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述
王永銳王永銳 教授。男，1936年7月生，廣東海豐可塘鎮下達村人。大學。中山大學生物學系副主任。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理事、植物營養專業委員會主任，廣東植物生理學會副理事長。1958年畢業於華南農學院農學系。長期從事水稻高產生理、植物營養生理研究和教學。對雜交水稻、優質稻高產生理和雜交水稻產量預測作深入研究，獲廣東省自然科學三等獎。1980年在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進修。1986年參加在美國召開的第10屆國際植物營養學術會議。著有《雜交水稻產量生理》《作物高產群體生理》等書3部。編撰水稻生理論文集2冊，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研究方向：植物營養生理；水稻高產生理和育種生理。
履歷細述
翻開王永銳教授的履歷，就像走進我國農科事業發展壯大的時空隧道里，循著他人生奮鬥的一行行足跡，眼前閃爍著他在農科事業上取得的一串串金穗般成就的光芒。這位聞名國內外的水稻專家，在農科作物、雜交水稻的產量生理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然而，這位創造水稻和作物高產的科學家，命運竟然跟他開了殘酷的玩笑：他的大哥和二哥在他三歲時死於患病家貧無錢就醫，母親餓死於1946年，年老的父親也因缺食患上水腫病死於1962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當然這些不幸都發生在他年幼和青少年求學的人生征途中。時代的苦難，家庭的不幸，在他心裡留下太多的烙印。就是親人們病死餓死的慘痛經歷，成為激發他刻苦讀書掌握植物生理學和農科知識的毅力，成為推動他在農科學術研究上前進的動力，最終實現他在人生征途上不懈追求、奮鬥、奉獻的強者之音。
王永銳（1936-）海豐可塘鎮人。原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兼生物系主任、教授。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理事兼營養生理專業委員會主任，國家教委高等理科生物學第二屆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兼生物技術教學指導組組長，廣東植物生理學會副理事長等。1958年畢業於華南農學院農學系。1980年在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進修留學，1986年8月、10月分別參加在美國召開的第10屆國際植物營養學術會議和在中國長沙舉行的國際第一屆雜交水稻學術討論會。著有《雜交水稻產量生理》《作物高產群體生理》等5部專著；編撰水稻生理論文集2冊，在國內外發表論文160餘篇。其科研成果曾多次獲得省部級獎，享受國務院頒發的特殊津貼。1958年就教於中山大學生物學系後，一直從事植物生理學和水稻生理學的教學和科學研究40多年。
在飢餓環境下長大的少年歲月
1936年，他出生在海豐縣可塘鎮下達村的一戶農民家庭。在苦難的舊中國，農民“面向黃土背朝天”勤苦地耕作，卻終年不得一飽。他感到不平：難道農民整天風裡來雨里去的耙田種地，還是吃不飽、穿不暖？ 他立志要改變這種苦難的命運。於是，在主持家務的三哥的勸說下，父親勉強同意他到村裡的家族私塾讀書，一直到讀完國中。
上世紀四十年代，正是神州大地戰火不斷、赤野千里的災荒日子，一群飢腸轆轆失了學的農村小孩正放著牛，望著正在楊花的水稻發獃。這種情景，一直留在他的記憶里，到他成為中山大學生物學系副主任時，耳中猶時時想起父親的叮囑。純樸戇直的父親斗大的字不識，肩負著全家10多口人的生活，對讀書識字存在著認識誤差，認為農民的子弟再讀多幾年書，還是個農民，絕不可能當“皇帝”。遇到年景不好、糧食歉收或他心情不好的時候，常要嘮叨幾句：“耕田要緊還是讀書要緊，肚子沒有糧食填飽，讀書讀來做什麼？”他在《懷念父親》開篇寫道：“要吃飯，就要勞動！”這是父親的七字家訓，成了他決心當一位農業科學家的前進動力。小時候，他黎明即起，放牛、拾糞、割牛草；農忙季節，他叱吒著耕牛給父親在水深及膝的水田裡犁耙耕作。