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槐

1929年初，水南區革命委員會在里坑村成立，李福槐當選革命委員會宣傳委員。 1932年2月，李福槐調任中共永豐縣委書記。 李福槐命令部隊，在未通過敵人封鎖線之前，白天睡覺，黑夜行軍。

李福槐，原名李佛淮，曾用名李樹槐，化名李瑞珊，李水生。1906年6月10日，生於福建省連城縣新泉楊家坊村一個小商販家庭。他8歲上學，自幼聰慧，1919年國小畢業，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入連城中學。1921年，李福槐的父親李開升與豪紳李含貞合夥經營木材，不幸木材被洪水沖走而虧本。李含貞倚仗他有兩個兒子在北洋軍閥政府任縣知事的勢力，誣告李開升私自盜賣木材，逼迫其一人負責賠償。李開升無可奈何，含冤負屈，被迫變賣家產償還債務。同年6月，帶領一家老小，背井離鄉，流落到江西永豐縣城。李福槐隨父搬遷，因此而中途輟學。翌年2月，又由永豐縣城遷往吉水縣水南鄉定居，從事農田耕種。8月，其父李開升因積勞成疾，含恨離開人世。9月，李福槐孤身一人回到連城中學復學。他在校學習刻苦，成績優良，且喜愛文學，擅長繪畫，深受老師和同學們喜愛和敬佩。
1925年畢業之後，李福槐仍回到吉水水南村，到房東尹友興“洪興齋信昌和”茶館當學徒。吉水縣水南街離吉安縣東固革命根據地較近，距水南街10華里的三家村，就是當年土地革命的發源地。1927年11月，東固革命根據地黨組織派龔榮到水南地區建立秘密農會，點燃了革命的火種。在龔榮的啟發和引導下，李福槐立志投身革命，秘密加入了農民協會。他積極參加農民協會的秘密活動，經常深夜寫標語，與同志們一道到水南街頭張貼。1928年初，“洪興齋”老闆尹友興為了對抗農民運動，糾集地痞流氓50餘人，組織了反動的“紅黃學會”（即“紅槍會”）。一天，李福槐帶領農協會員100餘人，黑夜趁敵不備，衝進“紅槍會”駐地，捕殺“紅槍會”首領，並活捉“洪興齋”老闆尹友興，罰得銀元千餘元，稻穀200多擔。
水南農民暴動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人民的革命鬥志。當年6月，“洪興齋信昌和”茶館倒閉，李福槐到荷山村貧民國小當教員，併兼任村農民協會文化委員。
1929年初，水南區革命委員會在里坑村成立，李福槐當選革命委員會宣傳委員。12月5日，水南農民大暴動勝利後，水南區革命委員會由里坑遷到西團村。翌年2月，經羅佛生、羅烈介紹，李福槐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0年4月，水南區蘇維埃政府公開成立，建立了中共水南區委。李福槐先後擔任區委委員和區委書記。從此，革命鬥爭由秘密轉向公開，李福槐曾兩次率領水南區的紅色赤衛軍配合紅軍攻打吉安城。
1931年9月，為紀念黃公略，蘇區中央局決定將吉水、吉安兩縣邊界部分地區劃出，合併成立公略縣。11月24日，公略縣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吉水縣水南區松山村召開，正式成立了公略縣蘇維埃政府。12月，又在水南區荷山村召開公略縣第一次黨代表大會，正式成立公略縣委，李福槐當選為縣委執行委員，先後擔任過縣委組織部部長和縣委副書記等職務。
