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林[贛南紅軍創始人之一]](/img/b/b9d/nBnauM3X3MjN1kDNwMzM0YDO1UTM1QDN5MjM5ADMwAjMwUzLzMzL1EzLt92YucmbvRWdo5Cd0FmL0E2LvoDc0RHa.jpg "李文林[贛南紅軍創始人之一]")
人物生平
李文林（1900—1932），江西吉水人，1921年考入江西省立法政專門學校。1923年1月，在南昌參與組織江西民權運動大同盟，任庶務部副主任，3月參加"江西馬克思學術研究會"任書記，是南昌青年革命活躍人物，和當時青年才俊如袁玉冰、方誌敏、龍超清相當熟悉，1923年3月北洋軍閥江西督理下令逮捕袁玉冰、趙醒儂等人，脫險後隨趙醒儂、方誌敏去南京，袁玉冰被俘。1923年3月至1925年7月資料不詳，可能在南京或上海一帶參加共青團活動並加入了共青團。1925年7月在上海參加黃埔軍校第四期入學考試，入經理科，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10月4日畢業後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三軍並隨軍北伐。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江西省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1923年3月，參加江西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江西民權運動大同盟，是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1925年秋入黃埔軍校學習。1926年9月回江西開展革命活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曾在國民革命軍教導團任教官，同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李文林是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1927年8月南昌起義後，奉命在贛西開展武裝鬥爭。1928年任中共贛西特委委員兼秘書長。9月奉中共特委指示，將贛西工農紅軍第七、第九兩縱隊改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任團黨委書記兼團長。1929年2月，贛南十五、十六縱隊在興國縣勞蓮塘圩會師，李文林與特委雷震根據當地革命鬥爭的需要，將這兩縱隊改編為紅軍獨立第四團。同年6月，任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四團行動委員會書記兼政委。
李文林很重視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部隊戰鬥意志旺盛。紅二、四團在他的指揮下，接連攻下了吉水、峽江、樂安、於都、南豐、廣昌等縣城，並將這些地方的小塊紅色區域擴大，形成以東固、延福為中心的贛西南革命根據地，有力配合了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率領的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創建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0年2月任前委委員、中共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贛西蘇維埃政府常委兼軍委書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常委兼黨團書記、秘書長，紅軍學校校委兼校長，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省委)書記，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委員。由於受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肅反李文林為AB團骨幹份子，於1932年5月30日在萬泰縣古坪村(今泰和縣境內)被錯殺，年僅32歲。
人物軼事
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後期，一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的熱血青年懷著革命的理想，面對國民黨的屠刀，毫不畏懼地在江西南部農村展開武裝鬥爭，創建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國工農紅軍”。在這些青年中，有一個人名叫李文林。
李文林，江西吉水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曾在黃埔軍校學習。北伐戰爭時期，李文林在朱德的第九軍擔任軍事教官，1927年8月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他潛回家鄉，與曾炳春、段月泉等中共黨員秘密恢復中共組織，並發動了東固暴動，建立起江西紅軍第七、九縱隊。1928年9月，第七、九縱隊合編為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紅二團），李文林任團長兼政治委員。後來他們又組建了江西紅軍獨立第四團（紅四團）。李文林等人率領紅二、四團在贛西和贛南交界各縣進行游擊戰，開創了“東固革命根據地”。東固位於江西吉安縣城東南一百二十餘華里處，在吉安、永豐、吉水、興國、泰和五縣交界的邊境地區，四周崇山峻岭，地勢險要，因此成為了“東固革命根據地”的中心。