父親也像是一隻健壯的老黃牛，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幹活。由於過去落後的耕作方式、貧瘠的土地，加上劣質的種子，即使全家人起早摸黑，累死累活地在田地里幹活，在荒年時所收穫的糧食，仍不夠全家人一年的生活需求。這使當時剛考起解放區一間中學的少年王永銳深深認識到：父親那種為顧填飽全家肚子，而不願培養子女的腦子的認識是錯誤的。要使天下農民徹底翻身，還是要運用科學手段種田。於是，他暗下決心，一定要繼續升學，長大當一位農業科學家，才能改變祖祖輩輩貧窮的生活。艱苦的人生催人早熟，他從小就表現出強烈的求知慾和進取心。在慘痛的早年經歷中深刻地認識到：只有用填飽農科知識的腦子種田，才能收穫填飽自己肚子的糧食。
掌握改變命運之門的金鑰匙
1949年海豐解放，為了學業他輾轉公平、海城、汕尾讀完國中。正當家庭無錢供他升上高中繼續學業的苦悶之際，郵遞員送來惠州東江高級農業技術學校的一紙入學通知，給他的人生送來了希望，帶來了轉機。他珍惜這得來不易的學習機會，遠赴惠州東江河畔的湯泉區就讀中專農校作物專業。三年寒窗，他增長了學識，開闊了眼界，明確了未來的奮鬥方向：那就是當一位農業科學家，掌握先進的科學耕作方式，改變農民落後、貧窮的命運。明確了目標，他更加自覺地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全班前茅。1955年，畢業前夕學校選送他上了華南農學院（現華南農大）農學系。1958年，由於在校表現突出，成績出眾，又因為當時大躍進的工作需要，他被提前一年畢業，分配到中山大學生物學系（後回農學院補課參加考試，領到畢業文憑）。成為該校重點培養的教師之一。1961年10月，他以出眾的考試成績被組織選為中大三名留蘇人員之一。然而，命運又開了他的玩笑，當他被派往北京外國語學院留學生部作為留蘇預備生學習俄語一年時，中蘇發生了激烈爭論，去米丘林之鄉留學《細胞學》的美夢頓成泡影，只得返回中大繼續任教。為了乾好一番事業，他甚至與未婚妻黃成賢約好各自奮鬥十年再結婚的計畫。正當他學業有成之時，學校捲入到“文革”混亂無序的狀態中，接著政治運動不斷。王永銳在dong亂的年代，保持冷靜的心態。為了能看懂外文書刊雜誌，及時掌握國外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經驗。白天他回響號召積極地參加政治運動，夜裡則偷偷地自學英語到深夜。甚至被派到農村鄉下“搞四清”，他將英文書籍悄悄地帶到三同戶的草間，每逢晨晚，刻苦地默誦英語單詞，直至通過了中大“英語四會班”的結業考試，能掌握英文語法和讀寫英文論文。因此，他紮實的英語基礎便是在這個時期打下的。“文革”浩劫結束，當人們正為追補失去的光陰而學習時，他已翻譯出版了兩部外國水稻學術論著，並著手撰寫《水稻營養和合理施肥》一書。20年後，在美國和湖南召開的兩次國際學術會議上，他這個大學時期學俄語出身的水稻專家，在人們詫異的眼光中，竟能用流利的英語做學術報告。
海歸，為了祖國的水稻事業
打倒四人幫後，高校學習、工作秩序逐漸恢復，王永銳事業的美好春天開始到來了。第一次出國門未果，曾給當時急於學習蘇聯老大哥生物細胞學知識的他引以為憾。但這次並不是到蘇聯去，而是到菲律賓馬尼拉；也不是組織派出去，而是他自己走出去的。1980年春天，他認為各方麵條件已經成熟，應該到國外學習先進技術，與外國同行廣泛接觸，開闊視野，進一步了解國際水稻研究的新動向，加深自己的水稻研究技術成果。他與設在馬尼拉的國際水稻研究所（IRRI）吉田昌一博士取得聯繫，IRRI同意他作為吉田博士實驗室的訪問學者留學進修一年。於是，他作為中大首位獲得境外國家或研究所獎學金的訪問學者，終於走出了國門，圓了他多年的出國留學夢。
他與吉田博士相識於1976年。當時博士陪同國際水稻研究所所長來中國考察水稻產量、水稻品種的形成和發展情況，這是實行改革開放前夕，我國與國際水稻專家進行交流的第一次學術報告會。當輪到與會者發言時，王永銳對主講的吉田博士說：“請教博士，如何提高水稻的結實率，尤其是如何改善水稻穗基部的空粒率和秕粒率，變空秕粒為飽滿的結實粒？”吉田博士笑笑答道：“目前尚無完善的辦法可以把水稻穗基部的空秕粒變成結實粒，你如果能夠實現這個轉變，你就會是世界第一！”吉田博士對這位敢於提出如此重要問題的同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學術報告會結束後，博士走到他面前很客氣地遞上名片。
