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主生平
明穆宗朱載垕
明昭陵 明穆宗朱載垕，世宗朱厚熜第三子，嘉靖十六年（1537年）正月生於皇宮，十八年二月封裕王，四十五年十二月繼皇帝位，四十六年改元“隆慶”，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於乾清宮病故，享年36歲。謚“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皇帝”，九月十九日葬昭陵。
朱載垕共有兄弟八個，均非嫡出。其兄長哀沖太子、莊敬太子我們將在後文中介紹。穆宗排行第三，為孝恪杜太后（初為康妃，嘉靖十五年封康妃，穆宗即位後追謚為太后）所生。穆宗還有五個弟弟，大弟景恭王朱載圳，為盧靖妃所生，與穆宗同歲，僅小一月，嘉靖十八年被封景王，四十四年死於德安（湖北安陸）王府，二弟穎殤王朱載，江肅妃所生；三弟戚懷王朱載，趙懿妃所生；四弟薊哀王朱載，陳雍妃所生；五弟均思王朱載，趙榮妃所生（四王均未滿周歲而死）。
按照明朝的禮制，哀沖、莊敬二位太子死後，就應立穆宗為太子。但世宗認為，穆宗的兩個哥哥被立為太子後都過早死去，所以不敢再立太子。這樣一來，穆宗的異母弟載，倚恃其母盧靖妃有寵於世宗皇帝，時有奪取皇太子位之意。當時君臣上下議論紛紛，世宗遂於嘉靖四十年命景王就藩德安。嘉靖四十四年景王死去，世宗對大學士徐階說：我這個兒子平素總有奪嫡之心，嘉靖四十四年總算死了。
穆宗即位之初，頗有節儉之行。在朝政的處理上，穆宗初登政壇，也不乏振興之舉。面臨世宗朝遺留下的嚴重的財政危機和不安定因素，他在宮內信任比較正派的內官監太監李芳，在大臣中，任用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一些出色的政治家，朝廷政治出現了新的起色。
明昭陵 臨政之初，內閣首輔大臣徐階在草擬世宗遺詔和穆宗即位詔書時，提出了為嘉靖年間因建言（規勸皇帝）而獲罪的官員平反，將遇弄世宗的方士交付法司治罪，停止齋醮活動，罷織造，停採買珠寶香料等無益之舉，大赦天下，免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以前各地所拖欠的田賦，減免（嘉靖四十四年）天下田賦之半，赦免並啟用被囚於獄中的原戶部主事海瑞及吳時來、趙錦等33名官員，為遭嚴嵩迫害的楊繼盛等45名官員昭雪平反。這些大得人心的做法實施後，“朝野號感激”，對消除世宗朝的種種弊端產生了一定作用。
穆宗登基後，政事雖有振作，但畢竟是在王府的花天酒地中生活慣了，其初政之美僅維繫了不足一年的時間，便沉醉在後宮的享樂之中。
他不顧當時國庫空虛，民生凋敝的經濟形勢，多次取太倉銀入內府。又下詔戶部四處購買貓睛石、祖母綠及各色珠寶，大興土木修建宮苑等，在位六年中，傳旨取銀竟不下數十萬兩。
在宮中，滕祥、孟沖、陳洪三名太監，“爭飾奇技淫巧以悅帝意”。太監李芳切諫，穆宗竟解除其內官職務。陳皇后因勸諫而被出之別宮。大臣們也紛紛上疏勸諫,但穆宗根本聽不進去，許多人被廷杖削籍。
穆宗終日沉醉於聲色玩樂之中，對朝廷政治遂覺厭煩。他長年不上朝問政，更不願走出皇宮，體察民情。
幸運的是，隆慶年間的幾位內閣大臣，如徐階、高拱、張居正等人都是一些頗有作為的政治家。穆宗皇帝對朝政不感興趣，卻也能採納內閣的意見。因而隆慶一朝，雖因時間暫短，沒有形成“中興盛世”的局面，卻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世宗朝所遺留的一系列政治危機的形勢。
孝懿皇后李氏
