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愛國老人沈鈞儒在《忘不了兩個朋友》、《七君子事件》兩篇文章中，都極為推崇並深切懷念李次山，說“他一二八時期發起組織各團體救國會，我也同他在一起。他那種飛躍猛進的做法，打破了起居飲食的程式，我是簡直追隨不上”。
生平
李次山（1887-1936）號時蕊，1887年出生於安徽六安州英山縣（今屬湖北）的一個農民家庭。
李次生高舉十八星旗的《獨樹一幟》幼年在私塾讀書，考中秀才後，他放棄科舉之路，於1906年赴安慶求新學，1911年畢業於安徽官立法政學 堂，同年參加辛亥革命。辛亥首義之時，曾高擎十八星旗引導革命軍攻打武昌。
中華民國成立，任省議員。其間結識了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共同反袁。“二次革命”失敗後，他因替討袁義軍起草討袁通電，受到通緝，逃到上海後，在法租界被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逮捕，被判死刑，收監待斬。當時，他的胞兄李時萼正在江西當縣長，聞訊後變賣家產，東拼西湊，用3000塊銀洋買通法國領事，藉口附會治外法權，要索回李次山，由法租界當局審理李案。北洋政府害怕洋人，只好把李次山移交法租界捕房。李時萼午後去死牢探望時，見李次山居然還在呼呼酣睡，不禁愕然：“離死期沒幾天了，二弟你居然還睡得著？”李次山笑答：“我為真理而死，死而無憾，為什麼睡不著呢？”出獄後潛逃日本避難，一面學習日文和政治理論，一面與先到日本的陳獨秀等人商討革命大計。
1915年，陳獨秀回到上海後，創辦了《青年》雜誌，吹響新文化運動的號角。次年，李次山也回國參加新文化運動，在《新青年》、《公民》等雜誌上發表《青年之生死關頭》以及政治與司法制度變革方面的文章。
1917年陳獨秀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李次山因三弟李時芬在上海刺殺安徽軍閥倪嗣沖的爪牙而被捕，為照顧其妻室子女和坐牢的兄弟，未能隨陳赴京。為謀求生計，李次山掛起律師招牌，並參加了上海新聞記者俱樂部。他因不滿於報紙“盡被路透、東方等外字通訊社占領”，發誓要辦華人通訊社。
1919年春，他在友人的贊助下，在牛莊路李次山律師事務所門口，掛起聯合通訊社的牌子。該社以反帝反封建軍閥的姿態，活躍在新聞界。
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被捕，李次山密切關注陳的命運並盡力發布有關訊息。他不滿足於客觀報導，動手把訊息改成述評。《民國日報》6月17日登載李的《陳獨秀被捕之真因》，剖析了北京學生運動和陳被捕原因，呼籲國人起而營救。除大造營救輿論外，他還動員旅滬皖人籌劃救陳。《申報》6月16日和24日兩次刊載旅滬安徽協會給北京安徽會館的救陳電文。聯合通訊社救陳心急，引人注目，以致當局有人假冒王克敏（北京政府財政總長）之名發電給聯合通訊社，謊稱陳已獲釋。李次山便將此訊息發表在6月18日的《時事新報》上。4天后他得知上當受騙，極為惱怒，立即揮筆寫了《陳獨秀案之大疑團》，發表在23日的《民國日報》上，指責當局的陰謀與不道，喚起民眾覺醒，籲請政府順應民心，儘早釋放陳君。
為救陳，李次山在上海各界名流及旅滬同鄉間奔走呼號，商討救援方案，還遊說王亞樵實施彈炸北京政府、暗殺段祺瑞的計畫（1916年王上書孫中山提出此建議），因準備不足而作罷。但他終於說動了一些同鄉赴京營救，於是他放下律師事務所和通訊社的工作，親赴北京活動。在各方營救下，陳獨秀終於9月16日獲釋。
