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昆體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約35—約100年)古羅馬時期的著名律師、教育家和皇室委任的第一個修辭學教授 ,也是公元1世紀羅馬最有成就的教育家。他出生在西班牙,其父在羅馬教授雄辯術,頗有名聲。昆體良少年時隨父親到羅馬求學,受過雄辯術教育。他當過10年律師。公元70年被任命為一所國立拉丁語修辭學校的主持人。由於在雄辯術方面的造詣以及在辦學上的成就,當羅馬帝國在公元78年設立由國家支付薪金的雄辯術講座時,他成了該講座的第一位教師。昆體良在拉丁語修辭學校工作了二十年左右,大約在公元90年左右退休。
在擔任教師的同時,昆體良還兼任律師,這使他有可能以當律師的豐富實踐經驗充實教學內容,把理論與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
他與西塞羅一樣,認為一個理想的演說家,首先必須是一個良善的人,道德的生活比華麗的辭藻更重要得多。他對於教育事業懷有很大的信心,認為教育者應當看到兒童具有無限的潛在能力和發展的可能性,天賦的素質在學習上固然是重要的,但不能因此抱怨只有少數人有能力可以接受教育,而多數人是遲鈍的;相反,大多數人是敏於理解和樂意學習的,那些呆笨的人如同不正常的事物一樣,是非常少的。他竭力主張並多方論證了公共教育比私人教育優越的觀點。他要求未來的演說家必須生活在最公開的和陽光普照的公共生活之中,要善於與社會交往,從而經常受到新的刺激和鼓舞。在學習上,他認為作為一個演說家,必須有廣博的、穩固的知識基礎。他特彆強調文學教學(包括學習歷史家、科學家和詩人的著作)的重要性,他說:“除非很好地、真正地打好基礎,否則,上層建築就會倒塌。”
主要著作
昆體良退休後,專門從事著述。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寫成了《雄辯術原理》(即《論演說家的教育》)(12卷,約合中文六十五萬字)。這部著作既是他自己約二十年教育教學工作經驗的總結,又是古代希臘、羅馬教育經驗的集大成者。昆體良的教育理論和實踐都以培養雄辯家為宗旨。
《演說術原理》約成於公元96年,後失落。文藝復興時期,久已失傳的昆體良的著作從積塵中被重新發現(1416年重新發現《演說術原理》),立即光彩奪目,使人文主義者為之傾倒。
《演說術原理》一書是古代西方第一部系統的教學方法論著,不僅反映了公元前後二百年間羅馬學校教育的實際,而且系統地闡述了關於培養演說家的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
雄辯大師
海邊聚集了許多人,他們每人一艘航船,昆體良也在其中。啟航了,一開始,熙熙攘攘,人聲鼎沸,千帆競發,百舸爭流。劃著名,劃著名,人聲慢慢減少,船影漸漸稀疏。昆體良仍然奮力搖櫓,直駛前方,人更少了。最後,船來到水天相連;浩瀚無垠的一片汪洋之上。昆體良掃視了一下,隱約間看見只剩下一個同行者,他就是西塞羅,可是他已開始落帆停漿,停止前進了。前路漫漫,無邊無涯,只有昆體良的船隻雲帆高掛,直駛前方。他一邊繼續振臂搖槳,一邊極目海天相接之處,決心要以西塞羅的終點為新的起點,繼續前進,直到無能為力的時候。
這是昆體良在《雄辯術原理》第12卷中對自己做的一個比喻;而划船人便是雄辯術的研究者。
當時的羅馬,研究雄辯術的人很多,特別是西塞羅的《論雄辯家》一書影響極大。昆體良對西塞羅非常推崇,但並沒有被他的光芒弄眩了眼睛,而是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加以審視。他發現,西塞羅在論述對雄辯家的要求時,著眼點只在於雄辯能力,而不關心他們的道德品質。昆體良覺得自己的責任和使命就在於彌補這一缺陷,在西塞羅的基礎上前進一步。這就是他在比喻中要繼續航行的路程。
昆體良生活的時代,羅馬帝國已開始走向衰落。他痛切地感受到整個社會道德沉淪,許多上層人士品德敗壞。因此,當他論述教育任務的時候,總是把良好道德的培養放在首位。他所要培養的雄辯家,善良是第一位的,雄辯術是第二位的。在他眼裡,—個品德邪惡的人不可能成為優秀的雄辯家,即使他們在法庭上勝訴,仍不配享有雄辯家的稱號。真正的雄辯家是高尚的,值得尊敬的,在道德上無可指責的。他認為,如果一個人掌握了雄辯術,卻用它來教唆犯罪,陷害無辜,與真理為敵,教授雄辯術的教師就不是給戰士以武器;而是給強盜以屠刀。如果上天賦予人以說話的能力,卻被人用去犯罪,倒不如生來聾啞,沒有理智的好。而要培養出具有崇高道德的雄辯家,只有高尚的教師才能做到。昆體良本人正是這樣的榜樣。
