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曾省吾在鍾祥市古蘭台一隅，聳立著一座氣度恢宏、鏤刻精美的“少司馬”石牌坊。牌坊的主人叫曾省吾，字三省，號確庵，晚年自號恪庵，明代湖廣承天府鍾祥縣人，生於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進士，於嘉靖、隆慶、萬曆三朝歷官富春知縣、太僕寺卿、都察院僉都御史、副都御史，其間曾巡撫四川和督學陝西。萬曆三年升兵部侍郎，鏇擢南京左都御史，八年召拜工部尚書，十年加封太子太保，同年被勒令致仕(即退休)。十二年，受已故內閣首輔張居正株連，被抄沒家產，削籍為民。
曾省吾本為明代名臣，文章勳業彪炳一時。因其特殊經歷和遭遇，後世對其評價頗具爭議，故清代修《明史》時沒有為其立傳，間有涉及，亦語焉不詳，遂使其人其事，幽昧不彰。其事跡零星散見於部分官修史書和私人筆記中，本文僅就見聞所及，略述其梗概。
曾省吾先世系江西彭澤人，其族人曾岳在《送宗人歸江西》中，有“日暮陽春樹，秋風彭澤盟。酒因今日醉，月是故鄉明”的詩句，可為佐證。曾氏在鍾祥的這一支，至明正德年間始有登仕版者，即曾省吾的曾祖父，名遜，字克讓，號東莊，正德十六年任四川省金堂縣縣令，為官以清勤著稱，深受百姓擁戴。因稟性剛直，為權要所不容，遂於嘉靖七年棄官歸里。曾遜做了八年知縣，回鄉時卻宦囊羞澀，靠朋友饋贈路費才回到鍾祥。金堂百姓為曾遜立有“遺愛碑”和專祠，以示懷念。萬曆初，曾省吾巡撫四川，將乃祖祠堂擴而新之，併購祀田若干，金堂百姓“共嘖嘖循吏有後”。
曾省吾的祖父曾輝，只有舉人功名，終身未入仕途，其名亦不彰顯。較有影響和聲望的，是曾省吾的父親曾璠，字子玉，嘉靖四十一年壬戍科進士。曾璠金榜題名竟晚其子六年，一時士林傳為美談。初為刑部主事，治獄有聲，後擢陝西布政使參議。因兒子在朝中為官(太僕寺卿)，曾璠主動迴避，告老還鄉，京山人李維楨有《參藩曾公致政序》記曾璠辭官事。萬曆七年，湖廣巡撫疏薦楚才遺賢十三人，曾璠居其一，朝廷賜封其為太保，但他淡於名利，對緋衣紫綬不以為意，每日角巾竹杖，留連山水，借詩酒自娛，年八十四而卒。著有《曾參議詩文集》，今散佚不傳。
曾氏在鍾祥為名門望族，在曾省吾顯達時，一門四世皆獲朝廷褒封，且蔭及子孫。曾遜、曾輝、曾璠俱封光祿大夫，死後贈工部尚書官銜；曾省吾的曾祖母、祖母和母親誥封一品太夫人，其妻沈氏、覃氏、胡氏封一品夫人；其子曾大匯亦因父功蔭國子監監生。真可謂皇恩浩蕩，滿門榮耀。在今鍾祥市察院街，原有兩座牌坊，一名“兩朝綸命”，為炫耀曾輝、曾璠榮膺兩朝封典而立；一名“父子進士”，為標榜曾璠、曾省吾父子南宮聯捷而立；在今“少司馬”牌坊迤東，原有“大司空”牌坊，是曾省吾任工部尚書時所立(少司馬、大司空分別為兵部侍郎和工部尚書的別稱)。因歷年久遠，風雨滄桑，如今倖存下來的只有一座“少司馬”牌坊，已列為鍾祥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清代安陸府府學教授金德嘉盛稱曾省吾“以文章經濟有聲隆、萬間，為名臣 (《慶陽較文碑墨刻題詞》)；《明史稿》亦讚譽他“嫻將略，善治邊”，“蒞事精勤，多有建白”，是明萬曆朝出類拔萃的幹練能臣。