孝懿莊皇后李氏，北京昌平人，錦衣衛百戶李銘（後以女顯貴，官至錦衣衛副千戶，封德平伯）之女。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九月，世宗傳諭禮部，皇三子（即穆宗）、皇四子（景王）年已長成，理宜婚配，命將京城凡年齡在14至16歲的未婚女子全部送至二王館以備選取。三天后，禮部奉詔選得良家女1200人，李氏被選為裕王妃，暫住宮內，第二年二月行迎親禮，正式冊為裕王妃。
成婚兩年後，李氏生子朱翊，嘉靖三十六年正月復生皇長女，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病故於裕王府。世宗皇帝為其親定喪儀規制。，嘉靖三十七年七月葬於京西金山豐裕口。穆宗即位後，於隆慶元年（1567年）二月追謚為孝懿皇后。隆慶六年七月，神宗又上尊謚為“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遷葬昭陵。
孝安皇后陳氏
孝安皇后陳氏，北京通州人,國子監監生陳景行（陳氏入選裕王繼妃後，授中城兵馬指揮司指揮，後改授錦衣衛副千戶，封固安伯）之女。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九月選為裕王繼妃，隆慶元年（1567年）冊立為皇后。
陳氏無子，且多病，頗受穆宗冷落。隆慶二年，穆宗沉湎酒色，陳氏微諫，被責令遷居別宮。隆慶三年正月，御史詹仰庇巡視皇城，遇醫官從皇宮出來。醫官透露宮內情況，說皇后居處別宮，病情十分沉重。詹仰庇隨即上疏對穆宗說：皇后是先帝為陛下所選，是宗廟、社稷之主，也是四方家人效法的榜樣。皇后遷居別宮已近一年，以致抑鬱成疾，皇上卻從來不聞不問，將來一旦傳揚出去，豈不有損於皇帝的聖德，被天下的人譏諷嗎？請陛下收回成命，讓皇后回到中宮（坤寧宮）調養。穆宗卻說：皇后侍聯多年，沒有生子，又得了病，移居別宮，是為了有個安適的環境，以便養病。給事中王之垣也勸穆宗，穆宗仍固執己意。
穆宗死後，神宗繼位，尊陳皇后為“仁聖皇太后”，居慈慶宮。萬曆六年（1578年）加尊號“貞懿”，十年加“康靜”。史載，神宗對這位非親母親也十分孝敬。神宗早在當太子時，每天早晨過奉先殿（皇宮內祭祖之所），拜見過父母之後，總要到陳皇后哪裡去問候一下。陳皇后每聽到神宗走來的腳步聲，就十分高興。萬曆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陳皇后病故。神宗上尊謚為“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天弘聖皇后”，葬昭陵。
孝定後李氏
孝定後李氏，通州永樂店人，神宗生母，初為宮嬪，待穆宗於裕王府中，隆慶元年（1567年）三月封皇貴妃，萬曆元年（1573年）被神宗尊為“慈聖皇太后”，萬曆四十二年二月九日病故，謚“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聖皇太后”，享年70歲，葬昭陵。
陵宮建築
祖陵孫用，大峪葬穆宗
隆慶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六日，穆宗在乾清宮病故。
禮部左侍郎王希烈奉神宗之命往天壽山為穆宗選擇陵地，選得了永陵左側的潭峪嶺（今德陵所在位置）。同年六月，神宗又命大學士張居正與司禮監太監曹憲於即位禮後再去陵區審視。張居正對神宗說：送終的事情重大，尋找陵地的風水理論又十分微妙。事情重大，在處理上就應考慮詳盡；道理微妙就應廣集眾言以便做得恰到好處。他建議參照嘉靖年間選永陵時事例，派遣禮、工二部大臣及科、道官各一員，欽天監通曉地理官員、陰陽人等，再推舉廷臣中精於地理堪輿之術的官員一人，一同前往察看。
