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康會址

為了徹底消滅白砂守敵，毛澤東於1929年6月5日下午在大池召開了紅四軍幹部會，具體研究攻打白砂的作戰方案。 白砂戰役後，為了消滅陳國輝主力，紅四軍進一步迷惑敵人，造成紅軍向江西退卻的假象。 劉安恭是受黨中央派遣，於是1929年5月上旬才到紅四軍工作的。

這是早康會議會址“東洋堂”。1929年6月8日，紅四軍在攻克白砂後，為解決“前委之下設不設軍委”問題，在上杭縣白砂鎮早康村“東洋堂”（嚴氏宗祠）召開了前委擴大會議。會上“與會者以舉手表決的方式，以絕對多數通過了撤銷以劉安恭為書記的臨時軍委的決定。雖然這次會議沒能從根本上解決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問題，但從組織上保證了前委對紅四軍具有全面、集中的領導權。這是毛澤東在紅四軍黨內、軍內鬥爭的首次勝利” 。同年7月29日，紅四軍迫於三省敵人瘋狂"會剿"的緊急形勢，在上杭蛟洋召開了前委緊急會議，決定分兵打破敵人的“會剿”。由於軍情緊迫，會議中途又再次轉至白砂早康的“東洋堂”繼續召開。會後，紅四軍各縱隊廣泛發動民眾，實施“分兵游擊計畫”，打破了敵人的"三省會剿"計畫。這就是軍史上有名的“七月分兵”會議——早康會議。
1、紅四軍二次入閩。
根據毛澤東創造的“分散以發動民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的游擊戰術，1929年5月15日，紅四軍結束了在贛南地區的瑞金、於都、興國、廣昌、寧都五縣為期45天的分兵組織和發動民眾，建立紅色割據工作，集中在瑞金待命。因為這時在江西的國民黨軍閥部隊已糾集了3個旅的兵力分路向興國、於都、寧都進攻。按照以往的經驗，當時各省軍閥缺少統一指揮都是劃地為牢、固守自己的地盤，追擊紅軍之贛軍，一般只到鄰省邊境附近就會收兵。面對來勢洶洶的強敵，毛澤東的策略依舊，“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紅四軍趕在贛軍到達之前撤出瑞金，根據鄧子恢送出的報告和要求，向閩西方向移動，因為當時蔣桂戰爭雖已近尾聲，但擁蔣的廣東軍閥陳濟棠部與駐紮在廣東東部的桂系軍閥徐景唐旅卻仍然戰火正熾，駐守在閩西龍巖的陳國輝旅奉調入粵幫助陳濟堂討伐桂系軍閥，閩西地區除了退守上杭的郭鳳嗚殘部盧新銘旅以外，境內防務很是空虛。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把這些情況及時地送到了毛澤東手上，因此毛澤東決定紅四軍主力不入長汀，直奔龍巖。5月20日紅軍再次入閩，21日由長汀水口渡過汀江，經塗坊、南嶺和連城新泉進抵廟前，在廟前，毛澤東、朱德代表紅四軍前委約見了傅柏翠，要求其所領導人的上杭北四區地方紅軍要堅守北四區，阻擊尾追紅軍之敵至少四個小時；要加強偵察敵情，對尾追之敵追與不追都要及時報告。5月22日，紅四軍薴園到達古田，紅軍一到古田，地方黨組織立即領導農民舉行暴動，在紅四軍的幫助下，不費一槍一彈，繳獲民團36支槍並活捉了民團團總，一時間古田農民打土豪，除劣紳，殺豬濟貧、開倉分谷，燒田契，焚借據，農民運動轟轟烈烈。
5月23日，紅四軍一、三縱隊首先占領了龍巖城的前哨——龍門，一鼓擊潰了龍門守軍，並尾追潰敵衝進西門橋，突入西門；與此同時，第二縱隊也攻占了北門外的制高點，居高臨下，向城內守敵發起進攻。龍巖城軍閥陳國輝主力已赴粵參戰，留守城內一個營的守敵紛紛繳械投降，除敵營長仗著地形熟悉帶著少數殘兵從東門逃往漳平永福外，其餘全部就殲。紅四軍第一次攻打龍巖城採用集中優勢兵力，大兵壓境，氣勢非凡，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在紅軍主力攻打龍巖城的同時，紅四軍一部也乘勢攻入永定坎市，25日一舉攻克永定縣城。
第一次攻占龍巖城後，紅四軍得到彈藥給養的補充，鏇即撤出龍巖城，轉移到永定一帶分兵在永定城鄉發動民眾，肅清反動民團勢力。潰逃到永福的龍巖潰軍一邊向省政府和遠在廣東的陳國輝告急，一邊湊集漳平等地的游兵散勇和土劣民團組織，得知紅軍撤離龍巖城後，敵軍三百餘人竄回龍巖城裡。為了引誘陳國輝主力儘早回龍巖一舉殲滅，應龍巖縣委的請求，朱德、毛澤東命令紅四軍第三縱隊從坎市出發攻打龍巖城。第三縱隊在傅柏翠領導的閩西地方武裝紅五十九團及龍巖游擊隊的配合下，於6月3日第二次攻占龍巖城。紅軍在短短的十餘天時間內二占龍巖，使得正在廣東參加軍閥混戰的陳國輝大為震驚，為了保住他自己的地盤，他不顧一切地率領主力日夜兼程趕回龍巖援救，這正中了毛澤東伺機殲滅陳國輝主力的錦囊妙計。