隆慶末，曾省吾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時川北大旱，災民流落他鄉甚眾，曾省吾選委得力官員，以主賑濟之事，安置流民於豐稔之州，並採取停免賦稅、平抑物價等救荒措施，同時供給災民農具種子以發展生產自救。因措施得力，活人無數，川民“鹹感德之”。曾省吾撫蜀三年，推行新政，革除積弊，其治績為朝野所稱道。
萬曆元年，四川西南敘州一帶土司“都掌蠻”發生叛亂，其首領阿大、阿二、方三等盤踞九絲山“僭號稱王，屢抗官兵”，曾省吾奏請朝廷發兵征討。時四川總兵官劉顯因事被劾，此人是嘉靖年間抗倭名將，驍勇善戰，曾省吾力排眾議，竭力向朝廷保薦劉顯帶兵出征，獲內閣首輔張居正允準，令劉顯戴罪立功。九絲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曾省吾審時度勢，採取分化瓦解、出奇制勝等戰略戰術，向劉顯指授方略。劉顯為報曾省吾保薦之恩，格外奮身效力，率領官兵十四萬人，攻城拔寨，所向披靡。經過六個月的浴血奮戰，終於大獲全勝，“克寨六十餘，俘斬四千六百名，拓地四百餘里，得諸葛銅鼓九十三”(《明史•劉顯傳》)。捷報傳到京師，神宗皇帝龍心大悅，優詔褒賞曾省吾。曾省吾上疏云：“……惟是上憑朝廷寵靈，下借文武匡濟，本因人而成事，敢貪天下以為功？所有是役效勞員弁，應請分別議敘，以昭激勸。”奏入劉顯等各升擢有差。曾省吾由右僉都御史升右副都御史，並賜銀三十兩，紵絲三表里(即衣料面子和里子各三套)，此後屢獲升遷和獎賞。萬曆三年六月，升曾省吾兵部左侍郎，協理戎政。曾省吾奉命閱視三邊，返京後，立即上書神宗皇帝，建議改革邊事懈馳、儲餉不給、偷惰自逸等邊防弊病，獲神宗嘉許，令其提督三邊防務。曾省吾整飭武備，鞏固防禦，於邊事多所建樹，為維護國家的長治久安立下了汗馬功勞。
曾省吾在文學上亦頗有建樹。當時獨主文壇的王世貞，雖囿於門戶之見，對曾省吾竭力詆毀，但也不得不承認其文才。曾省吾與當時學者名流李維禎、吳國倫、高岱、楊慎等人多有詩文往還，他在為高岱《鴻猷錄》所作的序中，主張“學以經世”，即文章要有匡世救民、移風易俗、鑑往知來等利國利民的作用，堅決反對大言欺人、華而不實的文風。惜乎其著述傳世極少，民國二十六年《鍾祥縣誌》收有其序、記各一篇，詩二首；明萬曆顧爾行刻有《曾司空撫蜀翰牘》等三種四卷，多為奏疏公牘之屬，其中不乏有的放矢、針砭時弊的名篇佳作，書今存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此外，曾省吾的書法亦為當世所重，高官大賈多求其題寫碑銘匾額，以光門楣。他督學陝西時撰文並書寫的《慶陽較文碑》為書家所推崇，其拓本世人珍若拱壁。清代承天府府學教授金德嘉曾慕名訪求曾氏墨跡，無奈曾氏子孫衰微，先人手澤早已散失垂盡，金德嘉遍求不得，竟引為撼事。1982年2月，四川省銅梁縣發掘清理明代張文錦夫婦合葬墓，出土文物中有一方墓誌，為當時名臣陳以勤撰文、王世貞書丹，志蓋篆體銘文三十三字，為正議大夫、兵部侍郎曾省吾手書，字型古樸嚴謹，頗具功力，誠不愧為名家手筆(見《文物》1986年第九期)。
