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中醫學是中國的傳統醫學，和中國古代的其他發明相比，它是惟一的體系完整、科學思想與操作技術完美結合的發明創造，又是惟一的繼續發揮著功能並仍舊產生著影響的東方科學。和西醫學相比，中醫學從醫學觀、思維方式、理論構成皆大異其趨。以此，中醫學的行進路線和學術大廈的形態完全不同於西醫學。同是以防治人體疾病為目標的醫學能有如此不同，關鍵在於中醫學受易學的理論和思維方式的影響。中醫學以有機論整體觀審視人體，重點研究人體功能和變化過程而非實體結構；中醫學重視人體的時間特性，以時間統攝空間，明顯區別於西醫學著重闡述人體空間，以空間統攝時間；在理論構建方面，中醫以模型化的方式和西醫、西方科學的公理化絕然不同。中醫學的這些特色是受易學的影響而鑄就的。中醫學的經典《黃帝內經》就是在《周易》的影響下結合醫學實踐而形成的。此後又隨著醫學實踐的豐富不斷援用新創生的易學理論而構建醫學理論，在漢代象數易學爻辰說的影響下，中醫發軔了五運六氣；在宋代易學圖書學派盛論太極圖時，明代中醫學有幾種命門學說的形成，呈現了中醫學理論演化進程中“醫易相關”的特徵。易學對中醫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醫學觀念、醫學理論和醫學方法三個方面。
易學與中醫學的有機論人體觀
在古代科學未分化以前，醫學和易學源出一家。人體知識曾是易學素材之一，《易傳·繫辭》曾說：“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易學把人體臟腑器官納入易的框架，例如《易傳·說卦》：“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身，離為目，艮為首，兌為口”，這是在巫術醫學時代以占斷病所循按的依據，可謂“醫易同源”。
隨著先民實踐的發展，醫學分化為獨立的學科，但醫家的基本觀念仍和“大道之原”的易理一致，易的基本觀念也便成為醫學的基本觀念，這些觀念集中體現於《黃帝內經》並延續至今，我們把中醫學的醫學觀概之為有機論人體觀。有機論人體觀著重於人的整體性和自發性，研究人體自身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協調和協同，從天地人之間的複雜內在聯繫探求人體的健康和疾病。有機論人體觀是由整體觀、動態觀和陰陽穩態觀等構成。
中醫學的整體觀是易學天地人三才統一的整體觀在醫學的體現。《易傳·說卦》言：“立天之道，曰陰曰陽；立地之道，曰柔曰剛；立人之道，曰人曰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這種三才統一的思想，又稱天人觀，把人看作是自然界之一分子，即從天地人的大系統的開放體系，以其聯繫、變化、相互制約等關係審視人。由此《內經》多次強調“人與天地相應”、“人與天地相參”，甚至對人的定義也是：“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素問·寶命全形論》）《易傳·文言·乾》提出了人身小宇宙之論：“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凶。”後世進而廣論，《呂氏春秋》曰：“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淮南子》曰：“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內經》則發揮了“小宇宙”的思想，《素問·天元紀大論》曰：“天地之大紀，人身之通應也。”值得論及的是，西醫學也講整體觀，但所論述的是由器官組織等部分合成的整體，是共性的整體，卻從沒將人與天地大系統聯繫在一起。《靈樞·營衛生會》以“故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對中醫人體的整體觀做了深刻的描述，中醫學就是循此思想闡述健康、論治疾病的。
