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作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城市與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年，台北市
代表作
《城市與狗》是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的代表作。秘魯作家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獲得2010年諾貝爾文學獎，其獲獎評語為“因他對權力結構製圖學般的細膩描述和他對個人的抵制、反抗和挫敗形象的尖銳刻畫”。馬里奧-略薩稱自己獲獎是諾貝爾文學獎對拉美文學和西班牙語文學作品的承認。
《城市與狗》是作者根據自己少年時在軍校學習的親身經歷寫成。“城市”指秘魯社會，“狗”指軍校學員。作品中用了大量篇幅描寫“打架鬥毆”、“金錢交易”、“賭博”、“嫖娼”、“上課搗蛋”等醜惡行為，揭示出底層人生存的艱難處境，有相當大的震撼力。
作者塑造了一個“中間人物”，他名叫阿爾貝托，為人不卑不亢，不欺負弱小，也不容強者欺負。在扞衛尊嚴和個人合法權利方面，阿爾貝托絕對不放棄鬥爭，這個人物是略薩的化身。在《城市與狗》里，阿爾貝托時而生活在社會上層（豪華住宅區），時而與來自社會底層的黑人、混血種族學員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層社會的偽善、欺詐和糜爛的生活，也了解了貧苦階層的悲慘處境。這兩個極端他都不能接受，因此寧肯躲進文學天地，逃避“狗咬狗”的生活。這樣，阿爾貝托就逐漸培養了這樣一種能力：建造文學的城池，去抵擋“城市”喧囂和“狗”們的狂吠；因為文學為個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的空間。
在風雲變幻歲月中長大的一代，總喜歡將自己的經歷視作財富，另一面又懷著羨慕或者妒忌，理所當然認為生活在和平時期的孩子應當“幸福地成長”。在絕大多數年輕人必須經歷的“社會化”過程中，貧窮、腐敗、麻木、殘忍等社會病以其無可阻擋的勢頭對少年進行的“成人洗禮”，他們應該比誰都不陌生。
秘魯當代文學大師巴爾加斯·略薩動筆寫《城市與狗》的時候，年方二十二歲。書中引用了法國左翼作家保爾·尼桑的一句話：“我曾有過二十歲。我不同意任何人說那是最美好的年華。”如果說我們在1990年代的美劇里為“成長的煩惱”會心一笑，那么從年輕的略薩筆下看到的，恐怕更接近日本電影《關於莉莉周的一切》中那種成長的無從言表的劇痛。
故事以一所軍事學校為背景。同大多數未成年人聚集地一樣，該校在外人和少年眼中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家長們將這裡視作讓孩子們得到磨鍊、成為真正男子漢的地方。少年們卻在這裡形成了自己的小社會：新生剛一入校就要遭受“洗禮”，從財物到自尊，遭到全方位的搶劫和凌辱；等新生升入高年級，同樣繼承“傳統”欺壓低年級；抽菸、喝酒、聚賭、偷竊、拉圈子、群毆、裝病請假、越牆出逃、嫖娼，甚至偷考卷買賣試題都是家常便飯，大部分教官毫不知情，協助管理的士兵視而不見。直到一個綽號“奴隸”的少年在演習中被槍殺，他唯一的朋友阿爾貝托終於挺身告發……
即將暴露的醜聞終於不了了之，社區張開雙臂，歡迎這些從軍事學校畢業的年輕小伙子。他們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甚至不乏溫馨一面，個性中的殘暴、瘋狂和邪惡仿佛只是一種在軍校環境下爆發出來的青春期綜合徵，塗上時間的藥膏後自然痊癒，繼而甚至被遺忘。只是當初那個唯一沒有做過任何壞事的男孩，死在了軍事演習中，他暗戀的女孩，則與心地亦有純良一面的兇手喜結良緣。
和許多作家的成名作一樣，《城市與狗》也布滿了略薩個人經歷的痕跡。如他在前言中所說：“為了編寫故事，我首先得成為孩童時期的阿爾貝托、‘美洲豹’、山里人卡瓦、‘奴隸’（那個萊昂西奧·普拉多軍校的士官生）、快樂區米拉芙洛爾大街上的孩子和卡亞俄港珍珠區的鄰居。少年時期，我閱讀過大量驚險故事書，相信過法國大作家薩特關於承諾文學的主張，狼吞虎咽了法國大作家馬爾羅的長篇小說，無限欽佩過美國‘迷惘的一代’小說家的作品，欽佩他們每一位，尤其欽佩福克納。我用所有這些東西揉成了《城市與狗》需要的泥巴，再加上青年時期的想像力、種種幻想以及福樓拜的教導。”
略薩不斷變換的敘事主體，構成了剛開始閱讀該書時的主要障礙，但極強的情節性依然吸引讀者繼續前行。隨著故事的鋪展，變換的敘事主體成了一種優勢，幾位主要人物的內心世界一一凸顯，給整體帶來強烈的立體感，造成了類似福克納《喧譁與騷動》中的多聲部效果。成長的精神困境，進而呈現出豐富的層次和複雜多變的狀態，其中的筆力和深度，讓這部略薩二十五歲時完成的作品，成為“青春文學”領域某種難以超越的巔峰。