1932年2月，李福槐調任中共永豐縣委書記。3月，他在藤田村主持召開了永豐縣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李福槐代表縣委在會上作了工作報告，他號召大家“團結起來，為徹底消滅封建勢力和保衛蘇維埃政權而鬥爭。”李福槐在永豐縣委任職期間，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肅反路線，糾正了亂捕亂殺的“左傾”肅反政策，並領導永豐蘇區大力發展紅色經濟，建立了100多個毛邊紙廠，3個紅色飯店，60多個消費合作社，50多個糧食合作社。這些紅色經濟的建立，為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改善蘇區人民生活，支援革命戰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受到江西省委的公開表揚。
不久，中共公略中心縣委，亦稱永、吉、泰中心縣委在水南成立，毛澤覃任中心縣委書記，李福槐兼任中心縣委副書記。
1933年8月，遵照江西省委指示，公略中心縣委在吉安富田主持召開永（豐）、公（略）、龍（岡）、萬（泰）、新（乾）五縣黨代表大會。省委組織部部長劉球賢、省軍區司令員陳毅、副司令員劉毅等蒞會指導。會上，李福槐代表永豐縣委向大會作了工作匯報。由於工作出色，永豐被評為模範縣。同時，會議決定將公略中心縣委由吉水水南遷往永豐藤田，公略中心縣委更名永豐中心縣委，由李福槐任中心縣委書記。那時，正是第四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後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準備階段，會議在李福槐主持下，著重研究布暑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和後方的堅壁清野等各項工作。大會還根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於劃小行政區域的決議》作了具體研究，決定永豐縣以瑤嶺為界，劃分為永豐、龍岡兩個縣。8月中旬，根據會議決定，在藤田召開了“永龍分縣代表會”，李福槐以中心縣委書記的身份，主持了分縣工作，研究和妥善解決了分縣後的協同作戰等問題。
1933年9月，原樂安中心縣委（亦稱樂宜崇中心縣委）書記胡嘉賓同志調離樂安，由李福槐接任樂安中心縣委書記兼江西軍區二分區政治委員。9月下旬，他與張連生、胡觀音、賀隆、鄧金標、曾化子等樂安黨代表，出席了中共江西省委在寧都七里坪召開的全省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並當選為省委執行委員。
樂安中心縣委所屬各縣、區大部分屬於新區邊區。1933年10月，敵人第五次反革命“圍剿”開始，樂安中心縣委所轄區域首當其衝。李福槐上任伊始，臨危受命，他毫不畏懼。在領導宜樂蘇區開展擴大紅軍和慰勞紅軍的競賽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績。1934年1月10日，《紅色中華》以“光榮的西江，光榮的樂安”為題，報導了西江、樂安兩縣在擴大紅軍中超額完成任務的先進事跡，並發表了《樂安突擊運動成功經過》一文，號召一切邊區縣向樂安學習。
李福槐在樂安蘇區工作期間，處處以身作則，事事嚴格要求自己，為宜樂蘇區幹部樹立了楷模，給蘇區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常說：“凡是幹部都應嚴於律己，帶頭艱苦樸素，勤奮工作，保持蘇區幹部的本色”。樂安中心縣委駐南村時，革命鬥爭環境比較艱苦。為了適應戰時需要，他經常堅持體育鍛鍊，跳高、跳遠、賽跑樣樣出色。他有一條信念，那就是“煉好身體，為適應對敵鬥爭需要。”他不但嚴格要求幹部養成軍事化習慣，吃飯、睡覺都要按時，而且規定幹部戰士一律睡地鋪，禁止搬用老百姓的木板和桌椅。當時房東有間空著的臥房，房裡有一張現成的木床，總務科安排給他住，他堅決拒絕。他把房間、木床讓給婦委書記肖鶴鳴等幾位女同志，自己與幾位同志擠到一間房裡睡地鋪。他辦公從不講究條件，平時把一支毛筆，一個墨合子，一本“於都紙”和一些檔案裝在一個布袋子裡，日夜綰在肩上，走到那裡就在那裡辦公。