中醫學的動態觀就是易學“唯變所適”的變易觀在醫學的體現。《易傳·繫辭上》謂“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肯定萬物變化“日新”，新事物“生生”不已。認為“變動不居”是宇宙萬物的基本特性，人們處理事情應“唯變所適”，即《易傳·繫辭》所論：“《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中醫學就是以運動、變化和發展的觀點去審視生命的健康和疾病。《素問·六微旨大論》把“動而不已”作為自然界和生命的基本規律；“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動態觀引導古代醫家對人體進行聯繫時間和空間的詳盡觀察，發現生命在時間維度上不可逆轉的特性，即《素問》二次強調的“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中醫學以此重視時間，以時間統攝空間。又發現了人體具有自適應、自修復、自組織的能力，《內經》稱此為“神機”。《素問·移精變氣論》認為動態觀最為重要：“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動態觀又成為中醫研究和認識的一種方法，以此認識到人體生長發育狀態，包括脈象變化有常有變，例如四時三脈有弦、鉤、浮（或毛）、營（或石、或沉）之異。以此告訓醫生要“知常知變”或“通權達變”，這正是《易經》的不易和變易之理的運用。
“易以道陰陽”，《易傳·繫辭》說：“一陰一陽之謂道”。中醫學不僅承襲《易經》陰陽的理論，而且在《內經》成書的二千餘年後，對陰陽學說不斷發展，不只是豐富了易經哲學的陰陽理論，而且有其質的提升，其中重要一點就是建立了人體的陰陽穩態觀。在《黃帝內經》中就提出了陰陽對待、陰陽勻平、陰陽互根、陰陽消長、陰陽逆順、陰陽離合、陰陽交爭、陰陽轉化等一系列規律，並用以概括醫學現象成為醫學理論。由此，陰陽在醫學中不僅僅是觀念、方法和思維方式，已經成為中醫學的一種理論範式，成為中醫學的本體論內容，例如八綱有陰陽兩綱，五臟經絡皆有陰陽，如腎陰、腎陽等等。陰陽的發生，從先民農業文明的方位觀，草原文化的生殖、交媾觀念，到占筮諸卦的陰爻、陽爻的比應關係，在《內經》中被升華為“陰陽應象”的系統理論，其中最重要的是陰陽平衡的法則，認為陰陽相交為泰，不交為否；陰陽平秘是穩態，是健康，陰陽失衡是偏態，是疾病，即“偏陰偏陽之疾”。這是中醫學發展易學陰陽建立的陰陽穩態觀，是中醫對健康和疾病界定的原則，而對疾病的治療也還是於此，《素問·至真要大論》：“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為期。”故爾治病講“平”與“和”，以此成為中醫治病的第一原則。這裡還應該指出，陰陽雖然具有辨證法思想，但是陰陽不等於矛盾的對立統一，因為第一，陰陽是一個事物中的“對待”或兩種相反的運動形式，存在於一體中不能分割；而矛盾是兩個對立的事物。第二，陰、陽之間互相依賴和補充；而矛盾的雙方是對立和排斥，無涉於相輔相成。
基本理論模式
醫學理論源於實踐。中醫學把實踐升華為理論一般是以哲學為間架，把實踐襻附於其上。受經學的影響，中醫學理論體系奠立之初也走上了經學化的道路，把原創的初始著作稱之為“經”，如《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等等。漢代經學以《易經》為首，影響最大。在它的影響下當時醫學家們的思維模式也是取象比類的思維模式。它由“象”和“數”兩方面內容構成。《易經》六十四卦的推演主要看卦象，對卦象的分析有實象、假象、義象、用象四者。例如乾卦象天，為實象；以乾為父，為假象；以乾為健，為義象；乾有元、亨、利、貞為用象等。戰國時代《易經》哲理化《易傳》成書以後，對“象”尤為重視，《易傳·繫辭上》所謂：“《易》者，象也。”