1929年2月22日，毛澤東、朱德率領從井岡山突圍出來的紅四軍主力一路艱苦轉戰到達江西龍崗，李文林聞訊帶了一個連特地從興國蓮塘坪趕來迎接，並自告奮勇當“嚮導”，陪同朱、毛紅軍前往東固與紅二、四團會師。當朱、毛紅軍在李文林的引導下翻山越嶺來到這裡時，這裡的村村寨寨已是充滿了節日氣氛。家家戶戶打掃得乾乾淨淨，官兵們分別被領到各自的房東家，300多名傷病員也得到了悉心的安置。這裡的人們挑著整豬整羊慰勞遠道而來的朱、毛紅軍，並湊集了成擔成擔的棉花給他們禦寒。自從1月4日離開井岡山以來，紅四軍且戰且走，一直沒有得到較充裕的休息和補充，已是疲憊不堪了，忽然來到這么個“根據地”，受到如此熱情的接待，官兵們的欣喜之情真是難於言表。後來陳毅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時說：“後到了寧都，發現有兩團紅軍，這是過去所不知道的。”他所用的“發現”二字，正可表達毛澤東、朱德等紅四軍領導人到達東固後的驚喜之情。陳毅當時還寫了一首詩，盛讚道：東固山勢高，峰巒如屏障。此是東井岡，會師天下壯。
當時，在了解了東固地區的情況後，毛澤東等紅四軍領導人對根據地的“鬥爭經驗”和成就極為讚賞。毛澤東在兩個月後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中寫道：“這番我們到東固，則是另一種形式，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政權完全是我們的，……邊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人完全奈何他們不得。”陳毅在1929年9月1日寫給中共中央的《關於贛南、閩西、粵東江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中，一開頭就說道：“在本年2月紅（四）軍到贛南與特委發生關係，看著贛南民眾鬥爭有兩個最紅的地方可以為贛南民眾鬥爭的代表，一個是東固，為江西紅軍第二團之根據地，另一個是於都之橋頭，為江西紅軍第四團之根據地。”以上兩個報告，充分地表達了紅四軍領導成員對李文林等人的高度讚譽。而猶為重要的是，通過對紅二、四團和東固根據地經驗的研究和總結，紅四軍前委領導成員的思想認識有了新的發展，“乃決定拋棄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採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的跟蹤窮追政策。”這實際上就是後來名揚中外的“游擊戰爭十六字訣”的雛形。而後來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就是在東固根據地的基礎上逐步發展、擴大並最終形成的。由此可見，作為紅二、四團和東固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李文林堪稱紅軍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
李文林由於工作突出，自然就受到了中共江西黨組織以至中共中央的器重。1930年2月，在贛西、贛南兩特委合併成立中共贛西南特委的大會上，李文林當選為五位常委之一。在當時，贛西南特委實際上就是根據地黨的最高領導機構，特委常委也就是根據地黨的最高領導成員。
政見分歧
就是這么一位紅軍和根據地的創始人，卻因為中共黨內的政策分歧，主要是與毛澤東的分歧，竟在後來的“肅反”中被“擴大化”成“反革命”而遭處決，年僅32歲。
李文林等人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一、土地分配原則的分歧。當時在贛西南特委中，以特委書記劉士奇、蘇維埃主席曾山為首的一些人主張按人口平均分配，而以省委特派員江漢波、特委常委李文林為首的大多數人則主張按勞動力分配。毛澤東支持劉士奇和曾山，並把李文林等人的主張斥為“富農路線”。
二、贛西南特委改組的分歧。毛澤東對贛西南特委書記劉士奇十分讚賞和支持，但在1930年8月，李文林赴上海參加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帶著當時中央總負責的李立三的支持回來，馬上召開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會議，對劉士奇進行批評並將其撤職。李文林就任特委書記，後來並擔任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
三、紅軍戰略方針的分歧。當時的中共中央指示江西紅軍實行進攻戰略，攻打長沙、南昌、九江等大城市。以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反對這一方針，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而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特委乃至江西行委則堅決貫徹中共中央指示，反對總前委的戰略。
反“AB團”
方針政策上的矛盾分歧，由於反“AB團”運動的失控而激化了。
其實李文林主持的贛西南特委及江西行委對反“AB團”也是很積極的。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發了“動員黨員民眾徹底肅清AB團“的第20號《緊急通知》，李文林甚至主張用“最殘酷拷打”、“嚴刑審問”的手段對付“AB團”分子。但毛澤東卻認為特委“鬥爭不力”。毛澤東在紅一方面軍設立了肅反委員會，由李韶九任主任。李韶九肅反十分“有力”，不僅在軍隊中抓“AB團”，還把矛頭指向了贛西南特委和江西省行委，他在富田先後將省行委、贛南特委和紅二十軍的大部分領導人打成了“AB團”，引發了紅二十軍官兵的反抗，造成了“富田事變”。這次事變被毛澤東為首的總前委認定為“反革命活動”。李文林因此被當作“AB團”的總團長而逮捕，其證據之一是據說有人指證李文林的父親是地主，是“AB團”。
1931年1月，項英來到江西蘇區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對“富田事變”給予了部分平反，李文林被釋放出來。但好景不長，這年4月，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三人團”到達蘇區，把“富田事變”定性為“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這樣，李文林就在劫難逃了，他又一次被捕，並於1932年5月被槍決，年僅32歲。
一位紅軍和蘇區的創始人，最後卻被當做紅軍和蘇區的死敵而消滅了——這段歷史，發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