曾省吾與內閣首輔張居正的關係非同一般，二人是湖廣同鄉，又有師生之誼，且曾省吾的才幹和學識頗為張居正所賞識，故張居正對其格外青目，並倚為心腹知交。曾省吾能夠一路青雲，在二十餘年間官至朝中二品大員，除自身才能和政績外，與張居正的提攜器重不無關係。曾省吾為報知遇之恩，鞍前馬後效勞於張居正。據說，張居正能夠成功地擠垮前任首輔高拱而取代之，主要得力於宦官馮保、心腹曾省吾和姻親王篆等人。據高拱《病榻遺言》說：隆慶六年，曾省吾授意其門生、戶科給事中曹大野彈劾高拱，並許以高官厚祿。曹心領神會，立即具疏彈劾高拱“大不忠”十事，使高拱陷於被動境地。此系高拱一家之言，是否確有其事，史無旁證，但曾省吾為張居正奪權出謀劃策，充當了謀士和馬前卒的角色，則是眾口一辭，毋庸置疑的。
張居正於萬曆初奪得內閣首輔權位，時神宗皇帝年少，對張居正十分倚賴和信任，“中外大柄悉以委之”。張居正當仁不讓，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整頓吏治，改革經濟，雷厲風行地推行新政，使政體為之肅然，國庫逐漸充盈，人稱張居正為“救時良相”。但是，由於改革不免觸及少數人的切身利益，加之張居正大權獨攬，過於嚴厲和操切，故而招致諸多怨聲。曾省吾是張居正推行新政的呼應力臣，貫徹執行新政條令最為積極，因此亦遭到一些人的怨恨和詛咒，這些都為張居正禍發身後和曾省吾等人株連獲罪埋下了伏筆。
萬曆十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故。臨終前向神宗推薦曾省吾等人“可大用”，神宗將他們的姓名貼上於御屏上，以備他日選用。張居正死後，神宗擬將吏部尚書的要職授予曾省吾。然而此時風雲突變，新任內閣首輔張四維，利用部分人對張居正的怨恨心理，大肆排擠曾省吾等所謂“居正黨”，以收買人心。他首先拿太監馮保開刀，授意江西道御史李植“發保奸狀”，李植遂上疏揭發馮保“當誅之罪”十二條。張居正一死，馮保失去外廷倚靠，一經彈劾，即被嚴懲。神宗下令抄了馮保的家，在查抄出來的廷臣饋遺名單上，曾省吾的名字赫然在列。原來，張居正死後，曾省吾受到排擠，自感勢單力薄，難以招架，時馮保尚未失勢，遂借馮保做壽之機，向其送禮行賄，以求政治庇護，結果弄巧成拙，被人抓住了把柄。浙江道監察御史王國藉此大做文章，彈劾曾省吾“勾結馮保，相倚為奸”，“送馮保金銀若干兩，圖謀升官”。繼而戶科給事中王繼光亦疏參曾省吾“十罪”，無非是什麼“耽嗜宴樂，蔑棄禮法”，“荒淫偷暇，曠廢職業”云云，多系捕風捉影，虛捏罪名。萬曆十年十二月，神宗勒令曾省吾致仕。按規定，官員被勒令致仕須立即離開京城，不許片刻停留。曾省吾草草收拾行裝，慨然就道，日夜兼程回到鍾祥。