“象”作為《易經》的重要觀念之一，可分為現象、意象、法象三者。《繫辭》之“天垂象”、“在天成象”、“觀象於天”、“見乃謂之象”是為現象；所言之“設卦觀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君子居則觀其象”以及“進退之象”、“晝夜之象”是為意象；“天垂象，聖人則之”和“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為法象。就是說，事物自然的人為的靜態或動態的顯露，能為人目視所見的對象為現象；由抽象思維的意念虛擬的想像為意象；由現象和意象的推理而取法者為法象。象數易學的“數”和卦爻一樣，也屬於易學的符號系統，用數字把卦象的涵義進一步抽象，使“數”表達一種規律，由此“數”也從符號而達到比類思維的效果。象數易學就是以“象”和“數”來表達事物特徵，進行比類推理。故《內經》強調醫者要“合於術數”。
中醫藏象理論的構建就是象數易學運用於醫學的體現。《內經》里已經有“器”（《素問·六節藏象論》）、“官”（《素問·靈蘭秘典論》）、臟腑等概念，但醫家們對臟腑、經絡、器官等除有“其死可解剖而視之”（《靈樞·經水》）的“現象”認識之外，還採用了活體的、動態的、聯繫的觀察方法，包括由表推里及由病理反推生理。《素問·五藏生成篇》說：“五藏之象可以類推”。此類推的有關論述是藏象理論中的意象。對活的生命，內部臟腑的功能不能直接觀察或解剖而視之，但可用“司外揣內”、“司內揣外”、“由我知彼，由表知里”（《靈樞·外揣》）的間接方法而達到“視其外應，以知內臟”。例如，汗出過多而心慌，可推出“汗為心之液”，因受寒尿多而推理為“寒氣通於腎”等。《素問·玉機真藏論》所言之“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是由病理而推生理，該篇作者認識到有時只有在疾病情況下才能捕獲到健康情況的信息。
藏象理論所論述的人體特徵，也有因於法象者。古人把臟腑功能和四時等因素聯繫起來，如惲鐵樵所言：“《內經》的五臟，是四時的五臟”，並包括方位、顏色等諸多因素，如肝的特徵是：“東方青色，入通於肝”、“其色蒼”、“通於春氣”、“諸風掉眩，皆屬於肝”等，皆為法象。由是而知，《內經》的藏象，包括現象、意象、法象的綜合，直觀所見的臟腑是現象，形見於外可閱的功能論述援自意象，由於取法比類而論述的是法象。這表明藏象理論是解剖觀察、臨床實踐和理論思維的綜合，遠遠超越了臟腑。這也是中醫和西醫理論重大區別之一。
又因為比象取類的原型不同，僅《內經》中就有三種藏象。《靈樞·九宮八風》是人體臟腑和八卦對應，是為“八卦藏象”；在《素問·六節藏象論》中，有按六爻遞進，把一年分為六節，對應六腑的六節藏象等。在《內經》中，最有價值的是五行全息藏象。《易經》的六十四卦已經具有全息的思維方式，認識到任何一卦，可有六十四卦的信息。《呂氏春秋》等也有人身有天地萬物信息的思想。《內經》也多處詳論了人身局部狹小區域內有五臟六腑的信息，如《靈樞》之《五色》、《大惑論》、《師傳》等篇，這種局部和整體在功能或信息上有對應、同構和共效的關係為全息。又在西漢初的京房“納甲”易學中，已經把陰陽、八卦、五行、五方、月相、天干等綜合起來，建立了統一的象數模式，《內經》的幾篇作者，如《素問·金匱真言論》、《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等，就是把納甲的框架和藏象理論、全息思路結合起來，形成了五臟同五行、五數、五味、五色、五方、五季等體系的藏象理論，筆者稱此為五行全息藏象論。這一理論不僅體現了人體有序性和整體最最佳化的原則，而且具有診斷和治療的實用價值。
易學在漢代又有多種預測疾病和災害的方法，如五行預測、六氣預測。東漢時鄭玄將十二爻、十二辰、十二律與二十八宿相配推出了象數易學的“爻辰說”，這個學說可以兼容五行和六氣兩種預測法。後來，在“七篇大論”中又以乾支的配合與醫學知識相結合，就形成了五運六氣學說。它雖然在唐代被王冰納入《內經》，但學者們多數認為成書於東漢晚期。五運六氣對醫學的貢獻不僅僅是預測，而且把五行發展為五運，提出了亢害承制和病機十九條等理論，這是易學對中醫理論構建的又一大貢獻。
