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1]人，字美叔，又字竹君，與其弟石君珪[2]，少皆以經能文有名。先生中乾隆十九年進士，授編修[3]，進至日講起居注官[4]翰林院侍讀學士[5]，督安徽學政[6]，以過降級，復為編修。
姚鼐先生初為諸城劉正分[7]所知，以為疏俊奇士。及在安徽，會上下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8]，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9]，顧不喜，謂非政之要而徒為煩[10]，欲議寢[11]之，而金壇於文襄公[12]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13]館自是啟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14]。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尤重先生。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後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
先生為人，內友於[15]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復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而博學強識[16]不衰，時於其間屬文。其文才氣奇絕色，於義理、事物、形態無不備，所欲言者無不盡。尤喜國小[17]，為學政時，遇諸生[18]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為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所欲著書皆未就，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曰：余始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19]。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20]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為文士已哉！先生與伯思，皆高才耽酒。伯思中年致酒疾，不能極其才。先生以文名海內，豪逸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中焉。先生暮年，賓客轉盛，入其門者，皆與交密，然亦勞矣。余南歸數年，聞伯思亦衰病，而先生歿年才逾五十，惜哉！當其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同上詩，游山水，幽險皆至。余間至山中岩谷，輒遇先生題名，為想見之矣。[1]
作品注釋
[1]大興：縣名，今屬北京市。
[2]石君珪：朱珪，字石君，號南崖，晚號盤陀老人，朱筠之弟。1748年（乾隆十三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正。
[3]編修：為翰林院屬官，位次於修撰，掌修國史。
[4]日講起居注官：日講是為帝王講解經史之官，起居注是記述帝王言行之官。清康熙時以日講官兼攝起居注官，雍正以後遂以日講起居注官系銜為定製，屬翰林院。
[5]侍讀學士：給帝王講學之官，清屬翰林院及內閣。
[6]學政：為提督學政之簡稱，掌管一省學校生員考課升降之事。
[7]劉文正公：劉統勛，字延清，號爾純，諸城（今屬山東）人。雍正進士，官至東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卒諡文正。
[8]《永樂大典》：明成祖永樂年間命解縉等人編輯的一部類書，有二萬二千九百餘卷，蒐集了大量宋元以來的佚文秘典，今多散失。
[9]軍機處：清雍正時設，綜理內外要務，是清代中期最重要的官署。
[10]煩：“煩”下疑脫“費”字。
[11]寢：平息，停止。
[12]於文襄公：于敏中，字叔子，一字重棠，金壇（今屬江蘇）人。乾隆進士，官至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卒諡文襄。