1920年，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共產黨組織，把《新青年》作為中共的機關刊物，李次山成為撰稿人並參與編輯。5月1日《新青年》出版紀念勞動節專號，共約,400頁，李主編《上海勞動狀況》達7萬言，長達83頁並配有照片，是該期《新青年》最長最重要的一份調查報告。
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當局逮捕陳獨秀等人，李次山當即撰稿發表訊息，10月6日《時報》載：“聯合通訊社云：《新青年》雜誌主撰，前任北京大學文科長之陳獨秀君，昨年以來，任廣東省教育行政委員長，爾因身患胃病，請假來滬就醫。星期二（4日）午後二時許，法捕房特派巡捕多人，赴環龍路漁陽里二號陳君住宅搜檢……同時將陳君及其夫人及拜訪陳君之……五人，一併帶入捕房……”
而同天的《申報》說：“住居法租界地方之陳獨秀，爾因編輯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工黨主義，勞動主義，新青年等書籍，被特別機關……以其有過激性質，於前日偕同兩探至該處，抄出是項書籍甚伙……”
顯然，李次山發的訊息是帶有掩護性質的。與陳同時被捕的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是中共早期黨員，與李均有交往；隨後到陳宅拜訪而被捕的褚輔成、邵力子都是李的密友，1919年曾共同參與營救陳獨秀的活動。陳被捕訊息見報後，引起廣泛關注。在各界人士及共產國際代表共同營救、幫助下，陳獨秀於第三天就被保釋，當月26日結案了事。
1922年8月9日，上海法租界當局又以宣傳布爾什維克主義嫌疑逮捕陳獨秀，李次山迅速向新聞界發布訊息，並在安徽同鄉、上海各界團體中奔走呼籲，再次為營救陳獨秀做出貢獻。
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擔任湖北工團聯合會、粵漢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的施洋律師被軍閥吳佩孚殺害。上海工人自救會和漳州律師公會要求上海律師公會出面起訴軍閥罪行時，李破口痛罵軍閥殘暴罪行，認為律師為人民之法律代表，其職權之尊嚴，連政府也應尊重，軍閥草菅勞工人命，擅殺律師，罪當公訴嚴懲。但上海律師公會會長張一鵬拒絕出面起訴，李非常失望與憤慨，只好自捐現洋撫恤遇難律師和勞工親屬，後來參與發起濟難會。五卅運動中，上海律師界行動起來，大力支持工人和市民的愛國鬥爭。由於李次山俠肝義膽，愛國愛民，敢作敢為，聲譽日高，不久被推選為上海律師公會會長（主席）。
1923年10月，他和同鄉胡佩如、王亞樵、方振武、李振亞（安徽公學校長）等人為紀念六二學潮中傷重而死的周肇基烈士，在邵力子主持的《民國日報》上出了“周肇基紀念號”。省內革命運動領導人蔡曉舟、方樂周、王步文等因受通緝逃往上海後，也在李的支持下繼續編輯、出版《黎明》周報，配合省內鬥爭。
1924年加入國民黨，積極支持資助英山青年報考黃埔軍校。
1925年掩護並資助南昌起義期間任南昌公安局長兼衛戍司令的彭乾成赴蘇聯學習，安置中共上海閘北區委書記蔣徑開任安徽旅滬中學教育長。
