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種子
1926年,被中共山東地方執委會派往武漢參加北伐的牟春霆(陳雷)、鄭天九、安哲,於1927年秋,大革命失敗後,又先後被派回日照。1928年春,中共山東省委決定在日照建立黨的組織,並指定他們三人成立日照縣第一屆縣委。安哲任縣委書記,牟春霆任組織部長,鄭天九任宣傳部長。其主要任務是開展農民運動。安哲與鄭天九分別在家鄉安家村與牟家小莊當起了國小教員,鄭天九在山字河村當國貨貿易公司推銷員。他們以此為掩護,秘密發展黨的組織。到1932年春,他們已發展黨、團員500多名。
在各級黨組織的的領導下,農民運動像燎原烈火,在全縣燃燒起來。各種農民組織:佃戶會、覓漢會、車伙子會、放牛會、匠人會等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黨組織通過這些農民組織來與土豪劣紳進行鬥爭,並藉此進一步發動民眾。
1932年6月初,蔣介石向中央蘇區發動了大規模的第四次圍剿,省委指示,為配合中央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保衛黨中央,要求日照在全縣範圍內舉行農民暴動。
為落實省委指示,日照縣委一連三次舉行會議。會議決定成立武裝,安哲為總指揮,規定了行動綱領和路線,明確了分工和紀律。
暴動的準備工作正按計畫緊張進行,可省委派來指揮暴動的同志卻遲遲未到。準備工作使敵人產生了懷疑,縣委遂於10月10日召開了緊急會議,認為必須爭取主動,提前行動,決定10月13日舉行暴動。
暴動伊始
1932年10月13日晚7點鐘左右,日照暴動從南北兩路同時爆發。
北路大軍在安哲的指揮下,在安家村,先後衝進安榮堂、旗桿底、東公記、西公記、福祿堂等大地主家,收繳槍枝,勒令他們交出了地契文書,分了糧食。同時,於家村地下黨支部也帶領暴動隊員行動起來,先後又成立了兩個中隊,共百人之多。接著他們又攻下了日照北部重鎮王家灘,打下兩城鎮。兩城鎮的大街小巷貼滿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建立蘇維埃政權!”等紅紅綠綠的標語。14日晚,北路起義軍會師兩城,在城南大廟內召開起義誓師大會。會場上飄揚著兩面紅旗,一面是黨旗,一面是“中國工農紅軍魯南遊擊隊”的軍旗。安哲在會上慷慨激昂地作了誓師講話。
南路隊伍在牟春霆、鄭天九的率領下攻占了牟家小莊子、平台、安家湖、廒頭、河套等村,收繳了地主的槍枝彈藥,拉起了300多人的隊伍,14日義軍攻下平家村、苗家村、卜落子、溝窪、山口等村莊。16日隊伍回到邵疃。此時隊伍已發展到600餘人。鄭天九、牟春霆在此整編了隊伍,準備北上與北路軍會合。
暴動在全國引起巨大反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以大量篇幅熱情地進行了報導；中共河北省委發表《擁護山東日照新蘇區紅軍》的聲明,聲援日照暴動。而國民黨反動當局與地主豪紳則嚇得驚恐萬狀。10月18日《大公報》刊載的訊息稱:“日照共黨於昨日分頭在該縣北鄉於家村、安家嶺,西山字河、邵疃、牟家小莊子,南鄉平家村等處,同時暴動……一日之間,收繳數十村自衛團槍枝,聚集暴徒已達數千人,形勢極為嚴重。魯陸海軍已同時出動往剿。”日照縣長楊錦標驚恐不安,將縣城四門緊閉,調動全部武裝部隊,嚴密緊守。
瘋狂報復
並連連向省長韓復榘告急。韓急令81師展書堂調莒縣運其昌旅前來鎮壓,安哲率領的隊伍陷入敵人的包圍之中。10月20日,敵人聯合起來對北路義軍重重包圍,義軍與敵人進行了兩天激戰周旋,但幾次突圍未果。10月25日安哲在寨山後澗召開全體幹部會議,分析了當前形勢,認為繼續堅持武裝鬥爭,難已存在,決定化整為零,疏散隊伍,轉入地下,開展隱蔽鬥爭。
南路義軍轉移至獨垛子一帶,與敵人周旋,由於敵人前堵後追,已暴露在平原、丘陵一帶,無法隱蔽,也只好疏散隱蔽,以圖再舉。
暴動失敗後,日照反動當局對廣大革命民眾進行了瘋狂的報復,僅在縣衙門口就一次殺害起義農民40多人。
暴動反思
1983年,陳雷同志談起這次暴動失敗的原因時說:“現在我覺得,這次暴動用一句話說,就是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指導下的一次盲動。因為革命總要從客觀實際出發才能勝利。暴動,建立革命根據地也要有個客觀條件。而我們當時不具備這個條件。第一,我們那地方沒什麼名川大山。都是些小山,根本隱蔽不下；二、當時山東的軍閥正處於比較穩定的階段,敵人力量太大；第三,‘反對北方落後論,創造北方蘇維埃’這句口號本身就是‘左’的,錯誤的。在這個錯誤方針的指導下, 這一時期山東先後組織了博興、日照、蒼山、沂水等一連串的暴動,沒有一個成功的。此外,我們的幹部缺少經驗,組織不嚴密,也是暴動失敗的原因之一。”
“國際悲歌歌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這次暴動為爾後波瀾壯闊抗日武裝起義和發展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提供了寶貴的歷史借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