[13]四庫全書：1772年（清乾隆三十七年）開館纂修，十年始成，凡七萬九千餘卷，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
[14]《日下舊聞》：清朱彝尊撰，凡四十二卷，記載北京掌故史跡。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令朱筠等人繼此書纂成《日下舊聞考》一百二十卷。
[15]友於：指兄弟之間的親愛。語出《尚書君陳》：“惟孝，友於兄弟。”
[16]強識（[zhì志）：強於記憶。識，記。
[17]國小：漢代起，以國小作文為文字訓詁學的專稱。
[18]諸生：明清時經省各級考試錄取入府、州、縣生員有增生、附生、稟生、例生等名目，統稱諸生。
[19]陳伯思：陳本忠，字伯思，昌平（今屬北京）人。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進士，歷戶部郎中，提督貴州學政。
[20]摩厲：磨練，切磋。《國語越語上》：“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飲其食，而摩厲之於義。”
作品翻譯
朱竹君先生，名筠，大興人，字美叔，又字竹君，和他的弟弟石君珪，年少時都以會寫文章而出名。先生乾隆十九年中進士，授官編修，後升至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督安徽學政，因過降級，又重為編修。
先生起初受到諸城劉文正公賞識，被認為是疏朗俊偉奇特之士。後來到安徽，遇到皇上下詔搜求散佚的書籍，先生上奏說翰林院儲存有《永樂大典》，裡面有很多當世見不著的古書，請成立一個專門機構來搜尋校閱，並且陳述的蒐集方法也十分完備。當時劉文正在軍機處，卻不高興，認為不是緊要的政事而徒增煩惱，打算建議讓這事停下來，而唯獨金壇文襄公認為先生的奏議很好，跟劉文正堅決爭執，最終採用先生的意見上奏給了皇上，四庫全書館從此啟動了。先生進入京城，住在館中，纂修《日下舊聞》。不久，文正去世，文襄任四庫館事務總裁，特別看重先生。先生卻不去拜訪，還不時因主持館中事跟他的意見牴觸，文襄感到十分遺憾。一天見到皇上，談及先生，皇上便稱許朱筠學問文章遠超別人，文襄默然不能發話，先生因此而安然無事。其後督理福建學政，過了一年，皇上派他弟弟珪接替他，回來幾個月，就去世了。
先生為人，在家與兄弟友善，而在外喜好交遊。稱讚別人的好處，唯恐沒有說到極致；若有過錯，就總是掩飾。後進之士多因他的稱許而得名。先生房中從早到晚不曾沒有客人，整日整夜跟客人飲酒談笑，博學強記卻不衰減，還時常在這期間寫文章。他的文章才氣新奇豪放，對於義理、事務、情態，無不具備，想要說的話無不窮盡，尤其喜愛國小（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當學政時，遇到賢能的生員，跟他們說話談論就好像同輩人一樣，勸別人為學要先從識字開始，語意誠懇殷勤，離去之後人們都愛戴思念他。他想要寫的書都沒有寫成，有詩文集合若干卷。
姚鼐說：我開始認識竹君先生，是靠了昌平陳伯思的關係。當時都二十幾歲，聚在一起慷慨激揚縱論時事，相互磨練探討學問，志向實在偉大啊，哪裡只是要作一個文人學士而已呢！先生與伯思，都是卓越人才而沉溺飲酒。伯思中年因酒致病，不能完全發揮他的才華。先生以文章名揚海內，豪放俊逸超過伯思，而伯思持論稍微中和一些。先生晚年，來訪賓客更為繁盛，入了他門的，都跟他密切交往，這樣也就很勞累了。我回到南方這幾年，聽說伯思也衰老病重了，而先生去世時年紀才過五十，令人痛惜啊！他在安徽、福建任上時，常常帶領賓客飲酒賦詩，遊玩山水，幽深險要處都到過。我間或來到山中崖谷，便遇見先生題名，是可推想而知的啊。……
作品鑑賞
朱筠是清代乾隆年間著名的士大夫，以好獎掖後學，主持一代風會而聞名於世。當時不少著名學者、詩人如汪中、戴震、王念孫、章學誠、黃景仁等，或出其門，或入其幕。朱筠於姚鼐為師友，姚鼐也正是由於清廷採納朱筠等人的提議開四庫全書館，而於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被薦入館充纂修官，在館將近兩年，與朱筠交往頗深。該文就是姚鼐為朱筠撰寫的一篇傳記文。 文章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依傳記文體例敘述傳主的生平事跡這一部分又可分為三段。第一段介紹朱筠的生平，包括他的名字、籍貫和仕歷。寥寥七十餘字，行文非常簡潔。第二段敘述朱筠建議開四庫全書館以及在館中的事跡。這是朱筠的生平大事，姚鼐對此卻並不濃墨重彩地加以鋪敘，而是選擇典型事例，寫他和劉文正公（統勛）、於文襄公（敏中）兩人的交往，從而體現出他的性格特點。