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李俊龍（1909—1979），1949年加入民革，歷任民革第二、四屆中央委員，第三屆中央常委。
李俊龍是愛國民主人士。為探求民族的振興，他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參加過國民黨改組派；在抗日戰爭中，他擔任過三青團宣傳處處長、國民黨宣傳部副部長；1949年，為早日結束戰爭，實現和平，他出任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為建設新中國，他積極參政議政，努力做好國務院參事工作；為祖國和平統一，他不斷地向去台的親朋故舊曉以民族大義。他的報國之路崎嶇坎坷。
“ 改組”一段彎路 他痛別汪精衛
李俊龍1909年生於湖南湘鄉五區瑤台鄉。他的父親是一位窮困的私塾先生。幼時，他生活雖然清貧，但飽讀了詩書。在家庭中，對李俊龍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哥哥李卓然。李卓然不顧父親的反對堅持到公立學校讀書，不怕危險積極參加愛國運動，後來為探索救國之路又與蔡和森等人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李卓然是他的榜樣。李俊龍14歲時就讀於長沙岳雲中學，經彭平之、李仁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4年孫中山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他參加了改組後的國民黨。1926年在長沙團支部會議上，他直言批評農民運動搞得過火，受到團組織的批評。不久，他參加國民革命軍第8軍第3師，沒有向組織報告，從此脫離共產主義青年團。以後，他肄業於武昌中山大學。
李俊龍曾認真學習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曾研究過馬克思列寧主義。他認為中國可以借鑑歐美的政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更適合中國的國情。孫中山逝世後，他把目光放在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3個人身上，品評誰是孫中山事業真正的繼承者。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企圖摧毀國民黨內反對派、創立蔣家私黨當在北伐軍事告一段落後，蔣介石為實現個人獨裁，先是企圖借編遣會議消滅桂系、馮玉祥、閻錫山等異己的軍事勢力，進而與國民黨內各軍事集團接連進行混戰。而汪精衛以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為號召，從1929年—1930年，先後發表過《怎樣扶植民主勢力》、《怎樣樹立民主政治》、《論約法》、《論以黨治軍》、《怎樣做文人》、《二十年民權運動之回顧》、《兩種模型心理之瓦解》等一系列的文章，內容都是講“於黨恢復民主集權，於國扶植民主勢力”。由於蔣介石政權日益不得人心，因此，李俊龍和當時許多知識分子，把汪精衛看成是一個主張民主政治、反對個人獨裁的領袖。
1928年汪精衛出國後，國民黨內粵方委員陳公博、顧孟余等以擁汪為旗幟，在上海搞國民黨改組運動。陳公博曾辦有《革命評論》，鼓吹恢復1924年國民黨改組精神，恢復民眾組織和民眾運動，反對南京的貪污腐化，也反對共產黨的武裝暴動，並鼓吹以“農工小市民”同盟為國民黨階級基礎；顧孟余曾辦有《前進》，主張擁汪，但不贊成“階級基礎論”，提倡所謂“超階級論”。兩派雖有“理論”之爭，但在擁汪名義下統一起來，於1928年春夏間正式形成為“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這個政治派別，即一般所稱的“改組派”，海外和各省市組織中擁有不少黨員。年輕的李俊龍憑藉書生意氣加入改組派。由於他頭腦敏銳、知識豐富、筆鋒犀利，很快成為骨幹，任北平特別市七區黨務指導委員會常委。
蔣、閻、馮中原大戰開始後，為了在政治上能與蔣介石的南京政權相對抗，閻錫山、馮玉祥和李宗仁的桂系請出汪精衛，1930年在北平舉行的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當時李俊龍與改組派內中下層骨幹反對，認為閻、馮與蔣同是軍閥，汪精衛不應作此軍事投機；況且，勝不過是以暴易暴，敗則不可收拾。但汪精衛、顧孟余等認為：政治是現實的，蔣介石不倒，則一切無從談起。汪精衛特別賞識李俊龍的才華，北上時特地帶上了李俊龍，並委以擴大會議常務委員會秘書（共三個秘書，其他兩個秘書，一為閻錫山派提出的馬小進，廣東人，曾參加過同盟會；一為西山會議派提出的唐昭明，四川人，與謝持接近）。8月7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第一次正式會議，通過宣言草稿，決定以汪精衛等7人為擴大會議黨務委員，負責領導擴大會議一切工作。