於是，神宗命戶部尚書張守直、禮部右侍郎朱大、工部左侍郎趙錦、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江西道御史楊家相、工部主事易可久等官員與張居正一同前往天壽山察看。回來後，在張居正等人的建議下，神宗決定採用大峪山作為穆宗陵寢的修建地點。
為什麼選好了潭峪嶺不用，而用大峪山呢？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分析，原因有兩個。
第一，大峪山的“風水”優於潭峪嶺。張居正對大峪山有過一段描述。他說那裡“山川形勢結聚環抱……誠天地之隩區，帝王之真宅也”。而潭峪嶺，則人多認為不吉。如清梁份就曾說那裡是“孤峰獨峙，左右界水中群山一起一伏參差不一”。又說那裡“主山峻峭，氣脈全無”。建在那裡的德陵則是“左肩受風於北之東，右肩受風於西之北”。明代中葉，雖然有對“風水”之說不再過分講究的情況，但儘量擇吉而葬，卻是情理之中的事。
第二，張居正是個務實的政治家。大峪山有現成的玄宮和部分地面建築，稍事增築，陵園就可大功告成，事半功倍，省時省力，節省開支。
大峪山為什麼會有現成的玄宮建築呢?這還要回顧一下世宗朝的一些歷史。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荒淫無度的武宗朱厚燳在他的淫樂窩——豹房病死。武宗無子，遂由興獻王世子朱厚熜（武宗堂弟）繼承帝位，即世宗皇帝。
世宗皇帝即位後，經過“大議禮”之爭，於正德十六年十月，追尊其父原興獻王朱祐杬為興獻帝，尊母蔣氏為興國後。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又追尊其父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尊其母為本生章聖皇太后。同年修葺陵廟，薦號“顯陵”。九月，有的大臣為討好世宗，提出將埋在湖北安陸（今鍾祥縣）顯陵的獻皇帝改葬天壽山，這正中世宗的心意。他命工部辦理。尚書趙璜認為不能改葬,理由是：皇考體魄所安，不可侵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泄；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他主張像太祖不遷皇陵，太宗（即成祖）不遷孝陵那樣，不把顯陵遷往天壽山。禮部尚書席書等大臣也極力反對，世宗只好作罷。
事隔十幾年後，世宗的母親章聖皇太后於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病故。世宗忽然又下詔在天壽山建設顯陵，打算把父母合葬於天壽山。他親自到天壽山陵域選擇陵址，見大峪山“林茅草郁，岡阜豐衍”，是個建陵的好地方，馬上命令武定侯郭勛和工部尚書蔣瑤等人提督內外員役，開始建陵。又命令大學士夏言和禮部尚書嚴嵩作“獻皇帝梓宮啟行圖”及奉遷儀注。不久，世宗又變卦了。他說：“遷陵一事，聯中夜思之。皇考奉藏體魄將二十年，一旦啟露風塵之下，撼搖於道路之遠，聯心不安。”打算把母親章聖太后南袝顯陵。他命錦衣衛指揮趙俊去湖北顯陵，開啟玄宮，審視大內“。但回報說玄宮內有水。於是，世宗親自去顯陵察看，命重建玄宮，以待合葬。世宗在回京的路上，途經慶都堯母墓，他靈機一動，又想仿堯父母異陵而葬的故事，不遷父親的棺槨，而將母親葬於大峪山。嘉靖十八年（1539年），他親自去大峪山閱視陵工，又說：“峪地空淒，豈如純德山（顯陵後面的山）完美，決用前議奉慈宮南袝。”由於世宗猶豫不定，變幻無常，幾經周折之後，這座新建好的玄宮便空了下來。穆宗生前沒有預建壽宮，此時正好用上。
