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孟朴

曾孟朴

曾孟朴(1872—1935),江蘇常熟人,筆名東亞病夫,20歲考上舉人,4年後入同文館學習法文。清末曾參加“立憲運動”,鼓吹改良主義,辛亥革命爆發後加入共和黨。曾擔任過江蘇官產處長、財政廳長、財務廳長等職務,與友人徐念慈等人創立小說林書社,從事文學創作活動

曾孟朴、曾虛白致伍光建信札孟朴、曾虛白致伍光建信札
曾孟朴(1872—1935),江蘇常熟人,筆名東亞病夫,20歲考上舉人,4年後入同文館學習法文。清末曾參加“立憲運動”,鼓吹改良主義,辛亥革命爆發後加入共和黨。曾擔任過江蘇官產處長、財政廳長、財務廳長等職務,與友人徐念慈等人創立小說林書社,從事文學創作活動,所著《魯男子》和《孽海花》均為清末小說名作。他曾赴法留學,聆聽過陳季同的教誨,廣泛接觸西洋文學,為以後的文學翻譯奠定了基礎。1928年,他給胡適寫信,回憶在法國的情形時說:“我自從認識了他(指陳季同——引者按),天天不斷去請教,他也娓娓不倦地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藝復興的關係,古典和浪漫的區別,自然派、象徵派和近代各派自由進展的趨勢;古典中,他教我讀拉勃來的《巨人傳》,龍沙的詩,法星和莫里哀的悲喜劇……在三四年里讀了不少的法文的文學書。我因此發了文學狂,晝夜不眠,弄成了一場大病,一病就病了五年。”
曾孟朴歸國後,一邊創作,一邊翻譯法國文學作品。曾孟朴認為在所有的文學作品中,惟有詩最難翻譯,所以不能簡單地用“信、達、雅”三字標準加以衡量。1929年,他在《真美善》雜誌上發表了《讀張鳳用各體詩譯外國詩的實驗》一文,闡述了他關於譯詩的觀點。他認為,在譯詩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有五大要素:(1)理解要確;(2)音節要合;(3)神韻要得;(4)體裁要稱;(5)字眼要切。
接下來,他用生動的語言對這五大要素逐條進行了解釋:
為什麼理解要確?只為詩的意義,完全和散文不同。散文的意義是確定的,明瞭的。詩的意義,適得其反;往往是恍恍惚惚的,斷斷續續的,或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或超乎文字以外的。這種境界,卻是詩的最高的造詣,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所以李杜詩注,不下千百家;玉溪的《無題》,漁洋的《秋柳》,古今聚訟,至今尚無確定的解說。本國人解本國的詩,尚且如此,何況理解外國的詩;稍不慎,沒有不錯誤的。
為什麼音節要合?散文雖也有自然的音節,然不是它的主要部分。若一講到詩,音節便是詩的靈魂。常有許多詩,意思、詞句,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好處,然獨能動人,叫讀的人低徊諷詠,不能自己,聽的人慾歌欲泣,不解何故,這就是音節的關係;杜工部的《秋興》八首,便是一個例子。法國馬拉曼的詩,詩的意義,差不多全不可解,連他的學生非他自己講過,也都不懂,但一聽他的詩,幾乎沒有人不感動。他自己說:靈魂是貫串著的妙音。這就是表明他的詩,完全是音樂性的,完全是音律。倘使我們譯詩,不注意到音節,一字一句,照譯出來,就算不差,還是一首無靈魂的詩。
為什麼神韻要得?神韻是詩的惟一精神,是件神秘不可捉摸的東西,決不能在文辭的浮面上可以尋覓得到的,是詩人內心裡滲漏出來的香味;在外國叫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我國叫做神韻或神致,都是這個東西。所以《十九首》有《十九首》的神韻,建安七子有建安七子得神韻,……一首詩有一首詩得神韻,這就是詩人的個性表現,也就是一首詩的生命活動。我們譯詩,先要了解詩人個性的總和,然後再把所譯的詩細細體會,不要把它的神韻走了絲毫的樣,那才能算得了神韻。在沒方法裡說個方法,大概不外在口吻和語調的夾縫裡去心領神會。若然老老實實把意義直譯,那便是死的詩,不是活的詩了。
為什麼體裁要稱?外國詩的體裁和中國詩完全不同:外國詩依種類說,有抒情詩、敘事詩、短詩、學詩、銘詩的五種;它的字音,有十二綴音、十綴音、八綴音、自由詩句等;它的格調有松內(十四行詩)、輪圖(兩韻復調詩)、德利奧來(八行復調詩)、罷拉特(三解詩)等。我們譯起來,若照舊式的意譯,有用騷體的,有用五七言古詩的,用五七言律絕詩的,用詞曲體的,用歌謠體的;但是,結果總犯一個毛病,還是中國詩,——自己做的詩——不是所譯的外國詩。若照新式的直譯法,那么格調、字音,照譯不照譯?……是不是照樣的押韻?依樣畫葫蘆,要畫成這個樣,已經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勉強畫成了,依然是個四不象的東西,毫無意味,甚至費解。所以譯詩能不失作者的神韻格調的,實在很少,就是選擇體裁上,究竟該用何種方法為適宜,是一個最難解決的問題。
為什麼字眼要切?詩的用字,不同散文。古人作詩,往往因一字的變換,劣詩變成佳詩,故有一字師的故事。如王荊公改“風定花猶舞”為“風定花猶落”;賈島因“僧推月下門”,欲將“推”字改為“敲”字,沖了韓退之的鹵薄,便是個例子。外國詩里,一般有這種關係。我們翻譯時,把詩人著眼的字,不去細心尋味,照字典上似是而非的解釋隨意填入,只怕就要點金成鐵了。
譯詩在翻譯理論界是老生常談,有點資歷的譯家或多或少都有些經驗或感受,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對詩歌的翻譯展開討論,的確給譯論寶庫增加了不少的財富,而曾孟朴的分析妙趣橫生,併入木三分,顯得更為精彩。“東亞病夫”的大名在文學界以及文學評論界早已傳開,他迭出的佳作把他推向高峰,也令他鍛練了一套不同凡響的看待問題的方法以及高妙的筆墨。所以,雖事隔半個多世紀,他的翻譯觀仍能吸引住我們的目光。他旁徵博引,使他的譯論充滿了色彩。在談論詩歌翻譯時,一般的論者只是談些樸素的看法,再泛泛舉幾個實例,令人難以窺視問題的全貌。曾孟朴把詩歌中蘊含的幾大要素抽取出來逐一分析,可謂詳盡和全面,對詩歌翻譯研究者很有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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