IRRI是聯合國糧農組織設立在馬尼拉郊區的一個專門研究水稻的國際性研究機構。1980年初，王永銳寫信徵得吉田博士和IRRI所長同意前往該所留學進修。8月，他飛抵馬尼拉國際水稻研究所，與植物生物學系主任吉田昌一博士合作進行雜交水稻高產生理研究。IRRI待遇非常優厚，每月除包下食宿還發給一定數額的美元做生活補助。但吸引王教授的卻是這裡的科研環境，終究是聯合國所屬的研究機構，不僅有著設施先進的實驗室和種子冷藏庫，而且擁有來自世界各國同行的佼佼者，隨時可以了解國際水稻研究的發展方向。這時期他在國內外的有關雜誌上，發表了《中國糧食品質的改善和發展》等不少論文，通過與吉田博士及各國優秀同行的學術爭論或交流中迸發智慧的火花。在日常的切磋交流中，王教授感到自己的學識提高到新的層次，從而拓寬自己解決水稻高產的生理技術思路。一年的訪問學者期間，除了鞏固和提高了專業水平外，他圓滿地完成與吉氏的合作課題，以及自己從國內帶去的科研課題，並為以後的學術研究界定了方向。雖然與吉氏的合作十分愉快，生活和工作條件也極為優裕，吉氏也再三挽留他繼續合作，把三系雜交稻的高產生理生化繼續進行研究。但他想到國內水稻研究和生產蓬勃發展形勢，想到國內農民兄弟急需優良的種子和肥料提高產量的焦慮眉神，想起少時因水稻低產而餓死的四位親人時，他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不能因個人目前的良好生活和研究境況而滯留國外，他要返回國內利用在國外學到的新技術服務自己的農民弟兄。認為通過一年的學習，他已基本掌握了國際水稻技術的新動向，學習使命也應該到此結束。因為菲律賓地近赤道，氣溫極高，水稻品種的基因型適應性與國內極不相同，繼續留下來已無必要了。
一切為了回報大地培育的恩情
1981年8月，王教授從馬尼拉返回國內，回國後，深圳有一位朋友勸他調任到某單位任處長。去嗎，意味著他從此拋棄奮鬥了大半輩子的學術專業，享受高位厚薪。留吧，意味著繼續在田間流汗水做貢獻。何去何從？王教授心裡有過一番激烈的衝突。然而，思來想去他實在捨不得終生為之奮鬥的學術專業了，尤其但他看到“文革”後百廢待興的教學和國內水稻事業後繼乏人的局面，學有所成的他最後選擇了留校任教。從此，他把自己全部的心血都投入到教學和科研中去。對在國外一年來的研究成果，他決定先進行理論總結，然後再用這些總結出來的理論成果，運用到國內的生產實踐中去。於是，他廢寢忘餐地埋頭著述，完成了《水稻營養和合理施肥》下篇。在中山大學康樂園，他是一位沒有節假日概念的教授，既要在校教授本科生和研究生，又要外出參加學術會議，下鄉講課、指導生產……康樂園黃昏的路，實驗室深夜的燈，記錄了他多少次下鄉遲歸和伏案奮筆的身影。他完全沉浸在生物和水稻的世界裡，直到王夫人催他吃飯的電話鈴聲驟然響起……
不久，他有關植物營養生理的學術研究，受到省委和省政府的重視，並在中山大學領導的支持下，建立了水稻高產生理及營養生理研究實驗室和實驗場地，配備了一名青年教師當他的助手。他一邊進行水稻高產生理的研究，一邊指導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學習。1995年指導來華作高級進修生的印度博士畢業生Dr.Sobita Devi女士，進修植物營養生理學一年。從1984年起至1998年退休，他共為國家培養輸送了碩士研究生19人，合作指導4人；指導博士研究生畢業2人。其中有的出國深造。他相繼申請國家科學研究基金和國家“七五”科技攻關項目研究基金，在實驗室和實驗場地開展三系雜交水稻的高產生理及營養生理研究。經過廢寢忘餐、日以繼夜的實驗，他提出了三系雜交水稻乳熟期使用放射性同位素14C—葡萄糖示蹤技術，可以預測雜交水稻的生理優勢及谷產優勢的研究成果，當年獲得了廣東省高教廳科技進步二等獎。1989年，他對雜交水稻、優質稻高產生理和雜交水稻產量預測進行深入研究，發表了《廣東省糧食生產的幾個緊迫問題》、《在雜交水稻分櫱和14C在稻穗中的分布與穀粒產量的關係》、《水稻營養和合理施肥》等論文。並由此得到了省科委的重視和資助，參與全省“兩系法”雜交水稻的聯合攻關行動。王教授根據自己對雜交水稻的實驗結果，提出雜交水稻始穗期結合施用氮鉀營養可以提高結實率和穀粒充實度，稻穀增產達至10%~15%，瘦瘠田可增產15%以上……