擴大會議常委名單及各機構組織人選確定後，國民政府委員及主席人選亦經商定產生。由於反蔣運動在軍事、政治和外交各方面的迫切需要，閻錫山、汪精衛、謝持3人於1930年9月9日上午9時在懷仁堂宣誓就職，擴大會議派王法勤常委代表監誓。宣誓就職典禮完畢，即招待來賓及中外記者，宣布國民政府正式成立。這樣，南面有蔣介石的政府，北面有汪精衛的新政府，就形成南北對峙之局。然而究竟誰勝誰負，一方面決定於前線的軍事，另一方面要看東北張學良倒向何方。蔣介石、汪精衛都在拚命爭取張學良，而張左右權衡，最後還是倒向了蔣介石。擴大會召開僅10天，東北軍就進了關。9月19日擴大會議的人馬撤離平津。閻錫山、汪精衛就職開府如此短命，讓李俊龍嗟嘆不已。
張學良進兵平津，擴大會議被迫撤移太原，一時間在北平通往太原的路上車人擁擠。閻錫山失去平、津、冀地盤，財政稅收大減，商業貿易不振，又需供應數10萬軍隊的糧餉，接待各方大小人物，以及政治、軍事、經濟的善後，這個作了20年“土皇帝”的不倒翁，頓時捉襟見肘，傷透了腦筋。李俊龍於21日隨擴大會議撤出北平，在石家莊正太飯店住一宿，22日到太原。初時擴大會議人員未到齊，一切活動幾乎停頓。晚間唯一的娛樂，就是到山西大戲院聽梆子戲。有次，一個丑角諷刺閻老西（閻錫山）引進大批外來人把山西吃窮了，連醋也喝光了，出語幽默，觀眾鼓掌，而李俊龍感到啼笑皆非。
蔣介石為了要迫使汪、閻、馮下野，天天派飛機轟炸太原，搖動人心。太原的物價不斷上漲，人民生活痛苦不堪。由於政治前途的暗淡，改組派內部極為動盪。在太原，李俊龍被任命太原約法起草委員會秘書。李俊龍原本不贊成汪精衛北來搞擴大會議，此時又聽說，閻錫山選定9月9日就任國府主席，是他認為“九九”諧音“久久”，寓長治久安之意。有人譏諷：民國19年9月9日上午9時，合為“四九三十六”，俗話說“三十六著，走為上著”，擴大會議其不能久乎？大家認為汪精衛和改組派已沒有任何政治前途，因此人心惶惶。有些人投奔蔣介石，有些人當了共產黨。年輕的李俊龍從這一幕政治劇中得出初步教訓，但汪精衛的才學還深深地吸引著他。何去何從，他在彷徨。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的鐵蹄踏入東三省，中華民族危在旦夕，李俊龍主張堅決抗戰，但汪精衛態度曖昧。1931年，蔣介石在廣州召開國民黨非常會議，李俊龍以擴大會議天津執行部代表資格出席，後與汪精衛一起退出，到上海大世界開會。1932年，由汪精衛提名，李俊龍任中央組織委員會編審科科長。12月5日，他被汪精衛任命為駐紐約領事館隨習領事，同盛芳去美國。在美國他一面工作，一面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並組織了華僑學生抗日救國會。
“ 抗日”是非曲直：他選擇民族大義
抗日戰爭爆發，軟弱的汪精衛發出《艷電》公然投向侵略者的懷抱。李俊龍對汪精衛的期望徹底破滅了。他感到“公私悵觸，痛哭了一場”。1938年5月李俊龍回國。然而，李俊龍想以自己的才學振興祖國，可路在哪兒？就在他迷茫失望之際，看到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抗擊日本侵略者。李俊龍猛醒：國難當頭應全民族團結共同抗擊外敵！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國民黨政府組織的抗日戰爭中。
蔣介石非常重視人才，在了解了李俊龍的才幹後，連連提拔他。抗戰期間，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以總裁的名義兼任團長，張治中任中央書記長，李俊龍被提為三青團中央宣傳處處長，後來任國民黨第三戰區政治部組長、《前線日報》社長（宦鄉任主筆），後移上饒。他經常出入蔣介石官邸，研究每周政治宣傳方針。然而，蔣介石的重用和信任沒有動搖他的信念。在政治的風浪中，李俊龍逐漸成熟：不為一黨、一領袖服務，只為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奮鬥。
1939年9月，李俊龍隨谷正綱去重慶，參加國民黨中央全會，谷正綱升任中央社會部部長，李俊龍升任社會運動指導處處長。郭春濤是李俊龍的同鄉，既是李俊龍哥哥李卓然留法時的同學，又是李俊龍在改組派中的同志。1939年，周恩來指示王炳南與郭春濤一起組織“東方文化協會”以團結東方各國各民族共同抗日。由王炳南出面請于右任擔任會長，郭春濤請覃振為副會長。李俊龍、郭春濤、王炳南、秦德君、胡秋原為常務理事，郭春濤任常務理事兼秘書長。日本反戰同盟的青山和夫、鹿地亘、綠川因子、池田幸子，台灣代表謝南光等也參加了籌備事宜，東方一些國家均有代表來。協會參加了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溝通了各國的抗日信息，同時還研究分析日本大本營的動向，提供情報供各國參考。1940年協會獲悉德國駐重慶大使陶德曼向蔣介石透露，德國法西斯要用閃電戰術進攻蘇聯的重大情報，立即轉告了蘇聯駐重慶大使羅申。事實證明，這份情報對於蘇聯及時進行戰爭動員起了決定作用。史達林為此特意拍來電報，感謝“東方文化學會”。
