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大成 概述
1398年，朱元璋死後，傳位於皇太孫朱允Χ，即建文帝，次年其叔父燕王朱棣(即後來的明成祖)發動“靖難之變”。1402年，燕軍攻占南京。第二年，朱棣稱帝，遷都北京，改元永樂。 1403年(永樂元年)7月，朱棣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備輯為一書，毋厭浩繁。”正式下達了修書的敕命。要求非常清楚：一是全，採摘書契以來的百家之書；二是大，備輯為一書，不厭浩繁。
解縉受命後，匯集學者百餘人，仿照宋人陰時夫的《韻府群玉》和錢諷的《回溪史韻》二書體例，歷時17個月，將書編成進呈，賜名“文獻大成”。顯然，在這樣短時間內急就成章，絕不可能是名副其實的“文獻大成”，更重要的是，它沒能滿足朱棣敕修這部書大而全的要求。“上覽所進書，向多未備，遂命重修”
據記載，重輯“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劉季篪及縉”為總裁，學士王景等28人為副總裁，“簡中外官及四方宿儒有文學者充纂修，繕寫三千人”。大典編纂時首先採用皇家圖書館文淵閣的藏書，同時又派人分赴各地採購圖書，共集中了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各類圖書七、八千種，按《洪武正韻》將所輯圖書，一字不易，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別編入。1408年(永樂六年)冬，書成進呈，總22877卷，目錄60卷，分裝11095冊。以卷數而論，比現在存世最大的類書《古今圖書集成》，還多出近13000卷。
書成之後，仍題《文獻大成》，由朱棣更賜名《永樂大典》：“朕嗣承洪基，緬想纘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製作……乃命文學之臣，纂集四庫之書，及購募天下遺籍，上自古初，訖於當世，旁搜博採，匯聚群分，著為奧典……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巨細粲然明備，其餘雜家之言，亦皆得以附見。蓋網羅無遺，…名之曰：《永樂大典》。”這樣六歷寒暑，這部中國編纂史上的大類書總算問世了。
編修的起因和條件
一是消除“靖難之變”的影響。朱棣是以武力從侄兒手中奪得帝位，這在程朱理學盛行的當時，很多朝臣和知識分子都認為是倒行逆施。朱棣對此採取了恩威並施的辦法，一方面對拒不從命者開殺戒，另一方面提倡文教、振興學術，加以懷柔。編撰群書可以把大批知識分子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埋頭於斷簡陳編之中，可以使他們鉗口不言，無暇多問政事。同時，又可減少人們對“靖難”的關注。因此，明成祖即位不久，即敕修《大典》。 二是《大典》的編修不僅是永樂初年政治鬥爭的需要，也是明王朝立國以來“文治”政策發展的結果。據《明史·成祖本紀》記載，朱棣是一個“雄武之略，同符高祖”的封建帝王。他即位後，“六師屢出，漠北塵清”，“幅員之廣，遠邁漢、唐”。但他並不滿足於此，他還要把自己的“文治”也推到“遠邁漢、唐”的高峰。因此，用一部“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的“一統之製作”來標榜“大混一之時”的盛世，顯得非常必要。
三是《大典》的編修也是社會文化發展的需要。明王朝取代元朝，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復興元代不甚發達的文教業。通過《大典》這樣一部類書，對漢民族的傳統文化進行系統的整理與總結是這一任務的組成部分。不過，《大典》也絕非像某些文章稱譽的那樣將所有典籍悉收並載。據《東林列傳》所載，永樂初年，饒州儒士朱季友進呈了一部“專詆周、程、張、朱之學”的圖書，結果，不僅人被杖譴，書也被焚毀。據《賓退錄》記載，朱棣也曾命解縉等清理建文朝的奏議文章，將“有關農、桑、禮、樂者，存之；其有乾犯‘靖難'事者，焚之。”可見，對上述這類圖籍，《大典》也要毫不客氣地予以擯棄。稱之“奧典”，也是相對而言。
