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余光中，1928年生，福建永春人，因母親、妻子均為常州人，亦自稱江南人。曾在南京大學、廈門大學攻讀，畢業於台灣大學。在美國讀書、教書五年，並任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高雄中山大學教授。 對詩、散文、評論、翻譯均有貢獻，已出版專著五十種。近年在大陸各省出書已逾二十種。余氏寫詩、評詩、譯詩、教詩、編詩，對詩之貢獻堪稱全才。詩作如《鄉愁》、《當我死時》、《等你，在雨中》、《白玉苦瓜》等均傳誦一時。
李白與愛倫坡的時差：余光中美學評析內容簡介
本書論析的是詩、繪畫、翻譯、語言、文化地理，往往更涉及其間的關係。有不少段落如果當散文甚至美文來讀，也許更好。例如《邊緣，中心，跨界》的第四大段，或是《李白與愛倫坡的時差》和《捕光捉影緣底事》的全文，如果收入我的散文集中，該也不致顯得唐突。正常的論文照理不可以“感情用事”，應該做到cerebral ；我的評論不守幫規，時常出軌，演為figurative，但是後面仍是有知性支撐的，要說的道理還是傳過去了。另一項出軌，便是不列批註，不附書目，正文之後沒有“隨扈”，欠缺正式論文的格局。其實多加批註，詳列書目雖然是學術論文的“基本功”，並不是什麼難事。一篇評論真正可貴的是有洞見，與根據這些洞見得來的評斷甚至評價。
艾略特不但是二十世紀的大詩人，更是影響深遠的批評大家。他的許多評論文章都沒有這些批註或書目，但憑了他的高瞻遠矚，憑了他恢宏的文學史甚至文化史觀，憑了他清明的分析與暢達的文筆，他的見解往往深入淺出，令人折服。更重要的是：他雖然不用系統嚴密的理論，更少乞援於繁瑣的術語，但身為重要詩人，僅憑當行本色的創作經驗，說話自然就有權威，至少比一般純學者更有權利。十八世紀的約翰生博士也是如此，短短一段文章，比較朱艾敦與頗普的長短得失，字斟句酌，說理透徹，比喻鮮活，評價精準，一席話勝過百頁的論文。所以能夠如此，除了他博學深思之外，還因為他自己就是一位傑出的作家，在詩、散文、小說三方面都有貢獻，因此創作之道能窺其虛實，手既能高，眼必不低。何況一篇評論如果高明得能夠傳後，應該不愁沒有人來批註：杜甫的《戲為六絕句》，劉勰的《文心雕龍》，都是顯例。（序）
圖書目錄
舉杯向天笑
李白與愛倫坡的時差
捕光捉影緣底事
讀者，學者，作者
成語和格言
邊緣，中心，跨界
離心與向心：眾圓同心
論詩絕句的聯想
創作與翻譯
翻譯之教育與反教育
虛實之間見功夫
翻譯之為文體
文法與詩意
葉慈少作兩首
內容選讀
舉杯向天笑
——論中國詩之自作多情
1
詩人描寫的對象，不是人間世，便是大自然。即使所寫多為人事，其活動的背景也往往是天象地理、草木蟲魚，也就是大自然了。涉及自然界的萬事萬物，若只是寫實況，只是究道理，不帶感情，也無文采，那便是科學，不是文學了。詩則不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萬事萬物總是帶有主觀，其中有個“我”在。“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似乎是“無我”之境，其實是靜觀自得、剎那的忘我出神；“我”已經泯入萬物了。至於“平林漠漠煙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第一句還是純景，第二句就有“我”了。接下來的“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那個“我”就更確定了。
寫景出現在中國文學裡，一般認為是從魏晉以後，亦即所謂“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論者認為謝靈運不但是山水詩的大家，也是山水遊記的奠基人，而大謝以前，中國詩中也盡多寫景佳句。我們可以從曹操的《觀滄海》一路追溯到《九歌》的“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甚至《小雅》的“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
大自然在中國詩中的形象多彩多姿，難以盡述。如以可畏與可親來區分，則出現在早期詩中的大自然頗有可畏的面目，尤以《楚辭》瀰漫巫風的祭祀篇章為甚。例如《招魂》、《大招》、《招隱士》等篇就極言四方異域如何蠻荒險惡，不可久留。《招隱士》是這樣結尾的：“虎豹斗兮熊羆咆，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大招》警告亡魂：“東有大海，南有炎火，西有流沙，北有寒山。”《招魂》最為緊張，不但四方不可以止，連上下也很危險。巫陽把冥府稱為幽都，警告亡魂說：“魂兮歸來，君無下
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這話可以理解，但她竟說：“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就令人不解了，不知所謂“天國”究竟何處可寄託。天上有虎豹噬人的凶象，直到近代的龔自珍，還在《己亥雜詩》中用來影射君側。