隆慶六年（1572年）七月，工部尚書朱衡從工地回來，向神宗敘述了玄宮內的情況。他說，肅皇帝為睿祖（獻皇帝廟號“睿宗”）修建的玄宮“內紫光煥發，和氣鬱蒸，門堂乾淨，宛若“暖室”。神宗聽了十分高興，隨即命禮部議定發引事宜。八月二十二日，遷孝懿皇后李氏棺槨葬昭陵，九月十九日，穆宗皇帝的棺槨也葬入陵內。像這樣利用為別人所建的玄宮埋葬帝後的，在明代還是第一例。
兩度興工，耗銀百萬
自隆慶六年（1572年）六月十五日，神宗下詔在大峪山建陵，聲勢浩大的地面建築工程就開始了。工部尚書朱衡被委任總督山陵事務，工部左侍郎趙錦負責督催木石，工部右侍郎熊汝達和內宮監太監周宣等在工所提督施工。另外還有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僉書楊俊卿等在現場往來監工。
工程進展十分迅速，僅僅一年時間，昭陵的工程就全部結束。為此，神宗特賜工部尚書朱衡等人銀幣若干，還恩準侍朗熊汝達一子入國子監讀書。
但好事多磨，由於施工不細，才過了一年的時間，陵園建築便出現了地基沉陷的問題。萬曆二年（1574年）七月，昭陵神宮監官陶金等上奏說：“六月以來，陰雨二日，本陵裬恩門裡外磚石沉陷。”工部主事王淑陵奉旨查看，回來後與陶金反映一致。並說裬恩殿、明樓、寶城等緊要處沒有損傷。於是，工部又向神宗反映，陵寢重地,鼎建未及一年便出現事故，內外經管官員都應究治。輔臣張居正也引湖北顯陵殿閣滲漏，降罰經管官員的事例，要求對此進行查處。為此，神宗對王淑陵的回奏進行了批評，說陵寢重地，怎能說沉陷處不緊要？並決定對欺慢誤事，造作不精的提督工程太監周宣、左監丞郭全革恩一等，管工主事易可義、員外郎石漢降俸一級，官匠王宣等下法司提問。
事情還沒處理完，工科給事中吳文佳又對神宗說：“裬恩門、殿等處沉陷甚多，至於寶城磚石翻塌損傷，更為可慮。”神宗隨即命工部侍郎陳一松、給事中胡汝欽再去陵園察勘。回來後報稱：陵園沉陷嚴重，裬恩殿丹陛、方牆等處都有程度不同的沉陷、閃動，與陶金、王淑陵所奏相差懸殊。神宗覽奏十分生氣，馬上命都察院會同工部對肇事人員進行參處。這次處罰比上次更為嚴厲，周宣、郭全各降三級，革去管事職務；熊汝達已致仕，著冠帶閒住，恩蔭罷革；易可義、石漢各降三級，調外任；等法司從重問擬；朱衡著以尚書致仕；楊俊卿等監工人員四人各降一級，郭元相奪俸半年；馬錄等法司提問。
陶金、王淑陵因報告的時間與陳、胡二人察看的時間相差一月，其間大雨連綿，沉陷陸續增多，免以虛報處罰。
由於昭陵裬恩門、裬恩殿、垣牆等處嚴重沉陷，萬曆三年（1575年）正月，神宗不得不委派工部左侍郎陳一松等提督再修昭陵。七月，陵工告竣。
由於昭陵多次興工，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第一次興工（指地面建築），萬曆元年十月工部盤查建設所用錢糧數，計用庫銀390932兩，還不包括其中神木等三廠的木植用銀、大通橋廠的白城磚用銀、大石窩等廠舊石料的折銀及戶、兵二部雇抵班軍工食行糧等用銀。萬曆元年十二月，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梁式等查盤建設昭陵所用錢糧數，除工部上述實用銀外，又有戶、兵二部銀110119兩，總計用銀501050兩有奇。其中；營繕司用銀204422兩，虞衡司13145兩，都水司118854兩，屯田司164628兩。
