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鄧牧（1246—1306），宋末元初道家學者。字牧心，號文行，又號九鎖山人，世稱“文行先生”，南宋末年至元朝前期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年十餘歲，讀《莊》、《列》，悟文法，下筆多仿古作。及壯，視名利薄之，遍遊方外，歷覽名山。逢寓止，輒杜門危坐，晝夜唯一食。” 可見鄧牧少年時，喜讀 《莊子》、《列子》 等先秦道家諸子典籍，崇尚古代道家學者。他自己在《逆旅壁記》 中也說：“余家世相傳，不過書一束。雖不敢謂盡古人能解，然游公卿，莫不倒屣；行鄉里，莫敢不下車（出自老子典故，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因其對理學、佛教、道教均持反對態度，故又自號“三教外人”。
宋亡，終身不仕、不娶，及壯，自號三教（儒教、佛教、道教）外人，又號九鑒山人，人稱文行先生，淡泊名利，遍游名山。常閉門靜坐，每日用飯一次。德祐元年（1275）至餘杭洞霄宮，友人住山沈介石為建白鹿山房石室居住，匾曰空屋，旁植梅竹，和五松相間。平時不著布衣，以楮紙作服，常去超然館靜坐，有時竟數月不出，與里人葉林為至交。元元貞二年，王修竹延至山陰陶山書院。大德三年，入餘杭洞霄，四方名勝多求其文。元大德九年（1305），朝廷派玄教大師吳全節請牧出山，斷然拒絕。與南宋遺民謝翱、周密等友善，來往甚密，為翱作傳，為密作《蠟屐集序》。十年卒，年六十。
主要作品
著有《洞霄宮志》、《洞霄圖志》、《大滌洞天記》、《游山志》、《雜文稿》等傳世。精於道家思想，生前嘗自編詩文六十餘篇為《伯牙琴》，滔滔清辨而不失修潔，非晚宋諸人所及（《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六五）。《伯牙琴》一卷補遺一卷，有清抄本、《知不足齋叢書》本，1959年中華書局標點本，1981年修訂重印本。《全宋詩》卷三六八五錄其詩十三首。事跡見《伯牙琴》卷首《鄧文行先生傳》。
哲學思想
鄧牧《伯牙琴》 道家學派的創立者老子的思想集中表現為 “道 ”，“道”在老子那裡既很隨意但又不是任意發揮，既富有深意，又淺顯易懂，既包括對天對自然的理解，又有對人生對社會的探討，對老子道的研究成為歷代思想家研究的焦點。老子將道註解為“道可道，非常道”，“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渙兮其若凌釋；敦兮其若朴；曠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濁；澹兮其若海；兮若無止。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 。 ”從中可以看出道的不確定性和多樣性，給後人留下了無盡的研究和思索的空間，也正是這樣使得後人對道作了種種註疏，每一種理解都是各人心中的老子，因此，對道認識的深度成為理解道家思想的根本 。
鄧牧在 《伯牙琴》 一書中，多次提到 “道 ”，表現了他對道的嚮往及對老子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鄧牧將自己對道的理解與對政治、人生 、 社會的思考結合起來，也正是為了解決宋元之際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在《洞霄圖志宮觀門》 中，鄧牧開篇就對道家思想的精髓，即 “道 ”與 “無”作了評論，他說：“夫得道之士以無何有為鄉 ，太虛為家。日月之光華，煙雲之變化，湖海山嶽之浩瀚嵯峨，不過目睫間所寄物爾，何待占一丘一壑之勝，營一宮一室之安，與編戶雜處於人間世耶！良由古道日微，淳風不競，馳情嗜欲者豈知有清靜可宗，抗志功名者豈信有神仙可學。是故太上設教，聖皇潛心，黃帝問道崆峒。”這就是說，既然“無”是道家之精華，華麗的宮觀建築就不是道家的嚮往，那些沒有領略道家思想之核心，而只得其表皮的人，非真道家耶？因此鄧牧對道家思想的理解是非常透徹的 。
