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馥（越南語：LýVănPhức，1785年－1849年？），字鄰芝，號客齋，先世原籍中國福建，越南阮朝官員、文人，本人為越南明鄉人，於嘉隆年間中舉、入仕為官，在翰林院、禮、戶及工等部，以及廣義、廣南任職，曾經奉命出使南亞、東南亞、葡屬澳門及中國清朝等地達11次之多，見聞和交遊甚廣，在後世有“周遊列國的越南名儒”的稱號。此外，他長於漢文及喃文著作，撰有《西行見聞錄》、《閩行詩草》、《粵行詩草》、《掇拾雜記》、《二十四孝演音》、《玉嬌梨新傳》及《周原雜詠》等，反映其外交經歷及文學才華，亦使他在文壇留名。
生平
出身及入仕早期
李文馥是越南“明鄉人”後裔[1]，生於後黎朝晚期的東京（即河內）永順，先祖原籍中國福建漳州龍溪縣，在明代任官，明清鼎革時遷至越南。傳至李文馥的祖父李克敦（生卒：1720年─1789年），於1747年（黎景興八年）考中鄉廌，任官至謹事郎太常寺寺丞。父視李致位（生卒：1765年─1824年），以行醫、教學為業。[2]
李文馥本人以科舉入仕。1819年（嘉隆十八年）在鄉試考取鄉廌。明命（1820年─1840年）初年，任翰林編修、充史館，後歷任禮部僉事、協理廣義兼管六堅奇、直隸廣南營參協。李文馥擔任這些官職期間，辦事甚有表現，獲明命帝賞識，升至戶部右侍郎、署右參知之職。[注1][3]
1829年（明命十年），李文馥因受賄罪被一度撤職。事緣在該年農曆二月，有奸商廖寧泰、杜輝松等謀領北城（河內）關稅，以百餘兩銀賄賂李文馥，文馥則從中協助。不久，事件揭發，十月，李文馥罪成撤職，原要收押候絞，但因獲特赦被釋，其後更得阮朝繼續起用。[4]
再受起用及周遊列國
李文馥在受賄案被赦後，多次奉命出使國外。據台灣學者陳益源的研究及統計，李文馥是從1830年（明命十一年）到1847年（紹治七年）的十七年裡，不是奉派出國，便是在管理水師事務[5]，其出使次數最少有十一趟，行程包括小西洋（印度半島沿海）、新加坡、呂宋、廣東、福建、澳門、燕京等地。[6]
據文獻所載的李文馥十一次出使及升遷情況如下[7]：
1830年（明命十一年）農曆正月至九月：奉派到小西洋的孟加拉，任務是“遵海操演”。
1831年（明命十二年）二月至至四月：奉派到新加坡。回國後授任內務府司務，管定洋船。
1831年七月至十二月：護送遇大風失途的中國官員陳棨回福建。
1832年（明命十三年）夏至秋，奉命到呂宋辦理公事。
1833年（明命十四年）夏至冬，護送因風失途的中國廣東水師梁國棟戰船回國，途中經過澳門。回國後升為兵部主事。
1834年（明命十五年）正月至三月，出便新加坡。
1834年夏至冬，護送因風失途的廣東水師陳子龍回國。
1835年（明命十六年）夏至冬，押送廣南海盜到廣東。
1836年（明命十七年）秋至冬，奉派到澳門，察訪兵船音訊。回國後歷任工部郎中、工部右侍郎等職.
1840年（明命二十一年），奉派到新加坡。回國後升至工部右參知，權理京畿水師事務。1841年（紹治元年）升為禮部右參知。
1841年至1842年（紹治元年至二年），以“如燕正使”身份到中國北京，通報明命去世訊息。據《清實錄》記載，李文馥等三人越南使臣獲得在大紅橋瞻覲，並於農曆八月十日（清朝道光帝生日）在正大光明殿向清帝行慶賀禮。[8]
李文馥於1847年（紹治七年），因“辦事不善”再遭貶官。該年農曆二月，有法國戰船駛至沱㶞，展示十字架標幟，阮朝官員認為他們“來意倨傲”。阮朝派李文馥與法人交涉，但李文馥處理手段軟弱，阻擋不住法人帶槍劍闖入公館挑釁，遂被朝廷指為“案擬發兵”、“有虧國體”，將之免職收押。[9]李文馥遂再一次失勢。
晚年及去世
1848年（嗣德元年），朝廷再三起用李文馥，任郎中，辦理禮部事務。1849年（嗣德二年），升任為光祿寺。其後，據《大南實錄》記載他在此不久後去世，朝廷追授他為“禮部右侍郎”[注2][3]，後世一般按照史文，以1849年為其卒年。學者陳慶浩對此提出質疑，認為李文馥在其著作《掇拾雜記》中所寫的序，是在1850年（嗣德三年），因此應該卒於該年之後。[10]
李文馥的“華夷之辨”