李福槐待人誠懇熱情，對同志關懷備至。有一次，區游擊隊設法搞到30斤牛肉送給縣委，他決定按人頭計算，每人分不到半斤。他忽然想起在邊遠山區堅持鬥爭的白區工作部長李赤生，便派人送去半斤牛肉和一封信。這封信是一首絕句詩，寫道：“半斤牛肉戰友情，不是尋常席上珍，勞苦功高堪食祿，莫嫌微薄意真誠。”李赤生同志接到牛肉和信後，激動得熱淚盈眶。
李福槐待人謙虛、和藹、平易近人。剛到樂安蘇區工作時，幹部戰士都稱呼他“李書記”或“李政委”，他總是笑著說：“喊我的名字就可以，如果你們要喊得好聽些，就加上‘同志’二字，叫我‘李同志’或‘福槐同志’，那多么親切啊！”久而久之，大家都習慣地喊他“李同志”或“福槐同志”。
1934年春，由於王明“左傾”錯誤領導的瞎指揮，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利，宜樂蘇區大部分被敵人占領，形勢日趨嚴峻。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下，李福槐毫不動搖，他領導樂（安）、宜（黃）、崇（仁）三縣蘇區幹部和二分區地方武裝，繼續堅持鬥爭，有力地牽制和打擊了敵人。
6月，敵27師進占望仙。李福槐率部轉移到邊遠山區的火嵊金竹一帶。為了更好地領導三縣人民，舉起革命旗幟，繼續堅持鬥爭，李福槐在金竹村主持召開了樂、宜、崇三縣蘇區領導骨幹和黨團員會議，決定撤銷三縣蘇維埃政府，成立樂、宜、崇三縣蘇維埃聯合政府。並根據上級“實行地方幹部軍事化”的指示，把地方幹部與地方武裝混合編為兩個挺進大隊，樂安為第一挺進大隊，宜黃、崇仁為第二挺進大隊，在江西軍區二分區統一領導和指揮下，深入敵後，積極開展游擊活動，乘機打擊敵人。同時，派出得力的軍事幹部，到被敵人占領的增田、水南、望仙、萬崇、善和、招攜等地組織領導遊擊隊（組），開展游擊活動。7月19日和9月8日，《紅色中華》先後以《值得讚揚的樂安游擊小組》和《宜樂一帶發展著的游擊戰爭》為題，表彰樂安各地游擊隊在出擊騷擾敵人和懲處返鄉收租倒算的豪紳地主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後，撤銷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和江西省軍區，成立了江西省軍政委員會，同時決定將地方武裝編為3個獨立團。曾山親自寫信給李福槐，指示他堅持樂安、永豐、宜黃、崇仁、新乾等地游擊戰和黨的秘密工作，並派原江西軍區一分區獨立第1團到樂安由李福槐指揮。12月，國民黨反動派糾集7個師共5萬兵力，分別從樂安、宜黃、崇仁等地，從四面八方重重包圍和進攻我宜樂蘇區腹地火嵊金竹村。由於敵我力量懸殊，戰爭形勢日益惡化。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李福槐意志堅強，毫不動搖，他對同志們說：“我生是共產黨的人，死是共產黨的鬼，只要還有一口氣，就要同敵人血戰到底！”
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相機殲滅敵人。根據省軍政委員會“從金竹突圍，越過敵人封鎖線，擾亂、牽制、打擊敵人，配合紅軍北上抗日”的指示精神，李福槐決定率部進行武裝突圍。
