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陵[明朝]

 明昭陵位於北京市大峪山東麓,是明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載垕及其三位皇后的合葬陵寢。是目前十三陵中第一座大規模復原修葺的陵園,也是陵區正式開放的旅遊景點之一。

明樓的斗拱,依明朝制度各陵均為上檐單翹重昂七踩斗拱,下檐重昂五踩斗拱。而修葺後的昭陵卻變成了上下檐均為單翹單昂五踩斗拱。明樓內還增加了條石券頂。明昭陵(圖4)
恩門、棱恩殿雖然重建時間數沒有大的變動,但都縮小了尺度。棱恩殿,原制面闊五間(30.38米),進深四間(16.77米);清代重建後,面闊間數沒有改變,尺度卻縮小為23.3米。進深改為三間,尺度縮小為11.92米。棱恩門,原為面闊三間(18.44米),進深二間(8.04米);清代重建後面闊縮小為12.52米,進深縮小為6.77米。陵內的兩廡配殿和陵前的神功聖德碑亭不僅沒有重建,而且殘垣斷壁也被拆除。只在碑石周圍舊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牆。此後,長達200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修繕。昔日壯麗的陵園建築滿目淒涼,只剩下殘壞的明樓和陵牆了。為了加強對文物的保護和利用,開闢新的旅遊景點,豐富旅遊內容,經有關部門批准,十三陵特區從1985年6月開始籌備昭陵的復原修繕工程,1987年4月正式動工。修繕的主要工程有:明樓木架結構和瓦飾的更換,棱恩殿、棱恩門、兩廡配殿、神功聖德碑亭、宰牲亭、神廚、神庫的復原修建等。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廚、神庫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做為旅遊景點正式對外開放。1992年,宰牲亭、神廚、神庫也相繼竣工。按《昌平山水記》:“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陵恩門之左,西向,廳五間,廂各三間,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黃瓦,惟長陵止一亭,無廳廂。”遺址清理的情況表明,昭陵宰牲亭、神廚、神庫的規制與文獻記載一致。其中,廳五間即神廚正房,廂即神庫。《大明會典》記昭陵以前各陵神庫“或二座,或以左”,昭陵則為兩座。重修後的昭陵建築宏偉,金碧輝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點。棱恩殿內還舉辦有“明昭陵秋季復原陳列”,昭陵石橋與新復建的神功聖德碑亭再現了明代秋祭時殿內供品豐潔、樂器齊備的隆重場面。左右配殿分別有“明昭陵帝後史料陳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陳列”介紹埋葬在昭陵內的隆慶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關情況,以及明代親王、妃嬪的墓葬規制。

昭陵陵園建築面積為35000平方米,現存有完整的恩門、祾恩殿及其東西配殿,和方城、明樓、寶頂等。穆宗,年號隆慶(1537~1572),在明朝16帝中是個平庸的皇帝,登基6個月便不願過問政務,在位6年從未公開發表過自己的政治主張。穆宗雖不關心政務,但大臣們的建議與作法也不反對,例如歷史上著名的"隆慶議和",就是在大臣們的支持下促成的。隆慶議和發生於隆慶五年(1571),從此漢蒙兩族二十多年沒有發生大的戰爭。無字碑石龜負碑,豎立於祾恩門前的碑亭內,空白無字,可能因皇帝功過難評之故。遊人至此喜摸石龜,民諺道:摸摸烏龜頭,一生不發愁;摸摸烏龜腚,永遠不生病。