關於生與死，鄧牧認為生死都是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不可改變的。他說：“天地者，萬物所同有也，自古及今，幾何百千歲，其閱萬物亦多矣，計萬物之在天地間，隨世隨化乃如劍首一吷子。”就是說，世間萬物都是發展變化的，無論皇帝或是平民百姓皆如此。不因為地位高就可以長久下去，也不因為地位低下就不能存在。鄧牧又進一步解釋說：“一死一生瞬息間耳，其不相知又若是，晉人去我千歲矣不知我決矣。我去晉人亦千歲矣不知晉人審矣 。……以地觀之，越不知杭，杭不知越；以人觀之，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以世觀之，古不知今，今不知古，則君與我握手而笑生之類也 。分袂而往死之類也，古人所以嘆別離之難乎，天運易流，人生有終會面之不可常也 。”
鄧牧的生死觀，是道家思想的集中反映 。
對道家輕名利重自然的思想，鄧牧亦有自己的認識，當有人將他作為名人與名山大滌山相聯的時候，他說 : “余本無名，奚以山之名不名為哉！且天地大也，其在虛空中不過一粟耳，而況大滌在天地之間哉！虛空本也，天地猶果也；虛空國也，天地猶人也。一本所生必非一果，一國所生必非一人，謂天地之外無復天地焉，豈通論耶”並且在一篇 《名說》 的文章中，他又提出了“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 ，“一人之毀不足勝眾人之譽 ”的觀點，這些思想的基礎即是道家的“無” 。
道家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現就是“無為”，對此鄧牧亦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反對君主專制的兩篇文章《君道》 和《吏道》中，對君主和官吏都作了強烈的諷刺與批判，並指出了自己所嚮往的理想社會，即是 “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 ”的上古三代之社會情形。這與老子所嚮往的 “小國寡民 ”的社會理想是一致的，老子 “為無為，則無不治 ”的思想，在鄧牧這裡得到了完全的反映。鄧牧一生隱逸飄搖，不涉官場，正是對 “無為”思想的深刻認識與實踐 。
在文學創作上對道家思想的運用和發揮
道家追求自然的思想運用到文學風格上，就表現為清新亮麗之感。莊子將這種文風發揚到極致，後人評論說：“用藝術形象來闡明哲學道理，是 《莊子》 的一大特色 。……從理論意識來說，莊子這一派本有‘言不盡意 ’的看法，即邏輯的語言並不能充分地表達思想。與此相關，在表現手法上，許多篇章，如 《逍遙遊》、《人間世》、《德充符》、《秋水》，幾乎都是用一連串的寓言、神話 、虛構的人物故事聯綴而成，把作者的思想融化在這些故事和其中人物、動物的對話中，這就超出了以故事為例證的意義。而且，作者的想像奇特而豐富，古今人物、骷髏幽魂、草蟲樹石、大鵬小雀，無奇不有，千匯萬狀，出人意表，迷離荒誕，使文章充滿了詭奇多變的色彩。”這種風格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學到的，必須靠思想的長期積澱，對世事的理解，對人生的徹悟升華。初讀鄧牧之文，這種感覺就油然而生，沒有一絲一毫的做作之感，沒有一絲一毫的艱難晦澀，沒有儒家思想的壓抑，完全是以一種輕鬆活潑的心情暢遊在天地萬物之間，在極其舒適的心境下領略道家的嚮往自然的境界 。
鄧牧談到自己對人生、理想、世事時，都用了極其言簡意賅的故事、比喻，讓我們很容易從中探求到做人做事的道理與原則。如《楚佞鬼》、《越人遇狗》、《寶說》、《名說》 等篇，都與莊子有相似之感。在《越人遇狗》這一則短短的諷刺小品中，鄧牧把元朝統治者暗喻為 “狗”，揭露了它的貪婪殘忍性。從越人與 “狗”妥協所造成的悲慘後果，他得出“人” 和“狗”不能妥協、絲毫不能放鬆對“狗”的警惕的結論。在《寶說》 這則小品文里，鄧牧用“寶”來比喻人才，認為人才總是深藏於社會角落之中，只要努力去發掘，總會露出來的。在這裡，披著故事外衣的輕鬆的小品卻蘊含著鄧牧對黑暗現實的批判和揭露。其實，這正是我們理解鄧牧思想的重要之處，長期以來，我們都認為道家思想是出世的，是消極迴避的，其實不然。道家思想是用另一種眼光和視角來分析時勢，做出對時勢的回應。這種思想不與時勢發生直接衝突，用一種平緩和平的方式來解決，也就是說，道家與儒家、法家對現世問題的解決方式是不同的，但絕不能否定道家思想的入世性。鄧牧深深理解了道家思想的本意，運用寓言故事、輕鬆的筆調針灸時勢，鞭笞腐敗的統治階級，達到了批判社會的目的 。
