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貞觀初，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謂曰：“朕之所任，皆以為賢，卿知佞者誰耶？”對曰：“臣居草澤，不的知佞者，請陛下佯怒以試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進諫，則是正人，順情阿旨，則是佞人。”太宗謂封德彝曰：“流水清濁，在其源也。君者政源，人庶猶水，君自為詐，欲臣下行直，是猶源濁而望水清。朕常以魏武帝多詭詐，深鄙其為人，如此，豈可堪為教令？”謂上書人曰：“朕欲使大信行於天下，不欲以詐道訓俗，卿言雖善，朕所不取也。”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君臣父子，不可斯須而廢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終之美故也。昔貞觀之始，乃聞善驚嘆，暨八九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道信之為道大矣。
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私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治，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胤，將何望哉！
太宗覽疏嘆曰：“若不遇公，何由得聞此語！”
太宗嘗謂長孫無忌等曰：“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任，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此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望於道。凡此等事，皆魏徵之力也。朕任用豈不得人？”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傳》稱‘去食存信’，孔子曰：‘民無信不立。’昔項羽既入鹹陽，已制天下，向能力行仁信，誰奪耶？”房玄齡對曰：“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廢一不可。能勤行之，甚有裨益。殷紂狎侮五常，武王奪之；項氏以無信為漢高祖所奪，誠如聖旨。”
注釋
的知：的確知道。
封德彝：人名，太宗身邊的大臣。
人庶：人臣庶民。
魏武帝：指曹操。
教令：教化，命令。
永錫祚胤：錫，賜。祚，皇位。胤，子孫後代。意思即把帝位長久傳下去。
訓：教誨，教導
資：憑藉，依靠
斯須：片刻，一會兒
善善：褒揚善行
翻譯
貞觀初年，有人上書請求清除皇帝身邊那些佞邪的臣子，唐太宗對上書的人說：“我任用的人，都認為他是賢臣，你知道哪個是奸佞的臣子嗎？”那人回答說：“我住在荒野民間，不能確切知道誰是佞臣。請陛下假裝發怒，來試一試身邊的大臣們，如果誰不怕雷霆之怒，直言進諫，那就是正直的人。如果誰一味依順陛下迎合皇上的意見，那就是佞邪的人。”唐太宗對封德彝說：“流水是否清濁，關鍵在於源頭。君主是施政的源頭，臣子百姓就好比流水，君主自行欺詐妄為，卻要求臣下行為忠直，這就好像水源渾濁而希望流水清澈一樣，這在道理上是講不通的。我常常認為魏武帝曹操為人詭詐，所以特別鄙視他的為人，現在如果讓我也這么做，還怎么可以去制定教規和法令呢？”於是，唐太宗又對上書的人說：“我想使大的誠信在天下實行，不想用偽詐的方法去引導風俗，你的話雖然很好，但我不能採納。”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說：“臣聽說治理國家的基礎，在於道德和禮教；國君地位的保障，只在於誠實信用。誠實信用樹立以後，臣子對國君就沒有二心，德行禮義形成後，邊遠的人民就會前來歸順。由此可見，德行、禮義、誠實、信用是國家的綱領，貫穿在君臣、父子關係中，一刻也不能廢棄。不被實行的言語，沒有誠意的法令，對國君來說會敗壞道德名聲，對百姓來說會招致殺身的危險。即使在顛沛流離的環境中，有德有才的君子也不會那樣做。自從陛下登基，實行王道，盛世清明，已有十多年了，神威遍及四方，各國使者前來朝拜，國家糧倉日益充實，國土日益寬廣。但是道德卻沒有更加深厚，仁義卻沒有更加廣博，這是什麼原因呢？是因為陛下對侍臣子和百姓還沒有達到誠實信用，雖然陛下在貞觀初期勤於政務，有一個好的開頭，但卻沒能做到善始善終。貞觀初年，陛下聽到好的意見就驚喜讚嘆，隨後八九年間，仍然樂於接受意見。但從那之後，陛下您漸漸討厭直言，有時即使勉強接受，也不像早年那般豁達大度了。國君能對臣子盡到禮義，臣子就會為國君竭盡忠誠，關鍵在於內外無私，君臣之間互相信任。國君不信任臣子就無法驅使臣子，臣子不信任國君就不能服侍國君，可見誠信這條原則是多么重要！要想讓君子小人是非分明，必須用仁德來安撫他們，用誠信來對待他們，用仁義來勸勉他們，用禮儀來節制他們。然後表揚善行，摒除劣跡，謹慎處罰，明白賞賜。如果這樣做，小人就會無法施展他們的邪佞，君子才能自強不息，無為而治的局面哪裡還會遙遠呢？如果表揚善行卻不能發揚善行，摒棄劣跡卻不能杜絕惡行，有罪過的人得不到懲罰，有功勞的人得不到獎賞，那么國家危亡之期，也許保不久就要到來，永遠使子孫後代享受昌盛國運、永享太平，還有什麼指望呢？唐太宗看了奏疏，感嘆道：“如果不遇到魏徵，我怎么可能聽到這樣的話呢？”
唐太宗曾經對長孫無忌等大臣說：“我剛剛即位的時候，有許多人上書建議，有的要我獨攬大權，不能委任給臣下；有的要我加強兵力，以使四方少數民族威懾臣服。只有魏徵勸我‘停止戰爭，振興文教，廣施道德仁義，中原得到了安定，遠方異族自然會來臣服’。我聽從了他的建議，天下得到大治，邊遠地區異族的首領都前來朝貢，少數民族經過多重翻譯來朝貢，相望於道。這一切都是魏徵的功勞。我難道不是用人有道嗎？”
貞觀十七年，唐太宗對身邊的大臣們說：“《左轉》上說：‘寧可不要糧食也要保持百姓對國家的信任’，孔子說：‘人沒有誠信就無法安身立命’。從前項羽攻入鹹陽之後，已經控制了天下，如果他當時能夠努力推行仁信政策，誰還能奪取他的天下呢？”房玄齡回答說：“仁、義、禮、智、信，稱為五常，廢棄任何一項都不行。如果能夠勤懇地推行這五常，對國家是大有益處的。殷紂王輕慢侮弄五常，周武王就討伐他，項羽因為沒有仁信就被漢高祖奪了天下，確實像陛下所講的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