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書五代史安重誨傳後（1）
記事之文，惟《左傳》、《史記》各有義法。一篇之中，脈相灌輸而不可增損（2），然其前後相應，或隱或顯，或偏或全，變化隨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誨傳》總揭數義於前，而次第分疏於後（3），中間又凡舉四事，後乃詳書之（4）。此書、疏、諭、策體，記事之文，古無是也。
《史記》伯夷、孟、荀、屈原傳，議論與敘事相間，蓋四君子之傳（5），以道德節義，而事跡則無可列者。若據事直書，則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術所運，足以興起乎百世者，轉隱而不著。故於伯夷傳嘆天道之難知（6），於孟、荀傳見仁義之充塞（7），於屈原感測忠賢之蔽壅（8），而陰以寓己之悲憤。其他本紀、世家、列傳有事跡可編者，未嘗有是也。重誨傳乃雜以論斷語。夫法之變，蓋其義有不得不然者，歐公最為得《史記》法，然猶未詳其義而漫效焉，後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誤邪？
作品注釋
（1）五代史：指歐陽修所修撰的《新五代史》。安重誨：五代後唐大臣，明宗時任兵部尚書等職。
（2）脈：指文章的脈絡線索。
（3）分疏：分別闡述。《五代史·安重誨傳》先總說安重誨“恃功矜寵，威福自出，旁無賢人君子之助，其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至於臣主俱傷，幾滅其族”，然後分別以事例說明這幾個方面。
（4）“中間”二句：《五代史·安重誨傳》在中間舉出安重誨的四次過失：“輕信韓玫之譖，而絕錢鏐之臣；徒陷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之患；李嚴一出而知祥貳；仁矩未至而董璋叛。”然後分別詳述這四件事。方苞認為這樣寫不合於史傳的義法。
（5）傳（chuán船）：流芳後世。
（6）“故於伯夷傳”旬：《史記·伯夷列傳》對伯夷事跡的叔述極為簡略，而前後卻有大段議論。在敘述伯夷“餓死於首陽山”後，司馬遷有一段議論天道難知的話：“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7）“於孟、荀傳”句：《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第一段議論：“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慨嘆戰國時期的世人好言利而不言仁義。“仁義充塞”一語見於《孟子·滕文公下》，意為仁義的道路被阻塞。
（8）“於屈原傳”句：《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論屈原之所以著《離騷》：“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
作品賞析
此文中心，仍是談“義法”問題。文中首先論《左傳》、《史記》“義法”之精，指出為文應文氣貫通，前後照應，富於變化，不主一道。接著批評歐陽修所作《五代史·安重誨傳》議論與敘事相間，不合記事文體的“義法”，認為傳記文只有在可記之事甚少時才允許敘議相間。史傳文大多通篇敘事，只在敘事完畢後，才附以論贊，但歐陽修所用敘議相間的寫法，其實也有可取之處。方苞的批評有點絕對化，且與篇首所說“不主一道”相矛盾。把為文之“法”絕對化、程式化，“法”就會流於死法，方苞論“法”，正有這種弊端。
作者簡介
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字鳳九，號靈皋，晚年又號望溪，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間（1662—1722）進士。1711年（康熙五十年）因文字獄牽連入獄，得人營救，兩年後出獄。後官至禮部侍郎。他是桐城派古文的創始人，當時頗有影響。主張寫文章應講究“義法”，“義”指文章的內容，要符合封建的綱常倫理；“法”指文章的形式技巧，要結構條理，語言雅潔；從而做到“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提倡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並重。所作文章多宣揚封建禮教，有的也很有思想意義。有《方望溪先生全集》傳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