1941年，李俊龍任三青團中央幹事會服務處處長，兼社會部參事。皖南事變後，蔣介石軍委會藉口“東方文化協會”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派特務搗毀了“東方文化協會”強占了房子。三青團改組後隸屬行政院，李俊龍任青年工作管理處副處長。蔣介石派他到中央訓練團做小組指導員。
1943年2月16日，李俊龍到軍委會第三廳，主持軍隊思想教育，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一切為前線，一切為勝利的口號。出版了《新中國》月刊，《前線》周刊。
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到重慶與國民黨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後，毛主席決定次日飛返延安，重慶各界舉行隆重的歡送會。這次歡送會由國民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牽頭進行籌備，會前李俊龍周到細緻地做了準備。會場設在軍委會禮堂。開會的時候，人到的特別多，許多人想要一睹毛主席風采。會議開得很熱烈，毛主席講話之後，張治中致歡送辭。張治中是國民黨談判代表主要負責人，也是李俊龍愛戴尊敬的上司。張治中不無感慨地說：“這次國共兩党進行了和談，其中艱難曲折，前所未有。經過43天談判，已經達成協定的，簽訂了會談紀要，未達成協定的，共產黨還留有恩來先生等繼續談判，我相信中國不久將會出現和平團結、國共雙方共同建設國家的大好形勢。對促進這次和談我是有功的，將來如果有人寫章回小說的話，請不要忘記《張治中三上延安》這個回目。”他的話引得全場鼓掌大笑，也說出了李俊龍的心聲。長桌上李俊龍刻意準備好水果、菸酒、菜餚，會眾各自選擇自己喜歡的食品裝進盤內，喝酒吸菸。大家談笑風生，氣氛溫馨融洽，場面熱烈。
但是，《雙十協定》墨跡未乾，蔣介石就置人民的願望於不顧，公然發動內戰，李俊龍與許多國民黨人一樣，越來越不滿蔣介石的倒行逆施。1946年，蔣介石發動內戰前，在重慶林園召集軍事會議，白崇禧、陳誠、宋子文、張群和李俊龍等出席。在會上蔣介石宣布了全面內戰的計畫。會後李俊龍隨白崇禧飛往東北視察軍事，返回南京後曾致電張治中。
陳誠接張治中任三青團書記長後，任命李俊龍為三青團中央團部宣傳處處長。參加了廬山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黨團合併後，李俊龍仍為第三處處長。會後他飛往北平天津傳達決議，見過李宗仁、何思源、陳雪屏。他在平津演講了一個多月，3月回到南京參加國民黨中全會。
1947年8月李惟果升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李俊龍升任宣傳部副部長。不久，國民黨在各個戰場紛紛失敗、國民經濟近於崩潰，各地學潮此起彼伏，一時間人心思變，何去何從是每一個人面臨的選擇。李俊龍有一個朋友周偉龍是津浦鐵路護路司令。兩人常在一起，就何去何從談到深夜。在李俊龍的動員下，周決定追隨程潛、唐生智爭取湖南和平解放。1949年1月，蔣介石“引退”回奉化，國防部命令周偉龍調兩個加強總隊前往擔任警衛任務，周偉龍調去的卻是從徐、蚌撤退下來殘缺不全的第一、第二總隊。同時，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也命令周成立京滬鐵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隊集中京滬一帶待命。周不願把集結在浙贛線上準備開往湖南的部隊往回調，僅成立了一個空架子護路司令部。這兩件事引起了毛人鳳和湯恩伯的極大猜忌。1949年2月4日周偉龍前往上海，準備乘飛機去衡陽的路上，被保密局逮捕殺害。這件事對李俊龍刺激很大。
“ 和談”不可為而為：他走進新政協
戰火在中國大地上連連不斷地燃燒了一個世紀，中國老百姓強烈地期待和平。當帝國主義被趕走，當國民黨軍隊敗局已定的時候，中國人民看到了勝利的曙光。對於國共兩黨的興衰，李俊龍感慨萬端。1949年元旦蔣介石宣告下野，由李宗仁出面求和。1949年國民黨中央黨部遷廣州，蔣介石要求李俊龍到廣州，李俊龍只在廣州點了一個卯，就回湖南了。3月25日，張治中發電報，讓李俊龍當國民黨和談代表團顧問。3月28日，李俊龍乘飛機到南京。31晚，李宗仁、何應欽、閻錫山、居正等國民黨要員與代表團成員張治中、黃紹閎、劉斐、李俊龍等人商議和談對策。4月1日，張治中率代表團成員二十餘人乘“空中行宮”號專機飛往北京。