部隊突圍之前，著手進行了各項準備工作。首先，召開會議，李福槐向全體幹部戰士作了動員報告，分析了戰爭形勢，說明部隊突圍的重要意義；二是堅壁清野，號召大家清理各種檔案、印章、旗幟等重要物品，裝進棺木，秘密埋入深山，不致落入敵手；三是做好安置工作，對不能隨軍突圍的老弱病殘，包括醫院傷病員，進行了妥善安置。李福槐滿懷激情地對大家進行安慰，同時語重心長地告戒他們“一旦落入敵人手中，千萬不能出賣同志，叛變革命。”
在準備工作基本就緒之後，李福槐於12月20日率領部隊開往坪坑，在坪坑村重新進行了編隊，計有2000餘人，其中武裝部隊900多人，有步槍1000餘支，重機槍4挺，輕機槍8挺。改編為江西新編獨立第2團，由一分區統一指揮。任命原軍事部長曾德恆為團長，李福槐自己兼任政治委員。下轄三個營，第一營為遠殖挺進營，作為突圍先鋒部隊，李勝任營長，分區政治部副主任羅惟賦兼政治委員；二營營長羅曰彬，政治委員劉涌；三營營長李振林，政治委員盧文新。
編隊完畢，突圍部隊當天即開往太華山東麓的珠坑村宿營。李福槐命令部隊，在未通過敵人封鎖線之前，白天睡覺，黑夜行軍。為使行軍時不暴露目標，李福槐下令將戰馬全部殺掉，馬肉大部分送給老百姓，換取部分乾糧。李福槐號召每人自備一根5尺長的草繩或一根綁帶，以備黑夜行軍使用。強調行軍途中不準講話，不準抽菸，不準咳嗽。
李福槐率部凌晨從珠坑出發，越過太華山，第二天拂曉到達太華山之西的太平山心村。在那裡又一次整頓隊伍，李福槐動員戰士清理行裝，減少負重，輕裝突圍，規定每人留下一套換洗衣服，多餘的衣服統統送給當地民眾。當晚，隊伍趁黑夜從山心村出發，互相拉著繩子或綁帶，一路摸索前進。隊伍到達增田帶陂村，當通過一座木橋時，因橋面又窄又滑，隊伍通過不到一半，有人不慎失足掉到河裡，驚動了碉堡里的敵人，敵人用機槍猛烈掃射，隊伍被敵人堵截分為兩段。李福槐只好改變突圍計畫，已經過河部分，由分區司令員劉漢雄和政治部副主任羅惟賦率領繼續突圍；另一部分由他和分區政治部主任肖明煜、曾德恆率領折回山心村。在山心村繼續精簡隊伍，安置了部分老小。元旦剛過，敵軍分別從增田、南村、王坊等地包抄而來。部隊在溪江的松樹林裡與敵相遇，展開激戰，團長曾德恆腿部負傷。隊伍經過西坑、古壙，撤退到谷崗，打算從崇仁、豐城方向突圍。1935年元月8日，在崇仁東山村又遭敵第3師185團1營堵截，經過激戰，李福槐率部撤回登仙橋。當晚，在登仙橋附近山里宿營。半夜，當地反動武裝“大刀會”來摸哨，被我哨兵發覺，消滅“大刀會”數人。
從崇仁、豐城方向突圍的計畫未能實現。李福槐采納部分幹部戰士意見，經過深思熟慮，便決定向敵人防守薄弱的望仙銀口突圍過河，繞道竹山坑到新乾渡過贛江，向贛西、湖南方向前進。第二天，李福槐率部經珠坑、坪坑、大背石、稠溪等地到達白竹坳。白竹坳通過敵人第1道防線，經白水洞、何家莊到達望仙的冷元壠。在冷元壠被敵哨兵發現，遂改道到洞口王泥斜，從王泥斜沿著河岸順水而下。為了不驚動敵人，李福槐帶領幹部戰士鑽荊棘，爬竹蓬，一直到達銀口渡口。此時渡口的竹筏和船都被敵人封鎖，李福槐帶頭跳入寒冷刺骨的河水中，率部涉水過河。渡河之後，大家雖然又冷又餓，仍然日夜兼程，經毛竹坪、東岸、徐田、羊家嶺等地，到達增田南源。17日，在南源南嶺東山背與國民黨軍第88旅耿團遭遇，激戰三小時，傷亡200餘人，其中犧牲營長、政委各一名。經過這場戰鬥，雖遭受嚴重挫折，但幹部戰士的戰鬥士氣未減。在李福槐的率領下，繼續向前突圍。隊伍經過王家暮、寒南、下陂、楊家院等地，終於通過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到達樂安、新乾、永豐三縣交界地竹山坑。可是，剛到竹山坑時，又遭到數倍於我之敵軍襲擊，李福槐沉著應戰，指揮部隊且戰且退，翻越大盆山，到達新幹縣的大坑村。
不日，江西軍政委員會主席曾山親自率領部隊到達竹山坑，意欲與李福槐領導的隊伍會合，可惜錯過時機，未能如願。