“言不盡意 ”與“得意忘言 ”是莊子文風的一個最大特點，讀莊子之書，我們常有一種似懂非懂之感，但是其中的深意卻給我們留下了永遠的想像與回憶。這一風格亦為鄧牧所繼承，對此他有一段經典性的論述：“書所載者， 古人之粗，所不可載者，古人之精，粗為言精為心也，今誠有志於古，乃嗜其粗，而忽其精，泥其書而不得其心，所謂友而不心，面友爾敢以為君規” 。
“言不盡意”與“得意忘言”，其實就是道家思想“無”的具體表現，得到的、能表達出來的不一定是真的、正確的，反而那些不能夠完全表達出來的才是真正的內涵。所以鄧牧由此出發，對“言不盡意”與“得意忘言”又作了一番論述：“然余謂君無志於道則巳，苟有志，書亦累也 。比見世讀書者，四方萬里無所不通，上下數千載無所不聞 。歸而求其本心，則虛焉者寡矣。聖人之道遂為絕學可嘆也，願君悉素所蘊於無何有之鄉，然後即方寸之地朝而辟焉，暮而滌焉，使介然之有不得累乎其中，君益矣，顏子始好學，終坐忘唯道，集虛蓋深造自得之妙，顏何人哉。”
在這一段論述中，鄧牧從老子提出的“無”的思想出發，認為古人之書只是為後人留下的方法和路徑，而不是唯一的、一成不變的思想，讀書要做到“得意忘言”。這種得意忘言的認識，正是對道家思想深刻理解的發揮，其思辨性正如老子的道一樣，既準確地表達了自己的見解，又留有廣闊的拓展空間 。
不僅如此，從鄧牧的其它文學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對其創作的影響，其《九鎖山十詠雲根石》寫道：“浮雲無定姿，滅沒須臾間。一朝化頑石，千古遺空山。天地亦幻物，誰能詰其端。”在這首詩中，作者崇尚的道家思想溢於言表，對人生、對世事的心情也可見一斑。在其它的詩文中鄧牧同樣表達了蔑視功名利祿，忘乎一切的人生態度。他說：“人生行樂耳，何必千秋萬歲名。”道家思想貴在“無”，“無”就是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世事的最終形式，就是社會的最佳形態，這些對鄧牧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在鄧牧的思想中也表現得最為突出 。
異端思想的道家淵源
鄧牧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其異端思想，也是為大多數人所津津樂道的，而這種異端思想的淵源正是道家思想。所謂異端，也只是指與統治階級的御用思想相背，與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成不相一致 。鄧牧正是用一種站在外圍透視社會而得出的觀點，正像他自稱 “三教外人”一樣，他認為自己超脫了身處的社會，因此對問題看得更加清楚，分析更加透徹。而這種異端思想也正是他思想的精華所在 。
道家追求自然，崇尚無為，要求人不要對自然有所改變，並將其用於政治、社會和人生，在政治上要求無為，在社會上要求和諧，在人生上強調個人的價值、生命的珍貴等，這幾個方面與儒家所講的等級尊卑、禮教思想是不相通的。例如魏晉時期的玄學家們為了表示自己對政權的嫉恨，與當權者勢不兩立，就從裝束上、生活上表現出放蕩不羈的情形，這是不能為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世俗所能接受的，所以將他們稱為“異端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鄧牧在政治、社會和人生方面的思想與傳統儒家思想也有很大差別，他不與當權者合作，對傳統的思想進行極度的諷刺與批判，被指斥為 “異端 ”思想實在是意料之中的 。
道家思想產生於春秋之世，其時社會混戰不休，禮制淆亂，統治者不問民生，只是追求奢侈淫逸的生活，老子生當其時，又作為史官，看到了周王室腐敗墮落的形象，因此，他對這種現象提出批評，要求統治者不要過度剝削人民，要求不要紛爭，不要剝削，以期達到長久的社會穩定與和諧，並將一切社會動亂的源由歸結到無止境的嗜欲與爭奪。鄧牧所生活的時代也是戰亂不定，民生痛苦，因而他能夠感受到老子當時的思想，能夠體會到道家思想解決現實問題的深意，於是提出了一個與眾人大相逕庭的解決之道，但在當時卻被指斥為異端思想。鄧牧的異端思想主要體現在《君道》和《吏道》兩篇文章里，在文章中，他對君主和官吏以及專制社會進行了批判，他對上古三代社會作了詳盡的描述：“飯糲梁，啜藜藿，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階三尺，茆茨不翦，宮室未美也；為衢室之訪，為總章之聽，故曰‘皇帝清問下民 ’，其分未嚴也。”在這裡，鄧牧描述了一個不追求物質生活、 眾生平等的社會。但這種思想卻遭到了許多人的批判，認為鄧牧的思想是倒退的，是跟不上時代潮流的，其實這正是道家思想的體現。道家不追求奢華，不以物累，是一種極高的思想境界。要求皇帝清問下民，就是要擺脫傳統禮教的束縛，要求平等 。