北京對於李俊龍來說既熟悉又陌生，歷代政權都在這裡是建都，19年前他也在這裡參與了一個短命政府的建立，他熟悉這裡的一切；可現在共產黨已經和平解放了這座城市，這裡的人、這裡的事、這裡的精神面貌已煥然一新，他對這裡的一切又都感到新鮮。他知道：和談，蔣介石沒有誠意，李宗仁做不了主，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可早一日和平，少一分戰火畢竟是人心所向。李俊龍和代表團的成員們為不可為的和平談判做努力。“北國花正開，已是江南花落，剩有牆邊紅杏，客里漫愁寂寞。”這是和談代表黃紹竑填寫的一首《好事近》，它集中反映了國民黨的和談代表團成員非常複雜的心情。
12日下午，南京代表團開會討論解放軍過江問題。討論中，邵力子說：“我們既為和平而來，當和成而返，破裂還有什麼前途？事到今天和談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我們應盡力爭取中共緩渡江，因為緩渡江確對全面和平運動之推進有利。”而李俊龍認為：“如今只有三策：上策是中共接受我們意見，緩渡江；中策是中共一定要馬上渡江；下策是和談破裂。為人民計，寧取中策。”4月13日早晨，周恩來已把中共方面起草的《國共和平協定（草案）》正式提交給南京代表團，晚9點，正式談判在中南海勤政殿舉行，一張長桌，雙方代表分坐兩邊。中共首席代表周恩來就《國內和平協定草案》作了概括說明。南京代表團成員聽完後，感到草案提法十分嚴厲。張治中發言說：“國民黨違背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和政策，是戰敗了，我們對自己的錯誤願誠意承認；對於我們的失敗，也有勇氣承認。不過前文中有若干過於刺激的字句，希望能酌加刪節。”14日，南京代表團經過反覆研究提出了40多處修改意見。15日，中共代表團根據南京代表團的意見提出了《國內和平協定修正案》。李俊龍與南京代表們認為，這一稿已經有了20多處修改，接受了所提修正意見的半數以上。儘管條件過高些，如果能瞭然於“戰敗求和”“天下為公”的道理，不囿於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國家元氣、人民生命財產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誠心接受錯誤，以勇氣接受失敗，則對國家、對人民、對國民黨保全者實多，總比頑固到底的好。因此，可以接受這個《國內和平協定》。16日，張治中派黃紹竑和屈武帶協定返南京。在期待和焦慮中，李俊龍和南京代表團等來的回答是：南京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籤字。談判失敗。
在北京，李俊龍心悅誠服地感到，共產黨實行的新民主主義，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一致的。當周恩來和中共和盛情邀請全體和談代表團成員留在北京時，李俊龍高興地參加了新政協。
“ 建國”如願以償：他為民族大廈奠基
新中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中國人為這一天盼望了一百年，奮鬥了一百年，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人們歡天喜地。新中國是在滿目瘡痍的廢墟上建立的，百廢待興。
救國興國之路曾經是那樣坎坷，那樣艱難，而此時李俊龍面前的路豁然開朗，他感到有太多的事要做。1949年10月28日，李俊龍被任命為政務院參事。政務院作為新政府的中樞非常忙碌。參事室分為五個業務組、六個地區組：李俊龍為中南區組召集人。
國體是靠制度支撐的，制度需要政策、法令來貫徹實施。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開國之初建立制度無經驗,多在摸索中,政務院參事室的任務是研究及草擬政策、法令、法案。李俊龍和參事室的全體同事付出了極大的努力。他們要學習，學習共同綱領，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蘇聯的經驗，還要對每一個草案的形成進行十幾次甚至幾十次的反覆討論、反覆修改。然後提請上級批准。時間緊、任務重，參事們常常不眠不休，不分晝夜地工作。《中央人民政府法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政務院關於開展職工業餘教育的指示》等綱領性檔案、政策性檔案就是這樣產生的。根據政務院李維漢秘書長特別的指示，李俊龍與譚惕吾、盧郁文、劉孟純一起參加研究政府機關的會議制度、報告制度、檢查制度和總結制度。
為了檢查政務院頒布的各項政策、法令、決定、指示等的執行情況,國務院的參事們要花大量的時間深入全國各地，工礦農村進行調研。1950年，李俊龍和盧郁文一起奉派到西北視察財經工作，1952年，李俊龍赴東北、華東進行有關政府工作制度問題的調查研究及關於政策、政令推行情況的了解。在參事室李俊龍和他的同事每天要審閱各地區的綜合報告與專題報告,並將情況、問題摘要綜合向領導反映，同時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在土地改革運動中，李俊龍帶頭報名參加。1950年10月，李俊龍為總領隊，率17位同志參加了中南地區的土改。