李福槐率部到達大坑後，不期與劉漢雄、羅惟賦率領的挺進營重新會合。隊伍聚集後，經過補充休整，重新編為3個營。李福槐主持召開了連以上幹部會議，進一步研究了突圍計畫和行動路線，並決定從敵人防守薄弱的峽江渡江。
一天深夜，部隊從大坑出發，按預定的行軍路線，乘月色翻越了一座大山，到達永豐縣李山村。剛布完排哨準備宿營時，遭敵軍53師包圍，李福槐立即指揮部隊突圍，衝出包圍圈，且戰且退。最後，同敵人開展了肉搏戰。但終因敵眾我寡，隊伍被敵衝散。劉漢雄、羅惟賦和肖明煜等人去向不明。李福槐陸續收集六七百人，經過再次整編之後，撤退到一座較大的茶樹山上駐紮。第二天，天剛朦朦亮，又發現敵人前來包圍。李福槐指揮部隊迅速後撤，邊打邊撤退十數華里，部隊又被敵人打散。
經此一戰，部隊元氣大傷。在這種情況下，李福槐仍不屈不撓地繼續堅持鬥爭。他在新乾、樂安兩縣交界的野雞坪，集合少部分隊伍，組成精幹的戰鬥隊，並親自指揮一支手槍隊，在那裡堅持游擊戰爭，牽制和打擊敵人。直到1935年3月，由於敵人嚴密的軍事和經濟封鎖，終因彈盡糧絕，多數戰士在戰鬥中英勇犧牲，他帶領警衛員巧妙地越過敵人的包圍和封鎖，到處尋找自己的部隊，最終未能達到目的。他只好和警衛員把**彈藥，秘密地埋藏在清江附近的合山，告別警衛員化裝成難民，爬山越嶺返回福建老家。
李福槐路過福建長汀時，在街上意外地遇到一位當年在連城中學的同學，李福槐知道他在國民黨專員公署工作後，他巧妙地對他說：“因在吉水水南被列為‘地主’，押到紅色後方逃了出來。”於是，由該同學出面，到長汀警察局設法弄到一張通行證回家。改名李瑞珊。
1935年4月間返閩，在家月余，即引起當地保甲長的懷疑。李瑞珊寫信告訴在江西樟樹居住的母舅周成皆。6月，李瑞珊到清流縣邀堂弟李環瑞一道來江西樟樹。樟樹水陸交通甚便，李瑞珊感覺不宜久留。因此，經母舅介紹，李瑞珊到店下村與“林萬春”煙店的同鄉相識，並向母舅先後借銀元70元做小生意，藉此掩護身份。他每逢圩期便在店下街上擺攤，閒時則不避風雨，挑貨郎擔下鄉，走村串戶，經常巡迴在合山一帶山區。有一次，他秘密地告訴堂弟李環瑞說，他曾在離此地10餘里的山上打過游擊。
李瑞珊雖然與組織失去聯繫，但他尋找黨組織的念頭常在腦海里縈繞著。他曾偽造福建連城縣第七區公所的“通行證”，叫李環瑞以探親為名，前往吉水水南找一位姓陳的綽號“關夫子”取得聯繫，結果無著。儘管他找不到黨組織，心裡很苦悶，但是他並不灰心喪氣。一次，他看到國民黨的反動報紙刊登了“肖克脫離中共”的新聞時，便對堂弟李環瑞說：“我不信！這是反動派耍的陰謀手段，搞假相，蠱惑人心，我相信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他暗自下定決心，保持革命氣節，密切民眾關係，長期隱蔽，等待時機。他請母舅代勞，替他去吉水水南把母親、弟弟等一家老小接到店下安家，作為他潛伏的革命據點。隨後，他在親友幫助下，娶妻室，買田、買地置家業。弟弟在家耕田種地，李瑞珊還和以前一樣，圩期擺攤，閒日挑貨郎擔走村串戶，利用下鄉機會，熟悉民情、地形，等待時機，開展革命鬥爭。
李瑞珊在店下，平時吃齋，晚上念佛。他表面上對國民黨政界人物善於應酬，但從不參加政界活動。他密切聯繫民眾，廣交青年農民朋友。一般民眾請他做事，有求必應，從不推辭。李瑞珊的書法很好，大家喜歡請他寫對聯，但從不吃人家的東西，也不接受別人的禮物，總以吃齋等種種為由拒絕。