第二次接修用銀數，文獻中沒有明確記載。但據《明熹宗實錄》記載，前後兩次修建共用銀150餘萬兩。這還不算嘉靖時建設玄宮的費用。如算上嘉靖年間營陵的費用，其總用度至少在200萬兩以上，幾乎相當於隆慶時一年的財政總收入（隆慶年間歲入約230餘萬兩）。由於建設昭陵需要龐大的錢糧開支，工部庫銀匱乏到了極點。萬曆二年八月修繕涿州橋，工部拿不出銀兩，兵部派不出軍匠，不得不由輔臣張居正請求萬曆皇帝懇請母親解囊捐銀，僱工修建。
陵寢制度
昭陵的陵寢制度在十三陵中屬中等規模。其神道的設定，從長陵神道七空橋北向西分出，長約2公里。途中建有五空、單空石橋各一座。近陵處建碑亭一座，亭後建並列單空石橋三座。陵宮建築，朝向為南偏東38°，占地約3.46萬平方米。其總體布局亦呈前方後圓之形，寶城前設兩進院落，方城下甬道作直通前後的方式，以及裬恩殿、配殿為五間，裬恩門為三間的規制均如泰、康諸陵制度。
昭陵的最大特點，是率先形成了完備的“啞巴院”制度。明朝的帝陵從獻陵到康陵前後六陵。寶城內的封土都是從寶城內環形排水溝以內開始夯築“寶山”（墓冢）的，其形狀呈自然隆起之態。《昌平山水記》記之為“甬道平，寶城小，冢半填”。昭陵則不同，寶城內的封土填得特別滿，幾乎與寶城牆等高，正中築有上小下大的柱形夯土墓冢，封土的前部有弧形磚牆攔擋封土，並與方城兩側的寶城牆內壁相接，形成了一個封閉的月牙形院落，人們俗稱為“啞巴院”，並稱院外月牙形的牆體為“月牙城”。
寶城封土的排水系統也十分講究。寶城為前低後高形式，城內的封土則是中高外低。寶城的內側設磚墁凹形水槽，左右兩側稍前處又各設方井兩眼，井上復蓋鑿有漏水孔的水蓖子，井下有暗溝前通啞巴院內的兩側排水孔道。每當大雨降後，城內雨水能順利地從啞巴院兩側的排水暗溝排出，有效地保證了玄宮上面封土的乾燥。
方城後的琉璃影壁也改泰、康等陵依牆而建的方式，為一半嵌入牆體之內的隨牆而建的方式。
昭陵的寶城與泰、康等陵寶城模式相比較,顯得更加精緻壯觀。那么，為什麼昭陵會採用這種“啞巴院”的形制呢？這還要從昭陵寶城培土一事談起。據《明神宗實錄》記載，萬曆九年（1581年）五月十五日，工部上一道奏章。說：“永陵寶城黃土，自嘉靖十八年以來，至今四十二年，不為不久，乃十分尚虧其八。”還提出六條意見請神宗批答。神宗覽奏後下旨說：“皇祖寶城培土如何四十餘年尚未完？就這工程重大，若用陵軍、班軍未免耽延時月，終無完局，依擬通行雇募，刻期報完。”又說：“朕前恭陵寢，見昭陵寶城亦欠高厚，著一體加培，俱不許苟且了事。”這樣一來，永、昭二陵寶城的黃土同時加培，大臣們恐洛下“苟且了事”的罪名，自然就按同一規制培築了。這就是昭陵寶頂與永陵相同，卻與長、獻、景、泰等陵都不同的原因。由於封土的培高，冢前攔土牆、排水系統、照壁形式，與寶城、方城的關係都要重新考慮，於是形成了陵區內第一座“啞巴院”。這種形制由於冢前攔土牆的大幅度增高，不僅可以滿足以永陵位模式在寶城內填滿黃土的需要，而且方城下的甬道和寶城內通向明樓的左右轉向礓也可以繼續使用，而不致被封土掩埋。這種月牙城、啞巴院的方式為後來的慶、德二陵所沿用。
也許有人會問，昭陵的月牙城、啞巴院會不會是原設計就是這樣，是原來擬定好的創新之舉呢？
從昭陵建設的歷史背景看，不會是這樣的。因為從整個陵寢建築的規制看，昭陵是按泰、康等陵形制建造的。而且昭陵建設時，正是明代中葉著名政治家張居正執政期間。張居正受孝定皇太后李氏之託，輔佐年幼的神宗皇帝，正身體力行以務實的精神銳意改變時弊，他雖對先帝陵寢的建造態度也十分認真，但卻絕不會將精力花在陵制的創新上。因為這樣的創新只會增加陵工的工程量，加大用度，而當時張居正卻是千方百計在考慮著如何開源節流，從各個方面節省國家的財政支出。這點從神宗隆慶六年七月諭工部尚書朱衡的內容也可看出。神宗的諭說，昭陵的建設“固不可因陋就簡,以天下而儉其親，亦不宜浪費糜財，飾文而鮮實……”可見，昭陵“啞巴院”是在一個偶然因素影響下形成的。