新中國成立頭兩年，政務院對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建設、財政金融改革花了很大力量，1952年土改結束後，農村的新問題提到了日程上。參事室又把研究重心放在農村，研究的問題是：財經方面擬以農村生產、城鄉物資交流、農村合作、農業稅收和農村借貸關係等為重點；政治方面擬以民主建政為重點；文教方面擬以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土改後農村文教衛生的發展為重點。為完成這些工作，必須加強資料的蒐集、鑽研和調查、視察，李俊龍與其他參事先後分赴到各地參觀土改工作。並將視察結果整理、分析、研究，提出報告、建議，寫出文章。毛澤東看過李俊龍登在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非常讚賞。1951年3月2日毛澤東寫給胡喬木信說，李俊龍所寫文章可與蕭乾《在土地改革中學習》一文，一起出一本書。
在百忙中，李俊龍不忘關心時事政治。1952年他寫了《從國際經濟會議年曆兩個世界》，這篇文章從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洋洋灑灑近萬言全文刊載在人民日報上。新中國成立之初是李俊龍一生中最忙碌、最充實、最愉快的一段日子。他看到了工人農民的笑臉，看到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看到了國家在一天天好起來。
敢於直言 做共產黨的諍友
民主自由是李俊龍的政治理念，他認定，現代國家和現代公民需要民主自由，沒有經濟自由，就沒有現代經濟，沒有議論自由、學術自由，就不可能有科技的發展、文化的繁榮、政治的清明。他熱愛中國共產黨，真心地希望國家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強盛起來。他認真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職能，勇於負責，敢於直言。
由於工作，李俊龍經常到各地視察。從華南到東北，全國大城市幾乎都有李俊龍的足跡。在調研中他發現，有的黨員有功臣架子，認為天下是老子打下來的，拒知識分子於千里之外。他認為。知識分子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是新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有生力量。而中國知識分子傳統上是有相當自尊自愛的。他希望黨員要廣交天下賢能之士，放下架子。1953年7月，李俊龍在政協座談會上提出一個挑戰性的口號：“不要算舊賬！”“尊重知識分子的傳統！”同時他要求：“非黨人士也要放下知識分子的架子，不要妄自尊大，文人相輕，這樣才能向工農學習。”他說：“雙方放下架子均有好處，互取其長，互去其短，互相學習，牆溝便會消失。黨員要多看知識分子的進步一面，不要算舊賬，光看他們的過去；非黨人士也要多看今天，明天，有些人在三反五反當中受了些委屈，不要老記住過去，要向前看。有的人今天還有顧慮，是以過去情況來看今天，我們應該信任毛主席和黨，信任自己，這樣雙方距離就會縮短。”
1954年憲法頒布後，李俊龍特別注意法制的建設和落實。他了解到，縣區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百分之七十不按期開，這是由於幹部們習慣用黨和幹部會議代替法律規定的人民代表大會。他認為，加強幹部的法制思想教育很重要。他在政協視察座談會政法組座談時說，對公安和法務部門應該進行檢查，看他們是不是按法律辦事。同時，審判工作人員質量不高，原因是司法幹部素質低，沒有文化和審判知識，有的連批示和判詞都寫不好。他提出，過去搞過法律工作具有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吸收參加法律工作，以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他建議加強法律人才的培養，“培養司法人員的系、校要大量成立。”
1957年統戰部號召民主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有人擔心充分揭露矛盾會不會削弱黨的領導。李俊龍說：“過早擔憂，不會利於鳴放，肯定說，沒有黨的領導，就不會有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要相信黨，相信自己，我們不會有削弱黨的言論和行為的。在整風中民主黨派成員，應當發揮助手作用，不要自卑，不要興歌功頌德，要分辨好壞分清是非，幫助黨和政府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他根據自己在東北等地區視察16個院校、兩個科學研究機構以及若干廠礦企業的情況，提出了高等院校和廠礦中統戰工作存在的問題。