明十三陵 

明十三陵坐落於天壽山麓。總面積一百二十餘平方公里。距離北京約五十公里。十三陵地處東、西、北三面環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區周圍群山環抱,中部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築,分別建在東、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體系完整、規模宏大、氣勢磅礴的陵寢建築群。明代術士認為,這裡是"風水"勝境,絕佳"吉壤"。因此被明朝選為建設皇陵的"萬年壽域"。該陵園建於1409~1644年,距今已有300~500多年歷史。陵區占地面積達40平方公里,是中國乃至世界現存規模最大、帝後陵寢最多的一處皇陵建築群。明代時,於途中的沙河鎮北,建有七孔石造"朝宗橋"。在鎮東,則築有壯麗的"鞏華城"。該城原為嘉靖皇帝祭陵時中途休息的行宮,現僅存遺址。明十三陵是明朝遷都北京後13位皇帝陵墓的皇家陵寢的總稱,依次建有長陵(成祖)、獻陵(仁宗)、景陵(宣宗)、裕陵(英宗)、茂陵(憲宗)、泰陵(孝宗)、康陵(武宗)、永陵(世宗)、昭陵(穆宗)、定陵(神宗)、慶陵(光宗)、德陵(熹宗)、思陵(思宗),故稱十三陵。景區已開放景點有長陵、定陵、昭陵、神路。明十三陵是中國歷代帝王陵寢建築中保存得比較好的一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為了保護這一文物古蹟,從解放初期就開始進行維修,並將十三陵作為全國重點文物加以保護。1957年,北京市政府公布十三陵為北京市第一批重點古建文物保護單位。1961年,十三陵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2年,國務院公布八達嶺-十三陵風景區為全國44個重點風景名勝保護區之一。1991年,十三陵被國家旅遊局確定為“中國旅遊勝地四十佳”之一。1992年,十三陵被北京旅遊世界之最評選委員會評為“是世界上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墓葬群。”

陵園建造 

自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五日,明神宗下詔在大峪山建陵,聲勢浩大的地面建築工程就開始了。工部尚書朱衡被委任總督山陵事務,工部左侍郎趙錦負責督催木石,工部右侍郎熊汝達和內宮監太監周宣等在工所提督施工。另外還有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僉書楊俊卿等在現場往來監工。

工程進展十分迅速,僅僅一年時間,昭陵的工程就全部結束。為此,神宗特賜工部尚書朱衡等人銀幣若干,還恩準侍朗熊汝達一子入國子監讀書。

、但好事多磨,由於施工不細,才過了一年的時間,陵園建築便出現了地基沉陷的問題。萬曆二年(1574年)七月,昭陵神宮監官陶金等上奏說:“六月以來,陰雨二日,本陵棱恩門裡外磚石沉陷。”工部主事王淑陵奉旨查看,回來後與陶金反映一致。並說棱恩殿、明樓、寶城等緊要處沒有損傷。於是,工部又向神宗反映,陵寢重地,鼎建未及一年便出現事故,內外經管官員都應究治。輔臣張居正也引湖北顯陵殿閣滲漏,降罰經管官員的事例,要求對此進行查處。為此,神宗對王淑陵的回奏進行了批評,說陵寢重地,怎能說沉陷處不緊要?並決定對欺慢誤事,造作不精的提督工程太監周宣、左監丞郭全革恩一等,管工主事易可義、員外郎石漢降俸一級,官匠王宣等下法司提問。

事情還沒處理完,工科給事中吳文佳又對神宗說:“棱恩門、殿等處沉陷甚多,至於寶城磚石翻塌損傷,更為可慮。”神宗隨即命工部侍郎陳一松、給事中胡汝欽再去陵園察勘。回來後報稱:陵園沉陷嚴重,棱恩殿丹陛、方牆等處都有程度不同的沉陷、閃動,與陶金、王淑陵所奏相差懸殊。神宗覽奏十分生氣,馬上命都察院會同工部對肇事人員進行參處。這次處罰比上次更為嚴厲,周宣、郭全各降三級,革去管事職務;熊汝達已致仕,著冠帶閒住,恩蔭罷革;易可義、石漢各降三級,調外任;等法司從重問擬;朱衡著以尚書致仕;楊俊卿等監工人員四人各降一級,郭元相奪俸半年;馬錄等法司提問。

陶金、王淑陵因報告的時間與陳、胡二人察看的時間相差一月,其間大雨連綿,沉陷陸續增多,免以虛報處罰。

由於昭陵棱恩門、棱恩殿、垣牆等處嚴重沉陷,萬曆三年(1575年)正月,神宗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陳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七月,陵工告竣。