宋代理學的圖書學派推出了多種易圖，包括河圖、洛書、太極圖、無極圖等多種。太極圖又有五層太極圖、陰陽魚太極圖等數種，其中，黑白回互的陰陽魚太極圖最為精煉概括，當時的醫家們不僅接受了“物物具太極”的全息思想，而且在實踐中探索人身之太極。開始時，李東垣以脾胃是人身之太極，之後孫一奎、趙獻可、張介賓都認定，命門就是人身之太極，主宰一切。孫一奎提出了“動氣命門”學說，趙獻可提出了“腎間命門”學說，張介賓提出了“水火命門”學說。三家命門理論雖然內容各異，但都企圖以命門為最高主宰，統一陰陽和五行，雖然沒能得到公認，但是，其突破意識並以此推助了溫補學派的創立，這對中醫學理論的發展是有貢獻的。
辨證論治
辨證論治是中醫臨床的操作體系。中醫臨床重視因時而異的證，重視個體特異性，而又提出六經等分證模型，易的思維方式是其產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蠻荒時代，人和動物一樣對創傷也有一定的治療本能，對疾病是採用嘗百草的隨機治療方式，之後逐漸積累一些“對症”治療的經驗，但此時仍是以巫術為主，巫術中也可能包括一些經驗方法。再之後，經驗的積累形成了醫學理論，開始了理論醫學的時代。巫術醫學時代或巫醫並存的時代，醫生曾經以《易經》作為治療疾病的依據。例如《左傳·昭公元年》晉侯有疾，求醫於秦伯，使醫和視之，診為“蠱”。趙孟問何為蠱，醫和按蠱卦之卦理解說：“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可見《易經》的卦曾被用為病證的模型。類似情況後世也有所沿用，例如否證與否卦，未濟卦為心腎不交等。《易經》的變易觀念和它的辨證邏輯思維方式是中醫學走上辨證論治道路的根本原因。易學的動態觀則是動態地看待疾病。《易傳·繫辭》言“開當而名，辨物正言”，要求對待疾病重在“辨”。《易傳·文言》強調“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要符合客觀規律。在“唯變所適”、“通權達變”、“與四時合其序”、“與天地合其德”等思想合力的影響下，在《內經》理論的基礎上，以《傷寒論》為標誌，中醫創立了辨證論治。
從《傷寒論》到《內經》，是在中國醫學史上的一次重大的範式轉換，它從《內經》的整體通治性思維範式，轉向個例針對性思維範式，其主要突破有三點：一是六經辨證的確立。《傷寒論》把熱病按其表現分六個層面，每經都有明確的界定標準，即後世醫家所言之“提綱”，並對不同的變證有針對的治法治方，這是《內經》三篇熱論所不能比擬的。六經有《易經》六爻之變的思想，但以其具體而有“垂方法，立津梁”的意義。二是體現個例分析與精確相結合，不僅理法方藥一線貫通，而且對觀察的病程及方劑中諸藥劑量都做了詳細的論述。三是以其治療的“套路”體現了中醫辨證論治的系統性。六經是一個大套路，其中的某些證，也可以因為用方之先後形成有效的套路而提高療效。《傷寒論》有些證名如“心下否”，有些方名如白虎湯、青龍湯、承氣湯等與《易經》理論有些關係。但對《內經》的範式轉換才是至為重要的。
《周易》對醫學理論的影響，除上述三方面外，其“思患而豫防之”開“上工治未病”的中醫學擬豫卦、頤卦等思想之心智，開發了武術、導引、氣功等養生保健手段。為此，《內經》把“法於陰陽，和於術數”作為理論綱領，這正是最恰當的概括。
綜上所述，中醫學從觀念到理論到臨證方法，受從《易經》到《易傳》到易學的影響隨處可見。特別是易學的聯繫性原理和易學把規律統一起來的範式，被中醫學接受和運用，使中醫學成為一個“理論體系”。正是由於中醫學的理論得以體系化，它才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而發展至今，這也是從《周易》到易學對中醫的最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