“直言”是李俊龍為人的風骨，坦誠是李俊龍為人的品格。他衷心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熱愛新中國。雖然反右時他遭到誤解成為右派，但最終得到了平反。他是共產黨的諍友。
立足民革 發揮民主黨派優勢
由於歷史淵源，李俊龍和國民黨和談代表團的成員一起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民革是1948年1月成立的，新中國成立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中的一個民主黨派。新中國成立時民革的成員很少，組織也很薄弱。李俊龍在民革中央任常委兼組織部副部長，他認為，民革成員在國家的公共事務上有他一套熟練的政治經驗，所以應該發揮他特有的作用。1950年在民革中央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出了放手發展組織的建議。不久，民革中央成立發展北京各機關組織臨時工作委員會李俊龍任委員。1950年12月在民革的二中全會上做出了：“我們必須在鞏固和擴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總要求下，加強組織，發展黨員；首先對於人民政府機關的在職人員，過去時曾參加過舊國民黨組織，而現時在工作和學習中有良好成績表現者，應積極的大力爭取”的決定。李俊龍首先從自己工作的政務院開始發展民革組織。民革在政務院工作的有20名黨員，政務委員有3人，參事、秘書有17人，在李俊龍、屈武、于振瀛的積極籌備下，在政務院的支持下1951年5月30日成立了民革政務院小組。以後在人民監察委員會、內務部、交通部、海關總署、貿易部、郵電部、人民銀行等單位迅速組建了基層組織。到1952年8月，一年內建立了20個組織，發展了兩倍以上的黨員。
民革作為新政協的一員，共同綱領就是民革的行動綱領，三大任務就是民革的任務。在抗美援朝中，李俊龍和民革領導們一起帶頭捐款。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政府機構的接管、變遷中，一方面有大量的學有所長的人失業，一方面是新的機構缺少熟悉業務的人才。為此民革的一項工作就是組織、救濟失業人員，介紹合適的人選到各機構工作。1953年，李俊龍在起草民革二屆三中全會中常務委員會的報告時提出，調動積極因素髮展民革，完成民革的任務和作用。他在組織部和中央的各種會議上，經常強調：組織要代表成員和所聯繫民眾的利益，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1956年7月他起草民革中央《關於組織工作的指示》：凡是已經開展社會聯繫工作的地方，應努力創造條件，將所聯繫的社會人士吸收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入黨，基礎好的，還應努力提高比率。
除了新中國初建時的中心任務外，由於民革與原國民黨的歷史淵源，對台工作是民革的一項重要工作。抗日戰爭時期，李俊龍在國民黨上層，與蔣經國、陶希聖、李惟果、黃少谷等人相熟，對台工作有天然優勢，因此，民革中央成立對台工作委員，李俊龍就是委員。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70年代末，李一直在向台灣老友做工作，為祖國統一盡力。1965年，在他們的努力下，在中國共產黨政策的感召下，原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從美國回到了祖國大陸。在李宗仁夫婦飛抵北京那天，首都機場舉行盛大的歡迎儀式。前來歡迎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有周恩來、彭真等；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國民黨起義將領。李濟深、程潛等紛紛上前與之會面；尤其是當年由李宗仁派遣的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團成員李俊龍、邵力子、黃紹竑、章士釗、李蒸、盧郁文、屈武、劉仲華也到機場歡迎他。李俊龍為祖國統一大業付出過許多心血。直到臨終的那天下午，他還參加了全國政協國際組的座談會，暢談了我國外交戰線上所取得的成績，對於我國早日實現四化，促進台灣回歸祖國，充滿信心。他殷切希望台灣當局，以民族大義為重，為祖國統一做出積極的貢獻。
李俊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他以振興中華為己任，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路。他把自己全部的知識和才能都獻給了我們的國家和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