劉文正公是當朝大官，朱筠早年又得其賞識，按理說朱筠對劉應該是言聽計從、唯馬首是瞻的；然而，當劉反對朱筠開四庫館的建議時，朱筠並不畏縮退讓，而是據理力爭，在於文襄公等的支持下，終於使清廷採納了自己的建議。於文襄公是朱筠的上司，又支持過朱筠，對朱筠很器重。按理說朱筠對他應該是充滿感激之情的；然而，朱筠並不像一般俗吏那樣奉承上司，不但不去拜訪晉見，還時常以公事與於公相頂撞，面使於公“大憾”。行文至此，插進乾隆皇帝“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人”一事，並言朱筠“以是獲安”。這是文中頗有深意的一筆，由此可以想見朱筠與於公在館中相頂撞之激烈程度。通過朱筠這兩件迥異於官場俗吏的行事，寫出了一位不阿私情的耿介之士的形象。在混濁的封建官場中，這樣的耿介之士是很難得的。這一段是寫朱筠在朝為宦的事跡，緊接一段則寫他與親朋友生的交往。作者以敬仰的筆觸，敘寫出朱筠誠懇待友、提攜後進的品格特點：“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即有過輒復掩之。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而“室中自晨至夕未嘗無客，與客飲酒談笑窮日夜”；“為學政時，遇諸生賢者，與言論若同輩，勸人為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幾句，更是描繪出了一位忠厚長者的形象。這兩段，以對照的手法，一寫外，一寫內，充分表現出人物外剛內柔的個性。如果說，文章的第一部分偏於客觀敘述，那么第二部分作者的回憶，則充滿了主觀感情色彩。作者回憶起自己和朱筠初相識的情景：“是時皆年二十餘，相聚慷慨論事，摩厲講學，其志誠偉矣，豈第欲為文士已哉！”少年好功名，慷慨論時事，不屑於為區區文人的豪情躍然紙上。接著筆鋒一轉：“余初識竹君先生，因昌平陳伯思”，引出陳伯思來作映襯。陳伯思也是一個才華橫溢而不隨流俗之人，與朱筠一樣“皆高才耽酒”。在這裡，寫朱筠處處以陳伯思來陪說，寫伯思即是在襯托朱筠，互動映發，隨後以痛惜的心情，為伯思衰病、朱筠五十而逝而感嘆。至此，筆鋒又一轉，回想起朱筠當年“使安徽、福建，每攜賓客飲酒賦詩，游山水，幽險皆至”的情景，而自己“間至山中崖谷，輒遇先生師名，為想見之矣”。題我雖在而哲人已萎，怎不令人無限感傷惆悵！全文於此戛然而止，意韻無窮，充分體現出作者對朱筠的緬懷之情。
姚鼐的傳記文，繼承了桐城派奠基人方苞所謂“常事不書”（《漢書〈漢書霍光傳〉後》）的原則，在寫人物時時往主取其平生大節要事；同時也注意到日常瑣細之事對增加文章情趣韻味的作用，因而文風顯得紆徐深婉，一唱三嘆，耐人尋味。前人稱“惜包先生文以神韻為宗”（方宗誠《桐城文錄》序）。這篇傳記，結構謹嚴，敘事簡潔，不僅勾勒出傳主的生平事跡，而且刻畫出傳主的性格特點，從中正可領略到其文的“神韻”所在。
作者介紹
姚鼐(nài）（1732～1815），中國清代散文家。字姬傳，一字夢偲，室名惜抱軒，人稱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曾任刑部郎中，充山東、湖南鄉試考官，會試同考官。主持梅花、紫陽諸書院講席共40年。姚鼐繼承方苞、劉大櫆、姚范的古文之學，成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
他繼承方苞的義法論和劉大櫆的聲氣論，在理論上又有所發展。①提倡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濟”。②總結文章的“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為八大要素。③概括文章的陽剛、陰柔兩大類的風格，認為兩者不能偏廢。姚鼐的文章與歐陽修、曾鞏相近，簡潔清淡，紆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在桐城派諸家中，最富有情韻。實際上是偏於“陰柔”之美。他的議論文如《伍子胥論》、《李斯論》，序跋如《老子章義序》、《海愚詩抄序》，書信如《答翁學士書》，記傳如《登泰山記》，都可看出他的風格。其缺點是氣力不能健舉，規模不夠闊大，缺少現實內容。他的詩清拔淡遠，尤工近體，但為文名所掩。著有《惜抱軒全集》88卷，所輯文總集《古文辭類纂》，世以為精當，流傳很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