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新興工業化國家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IndustrializedCountries,簡稱NICs)，是指經濟發展程度介於已開發國家以及開發中國家之間，又稱“半已開發國家”、“半工業化國家”，這一定名是在70年代末期的《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報告書》里提出的。總的說來所謂新興工業化國家是指具有一定資本主義基礎的開發中國家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克服了社會經濟的落後性並在工業化進程中一定程度上接近於已開發國家水平的國家和地區。例如亞洲的韓國和新加坡;拉丁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等。
經濟特徵
第一，20多年來，經濟成長率保持較高水平，20世紀70年代超過日本5％的增長率；
第二，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結構特別是工農業結構變化顯著，工業比重超過農業；
第三，在出口總額中製成品的比重增加，擺脫了一半開發中國家依靠初級產品的局面。但和已開發國家的經濟關係仍不平等，許多生產需要的中間產品和機械設備還掌握在已開發國家手中，在一些製成品生產上，只是已開發國家的裝配加工工廠。由於引進大量外國資本，負有巨額外債，還本付息的數額很大。當然，上述特徵也只是反映了新興工業化國家，隨著經濟結構的整形，迅速妥善的處理好經濟內部的各種關係，使之走向無外債或外債率較低的健康的軌道。比如“亞洲四小龍發展模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新興工業化國家。
發展模式
一類國家和地區包括新加坡，韓國，香港及台灣。即亞洲的“四小龍”。這個國家和地區在以國內生產取代非耐久性消費產品及投入進口的第一次進口替代完成後，都採用對內外銷售提供相同誘因的外向發展戰略。即“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
二類國家包括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等國。這些國家在第一次進口替代完成後，都採用對內外銷售提供相同誘因的外向發展戰略。即“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
三類國家包括以色列及南斯拉夫等國。這類國家開始出口擴張的時間雖然很早，但以後擴張的趨勢有所緩慢。即“出口擴張型發展模式”。
四類國家包括智利及烏拉圭等國。這類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都採取國內導向發展戰略，即“國內導向型發展模式”。亞洲四小龍的新加坡
“出口導向型”國家為其出口的國內投入建立的一個自由貿易制度。另外還提供一些額外的補貼，但各業間的出口又因差距不大，製造部門的出口與進口替代享受的待遇相同。同時，初級生產活動所收的歧視很少，誘因的給予大致上都是自動式的；匯率切合實際；又因制度也一直很穩定。早期採用國外導向政策的經驗說明：“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在1960年～1966年期間的製造業產品愁口增長率超過其他三種類型的國家，同時出口占製造業的比例也是最高的。“出口導向型”國家在1966～1977年期間的出口表現是最好的，這一期間是他們加強擴張 出口的時期。1960年～1966年期間及1966～1977年期間，隨著初級產品出口的增長，“出口導向型”國家製造業產品出口增加也很快超越了其他國家。 “替代進口型”國家與“出口導向型”國家有兩點差別：其一，“替代進口型”國家是在進行第二次進口替代後才開始努力擴張的；其二，除少數特別例外，“替代進口型”國家的出口生產只是當國內某些產品供應不足或有時採用進口投入，以補償出口商德的最後成本偏高及繼續進口保護對匯率的影響，這裡值得注意的事。“替代進口型”國家補貼非傳統出口產品，出口補貼雖然減少了出口所受得歧視，但並沒有解除這種歧視；在傳統初級產品方面，出口所受到的歧視仍然是十分明顯。“替代進口型“國家，採用爬行盯住匯雖然提供了誘因制度相當大的穩定性，但各行業間的加值誘因差距仍繼續有很大的變動，同時有些誘因制度措施還受到權橫性決策所控制。