儒家要求正名，認為“名不正，則言不順”，以此建立起一套名教體系，為歷代政權所沿用。為了正名，不惜犧牲一切為代價。而道家則正好與此相反，魏晉時期的玄學家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這種思想的體現。鄧牧繼承了這種思想，他在講到三代時期的社會時指出：“堯讓許由而許由逃，舜讓石戶之農，而石戶之農入海，終身不反，其位未尊也。”之所以“位未尊”，歸根結底還是名未正，名未正，故沒有人為權利所爭，既不爭權奪利，因而社會秩序穩定，“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的社會現象正是由名而起，他不主張用一套嚴密的禮制體系來區分不同的階層，這樣做，既能達到眾生平等，又不致引起社會紛爭與動亂。當然，人類社會中各種不同的等級層次不是人為因素所致，而是社會歷史發展的趨勢使然，是人類社會的必定選擇。不過，也不能因此而認為鄧牧想逆潮流而動，想與社會的發展趨勢相背。他只是想表達對社會現實的不滿，想在歷史中找到一種較理想的社會原型，而在他所處的時代中，不可能提出更好的解決辦法，只能寄希望於一種近似空想的社會模式之中 。
鄧牧對專制社會進行的批判，顯然是受道家思想影響而致。老子在其著作中設計了一種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小國寡民社會，莊子也提出了“至德之世”的構想，鄧牧批判了當時的社會，也構想了自己心中的理想社會模式，即“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與老莊的社會模式大同小異 。因此，完全可以肯定，鄧牧批判專制社會的思想淵源正是道家思想 。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鄧牧儘管自稱“三教外人”，但是其思想深處卻是道家思想，為什麼如此呢！這正是其立足社會卻又無能為力的一種矛盾心理反映。他自稱為“三教外人”，大概只是想表達自己對當時社會現實的不滿，不願與其他人為伍，尤其是不願意與蒙古統治者合作，藉此發泄自己的憤懣與不滿情緒；他想解決社會現實問題，卻又不得施展，只能在一種理想的社會中去實現自己的抱負。換句話說，他想藉助道家思想超脫現世社會，卻無法超脫，因為道家思想本身也是一種治世方式。在鄧牧的思想中，我們看到了現實與他理想的差距，期盼改革社會卻又無可奈何的困惑。這種反差極大的思想，正是道家思想的反映，正是鄧牧對道家思想的透徹理解，並進一步證明了道家思想是鄧牧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
後世影響
在自編詩文集《伯牙琴》的《君道》、《吏道》等篇中，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思想為武器，猛烈抨擊封建君主統治是“以四海之廣，足一夫之用”、“奪人之所好，取人之所爭”、“竭天下之財以自奉”；認為戰亂的原因在於：“奪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憧憬大同世界，以為“欲為堯舜，莫若使天下人無樂為君；欲為秦，莫若勿怪盜賊之爭天下。”幻想出現“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為治亂安危”，“君民間相安無事”的社會。這種樸素的民主思想對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有一定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