由於昭陵多次興工,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第一次興工(指地面建築),萬曆元年十月工部盤查建設所用錢糧數,計用庫銀390932兩,還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廠的木植用銀、大通橋廠的白城磚用銀、大石窩等廠舊石料的折銀及戶、兵二部雇抵班軍工食行糧等用銀。萬曆元年十二月,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梁式等查盤建設昭陵所用錢糧數,除工部上述實用銀外,又有戶、兵二部銀110119兩,總計用銀50105O兩有奇。其中;營繕司用銀204422兩,虞衡司13145兩,都水司118854兩,屯田司164628兩。

第二次接修用銀數,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據《明熹宗實錄》記載,前後兩次修建共用銀150餘萬兩。這還不算嘉靖時建設玄宮的費用。如算上嘉靖年間營陵的費用,其總用度至少在200萬兩以上,幾乎相當於隆慶時一年的財政總收入(隆慶年間歲入約230餘萬兩)。由於建設昭陵需要龐大的錢糧開支,工部庫銀匱乏到了極點。萬曆二年八月修繕涿州橋,工部拿不出銀兩,兵部派不出軍匠,不得不由輔臣張居正請求萬曆皇帝懇請母親解囊捐銀,僱工修建。

陵園建築 

十三陵中首創“啞巴院”之制

昭陵的陵寢制度在十三陵中屬中等規模。其神道的設定,從長陵神道七空橋北向西分出,長約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單空石橋各一座。近陵處建碑亭一座,亭後建並列單空石橋三座。陵宮建築,朝向為南偏東38度,占地約3.46萬平方米。其總體布局亦呈前方後圓之形,寶城前設兩進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後的方式,以及棱恩殿、配殿為五間,棱恩門為三間的規制均如泰、康諸陵制度。

昭陵的最大特點,是率先形成了完備的“啞巴院”制度。明朝的帝陵從獻陵到康陵前後六陵。寶城內的封土都是從寶城內環形排水溝以內開始夯築“寶山”(墓冢)的,其形狀呈自然隆起之態。《昌平山水記》記之為“甬道平,寶城小,冢半填”。昭陵則不同,寶城內的封土填得特別滿,幾乎與寶城牆等高,正中築有上小下大的柱形夯土墓冢,封土的前部有弧形磚牆攔擋封土,並與方城兩側的寶城牆內壁相接,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月牙形院落,人們俗稱為“啞巴院”,並稱院外月牙形的牆體為“月牙城”。

寶城封土的排水系統也十分講究。寶城為前低後高形式,城內的封土則是中高外低。寶城的內側設磚墁凹形水槽,左右兩側稍前處又各設方井兩眼,井上覆蓋鑿有漏水孔的水蓖子,井下有暗溝前通啞巴院內的兩側排水孔道。每當大雨降後,城內雨水能順利地從啞巴院兩側的排水暗溝排出,有效地保證了玄宮上面封土的乾燥。

方城後的琉璃影壁也改泰、康等陵依牆而建的方式,為一半嵌入牆體之內的隨牆而建的方式。

昭陵的寶城與泰、康等陵寶城模式相比較,顯得更加精緻壯觀。那么,為什麼昭陵會採用這種“啞巴院”的形制呢?這還要從昭陵寶城培土一事談起。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九年(1581年)五月十五日,工部上一道奏章。說:“永陵寶城黃土,自嘉靖十八年以來,至今四十二年,不為不久,乃十分尚虧其八。”還提出六條意見請神宗批答。神宗覽奏後下旨說:“皇祖寶城培土如何四十餘年尚未完?就這工程重大,若用陵軍、班軍未免耽延時月,終無完局,依擬通行雇募,刻期報完。”又說:“朕前恭陵寢,見昭陵寶城亦欠高厚,著一體加培,俱不許苟且了事。”這樣一來,永、昭二陵寶城的黃土同時加培,大臣們恐落下“苟且了事”的罪名,自然就按同一規制培築了。這就是昭陵寶頂與永陵相同,卻與長、獻、景、泰等陵都不同的原因。由於封土的培高,冢前攔土牆、排水系統、照壁形式,與寶城、方城的關係都要重新考慮,於是形成了陵區內第一座“啞巴院”。這種形制由於冢前攔土牆的大幅度增高,不僅可以滿足以永陵位模式在寶城內填滿黃土的需要,而且方城下的甬道和寶城內通向明樓的左右轉向礓也可以繼續使用,而不致被封土掩埋。這種月牙城、啞巴院的方式為後來的慶、德二陵所沿用。

也許有人會問,昭陵的月牙城、啞巴院會不會是原設計就是這樣,是原來擬定好的創新之舉呢?