四是具備了修纂《永樂大典》必備的文化和經濟條件。據記載，明軍攻占元都後，將元政府典藏全部運往南京。元朝先後得到宋、遼、金三代在北京的藏書，數量極多。同時，太祖、成祖兩朝，還曾多次詔求民間藏書。因此，明立國不久，就擁有了極為宏富的政府藏書，這在中國藏書史上極為罕見。後來，《大典》的纂輯工作，就在當時的皇家圖書館———文淵閣中進行，所有這些藏書，都成為《大典》輯錄的底本。此外，唐、宋兩代，學術發達，撰著飛速增長，而宋代雕版印刷業繁盛,使書籍的傳播更加廣泛，公、私撰著流傳極快，這些著作也都被《大典》所匯錄。所有這些，必然使它在規模上遠逾前代；而且朱元璋和朱棣都極為重視文化教育，當時各級學校遍設全國，這也為《大典》的編修創造了濃厚的學術氣氛和堅實的人才基礎；朱棣即位後，興修水利、廣開漕運，獎勵農桑，社會經濟日趨繁榮，為編制《大典》這樣工費浩繁的大類書，提供了可靠的經濟基礎。
綜上，在明成祖統治時期，編修《大典》所需的各方麵條件都已具備。
編修方式
《大典》屬於類書還是百科全書什麼是類書呢？目錄學家認為，類書是一種采輯抄錄各類圖書資料，按一定方法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編排，便於人們查閱的工具書。它是古代學術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積累了數量浩繁的圖書文獻、並有專人進行整理以後才出現的。《永樂大典》是當時最大的一部類書。
類書肇始於魏文帝曹丕敕修的《皇覽》。魏曹丕篡漢稱帝後，於黃初元年\(220年\)，組織名臣學士王象、桓范、劉劭、韋誕等人負責，廣泛采輯內府及公私所藏經書、史傳、詩文各類圖書千餘種，分為40餘部類，編纂成的一部有800萬字的綜合性類書，命名《皇覽》並用縑帛抄寫完成若干卷藏於宮中。
此後，不少帝王喜其便於尋檢，紛起效法。如唐代的《藝文類聚》，宋代的《太平御覽》，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都是敕修的一代巨製。但是，這些類書和《大典》相比，無論在規模上還是采輯範圍上都相去甚遠。
郭沫若先生從編排形式上，認為西方的百科全書與《永樂大典》相近，於是在影印《大典》的《序》中說：“大典之成，不僅在我國文化史上提供了一部最早最大的百科全書，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中也是出類拔萃的”，張忱石先生在《永樂大典史話》前言中也說：“《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永樂年間編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書……比法國狄德羅、達蘭貝爾主編的百科全書和著名《大英百科全書》都要早三百餘年。”所以《大典》又有了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之譽。實際上說《大典》就是明代編纂的一部百科全書，還有值得商榷之處。
中國古代類書編排方法，主要有按事物分類的，有以書名或條目首字按韻目排列的。《永樂大典》則是先按字韻再分類的編排方法。
《永樂大典》等類書與西方百科全書存在差異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首先，《永樂大典》是把自古到當時所有的圖書資料全面地加以蒐集，將相關內容一句、一段或整篇、整部書地摘引抄錄下來，甚至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說法全部彙編，供人參考，不分辨是否正確。西方百科全書則是按知識門類確定成若干卷、若干條目，然後延請權威學者撰述自己的觀點或推薦研究成果，介紹正確的知識、學術觀點和著作。