明朝制度，文臣年滿七十方能致仕，而此際曾省吾尚未逾五十，正是年富力強、施展才能的大好時機。但他經此一場風波，看透了官場的黑暗和險惡，對追名逐利已是心灰意冷。歸里後，終日閉門讀書，或徜徉山水名勝，與文人學士詩文酬唱。萬曆十一年初春，曾省吾的摯友、江西興國(今湖北陽新縣)人吳國倫溯漢水赴陝西講學，途經鍾祥，與曾省吾相會於漢江邊。吳國倫是文壇“後七子”之一，嘉靖年間做過刑部主事，後辭官歸田。其人才氣橫放，好客輕財，與曾省吾私交甚篤，因朝野遙隔，已多年不通音訊。此次故友意外重逢，二人都不禁感慨萬千，遂設酒舟中，竟夕縱情暢談。吳國倫曾賦詩記其事，有句雲“醉來身世風濤外，始信冥鴻不可攀”。(《次郢上曾以三司空攜具見訪舟中話舊》)慶幸老友曾省吾及時脫身名利羈絆，遠離官場鬥爭的風濤之外。
然而，君主專制時代的政治風雲變幻莫測，隨著朝廷政治鬥爭的不斷升級，已故內閣首輔張居正受到攻擊和追究。遠離官場、優遊林下的曾省吾，最終沒能逃脫株連被禍的厄運。萬曆十二年，朝廷部分官僚羅織罪名，交章彈劾已故首相張居正，紛紛“追言往事”。神宗為樹立自己的權威，決心藉此將權高震主達十餘年之久的張居正的餘威壓下去，降旨削去張居正官爵，並將賜謚一同鐫去；命刑部侍郎丘橓、司禮監太監張誠南下荊州，籍沒張居正家。丘橓，字茂實，山東諸誠人，乾隆《諸城縣誌》為其立傳時，頗多溢美之辭，但與丘橓同時代的朱國禎評價其人“胸次淺隘，好為名高，不近人情，此種人最不足取”。(朱國禎《涌幢小品》)丘橓與張居正、曾省吾本有宿怨，此時正好藉機報復泄恨。未抵荊州，先期命地方官登錄張府人口，鎖入空房，竟至餓斃十餘人。及至查抄時，更是窮凶極惡，錙銖必究。但查抄結果令丘橓大失所望，所得財產尚不及預計的二十分之一。丘橓認為張居正為相十年，所蓄私囊絕不止此數，遂將張居正的三個兒子嚴刑拷打，逼其招認藏匿的財產。張居正的長子、原禮部主事張敬修經不住再三拷掠，屈打成招，枉供曾向曾省吾、王篆、傅作舟三家轉移、藏匿財產，約值銀三十萬兩。張敬修愧恨交加，自縊身亡，臨死前寫下一紙絕命書，控訴丘橓等人“屈坐先公以二百萬銀數……且又要誣扳曾確庵(省吾)寄銀十五萬，王少方(篆)寄銀十萬，傅大川(作舟)寄銀五萬。雲‘從則已，不從則奉天命行事’。恐嚇之言，令人膽落……”(《張文忠公全集•附錄》)充分揭露了丘橓等人酷刑誘供、蓄意陷害無辜的罪惡行徑。
丘橓憑張敬修一紙供狀，派人分別查封曾省吾等人家產，並將曾省吾、王篆逮送京師究治。據談遷《棗林雜俎》描述當時情形說“曾角巾青衣，王直囚服乞哀，中官杖之”。太監對他們可以隨意毆辱，其迫害之殘酷，由此可見一斑。曾、王被逮送京師後，先後上書神宗力辯其冤情，神宗命太監張誠“從實查勘以聞。”張誠是整個冤案的製造者之一，其“查勘”結果可想而知，遂將二人下三法司審問追贓。此時，仍有歹毒小人落井下石，欲置曾省吾於死地。萬曆十二年三月，工科給事中唐堯欽題奏：“今天下呶呶未幾者，曰故相張居正，顧居正可恨，而所尤可恨者，則誤居正之臣，原任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致仕曾省吾是也。蓋省吾與王篆數人同惡相濟，以欺居正，居正日為賣弄，不覺而竟成誤國之罪……宜重處(曾省吾)以謝朝廷”。(《神宗實錄》)張居正是萬曆朝有名的鐵腕宰相，凡事多斷獨專行，豈是為人左右的平庸之輩？唐堯欽於此時此刻將張居正的所謂“誤國之罪”歸究於曾省吾等人，其險惡用心不言而喻。