李文馥以中華文化自詡，認為當時的越南阮朝是華非夷，並曾為此與中國官員爭辯。李文馥在1831年（明命十二年）出使中國福建時，因見對方官員把它帶進“粵南夷使公館”，心感不滿，因而“誚讓館伴官，聲色俱厲，不入館，令行人裂碎‘夷’字”，中國官員便把館名改為“粵南國使官公館”。隨後，李文馥撰寫《夷辨》（後世又稱《辨夷論》），進一步申明論點，指出越南仍流傳著中國的制度文化、學術思想，社會習俗，所以是若將越南“謂之夷，則吾不知何如為華也”[注3]；而對綱常道義上“一棄而不顧”的外國民眾，才是他心目中的“夷”[注4]；李文馥在文中又強調當日的越南阮朝已發展至崛起成為“天地間一大國矣”，就國力而論，更不應稱夷。[注5][11]《夷辨》的論調在當時便得中國人士認同，對它有“議論正大”、“持論高明”等稱譽。[12]
李文馥經過多年的周遊列國，對西方列強治下的殖民地區亦有所涉足，而他對西方人的觀感則傾向負面，認為他們唯利是圖，“大抵西夷之人，純以商賣為事，持籌握算，殆無虛劇。其謀人之利也，必窮其心慮；其取人之財也，必盡其錙銖”，西方文明是“吾人之所不屑”。[13]李文馥對西方存有排斥心理的成因，學者陳益源分析認為“可能是出自他反殖民態度的一種自然反射，更可能是本源於中國與越南傳統儒家華夷觀念的牢不可破。”[14]
著作
李文馥著作之一《掇拾雜記》
李文馥善於寫作，留下多部獨力撰寫及參予編寫的作品：
《西行見聞紀略》：為1830年（明命十一年）出使小西洋的相關著作。[15]
《西行詩紀》（《西行詩略》）：為1830年（明命十一年）出使小西洋的相關著作。[15]
《擬無名公自述賦並序》：為1831年（明命十二年）出使新加坡的相關著作。[15]
《閩行雜詠》（又名《閩行詩話》）：為1831年出使中國福建的相關著作。李文馥的《夷辨》亦收錄在內。[15]
《東行詩說草》：為1832年（明命十三年）出使呂宋的相關著作。[15]
《李文馥遺文》：為1832年出使呂宋的相關著作。[15]
《粵行吟草》：為1833年（明命十四年）出使中國廣東的相關著作。[16]
《澳門志行詩鈔》：為1833年出使中國廣東（途經澳門）的相關著作[16]
《舟回阻風嘆》：為1834年（明命十五年）出使新加坡的相關著作。[16]
《自述記》：為1834年出使新加坡的相關著作。[16]
《粵行續吟》：為1834年出使中國廣東的相關著作。[16]
《三之粵集草》：為1835年（明命十六年）出使中國廣東的相關著作。[16]
《仙城侶話集》。[16]
《鏡海續吟》：為1836年（明命十七年）出使澳門的相關著作。[16]
《使程志略草》：為1841至1842年（紹治元年至二年）出使中國北京的相關著作。[16]
《皇華雜草詠》：為1841至1842年（紹治元年至二年）出使中國北京的相關著作。[16]
《使程遺錄》：為1841至1842年（紹治元年至二年）出使中國北京的相關著作。[16]
《周原雜詠草》（又稱《周原雜詠》、《周原雜詠》）：為1841至1842年（紹治元年至二年）出使中國北京的相關著作。[16]
《回京日程》：為1841至1842年（紹治元年至二年）出使中國北京的相關著作。[16]
《使程便覽曲》：為1841至1842年（紹治元年至二年）出使中國北京的相關著作。[16]
《掇拾雜記》：收錄作者從聽聞得來的越南文人的詩文、對聯及逸事，都屬“野史稗官之所不見載者”。[17]
《野史略編大越國阮朝寔錄》：[18]
《二十四孝演音》：為宣揚封建倫理道德思想之作。[1]
《李氏家譜》。[2]
《玉嬌梨新傳》[19]：根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編成。[1]
《西廂記》：根據中國古典文學作品編成。[1]
《驩州風土記》。[19]
《金雲翹傳》。[19]
出使中國時創作的詩文：有一部份收錄於中國文人作品當中。[2]
家族人物
六世祖：原是中國福建龍溪人，在明朝為“科宦顯閥”，明清之際移居越南。
祖父：李克敦，於後黎朝晚期以科舉入仕為官。[2]
父：李致位：以行醫、教學為業。[2]
子：李苾，以父蔭獲任建瑞知府。[3]
後世評價
李文馥在阮朝，便在文壇上占一席位。阮朝官修史籍《大南實錄》稱：“文馥有文名，為官屢躓復起，前後閱三十年，多在洋程效勞，風濤驚恐，雲煙變幻，所歷非一，輒見於詩云。”[3]在現代，學者陳慶浩稱他是“阮朝重要的漢喃文作家和出色的外交家”[2]
由於李文馥的文壇盛名和外交閱歷，使他在現代國際學術界漸受重視。據台灣學者陳益源指出，近年中國大陸、台灣、美國、馬來西亞等地，均有學者對李文馥的著作、華夷觀念等方面進行研究。陳益源又提出，國際間應整理新的《李文馥全集》，以便學界對李文馥作全面的研究。[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