其次，按照現在掌握的情況，唐以前的典籍姑且不論，在雕版印刷大量使用的宋代，出版的書籍應有萬種以上，元代也有三千多種，在《永樂大典》纂修時還能收集到七八千種，而今日所知在世界範圍的宋元善本也僅僅保存了3000餘部。也就是說透過《永樂大典》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後來已經失傳先秦至明初的秘籍史料，對於學人輯佚和校勘古籍可發揮重要作用。清代四庫館臣曾從中輯出佚書300多種，加上後來學者所輯已達600種，今後輯佚還將繼續。而百科全書則具有當時學者撰述、面向大眾的教科書的特性，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和科學知識的更新，還會不斷修訂再版。
再次，從編輯目的功用來看，《大典》等古代類書，主要目的在保存整理歷史文獻，方便查詢，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百科全書則是近代教育的產物，發揮著對全民的教育作用。
我國古代的類書，對保存數千年的傳統文化，發揮了極大作用，《永樂大典》的評價雖學界也有不同看法，但“輯佚古書的淵藪”的評價應是當之無愧，這也是西方文化所無法企及的。這種中國特色的文化典籍，當然應該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國古代類書編排方法，主要有按事物分類的，有以書名或條目首字按韻目排列的。《大典》則是將當時古今各類圖書七八千種，依《洪武正韻》韻目，“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彙編成一書。與現在的字典詞典按聲部排序不同，應該說按韻部編排的方式倒是符合古代中國文人詩詞歌賦創作的要求。但像如此龐大的一部類書，按韻編排查閱起來並不便捷。難怪當世的學者對大典有另外一種評價，認為她大而無當。明代自大典成書後幾代皇帝都置之不理，直到嘉靖皇帝才把他視為寶物，或許這是原因之一。不過在保存典籍，輯佚和校勘的作用上，《永樂大典》的作用和價值絕不可忽視。
《大典》的收藏及流散
《永樂大典》是明成祖朱棣命太子少師姚廣孝和翰林學士解縉主持，三千多人參加，歷時四年，於永樂六年(1408年)修成的大型類書，參與編校、謄寫圈點者三千餘人，輯入古今圖書七八千種，包括經、史、子、集、釋藏、道經、戲劇、平話、工技、農藝等，蒐集極為宏富。至永樂六年(1408年)冬成書,全書目錄六十卷,正文22877卷，裝成11095冊，總字數約在3.7億字左右，賜名《永樂大典》。 《大典》成書於南京，書成後未能刻板，只抄寫一部，永樂十九年(1421年)朱棣遷都時，命令撰修陳循將文淵閣藏書每種挑選一種，共裝100櫃及《大典》正本一起運至北京皇宮。《大典》到京，貯於文樓，其他100櫃圖書則暫存左順門北廊。正統六年(1441年),文淵閣建成,於是將左順門北廊的書運入閣中，《大典》則仍貯文樓。正統十四年(1449年)南京文淵閣不幸失火，《大典》所據原稿及所藏其他圖書均付之一炬。自此，《大典》遂成孤本。
《大典》由於種種原因，從成書起，便束之高閣。《野獲編·補遺》記載：“(明成祖)多修馬上之業，未暇尋討，列聖亦不聞有簡閱展視者。”有明一代277年，歷16帝，其間除明孝宗為使自己長命百歲，曾將《大典》所輯金匱秘方書錄給太醫院外，只有明世宗“按韻索覽，几案間每有一、二帙在焉”。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北京宮中失火，奉天門及三大殿均被焚毀。世宗怕殃及附近的文樓，嚴令將《大典》全部搶運了出來。為了預防不測，他還決定重錄一部副本。此事擱置了幾年，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秋，才召選書寫、繪畫生員109人，正式開始抄繪。重錄前，世宗與閣臣徐階等經周密研究，制訂出嚴格的規章制度，謄寫人員早入晚出，登記領取《大典》，並完全依照《大典》原樣重錄，做到內容一字不差，規格版式完全相同，每天抄寫三葉，不得塗改，也不允許僱人抄寫。這樣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正本的原貌。
重錄工作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朱厚熜辭世時尚未竣工，到隆慶元年(1567年)四月才算大功告成，共費時五年。