從昭陵建設的歷史背景看,不會是這樣的。因為從整個陵寢建築的規制看,昭陵是按泰、康等陵形制建造的。而且昭陵建設時,正是明代中葉著名政治家張居正執政期間。張居正受孝定皇太后李氏之託,輔佐年幼的神宗皇帝,正身體力行以務實的精神銳意改變時弊,他雖對先帝陵寢的建造態度也十分認真,但卻絕不會將精力花在陵制的創新上。因為這樣的創新只會增加陵工的工程量,加大用度,而當時張居正卻是千方百計在考慮著如何開源節流,從各個方面節省國家的財政支出。這點從神宗隆慶六年七月諭工部尚書朱衡的內容也可看出。神宗的諭說,昭陵的建設“固不可因陋就簡,以天下而儉其親,亦不宜浪費糜財,飾文而鮮實……”可見,昭陵“啞巴院”是在一個偶然因素影響下形成的。

陵園修復

明朝滅亡後,昭陵先後遭到兩次破壞。公元1644年,戰亂中明樓遭火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列顛交加,陵恩殿和兩廡配殿又遭雷擊起火,陵卒拚命撲救,只救下了兩廡配殿,陵恩殿被徹底燒毀。隨著歲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間,兩廡配殿和陵恩門又相繼殘壞。

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政府為緩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從遺址分析,當時修葺的項目只有明樓、棱恩門、棱恩殿三項工程。這次重修,雖然使陵園制度稍趨完備,但卻改變了原有建築的規制。

明樓的斗拱,依明朝制度各陵均為上檐單翹重昂七踩斗拱,下檐重昂五踩斗拱。而修葺後的昭陵卻變成了上下檐均為單翹單昂五踩斗拱。明樓內還增加了條石券頂。

恩門、棱恩殿雖然重建時間數沒有大的變動,但都縮小了尺度。棱恩殿,原制面闊五間(30.38米),進深四間(16.77米);清代重建後,面闊間數沒有改變,尺度卻縮小為23.3米。進深改為三間,尺度縮小為11.92米。棱恩門,原為面闊三間(18.44米),進深二間(8.04米);清代重建後面闊縮小為12.52米,進深縮小為6.77米。陵內的兩廡配殿和陵前的神功聖德碑亭不僅沒有重建,而且殘垣斷壁也被拆除。只在碑石周圍舊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牆。此後,長達200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修繕。昔日壯麗的陵園建築滿目淒涼,只剩下殘壞的明樓和陵牆了。

為了加強對文物的保護和利用,開闢新的旅遊景點,豐富旅遊內容,經有關部門批准,十三陵特區從1985年6月開始籌備昭陵的復原修繕工程,1987年4月正式動工。修繕的主要工程有:明樓木架結構和瓦飾的更換,棱恩殿、棱恩門、兩廡配殿、神功聖德碑亭、宰牲亭、神廚、神庫的復原修建等。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廚、神庫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做為旅遊景點正式對外開放。1992年,宰牲亭、神廚、神庫也相繼竣工。按《昌平山水記》:“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陵恩門之左,西向,廳五間,廂各三間,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黃瓦,惟長陵止一亭,無廳廂。”遺址清理的情況表明,昭陵宰牲亭、神廚、神庫的規制與文獻記載一致。其中,廳五間即神廚正房,廂即神庫。《大明會典》記昭陵以前各陵神庫“或二座,或以左”,昭陵則為兩座。重修後的昭陵建築宏偉,金碧輝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點。棱恩殿內還舉辦有“明昭陵秋季復原陳列”,

昭陵石橋與新復建的神功聖德碑亭再現了明代秋祭時殿內供品豐潔、樂器齊備的隆重場面。左右配殿分別有“明昭陵帝後史料陳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陳列”介紹埋葬在昭陵內的隆慶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關情況,以及明代親王、妃嬪的墓葬規制。

旅遊線路

市內交通:在北京市內經過昭陵的公交線路:136、205、210、213、217、220、227、231、242、245、265、290、800等多條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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