李白的傑作《蜀道難》極言四川山嶽的險阻可畏，至於“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的地步，令人不禁想起三招的描寫。李白將樂府的《箜篌引》變調為《公無渡河》，最後幾句也駭目驚心：“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公乎掛罥於其間！箜篌所悲竟不還。”直到清初，苦命的才子吳漢槎坐科場弊案，遠放寧古塔二十餘年，吳梅村送行的《悲歌贈吳季子》仍出以相似的超自然風格：“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為至於此，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八月龍沙雪花飛，橐駝垂腰馬沒耳……前憂猛虎后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鬐為風沫為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
2
不過中國古典詩中的大自然，仍以可親的形象為常態。《詩經》雖有“何草不黃”之嘆，也有“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詠，“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與“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的浪漫柔情。只是《詩經》所詠，畢竟多為北方背景，不像南國溫暖而多水，草木茂密，風光明媚。所以丘遲那封流傳千古的招降書中，“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的名句，只能在南渡之後，從南朝才子的筆端繡出。
儒家早將大自然人文化，久有“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之說。儒者而兼修道釋的柳宗元，以《永州八記》奠下中國山水遊記的基礎。他說西山“悠悠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柳宗元將西山提升到哲學與宗教的高度，成了具體而微的大自然：所謂“造物者”，就是大自然。柳宗元說自己上了西山，“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前一句是“忘我”，後一句是“入神”，正是人文與自然融合的最高境界。
面對天地，能夠“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是中國哲人最可貴的精神。但此情哲人往往心領神會，卻說不出來，或者說得不美，只好讓詩人說了。在中國最好的寫景詩中，大自然不但藹然可親，甚至能與詩人心心相應，彼此交感。西方詩學亦有“擬人格”（personification）之說，其中還包括一項修辭格，
讓詩人以第二人稱直呼不在現場的神、人、物，甚至像死亡、懦弱之類的抽象觀念，即所謂“徑呼法”（apostrophe）。儘管如此，西方詩中物我相忘之例雖多，天人互動之例卻罕見。在基督教的文化里，天人呼應幾乎不可能，因為物我之間，不，物我之上還有
一萬能之神，不容我擅自做主，能像狄金森那樣向上帝偶爾撒嬌，或像鄧約翰那樣向吾主冒昧訴苦，已經是到僭越的邊緣了。
李白《獨酌青溪江石上寄權昭夷》前八句說：“我攜一樽酒，獨上江祖石。自從天地開，更長几千尺。舉杯向天笑，天回日西照。永願坐此石，長垂嚴陵釣。”李白不愧是詩仙，醉中竟然舉杯笑邀西天共飲，西天竟然回落日之目、晚霞之臉報他一笑。帥呆了吧！更帥的是：晚霞滿天，還可以聯想成天也喝醉了，臉都紅了。
這樣的李白才寫得出“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的妙句，才能寫出“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的妙詩。辛棄疾把此意借去，將本生息，寫成更得意的妙句：“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不厭”變成
“嫵媚”，更見自作多情。值得注意的是：辛棄疾《賀新郎》上半闋這兩句與下半闋的名句“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是正反相成的。舉目見青山，可喜；回首不見古人，可恨。足見青山長在，而人事多變。
辛棄疾之狂態古人見不到，卻幸有青山見證，更幸青山所見，不是狂態而是嫵媚，足見青山青睞，才真是詩人的知音。《賀新郎》要這樣讀，才有味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