陵園殘壞
明朝滅亡後，昭陵先後遭到兩次破壞。公元1644年，戰亂中明樓遭火焚；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三月五日，大雨滂沱，列顛交加，陵恩殿和兩廡配殿又遭雷擊起火，陵卒拚命撲救，只救下了兩廡配殿，陵恩殿被徹底燒毀。隨著歲月的推移，到了乾隆年間，兩廡配殿和陵恩門又相繼殘壞。
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清政府為緩和民族矛盾，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昭陵也在修葺之中。從遺址分析，當時修葺的項目只有明樓、裬恩門、裬恩殿三項工程。這次重修，雖然使陵園制度稍趨完備，但卻改變了原有建築的規制。
明樓的斗拱，依明朝制度各陵均為上檐單翹重昂七踩斗拱，下檐重昂五踩斗拱。而修葺後的昭陵卻變成了上下檐均為單翹單昂五踩斗拱。明樓內還增加了條石券頂。
祾恩門、裬恩殿雖然重建時間數沒有大的變動，但都縮小了尺度。裬恩殿，原制面闊五間（30.38米），進深四間（16.77米）；清代重建後，面闊間數沒有改變，尺度卻縮小為23.3米。進深改為三間，尺度縮小為11.92米。裬恩門，原為面闊三間（18.44米），進深二間（8.04米）；清代重建後面闊縮小為12.52米，進深縮小為6.77米。陵內的兩廡配殿和陵前的神功聖德碑亭不僅沒有重建，而且殘垣斷壁也被拆除。只在碑石周圍舊亭基上修建了一周宇牆。此後，長達200年的時間裡一直沒有修繕。昔日壯麗的陵園建築滿目淒涼，只剩下殘壞的明樓和陵牆了。
為了加強對文物的保護和利用，開闢新的旅遊景點，豐富旅遊內容，經有關部門批准，十三陵特區從1985年6月開始籌備昭陵的復原修繕工程，1987年4月正式動工。修繕的主要工程有：明樓木架結構和瓦飾的更換，裬恩殿、裬恩門、兩廡配殿、神功聖德碑亭、宰牲亭、神廚、神庫的復原修建等。1990年8月，完成了宰牲亭、神廚、神庫以外的全部工程，9月1日，作為旅遊景點正式對外開放。1992年，宰牲亭、神廚、神庫也相繼竣工。按《昌平山水記》：“十三陵各有宰牲亭，在陵恩門之左，西向，廳五間，廂各三間，亭一座，有血池。外有周垣黃瓦，惟長陵止一亭，無廳廂。”遺址清理的情況表明，昭陵宰牲亭、神廚、神庫的規制與文獻記載一致。其中，廳五間即神廚正房，廂即神庫。《大明會典》記昭陵以前各陵神庫“或二座，或以左”，昭陵則為兩座。重修後的昭陵建築宏偉，金碧輝煌，具有陵制完整的特點。裬恩殿內還舉辦有“明昭陵秋季復原陳列”，
昭陵石橋與新復建的神功聖德碑亭再現了明代秋祭時殿內供品豐潔、樂器齊備的隆重場面。左右配殿分別有“明昭陵帝後史料陳列”和“明代皇族墓葬史料陳列”介紹埋葬在昭陵內的隆慶皇帝和孝懿、孝安、孝定三皇后的有關情況，以及明代親王、妃嬪的墓葬規制。
反貪尚廉歷史文化園
明代反貪尚廉歷史文化園位於昭陵，占地55畝，由歷史陳列、昭廉廣場、陵區內展館和清風林等組成。自2013年8月份對外開放至11月，近萬人來此參觀。文化園的主題名稱“明鏡昭廉”：“明”指的是以發掘明代反貪尚廉文化為主要內容；“鏡”指的是仿製十三陵出土的青銅古鏡，古樸典雅、莊重凝厚，寓意“以史為鏡，警示後人”；“昭”即指昭陵，又具有“彰明顯德、政聲廣達”之意；“廉”指的是推廣廉政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