不僅如此,昆體良對以前的雄辯術理論只是以假定雄辯者已具備了足夠的文化素養、沒有涉及培養教育的過程和方法的現象,提出對雄辯家的培養應從開始就奠定基礎。他突破高等教育的狹隘界限,討論了學齡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全部問題。即要培養一個雄辯家,必須從咿呀學語開始,直到他成為一個合格的雄辯家。另外,當時一些淺薄的雄辯術教師只著眼於雄辯的技術訓練,認為只要在法庭上勝訴即可,不必以廣博的知識為基礎。昆體良則力排眾議,獨闢蹊徑,認為基礎不深厚牢固,上層建築遲早會坍塌,力主專業教育應建立在儘可能廣博的普通知識的基礎之上。當然,昆體良還提出許多有獨到見解的教育觀點。
正是這種勇於開拓、敢於創新的精神使昆體良從一個優秀的雄辯術教師進入到傑出的教育家行列,成為眾多的雄辯術研究者中酌佼佼者,在人類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反對體罰
在世界教育史上,昆體良是最早提出反對體罰的教育家。體罰,在古代和中世紀,是世界各民族中普遍流行的教育方法之一。古埃及的諺語說:“男孩的耳朵是長在背上的”,意思是必須打學生的背才能使他們聽課。諺語還說;“學神把教鞭送給人間”,意思是借鞭打來教學是神所確認的。一般人甚至把教育比作馴獸,把教鞭當作教育的同義語。即使到當代,在有的號稱已開發國家的學校中,對學生的體罰仍然受到法律保護和家長的支持。但是,昆體良早在公元一世紀就明確提出反對體罰,說明他不愧是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
昆體良反對體罰所持的理由是:1.體罰是殘忍行為,是一種凌辱;2.如果申斥還不足以矯正孩子的過失,他就會對體罰習以為常,使體罰失去作用;3。如果經常正面告誡,在課業上嚴加督促,體罰就沒有必要;4.幼年時使用體罰,一旦長大以後,恐怖失去作用,就更難以駕馭;5.體罰造成兒童心情壓抑、沮喪、消沉。從上述昆體良反對體罰的理由中,可以看到他對兒童的深刻了解,對兒童人格的尊重,對正面教育的強調,以及對培養兒童生龍活虎般的積極性、創造性的要求。這些都是文藝復興以後一切進步教育家追求的理想。(《昆體良教育論著選》第28頁)
教學藝術
簡述
在公元一世紀,昆體良就提出了“教是為了不教”的深刻見解。他認為,教學的最終目的是要“引導班上的學生自己去發現問題,運用他們的智力”,“除了使我們的學生不需要總是有人教,我們的教學還能有什麼別的目的呢?”(《昆體良論教育》,第94頁)
注意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和意願,這是昆體良教學藝術中極有價值的遺產。“因為專心致志的學習有賴於意願,而意願是不能強迫的。”昆體良在這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他認為,要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意願,首先要求“教師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對待學生……他應當嚴峻而不冷酷,和藹而不放縱,否則,冷酷引起厭惡,寬容招致輕視。”教師以自己的理智的愛贏得了學生的尊敬,學生就能“視教師如父母”,就為引導學生進步創造了有利條件。“這種敬師的感情大大有助於進步,因為在這種感情影響之下,學生不僅將愉快地聽講,而且會相信教給他們的東西,願意仿效教師。當匯集到學校去的時候,他們會愉快地、歡欣地聚合在一起;他們的錯誤被糾正時不會生氣,他們受到稱讚時會感到鼓舞;他們會以專心學習,努力儘可能取得教師的珍愛。”(《昆體良教育論著選》第92頁)
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意願,昆體良認為,“應當善於回答學生提出的問題,向那些不發問的學生提問。”在課堂上,教師“還要經常向學生提出問題以測驗學生的判斷能力。這樣做就可以防止學生的漫不經心,防止他們對教師的講課聽而不聞。”
善於糾正學生在學習中出現的錯誤,這是昆體良教學藝術的重要內容。他指出;“在糾正學生的錯誤時,如果過於吹毛求疵,學生就會喪失努力的信心,意志消沉,最後會憎恨他的功課,擔心動輒出錯,什麼功課也不想做。”對於年幼的學生,在糾正他的錯誤時,教師的態度要和藹。昆體良說:不論對錯誤的糾正多么嚴格,也要以溫和的手法去施行。學生作業的有些部分應受到讚揚,有些要馬虎過去,有一些要重做,一定要說出重做的理由。有時在隱晦難解之處要加進教師的批語,以進行啟發。”(《昆體良教育論著選,第74至75頁)總之,“對不同年齡的學生,糾正錯誤要用不同方法,作業的數量和改正錯誤的標準都應當適合學生的智力水平。”由此可見,一切從學生的年齡特徵出發,正是昆體良教學藝術思想的核心。
教師作用
昆體良看到並提出了過去一直被忽視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的重大作用問題。他對兒童心理特點和教學方法進行了研究,認為教師必須以父母般的態度對待兒童,並徹底了解兒童能力的差異和傾向;懲罰、鞭打,乃至嘲諷,只能使幼小的心靈受到創傷。昆體良堅決反對體罰,認為這是對兒童的凌辱。他認為,用體罰的方法來驅使學生學習,不但不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自覺性,相反卻會使學生產生厭學的情緒。