2、白砂戰鬥與三打龍巖城。
白砂是上杭城東北的一個集鎮，是通往龍巖的煙喉要衝。紅四軍一打龍巖城後，盤距在上杭城內軍閥盧新銘派出一個團的兵力進駐白砂，企圖配合陳國輝部夾擊紅軍。為了徹底消滅白砂守敵，毛澤東於1929年6月5日下午在大池召開了紅四軍幹部會，具體研究攻打白砂的作戰方案。同時嚴密封鎖訊息，迅速集結紅軍部隊，派出偵察員偵察白砂敵情，為攻克白砂作了周密的安排和準備。
6月7日那天正值農曆五月初一，恰逢白砂民間“扛菩薩”打蘸的民俗活動日，白砂守敵對紅軍的行動毫無所知，依然喝酒逛街玩女人逍遙度日。當天清晨，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第二、三縱隊和軍部由大池出發，經北四區的吊鐘岩和北三區的小禾坑向白砂正面主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強攻，在蛟洋與白砂接壤的豐年橋一舉殲滅敵軍前哨一個連的兵力，鏇即從簣竹坑、張坑嶺一路直撲白砂犁頭嘴。與此同時，蛟洋紅軍五十九團為右翼，經蘇家坡迂迴南進撲向白砂，紅四軍第一縱隊為左翼，從溪口大洋壩出擊白砂。三路大兵形成扇形包圍圈，白砂守敵已成紅四軍囊中之物。
上午8時左右，紅軍正面主攻部隊和右翼紅五十九團同時發起猛烈攻擊，敵軍措手不及，倉促應戰，在紅四軍雷霆萬均的打擊下，很快就潰不成軍，敵團長鍾銘清帶領餘部妄想從我左翼突圍，正好落在早已嚴陣以待的第一縱隊布好的口袋中。當敵軍衝到我軍伏擊圈時，蓄勢已久的紅軍戰士猶如猛虎下山突然出現在戰場的東南方，一陣激烈的掃射，給鍾銘清殘部以致命的打擊，敵團長乘著混亂帶著20多個隨從人員丟盔棄甲，繞道西北狼狽向上杭方向逃竄。經過1個多小時的激戰，白砂守敵1個團被全部殲滅，除戰場擊斃外，俘敵100餘人，繳獲火炮2門、槍100多支。這次戰鬥給上杭守敵盧新銘部以沉重的打擊，正如當地民眾在戰後所傳民謠那樣：“五月裡來開禾花，紅軍開來打白砂；四周包圍無處走，殺得匪軍滿地爬。”當天中午，紅四軍政治部在白砂羅家嶺樂育中學舉行民眾大會，會上毛澤東同志用精闢而又通俗的語言講述了土地革命的大好形勢，號召廣大勞苦工農趕快組織起來，開展打土豪分田地。在毛澤東的動員和紅軍的幫助下，白砂很快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土地革命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
白砂戰役後，為了消滅陳國輝主力，紅四軍進一步迷惑敵人，造成紅軍向江西退卻的假象。6月10日，紅四軍進駐通往贛南的交通要隘之連城新泉進行休整，有意讓開了廣東到永定的大路。在得知陳國輝主力已返回龍巖城後，紅四軍主力立即從新泉出發，於19日凌晨完成了對龍巖城的包圍，上午8時發起總攻，經過激烈的戰鬥，城內剛從廣東撤回的陳國輝部隊大部被殲，部分殘敵逃出東門後也被埋伏在東宮山的紅軍部隊殲滅，陳國輝隻身化裝往漳州的方向逃脫。前後歷時一個月的三打龍巖城紅軍取得了輝煌的戰績，共殲敵2000餘人，繳獲迫擊炮4門，機槍10挺，步槍900多支。6月21日，龍巖革命委員會成立，鄧子恢出任主席。至此，閩西境內已沒有大股的軍閥部隊，閩贛邊區根據地已趨於鞏固。
3、紅四軍黨內的論爭。
紅四軍自井岡山下山挺進贛南、閩西，相繼攻占長汀、龍巖、永定後，在閩西已穩操勝券，形勢一片大好。這時黨內和部隊內部一些分歧也日益明朗化 。其時紅四軍組成人員成分比較複雜，據毛澤東1929年6月14日《給林彪的信》中說：“五月份統計，全軍1324名黨員中，工人311人，農民626人，小商100人，學生192人，其他95人，工人與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對百分之七十七”。當時紅四軍全軍約4000人，黨員有1324人，約占29.64%，由於黨員成分比較複雜，由此滋生了不少錯誤思想。尤其在部隊高層領導上，也產生了一些關於建黨建軍原則的分歧。當時爭論的中心問題是：
（1）如何建立和鞏固農村革命根據地問題；
（2）黨在紅軍中的領導制度和黨代表的權力問題；
（3）紅軍中的政治工作以及軍事與政治的關係，軍隊與地方武裝的關係等；