同時，朝中亦有一些正直官僚仗義執言，冒險上書為曾省吾鳴冤，但均遭到神宗的駁斥和懲處。十二年九月二十四日，戶部主事聞道立上疏奏事，其中提到“曾省吾以受寄之贓，取盈追嘗，勢必牽連。恐皇祖潛龍之鄉(鍾祥是嘉靖皇帝誕生髮跡之地)，不免亡猿之禍……請下法司量行豁免”。冷酷無情的神宗皇帝不僅不允聞道立所求，反怒其越位奏事，將他降調外職。(見《神宗實錄》)萬曆十二年十月，下旨籍沒曾省吾房屋田產，變賣解京“抵贓”，不足之數，逼勒其親族代繳。最後，削去曾省吾官籍，將其發回原籍為民，永不敘用。一代名臣從此在政壇上銷聲匿跡。
曾省吾是封建專制時代的官僚士大夫，其榮辱興衰，是非功過無不打上時代烙印。數百年來，人們對其評價眾說紛紜，毀譽不一。作為一代名臣，他在政治、經濟、軍事和學術上的建樹引人矚目，是有明一代頗具影響的風雲人物。另一方面，由於他深陷黨爭，加之夤緣權閹，觸犯清議，故而釀成對他疑謗叢集的複雜局面。後人每論及此，無不為其扼腕嘆惜。曾省吾慘遭沒籍之禍，當時公論普遍稱冤，但因史籍多諱言其事，後世只知其冤，而不詳事實原委，故附會出許多市井傳聞。至今鍾祥民間尚流傳有曾省吾“留坊不留頭”的故事，謂曾省吾被小人構陷，誣他省親時在家鄉“越城建坊”，有僭越之罪。神宗令其拆毀牌坊，否則“留坊不留頭”。曾省吾堅執自己無罪，寧願以身受死，終被處以腰斬之刑。此傳聞顯系後人附會，其“腰斬”一說更屬無稽，但它反映了人們對曾省吾蒙冤受屈的不平之情。明天啟、崇禎兩朝為張居正恢復名譽，蓋棺定論，諸所株連者亦多獲昭雪、追恤，但曾省吾終明之世未獲官方正式平反，實乃千古撼事！
考舊志和曾省吾所撰《千弓壩石橋記》，曾省吾被抄家之後，其宅第充官“抵贓”，改作公廨衙門。曾省吾於城內無處棲身，遂在鄉間築屋數楹，以耕讀終其餘生。其地名千弓壩，在鍾祥城東南十餘里。曾省吾鄉居期間，雖布衣蔬食，生活清貧，卻熱心地方公益，做了許多修橋補路、倡捐興學之類善事，對家鄉的水利建設貢獻尤多。曾省吾生長於漢江邊，曾親眼目睹過家鄉人民遭受水災顛沛流離的慘狀，並為此深感憂慮。他巡撫四川時，某日從邸報中得悉漢水暴溢，災區人民多葬身魚腹的訊息，不禁痛哭失聲，以至“不忍卒讀”。(見《鍾祥文征•修築沙洋堤碑》)因此，他罷官歸里後，對興修水利十分關心，地方每有浚河築堤等治水舉措，他都“竭力贊襄其事”。他做過工部尚書，熟諳都水之政，地方官多向其請教治水良策，他不僅有求必應，獻計獻策，還不顧年老體衰，親自勘察地形水勢，並為募集治水經費奔走遊說。曾省吾敦重鄉誼、謀福桑梓的感人事跡，為鍾祥百姓口碑載道，地方官亦對其十分敬仰和尊重。他去世後，家鄉父老為紀念其功德，將他募資興建的“武定橋”改稱“曾家橋”，並刻碑記其善舉。清代，地方官順民所請，入祀曾省吾於鄉賢祠，與鍾祥歷代先賢同享正位。
曾省吾卒年今無可考，後人立傳，於此均付闕如。據舊志所記，其墓在鍾祥城東五里，因地理變遷，今遺蹟已不可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