張竹君、杜清池等;後者如陳擷芬、燕斌、張昭漢、何震、潘朴、吳弱男、楊季威、鄭毓芳等。第三部分是一些尚在學校肄業的女學生,這是女性政論作家群的後備軍。如上海務本女學堂學生何亞希,廣東女學堂學生張肩任、彭維省,常熟女學學生曾競雄,留美女生薛錦琴等,都是當時政論文壇的新秀。

女性政論作家群體的主體是受過新式教育的第一代知識女性,她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出國留過學,故知識結構比較全面,既有較好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知識,也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她們多數思想較新,有的還相當激進,富前衛性,有較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其中有些作者還是同盟會、光復會的會員、婦女團體的領袖、新式女學的校長和創辦人,有較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從事女權運動的工作實踐。這批政論家多數出身於書香門第,她們幼年接受過較好的親職教育,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學素養,其中不少人能寫舊體詩詞,再加上新式教育和西學的薰陶,她們見多識廣,思維敏捷,又有革命工作和社會實踐鍛鍊。這批政論作家既能滔滔雄辯,又具生花妙筆,她們在女權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中所寫的政論文,包括社說、時評、演說詞、宣言書、請願書、公啟,通過報刊傳播到全國各地乃至海外,產生過巨大的宣傳效應和積極影響。

歷史評價

中國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新式女子教育產生髮展,辛亥前後在社會上湧現出一批頗有影響的新知識女性。她們關心國事,振興女學,創辦報刊,組建女性團體,辦實業,投身反清革命,爭取男女平權,使女界呈現一派活躍氣象。因此,婦女的覺醒成為當時中國最亮麗的風景。

女權運動的開路先鋒,除耳熟能詳的秋瑾、何香凝外,還有湖南的唐群英、張漢英、王昌國、蔡蕙(蔡鍔之妹),福建的林宗素,浙江的尹銳志和尹維峻姐妹、沈佩貞,廣東的徐宗漢、張竹君、張昭漢(後改名張默君)、 杜清池,江西的吳木蘭,江蘇的吳芝瑛等人。不過,辛亥革命時期的女權運動只限於一部分先覺知識婦女,未能喚醒廣大勞動婦女一道投入到鬥爭中去,縱然有思想和熱血,不免力量單薄,敵不過傳統社會的歧視。但它仍有著不可磨滅的價值,如果說,戊戌變法是一次大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話,那么同樣也要肯定辛亥革命時期婦女鬥爭的巨大啟蒙作用。辛亥時期,在男女平等,婦女解放的呼聲中,在先進婦女驚世駭俗的言行中,封建禮教的根基有相當大的觸動,社會習俗、社會風氣、道德觀念因之發生了根本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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