（4）關於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問題。
這些問題爭論的核心在於如何看待和處理政治與軍事的關係，堅持和健全黨對軍隊的領導。
在表現形式上，首先引起爭論是前委與軍委之爭，爭論的核心人物是作為前委書記、黨代表的毛澤東，軍長朱德和時任臨時軍委書記的劉安恭等人。
紅四軍前委是1928年11月在井岡山時按中央指示成立的。前委之下設立軍委，管轄全軍各級黨組織兼及地方赤衛隊，前委除領導紅軍以外，還負有指導地方黨組織的責任。1929年1月紅軍自井岡山出發以來，因每日行軍作戰，環境特殊，“感覺軍委之重疊，遂決議軍委暫停辦公，把權力集中到前委”，5月份後，因工作發展紅軍數量大增，前委兼顧不過來，於是決定重新組織軍委，並任命劉安恭為臨時軍委書記。
劉安恭是受黨中央派遣，於是1929年5月上旬才到紅四軍工作的。劉當時還不滿30歲，出生於四川，早年留學德國，是中共旅歐支部早期黨員。1924年回國後曾協助朱德在四川軍閥楊森部隊做黨的秘密工作，參加過南昌起義，隨後又赴蘇聯學習軍事。1929年初回國後受命為中共中央特派員到紅四軍工作，對這樣一位身份重要的幹部，紅四軍自然倍受重視，5月中旬到達後隨即被委以紅四軍政治部主任之職。5月23日紅軍首次攻占龍巖城後，前委又決定成立臨時軍委，以應工作開展任務繁重之急需，由劉安恭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政治部主任。劉本人的資格和學歷，在當時紅四軍內是十分難得的，但由於他長期在國外，對紅軍發展的歷史和現狀缺乏了解，對於紅四軍的領導體制與戰略戰術卻又不以為然，希圖以蘇聯紅軍的模式來改造中國紅軍。因此當他當上軍委書記沒幾天，就對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一些正確主張任意指責，凌駕於前委之上，以居高臨下的姿態作出決定：前委只能討論紅軍行動問題，不要管軍隊的其他事。殊不知軍委是前委的下屬機構，這種以下級黨委限制上級黨委的決定，是有悖於組織原則的，也必然會引起黨內混亂，致使軍中最高領導機關前敵委員會的工作陷入困境。毛澤東不得不在占領永定以後於5月底在湖雷召開前委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然而出乎毛澤東意外的是，湖雷會議出現了兩截然對立的意見，一部分人認為前委管得太多，權力太集中，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和民眾工作，甚至指責前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因此主張把臨時軍委恢復為正式的軍委。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當前前委領導工作重心仍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於戰鬥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於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並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激烈、意見難以統一。很明顯，這些爭論已不是個人意見之爭，而是涉及到紅軍建軍原則的分歧。事實上這些分歧早在井岡山時期就有所暴露，這是紅軍隊伍中成分的複雜以及幾千年封建舊思想、舊觀念和舊軍隊陳腐的意識所影響的。紅軍中相當部分官兵樂意於流動游擊和走州過府，寧願接受軍官個人的權威而不願接受黨組織的約束；他們中的一些人留戀自己的家園而不願意從全國革命的角度去開拓更加寬廣的紅色區域。正是由於這些錯誤意識，導致了單純軍事觀點、流寇主義和極端民主化等錯誤傾向的發展。毛澤東深知如果聽任這些思想在軍中蔓延滋生，後果則不堪構想，因此他下決心利用戰鬥的空隙要徹底澄清和解決這些事關這支革命軍隊前途和命運的大事大非問題。
4、早康會議及給林彪的信。