王教授並不滿足於實驗場地的成果，而是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科研道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廣到農業生產去，造福社會主義新農村，造福廣大的農民兄弟。他在繁忙的教學之餘，抽出時間下鄉給農科人員和農民民眾講課，到田間指導水稻生產。這樣經過10多年的田間實踐，又啟發了他的研究思路。他白天下田指導農民種植管理水稻生產，晚上回到宿舍拿起筆來總結實踐與理論結合的經驗。他在《我國糧食品質的改善和發展及其食物生產系統的探討》一文中說：“食物品質與食物結構的改善,關係到人民健康、國家富強，是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問題。我國當前的食物結構和食物品質,還是屬於溫飽型的、低水平的、開發中國家的食物品質和食物結構模式。儘管我國是一個人口多、耕地少的國家,以只占全世界耕地面積7%,養活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實在是一件不簡單的事。但改善食物品質和食物結構模式,使之達到高一級的水平,趕上已開發國家,應當是我們刻不容緩的任務。”
1992年，他被委任為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兼生物學系主任，分管教學行政管理工作。並從是年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他先後獲得國家、省頒發的多項獎：1986年，獲省政府農村農業技術推廣榮譽獎；1982和1988年，兩次獲得廣東高教廳科技進步二等獎，1988年和1994年分別獲省政府自然科學獎三等獎和二等獎；1996年獲得中科院廣州分院、廣東省科學學院一等獎。每當媒體採訪，他談起自己所取得成就時，他總是說：“我是農民的兒子，如果有一點成就的話，那也是對農民父老養育之恩的回報。”
被錢學森稱讚為新學問的作物群體生理學理論
從50年代至今，國內外水稻育種專家採用水稻株型育種的理論和技術，培育和推廣了大批高產良種。在這一領域，代表性人物有“矮稈水稻之父”黃耀祥和“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然而，株型育種常常要靠肉眼觀察新品種的葉形、葉色、株型等性狀，但最終表現是否理想，則要經過多年品種小區的試驗，等到成熟收割才知道。王永銳教授根據自己多年進行作物營養生理和育種生理的研究，以敏銳的學術眼光，洞察水稻的理想株型與生理性狀相結合的重要性，於90年代初率先提出“株型育種並不是水稻高產的終點”的觀點。他在《水稻生理育種》專著中，認為必須把植物生理學、生物化學、生物物理、計算機學的理論和技術套用到水稻育種上來，才能更快地育成高產、超高產水稻品種。運用這種植物生理育種理論和方法，就可加快育種工作，縮短育種周期，進行科學測試分析，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節約時間和精力。
這觀點的提出，使我國水稻育種理論再次處於世界前沿，引起科技界的廣泛關注。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先後兩次親筆寫信給王永銳，對他的研究表示讚賞和勉勵。1992年，在中國科協四屆二次全委會議上，錢學森在講話中談到中間層次的學科問題時說：“不久前讀到兩位農業、生物界老先生的著作。一本是廣州中山大學生物系王永銳教授的。他講的是農作物，作物的群體生理學，而不是一個作物，一個植株的問題。大田裡有那么多植株，它們相互影響，這個問題要考慮，就變成一門新的學問了，就是作物群體生理學。現在出現了分子生物學，它們怎樣過渡到群體生物，這可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在《中國科學報》刊登的《再談基礎性研究》這篇重要的署名文章中，錢老再次讚揚了王永銳的研究成果，後來被《新華文摘》等多家報刊廣泛轉載。同時受到學部委員、中科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前所長殷宏章教授，學部委員、北京農業大學婁成後教授等的來函關注和好評。國際水稻研究所副所長也給王教授寫信說：“我們尚未有人員做這方面的工作”。“矮稈水稻之父”黃耀祥特地上門找到王永銳，與他一起切磋水稻生理育種技術。