天賦才能
昆體良對兒童的天賦才能有很高評價,這是他教育理論體系中的精華。他肯定兒童發展的可能性。指出兒童一般都生而具有智力活動與理解能力,愚純和低能只是一種反常現象,是稀有的。他把國小教育看作全部教育的基礎。他不贊成羅馬7歲入學的傳統習慣,主張兒童應提早入學,但學習不能負擔過重,教學中應多滲入遊戲的成份。他相信遊戲可以增強兒童智慧,培養兒童的道德品格,不過不能讓兒童遊戲過度。主張學校課程不宜單科獨進,而應該多科並進,對學生的精神是一種調劑,可以減輕疲勞,提高學習質量。他認為課程門類多,不致造成學生負擔過重,因為青年的接受性強,接受量大,而且在學校學習的時間長。
教學質量
昆體良認為,教學質量的關鍵在於教師。他對教師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認為教師應該是有學識的,他們應該熱愛兒童,耐心地教育兒童,注意研究兒童,講究因材施教。他提出一個極有意義的願望,要求高等學校的教師抽出一些時間到初等學校去授課,以便研究兒童、研究教育兒童的方法。他強烈反對當時流行於羅馬學校中的體罰,認為學生不學好,那是教育的過錯,應該用競賽、獎勵、教師的關懷愛護和學科本身所引起的興趣去保證學童學習好。教師的鼓勵和榜樣是使學生學習成功的有效方法。
昆體良重視學生記憶能力的培養。他認為,“對於一個雄辯家來說,記憶力是頭等重要的,它可以通過練習來得到加強和發展”。 在兒童年齡很小時,就要讓他背誦許多優美的詩文,雖然他們還不能理解,但到了兒童能夠理解時就會對他們大有裨益。在學校中,教師要有意識地培養和鍛鍊兒童的記憶力,使其得到不斷地強化和充實。在昆體良看來,對於雄辯家的培養要"從咿呀學語開始,經過初露頭角的雄辯家所必需的各個階段的教育,一直到雄辯術的頂峰。"
親職教育
第一階段:
昆體良非常重視幼兒教育。他認為,幼兒教育可以在德行和知識方面為雄辯家的培養打下初步的基礎。幼兒教育是在家庭里進行的,父母、保姆、家庭教師都是幼兒的教育者。尤其強調保姆必須是一個具有良好的品德和說話準確的人,因為她們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幼兒。
初級學校
第二階段:
昆體良反對古代羅馬貴族聘請家庭教師的傳統做法,主張應儘早讓兒童接受學校教育。在他看來,親職教育容易使孩子 養成冷淡、自誇和羞怯的習性,而學校教育則不同。學校里學生集中,不但有結交朋友的環境,而且也有競爭的、互相觀摩學習的機會,因此,從學樣培養出來的學生一般都能很快地勝任雄辯家的角色,在公眾面前發表演講。昆體良認為,在初級學校中,兒童主要學習閱讀和書寫。昆體良在總結自己長期的教學工作經驗基礎上,對教學原則和方法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
昆體良倡導因材施教。他深信,每一個兒童都具有才能上的個別差異。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善於精細地觀察學生能力的差異,弄清每個學生的天性的特殊傾向";教師在識辨了學生的能力和個性以後,就必須因材施教。他主張按照每一個學生的具體情況安排課程。對於智力較弱的學生,在教學的進度和內容方面可以適當遷就一些;但對於天賦素質豐饒的學生則要盡力培養,便之成為真正的雄辯家。另外還提出,"對不同年齡的學生,糾正錯誤要用不同的方法。作業的分量和改正錯誤的標準應適合學生的智力水平。" 昆體良奠定了教學中量力性原則的思想基礎。他認為,教學中既要避免對學生提出過高要求,又不可讓學生放棄力所能及的嘗試。他曾再三告誡教師,要防止學生的課業負擔過重,教學的方式方法要為學生所接受,不要裝腔作勢,故弄玄虛。
人物成就
昆體良是世界上較早對教育進行研究的古代羅馬教育家。他起家於律師,是少數精通雄辯術的學者。中年時期,他從雄辯術著手,對兒童的教育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昆體良對教育貢獻客群人矚目,也使他自己名垂教育史。
昆體良退休之後,對教育貢獻出了莫大的力量。昆體良總結了自己二十多年來的教育教學工作經驗,專注於寫書。並且他先後出版著作《雄辯術原理》和《演說術原理》。兩本書都是教育界特別是昆體良自己的教育之精華濃縮,為後來人的教育事業起到了引導和提示的作用。
同時,昆體良還提出了許多教育方面有建樹的觀點。他把教育質量的重點定義為教師,同時對教師提出了近乎苛刻的高要求。作為最早提出反對體罰制度的教育者,昆體良突破世俗的桎梏,為教育界帶來了新鮮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