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言報》於清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初一（1898年8月17日）由《時務報》改名創刊。刊期、形式和內容，全都延續《時務報》做法。
清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八（1898年7月26日）清廷下令改上海《時務報》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汪康年以欽命難違，請示張之洞。經張之洞授意，改名為《昌言報》，由梁鼎芬任總董。對當時維新變法基本態度是觀望,不報導,不表態,不反對。
《昌言報》所載國外新聞，由曾廣銓譯英文、潘彥譯法文。創刊後的前六期都不載論說，改用曾廣銓翻譯、由章炳麟筆述的《斯賓塞爾文集》。第六冊後,態度明朗,支持維新變法,反對慈禧執政。清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一（1898年10月15日），《昌言報》發表聲明，該報總董梁鼎芬於八月十一日（是日慈禧重新垂簾聽政）辭職,館中事務均由《農學報》的安藤虎雄任總監（一說是曾廣銓任經理）。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1898年10月20日）出版的《昌言報》發表章炳麟（化名西狩祝予）所著論說《書漢以來革政之獄》，委婉地對戊戌變法的失敗表示惋惜和同情。第九冊發表了章炳麟的兩篇政論：《蒙古盛衰論》和《回教盛衰論》，同時譯載了《中法新匯報》所刊的《中國究竟能否變法答問》；第十冊又繼續譯載法國《光報》所刊《中國必將變法論》。慈禧見報，下令緝拿主筆，查禁報館。汪康年先避匿隱居，章炳麟即由安藤虎雄介紹（另一說為山根虎侯介紹）赴台灣任台北《台灣日日新報》記者。《昌言報》出至第十期於11月19日停止出版。但報館並未停止其他業務活動，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還曾出版過《茶花女遺事》、《包探案》和曾廣銓譯的《長生術》，直到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還鉛印重排發行章炳麟的《訄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