“九·一八”事變後，李次山義憤填膺，譴責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呼籲舉國上下一致抗日，支持抗日義勇軍的抗戰。9月30日，上海律師公會召開全體會員緊急大會，討論反對日本侵略問題，通過對日經濟絕交計畫、開展反日宣傳等四項議案，成立4個專門委員會，每天在公會研究進行辦法，交公會執監委員執行。上海律師公會在李次山、沈鈞儒主持下，成為上海各界抗日救國團體的領頭雁。 曾公開支持安徽旅滬各團體反對皖省府為“剿共”徵收米糧照捐，並以律師公會執監會議名義，通電要求制定關於政治犯的陪審法規。蔣介石以高官厚祿相誘，李斷然拒絕。
1932年1月28日夜，突然槍聲大作。李次山爬到樓頂眺望閘北戰區，看到十九路軍自發與日軍交戰的火光，欣喜若狂，立即下樓打開大門，跑到外面大喊：“我們抵抗了！我們抵抗了！”其子女也跟在後面喊叫。次日，他便到處奔波，動員市民支援軍隊抗戰。幾天之內，李以安徽中學師生為主，武裝組織一個營的義勇軍，並自任營長，開上前線協同十九路軍作戰，這一營抗日誌士在戰鬥中犧牲近半。 2月間，律師公會聯絡上海各界組織成立各團體救國聯合會，李次山成為上海各界救國運動的領袖。此後，他一面在救國會邀集一些專家研究抗日戰爭方面的各種問題，一面從事抗日募捐工作。4月，國民政府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李次山、沈鈞儒、王造時、史量才等國難會員拒絕出席，致電政府提出結束一黨專制、停止內戰、抗日到底、確保民主權利等主張。不久，當局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李和同人痛哭失聲，聯名發表宣言表示反對。
為了抗日救國，李要求全家人節衣縮食，連柴米油鹽水電費和房租費都用來捐助義勇軍，家中開銷常用賒欠辦法拖延或用家具、衣服典當償還。上海律師公會在他的帶動下，很快向全體會員募得34800餘元慰勞義勇軍及救濟東北難民。1932年11月14日，他出席全國律師公會在滬召開的臨時執委會，會議議決：為堅決反對偽滿洲國的成立，對外發表宣言，通電國聯和國內各公團，“文稿推李時蕊、沈鈞儒等委員起草後，交會核發”；“通函各律師公會……約集各該地民眾團體發起組織東北義勇軍後援會，以上海律師公會之募捐辦法，通知各會，藉資參考”；“推李時蕊、沈鈞儒、劉陸民等委員擔任”統一法權運動委員會；恢復《法學叢刊》，由李時蕊委員召集……（見1932年11月15日《申報》）
1933年1月，就在李次山發動上海各界紀念一二八抗戰周年活動時，多次受李頂撞、責難的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以“反對中央措施，散發通電宣言，底毀黨國”為罪名，開除其國民黨黨籍，吊銷律師證書，並秘密逮捕，而且進行抄家，揚言要查出他私通共產黨的憑據，還企圖以貪污捐款的罪名把他搞臭。
李次山被捕，即刻引起軒然大波。2月24日《時事新報》刊載律師公會為李案給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要求依法公開辦理”的電文，對“密令緝拿”李的罪名（參加上海各團體救國聯合會、侵吞義勇軍後援會款項、組織秘密政黨等情）進行逐一反駁。律師公會全體執監委員認為李次山“努力抗日工作，義憤勃發，奮不顧身，社會朋儕，共加信任，參加救國團體，並無越軌行為；東北義勇軍後援會經收款項，按日在各報公布，斷非該委員一人所能包庇私匿；至組織任何秘密之黨……亦復不類”。3月4日《申報》發表律師公會常委沈鈞儒、陸鼎揆署名為會長辯護、並致法務部電文《律師公會對於吊銷律師證書之疑問》，認為吊銷李次山律師證是不合法的。3月5日，《申報》登載義勇軍後援會聲明，稱錢款一律由該會保管委員林康候（商會會長）、黃炎培保管，匯款須常務理事會討論同意，監察委員簽可，李次山根本無侵吞之可能。同時，受到資助的義勇軍各部和難民團體也紛紛聲明收到款項情形，為李申辯洗冤。經各界名流的營救和國民黨元老於右任等的擔保，李次山入獄不及一月便獲釋。
