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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慘了，太慘了……”，昨(13)日下午，四川北川縣曲山國小教師朱貴平雙眼布滿血絲，聲音沙啞，喃喃地向記者講述前一天中午的驚魂時刻。
“簡直是慘不忍睹”，當他拖著川西地域長長的方言音調說話時，雙手總是不由自主抬起，捂住眼睛。
身下仿佛一股波在翻騰
朱貴平是北川縣曲山國小二年級二班班主任，他記得，12日下午2:30左右，自己走上3樓教室的講台，攤開書本，正要上課。“突然只聽到腳下轟的一聲，房子輕微地搖晃了一下”，朱貴平回憶。
“不到一秒鐘，我就反應過來”，朱貴平說，他立即大喝一聲，“地震了，快往操場跑。”學生們嘩的一下起身，朱貴平拎住一個跑在前面的孩子，衝到門口操場上。由於教學樓依山而建，三樓和後面的操場正好是平的。
“幸虧那天沒有關教室的門，否則跑不出來幾個。”朱貴平說，約5-6秒鐘，班上已經有80%的孩子衝到了操場上。
朱貴平回憶，到了操場上，感到強烈的震波已經到了，“地動山搖，根本站不穩”，他本能地大喊一聲，“快趴下。”
“我也同時趴在地上，身子下面仿佛一股波在翻騰，人好像樹葉一樣飄起來。然後只覺得山崩地裂，什麼感覺也沒有了。”朱貴平仍記得當時的感覺。
趴在地上2分鐘後，朱貴平清醒過來，“我是近視眼，眼鏡不見了，只看到周圍籠罩在巨大的煙霧中，我抹了一下眼睛，整個縣城已經不見了，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子”。
朱貴平說，他爬起來，看到地上都是翻出來的新土，有的孩子或者老師被壓在牆下，有的被埋住雙腿。
“我覺得很無助，那一刻沒有人能幫我們，只能自己救自己”，朱貴平趴在地上，把埋得淺的孩子扒出來，“除了雙手，我們什麼工具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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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能保存住輝哥遺書的手跡
劉文龍
熊熊燃燒的文革烈火漸漸席捲全國各地，我在遠隔萬水千山的雲南窮鄉荒野的小城鎮，畢竟還有個漫延的緩衝期，當時上級已傳達四清運動工作組要撤出，幾位參加四清工作隊的支邊老鄉趁機赴昆明省會造反去了，沒多久又藉機溜回上海老家。我們留在縣城的幾位支邊青年也忍不住了，結伴揭竿而起，扛著“上海支邊青年革命造反隊”的旗幟外出串聯。才到四川宜賓就收聽到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產，就地鬧革命”，這下攪亂了各人想外出串聯的美夢，旗倒猴孫散，大部分打道返單位。不甘心膽大一點的想，藉此機會去看看親戚朋友也好，有的去廣東中山老家，有的去河南看望姐姐。我也多么希望在這非常時期看望下親人啊，我鼓著勇氣來到四川江油，找到冶金部五冶公司工作的四阿哥文正。
他見我突然到來，太高興了。那時我倆都在外地，對文輝哥做出驚天動地的大案實情尚不知詳情底細，我們為失去無限崇敬的文輝哥而悲傷心碎，頓時抱頭痛哭流淚。我們為上海親人蒙受刺激而擔憂，為關在大牢里的兄弟而憂心忡忡，我們多么希望能
去年十一月，這本《一個文革受難者的新海國圖志》出版時，我已擬定了今年的二大行程，上半年準備去南美幾個主要國家，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古巴；下半年再去東歐已解體的幾個原社會主義國家看看，包括捷克和波蘭。上半年的南美之旅已成行，所以此次再版新增了古巴一文。
這本書出版後，我收到了許多讀者的來電來信，有熟識的朋友，有公共知識分子，還有不相識至今也未見過面的朋友。他們有的對我提出了一些好建議，有的幫我指出有錯誤的地方，有的與我交流想法爭論不同觀點，甚至從不認識的朋友會和我在電話裏聊上一個小時。對這些讀者朋友，我心存感激。因為他們，讓我意識到這本書的出版還有一些能被稱得上“意義”的價值，讓我意識到它已不僅僅是我和三哥靈魂交流的產物，許多有獨立思想的普通中國人也關注著書中的問題，願意思考和探討這些問題。
從第一本《風雨人生路》開始，寫作已成為我的興趣，孜孜不倦。經常半夜想到什麼，我就會馬上從床上爬起來坐在電腦前，被妻子視為“神經”，而多年早
導遊告訴我：古巴革命勝利後建立了一個特殊組織：保衛革命委員會，它類似中國城裏的居委會和農村的村委會，平均管轄不超過幾百人的社區，但它有權隨時可以闖入居民家檢查有否違法行為。在古巴有幾千個保衛革命委員會，遍布所有城市和農村，完全接受古巴共產黨的領導，來完成各種各樣黨交下的任務。其成員都是14歲以上公民，不論職業、性別、種族，只要不是革命的敵人，如資產階級和親美帝思想分子。古巴的教育是卡斯楚以革命領導名義，創建了全國革命指導學校制度。他說過革命指導學校就要填補一大塊思想教育的空白，培養數以千萬計的革命公民。古巴只有一張統一的共產黨機關報《格拉瑪報》，它是由原來《革命報》與《今日報》合併成一份報紙。導遊說：哈瓦那200多萬人中有近20萬警察，職能不清什麼事都能管，在路上可以檢查任何人，包括外國人，他過去帶團經常遇到這種事。
古巴是個全面公有制社會，這裏一切的一切都是國家的、古巴共產黨的，都由卡斯楚說了算。導遊說，你們一路問為什麼有這麼多田地荒蕪？因為古巴農民失去了種地積極性。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