1939年3月，日寇大舉進攻南昌，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倉惶撤到吉安泰和縣。中共江西省委指示贛西南特委，在新乾、清江、豐城一帶，建立贛西南遊擊區前方工作委員會，領導抗戰前沿各縣開展抗日救亡工作。6月，中共前方工作委員會領導下的江西抗敵後援會宣慰工作團第一大隊來到店下一帶，進行抗日宣傳慰問活動。宣慰團的同志經常和李瑞珊接觸，都感覺他善於聯繫民眾，很有見識，不象一個普通勞動者和小商販。李瑞珊也很願意和宣慰團的同志來往。他曾對家裡人說過：“姚隊長可能是共產黨人，他們寫的宣傳標語都用紅顏色圈邊。”但他始終未暴露身份，參加活動。當時，國民黨政府想拉攏他參加政界活動，也被他婉言謝絕。那時，他深信：“革命一定會勝利，勝利的曙光很快就要到來。”李瑞珊曾對他的知己說：“我由瑞金開船，好不容易快要到達目的地，怎么能在攏岸時轉舵呢？！”
早在江西省會南昌論陷之前，江西處於抗日前線，難民聚集甚多。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為解決軍需民食，設立了“墾務處”安置難民墾荒。1942年，李瑞珊乘政府號召“墾荒造田”之機，申請在塔前山區創辦“塔前農場”，獲得清江縣政府批准，並擔任農場主任。他從事實業活動，目的是避免當地反動階級對他的懷疑。李瑞珊艱苦創業，與農工一道，親自參與耕種。建場當年，開墾荒田121畝，墾殖油茶山100多畝，經營山地近千畝。另外，興建磚瓦房2棟共12間，買耕牛3頭，添置犁耙農具5套。嗣後，將田地、山林均承包給當地貧苦農民陳新福等5戶人家耕種。李瑞珊仍然早出晚歸，負責農場的經營管理，幫助農戶解決困難。當地霸頭企圖侵占農場財物，李瑞珊絲毫不肯相讓。
1946年6月，抗日戰爭取得勝利，國民黨反動派完全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的願望，向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發動了全面進攻。蔣管區的廣大勞動人民在物價上漲和苛捐雜稅、橫徵暴斂的重壓下，啼飢號寒，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時，店下田糧辦事處，加緊了催收公糧的工作，可是以劉葆幫為首的一幫地主惡霸，卻與田糧辦事處勾心鬥角。他們故意囤積糧食而通過劉葆幫到鄉倉去借谷抵交公糧，致使貧苦農民借不到糧食。李瑞珊帶頭前去質問鄉倉委員，暗中鼓動民眾，掀起了一場向鄉倉借谷風潮。
1947年下半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經過一年的內線作戰，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發布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了“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戰略口號。正當革命形勢好轉之時，有人從外地給李瑞珊郵寄來一封信。送信人經過劉葆幫家門時，信被劉截獲拆閱，見信中有“同路人”一辭，被劉葆幫抓住了把柄，肯定李瑞珊是共產黨，當即電告樟樹警察局。11月11日，樟樹警察局連夜派人到店下，以大“土匪”頭子的罪名，將李瑞珊逮捕。臨走時，李瑞珊用福建話對弟弟說：“不管他們怎么對待我，你們都不要去求保。”表現了一個共產黨人臨危不懼，視死如歸的崇高革命精神。
翌日，樟樹警察局用專車將李瑞珊押送南昌。11月16日，李瑞珊在南昌被國民黨反動派殘酷殺害。就義前，他在獄中牆壁上，寫下了“共產黨萬歲！”五個字。
解放後，與人民為敵的地主惡霸劉葆幫被我人民政府鎮壓。烈士的鮮血沒有白流。1950年4月，為了紀念革命烈士，清江縣人民政府報經上級批准，將李瑞珊烈士生前所在的義田鄉，改名樹槐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