譯本特色
1981年，《城市與狗》趙德明漢語全譯本作為全世界第1部從西班牙語原文翻譯成漢語的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長篇小說作品，在北京問世。
趙譯本重印多次，中國進入著作權時代以後的1996年、2000年、2009年分別出了作者授權的平裝版、精裝版、上海譯文版，到2009年9月都是《城市與狗》全世界惟1的漢語全譯本。
2009年10月曾譯本面世，讓《城市與狗》有2個漢語全譯本，超越了單1譯本的英語和日本語等語種。
英語翻譯只有LysanderKemp（1920年－1992年）本（1966年初版），日本語譯只有杉山晃（1950年－）本（1987年初版）。
譯完出書時，Kemp46歲，趙42歲，杉山37歲。
不超過30歲（台灣的替代役制度是2000年以後才有）的曾應該是全世界最年青的《城市與狗》譯者。
作為《城市與狗》第1個台灣人翻譯本的曾譯本，篇幅、字數在台灣人從西班牙語原文直接翻譯的拉丁美洲長篇小說里數1數2，就算不是最大，第2第3名1定排得上，在台灣拉丁美洲文學翻譯史上寫下了新頁。
趙譯本譯者西班牙語、漢語水平高，譯文傳神，作為印數最多、流傳最廣的漢語全譯本，28年來影響很好、很大，在文學史和翻譯史上有地位。
作者完稿（1961年）時25歲，揮斥方遒的意氣化成激揚的文字，曾譯本譯者與脫稿時的作者同樣少年，風華正茂，使用許多台灣年青人用語，貼近時下台灣社會。
曾譯本譯者不只西班牙語、漢語有水平，還有服役經驗。
經作者和前妻夫婦親自校訂的英譯本（校訂事參見《作家與胡利婭姨媽》“LoquenodijoVarguitas”）這方面的處理也偏直白。
曾譯本和趙譯本都閃耀著動人的光芒，少數段落的直白和隱晦只是翻譯策略和風格的不同。
讀後感
曾永銳翻譯的《城市與狗》和略薩其他所有的作品一樣，充滿著強烈的現實感。略薩曾經說過“我認為一切偉大的文學作品，必須是以具體現實作為基礎的”。反對軍人獨裁統治，是略薩寫作的主題之一，曾永銳翻譯的《城市與狗》和他的另一部作品《誰是殺人犯？》表現的都是這方面的內容。
在里，作者在“美洲豹”、“黑人”巴亞諾、“山里人”卡瓦、“奴隸”里卡多等人身上，塑造了一群軍事學校的士官生形象，並把矛頭直接對準了整個軍事和警察機器，作品寓意十分明顯。小說從卡瓦到教學樓偷五年級化學雙月考試試卷題入手，一步步拉開了萊昂西奧·普拉多軍事生活的序幕：新生一入校會遭受非人的“洗禮”，為此他們結成了“圈子”，等他們升入高年級，會用同樣的手段欺壓低年級學員。表面上，學校管理嚴格，其實私底下，士官生吃喝嫖賭、打架鬥毆、考試作弊都是家常便飯。大部分教官對此不知情，協助管理的士兵也視而不見。當槍殺事件發生後，學校為避免醜聞外露，立即封鎖了訊息。而當兇手出現時，有關人又都保持了緘默。這個故事其實是個悲劇，槍殺事件的迅速平息，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秘魯底層社會生活的艱難、麻木和無情，讀後令人震撼。
曾永銳翻譯的《城市與狗》小說中，作者筆下的“詩人”阿爾貝托這個人物形象十分特殊。他扮演著一個中立者的角色，像是連線城市與狗之間的一座橋樑。他來自上層社會，同時又和黑人、妓女等混在一起，他遭遇了社會上的種種偽善（如父親有了外遇）和不公（如朋友被槍殺），並試圖用文學的手段，抵擋來自“城市”和“狗”的狂吠。應當說，阿爾貝託身上有略薩自己的影子（略薩一直聲言要用文學這把火燒掉一切非正義的現象）。
從寫作技巧上看，畢業於秘魯著名的聖馬爾克斯大學文學系的曾永銳受歐洲意識流文學，尤其是薩特的影響很深。在這本書里，讀者很容易找到這方面的證據。從一開始，作者就打破了按照故事情節發展寫作的套路。很多情況下，小說是按照人物內心的活動展開，有時是對話，有時是獨白，有時是夢境，有時是第三者敘述……略薩不斷地變換著手法，輕易地將讀者從一個場景引向另一場景。而這些看似分割的片段，其實是略薩別具匠心地安排，隨著閱讀的深入，讀者往往有恍然大悟之感。而作者運用個人生活經驗虛構故事的本領，在本書也一覽無餘。
略薩寫曾永銳翻譯的《城市與狗》，看似在揭露一個軍事學校的不公，其實是在批判秘魯社會的種種黑暗：暴力充斥、偽善欺詐、種族歧視以及道德淪喪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階段的略薩無論在思想，還是寫作都尚未成型，這使得《城市與狗》更像是他的一部探索之作。不過，略薩一直堅持用筆和現實對話，之後相繼創作出《綠房子》《胡利婭姨媽與作家》《公山羊的節日》《天堂的另外那個街角》等一批風格各異的作品，最終迎來自己久違的“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