1997年，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作出了 “21世紀中國將出現糧荒”的悲觀預言。省糧油作物協會常務理事王永銳教授接受了《廣東科技報》記者有關廣東糧食連續三年增產問題的採訪時，反駁世界觀察所關於中國在2030年將出現嚴重的糧食短缺，將會給人類帶來嚴重災難的預言。這位在水稻高產生理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的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一方面批駁該機構的信口雌黃，一方面提出了解決缺糧威脅的20條辦法，並呼籲政府和科技界對水稻生理育種引起足夠的重視。
情系 “三農”，走向故鄉金黃色的豐收
王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餘，一貫關心家鄉的農科建設。1984年他回鄉參加“建設新海豐”論證會，作了關於如何發展現代農業的專題報告。嗣後，多次應邀回海陸豐，在陸豐農業局、梅隴農場、可塘鎮等地，推廣矮胞胎水稻良種、秋玉米和甜玉米新品種等獲得成功。同時對海陸豐農業技術幹部進行水稻高產栽培技術的培訓和指導，提高其現代農業技術的素質水平。
1998年王永銳從中大退休，可以在城市悠閒地安享晚年了。在半年的休閒生活中，他想起了故鄉的土地，想起了苦難的過去，想起了全國十三塊革命根據地之一的海豐農業仍處於落後的狀況，特別是水稻產量仍然過不了關。乘著自己身體尚健康，知識正當時，他想為故鄉做一點力所能及的貢獻，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想到這裡他再坐不住了。4月，海豐中學廣州校友會召開如何更好地支持幫助故鄉發展的討論會。會上，海豐縣第一任縣長劉夏帆會長語重心長地說起，游擊戰爭年代他在號召蘇區農民民眾起來鬧革命時，曾許諾過：“‘革命勝利後要讓大家過著社會主義的美好生活。’可是至今山區的糧食產量還過不了關。”7月，帶著幫助蘇區人民脫貧致富的願望，他隨老縣長劉夏帆教授到海豐縣工商局申請成立海豐縣廣州校友會科技諮詢服務中心，辦理了營業執照。翌年6月6日，經過一年的籌集，由王永銳教授擔任經理的該中心在海豐烈士陵園對面成立。首先通過鄉鎮農業技術推廣服務網路，在縣內14個鄉鎮農村中試驗推廣高新技術產品—“通用型複合生物固氮肥”共14噸，作物面積6000多畝，作物種類包括糧食、水果和蔬菜等38個品種，使農民獲得了顯著的經濟效益：水稻增產10%-15%；瓜菜、花生等增產35%。其中在附城種養大戶黃白包的8畝菜園推廣套用，取得了珍珠番茄增產達100%、畝增純收入3000元的成績。黃白包高興地對前來採訪的記者說：“他準備用生物固氮肥種植珍珠番茄增產的收入購買一部小汽車。”
1999年春，王教授運用生物固氮肥和水分排灌種植兩系法雜交優質水稻的栽培理論和技術，指導海豐附城圓山村種養大戶陳訓流種植“培雜雙七”雜交水稻，使早季水稻畝產達到700.49公斤乾谷，比常規高產水稻畝產增加100—300公斤；創汕尾市水稻單產最高水平。2000年，王教授聯合全國勞動模範陳訓流承擔省科技攻關項目“兩系法雜交稻高產栽培粵東區域的大田試驗”，運用其對水稻高產、超高產的獨特的栽培技術，深入到陳訓流的稻田指導生產。7月12日，由市科委、農業局等單位組成的專家驗收組，到附城圓山對陳訓流種植的“培雜雙七”687.22平方米高產試驗田進行實割驗收。結果實收濕谷1017.4公斤，按曬乾率77%計，實收乾谷783.4公斤，平均畝產乾谷760.6公斤，比上年早季畝產增60.11公斤。不僅再次實現汕尾市水稻產量的歷史性突破，而且是當時兩系法雜交稻“培雜雙七”的最高產量記錄。
王教授在學術道路上的出色成就和動人事跡，受到國內外學術機構的關注，《廣東科技報》、《南方農村報》、《廣東人口報》、《源流》等多家報刊對其進行專題採訪報導。其傳略被收入《世界科技諮詢專家（中國卷）》、《中國專家大辭典》、《中國教育專家名典》、《中國農林牧專家辭典》等。王教授文不僅擅長於理性思維，而且擁有濃厚的文藝細胞，近幾年來，他根據自己成長過程以及在農村工作的豐富閱歷和資料，先後出版了《古竹村的故事》、《春花秋月戀》、《情系故鄉三農》、《石娃記》等四部文學著作。此外，還在《汕尾日報》等報刊發表了《木屐之歌》、《家鄉情》、《懷念父親》等散文以及介紹農業科普知識的文章。以上信息由海豐可塘鎮下達村人王建海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