李次山被迫退出律師公會後，便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工作。這時，他因長期勞累過度，憂憤交加，身體健康每況愈下，在獄中已是多病纏身。出獄後，他仍然受到迫害，反動派曾以畫著人骨和骷髏的匿名信加以恐嚇；他外出時，特務幾次在他身邊放冷槍以示警告。但他全然不顧，繼續奔走於上海各界各救國團體間，發展壯大抗日救亡運動的聲勢和義勇軍後援會的陣營。後援會是當時陣容最大的抗日救國團體，由上海市商會、律師公會、全國道路協會、中國銀行、交通銀行、東亞銀行、申報館、新聞報館、時事新報館等29個團體組成，李次山任首席常務理事，三家報紙天天登載民眾募捐詳情。撰有《建國忠言》，要求“停止內戰，聯合抗日”。並同褚輔成、杜重遠、黃炎培等聯名發表《東北義勇軍後援會通告國內外同胞援助拚死抗日各軍》電文。
3月中旬，李次山將妻子兒女安置在安徽中學內，以義勇軍後援會和東北難民救濟會的代表身份，抱病率隊北上平、津和華北前線慰問，沿途宣傳抗日，曾拜晤馮玉祥，並函電各路義軍、各愛國將領勉以抗日到底。三四月間，《申報》頻頻登載李次山慰勞義軍的情形。
同年5月察綏抗日同盟軍成立，李與褚、杜、黃等發表《抗日到底》聯合宣言，予以聲援。在全力剿共關頭，蔣介石不能容忍抗日運動的日益高漲，採取了瓦解和鎮壓手段。天津特務頭子李軍鐸（安徽無為人）把李次山住的飯店茶房換上特務，準備行刺。動手前，李軍鐸到天津著名律師金殿選家喝酒，問及李的為人。金推崇備至地介紹了李的愛國經歷，又將李的《建國忠言》一書遞給他。他看過書後，覺得李熱忱愛國，不應被殺。經過一番思想鬥爭，他請金殿選通知李次山趕快離開。李為避免無謂犧牲，得訊後迅速南下，並在報上發表悲憤辭職的電報，暗示國人，以緩凶機，並求保全後援會。
5月20日《申報》登載《旅京皖人代表赴行政院請願》：“安徽旅京同鄉會十九日開會議決，推代表李次山、張拱辰等赴行政院”請願。當月，被馮玉祥稱為“官僚中的典型，小人中的標本”的軍閥劉鎮華調任安徽省主席，李次山等代表提出：劉主皖時，不得率軍隨同到任；各廳長人選，不以軍人充任；不得增加人民負擔。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接待了請願者。
馮玉祥誓師抗日後，反動派罵其背叛黨國，“勾結蘇俄，引起內爭，以資外寇”。李次山等人以親睹事實告訴各報記者，馮志在抗日，駁斥各種誣衊。但蔣介石一面分化、圍攻抗日同盟軍，一面鎮壓抗日民主運動。6月，李次山的好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副會長兼總幹事楊杏佛被殺。7月，律師王述樵被捕。8月，反動派掀起“清查”抗日捐款的逆流，封閉了許多抗日團體。同時期，上海閘北區有30多家工廠工人舉行罷工，領導罷工的蔣徑開後因叛徒告密被捕，因而李次山辦的旅滬安徽中學許多師生員工和他全家再次處在嚴重高壓之下，他終於在飽受精神和肉體的種種折磨之下病情加重，從此在家抱病讀書，憂心國事，於1936年3月17日在上海病逝，年僅49歲。彌留之際，尚低聲誦讀陸游的《示兒》詩。
3月26日至30日，《申報》連日重載訊息云：“英山李次山先生，品端學粹，遐邇知名，早歲從事救國工作，近年閉戶讀書，著作甚富，不幸蘧歸道山，社會惜之。今由上海律師公會，安徽同鄉會，及安徽公學聯合先生之友好，為之籌備治喪，並發起追悼大會，以資表彰，藉勵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