白砂戰役的第二天，即1929年6月8日，毛澤東在距離白砂圩場10公里處的一個名叫早康的村子裡再次召開前委擴大會議。會議在村中嚴氏宗祠里舉行，嚴氏宗祠又名“東洋堂”，座落在早康村東頭，其建築風格和結構獨特，是一座典型的明代南方客家寺廟。因為此前在永定湖雷召開的會議上雙方已將觀點擺出矛盾已明朗化，只是因戰事拖延才不得不中止湖雷會議，早康會議實際上是湖雷會議的繼續。通過湖雷會議的爭議，已經使毛澤東認識到這個前委、軍委之爭在中國革命和紅軍的發展前途的總的路線和方向上是一致的，但是，如何在軍隊內堅持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的原則，如何使紅軍在創建農村根據地的過程中發揮最有效的作用，如何解決紅軍中單純事觀點和流寇主義思想，這是如何建軍的原則問題，所以毛澤東毫不讓步。
在毛澤東看來，面對劉安恭等人的發難，他認為他難以擔任這個不斷受到指責而陷於“不死不活”狀態下的前委書記。於是他向會議提出了一份辭職的書面意見，並尖銳地指出了造成了他難以工作的癥結所在，向會議敲響了紅軍有脫離中共領導的危險的警鐘。早康會議一時陷入僵局，打破僵局的選擇只有兩個，要么毛澤東辭職，前委癱瘓；要么撤消臨時軍委，劉安恭下台，會議以舉手表決形式作出裁決，結果正如毛澤東所料，他本人在紅軍中的聲望和才能壓倒了劉安恭，以36票贊成，5票反對的絕對多數，作出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調任第二縱隊司令員；陳毅接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早康會議是一次勝利的會議，會議的結果維護了毛澤東的威信，保留了毛澤東前委書記的職務，也在一定程度上在紅軍指戰員中加深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早康會議又是一次遺憾的會議，它沒有根本解決爭論的全部問題，少數人還把黨內分歧的意見散布到一般指戰員中，致使部隊議論紛紛，人心浮躁。早康會議在不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但爭論雙方似乎都沒有在原來的立場上後退一步的意向。此後紅四軍轉移到連城新泉休整，乘此空隙毛澤東認真回顧了早康會議召開前數小時林彪寫的一封支持毛澤東的信，林彪當時擔任紅四軍第一縱隊司令員，參加過南昌起義，畢業於黃埔軍校，時年僅22歲。因第一縱隊是紅四軍的主力，林彪又是一直跟隨朱德出生入死的老部下，所以當時他支持毛澤東的信在早康會議上無疑是十分及時的聲援，可以說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從內心來說，毛澤東是十分感激林彪的。因此毛澤東於6月14日給林彪寫了回信，並送交前委（此信全文已收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覆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記憶體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歸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系統地提出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為半年後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打下了初步的基礎。6月15日，朱德在新泉也給林彪寫了一封信，以一個長者的口吻表達了他的觀點，作為一軍事首長，朱德要求在軍事機關實現“黨給許的行政責任”和“核心作用”，不同意“黨管理一切”的口號，提出“要打破家長制及包辦制”，主張在軍內實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爭論的雙方仍在繼續，只是無情的戰火和多變的敵情使得這一次爭論時斷時續……
3 Z$ @2 v, E# f- f2 [2 c 肖克將軍當時任紅四軍一縱隊二支隊隊長，參加了兩次“早康會議”，是歷史的見證人。1997年肖克將軍親筆題了“早康會址”四個蒼勁有力的毛筆字，並有署名落款，蓋有篆字圖章。
鑒於早康會議在黨史、軍史上的作用與地位，許多專家學者認為早康會議是"古田會議成功召開的奠基石與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