在“替代進口型”國家中，在1966～1973年期間製造業出口增長率最高的國家是阿根廷和巴西，這兩個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曾建立了大量的出口誘因。結果，在1966～1973年建阿根廷製造業產品的出口比由0.9％增至3.6％，巴西由1.3％增至4.4％。不過，這一比例遠低於“出口導向型國家“。在1973年 ，韓國製造業產品的出口比為40.5％，新加坡為42.6％，台灣為42.9％。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大幅擴大實施出口擴張措施後，墨西哥製造產品出口比例從3.9％增至4.4％；墨西哥雖然在地理上有接近美國之利，但除在邊境上設有自由貿易區外，在1971年初以前都沒有提供出口誘因。[3]
由於繼續其歧視傳統初級產品出口，所以這三個拉丁美洲國家所有初級產品占世界市場比例市場減少了。但其中阿根廷、巴西兩國的非傳統初級產品出口，在受益於出口補貼的情況下仍繼續增加，使得1966年後的初級產品增長率提高。
在“出口擴張型發展模式中“，由於以色列及南斯拉夫早期努力擴張的結果，其1966年製造業的出口比例高於“替代進口型”國家，但低於“出口導向型”國家。不過，以後由於擴張出口的努力減緩，製造業出口比例則遞減，南斯拉夫至從13.8％增至16.9％。同一時期，以色列每增加一單位製造業產品其出口比例則遞減，南斯拉夫幾乎沒有變動。但以色列的傳統及非傳統初級產品出口因受歧視小，所以有所增加，納斯拉夫澤因初級產品出口受到歧視，只增加幅度小。
“國內導向型”國家在1973年以前都採取國內導向發展戰略，不但嚴重歧視初級產品出口。結果“國內導向型”國家的傳統初級產品出口喪失了在世界市場的占有率，在非傳統初級產品出口表現上也不好，製造業產品在世界市場占有率也消失了。在前三種經濟發展模式國家的製造業產品出口合計值中，智利的占有率由1960年的1.9％降至1966年的1.5％，最後再降至1973年的0.5％；烏拉圭的占有率則不曾達到過0.5％。
特點
韓國韓國集中模式：藉助國際資金
韓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迅速轉移藉助於大量的國際資金輸入。據不完全統計，１９６２—１９８１年，韓國共吸收國外貸款４８６．５億美元，利用外資來增加就業機會。１９６７～１９８２年，韓國平均每年新增就業３７．５萬人，其中，有１３．５萬人（占３６％）的就業機會是由外資誘發的。在韓國的發展中採取了集中發展了工業的策略，形成了大城市和工業群，忽視農業發展，農作物主要依靠進口。
拉美借貸拉動模式：依賴借貸
拉美殖民地國家獨立較早，有很強的城市傳統，是全世界開發中國家城市化水平非常突出的地區。由於拉美在工業化進程中普遍採取依賴借貸的貨幣、金融政策及發展戰略，導致到上世紀８０年代發生了嚴重的債務危機。進入９０年代，拉美國家實行經濟結構調整，普遍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在前期，經濟發展是比較迅速的，但不久這種經濟模式的負面作用也逐漸暴露出來了。到了９０年代的後期，拉美經濟發展比較緩慢。當然，債務危機還與其嚴重的產業結構與產值結構相脫節有關。可以說，過分依靠國際力量，超過本國經濟發展承受能力的經濟政策，雖然促進了城市化發展，但其背後的負面作用很大，也制約了發展的潛力。
典型
新加坡積極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鼓勵企業技術進步，增高企業消化、吸收和創新的能力。戰後30多年，韓國引進國外技術3000多項，所花資金占同期外國直接投資的55%，引進技術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達13.65%。
新加坡
最佳化產業結構，由資源密集、勞動密集向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產業發展。1965-1973年改變過去主要依靠轉口貿易的經濟結構，建立起勞動密集型的輕工、紡織工業，1974-1978年大力發展重化學工業。1979-1989年向技術密集型方向發展。出口產品中資源密集型產業的產品所占比例從1965年的87.4%下降到1982年的5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