明亡後發現，永樂正本已不知下落，正本去了哪裡？後人不斷推測，主要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
一是隨明世宗殉葬於永陵說。因為在明代帝王中，曾閱讀過《永樂大典》的，僅孝宗、世宗兩人。世宗對《永樂大典》“殊寶愛之”，所以正本極有可能殉葬於永陵。在明代，生者所愛書籍殉葬不乏其人，如上世紀山東發掘魯荒王朱檀墓時就有《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等典籍。而明永陵的宏偉超過明代諸陵，以其建築規模，也存在殉葬《大典》正本的可能。但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朱厚熜逝世，次年隆慶元年三月辦完喪事，而《大典》錄副工作到四月份才告結束，沒有正本錄副就無法進行，永陵說疑問重重。
二是有研究認為她藏於皇史宬夾牆。著名歷史學家、山東大學教授王仲犖先生等認為修成於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皇史宬，大殿牆壁奇特，東西牆厚3.5米，南北牆厚6.1米，為建築中所罕見。《永樂大典》正本有可能藏於皇史宬夾牆內。
三是郭沫若等先生大典毀於明亡之際的看法，認為明末，正本付之一炬。更具體一點，正本是被李自成率領農民起義軍焚毀了。起義軍在占領北京42天后被迫撤離，撤走時，曾放火焚燒宮樓。
四是毀於清朝乾清宮大火一說。據《鮚埼亭集外編》記載：雍正間，《永樂大典》副本由皇史宬移藏翰林院，全祖望在翰林院看時發現有缺，於是猜測正本“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宮中，顧莫能得見者。”到清末，繆荃孫不但承襲此說，還進一步發揮：“嘉慶二年(1797年)，乾清宮一場大火，正本被燒毀了。”有的學者指出這沒有根據。因為乾隆曾清理宮藏圖書，所有善本全部集中乾清宮旁的昭仁殿。但是《永樂大典》有1萬多冊，如正本在乾清宮是極易被發現的，《天祿琳琅書目》中未編入《大典》，證明正本當時並沒有藏在乾清宮中。
目前我們見到的《永樂大典》都是嘉靖年間抄錄的副本，正本在哪裡？是否還在天壤之間，由於史籍沒有明確記載，我們不妨寄一線希望，某一天我們還會見到她。
《永樂大典》副本迄今四百餘年，經歷兵燹火厄，人為偷盜等，不完全統計，散落在國內外的《大典》僅有400冊左右，繼續搜尋，不排除天壤間還會有新的發現。
既然《大典》副本是按正本原樣重錄的，正本已不存在，就讓我們介紹一下副本的版本情況：
紙張：《大典》使用的是以桑樹皮和楮樹皮為主要原料製成的皮紙，當時北方習慣稱為白棉紙。因“其縱紋扯斷如棉絲，故曰‘棉紙’”。(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這種紙在嘉靖前後產量很大，紙質潔白柔韌，是印書的佳選。藏書家們習稱“白棉紙本”。《大典》本用紙厚度為0.12毫米的白棉紙。
墨：明代以徽州墨最著名，產量也大，以黃山松煙加多種配料製成，銷售全國。程氏、方氏等徽墨商世代經營，馳名海外。朱墨則以硃砂礦物質製成，顏色經久不褪。
字型：除標題首字用多種篆、隸、草體書寫外，正文為楷書台閣體。明清時對科舉試卷文字，要求端正整齊，大小一致。所以生員和經過科考任命的館閣、翰林院官員都擅長這種字。明代楷書一般橫豎撇捺都比較張揚，不甚拘謹，有宋元遺韻。明末以後，受董其昌影響，字型追求圓潤，館閣體字日漸平庸。《大典》字型端正整齊，而有灑脫精神，實為寫本精品。
插圖：《大典》中各類插圖包括人物故事、博古器物以及宮室建築、園藝花木、山川地圖等，用傳統白描線條筆法，人物景象，生動逼真，工致精美。嘉靖錄副時，也由畫工以原圖摹繪而成。因此，這些插圖是宋元和明初畫家們的繪畫作品的遺存，在繪畫史、書籍插圖史方面也極具價值。
全書為手繪朱絲欄本，框高35.5厘米，寬23.5厘米，四周雙邊。八行，大字單行十四五字，小字雙行不頂格28字。版心上下大紅口，紅魚尾。上魚尾下題“永樂大典卷×××”，下對魚尾之間題葉次。其邊欄、書口象鼻、魚尾都系手繪，《大典》用紙需數十萬張，手繪欄格也是大工程。有推測，如果不用工具既慢又不齊，可能是用薄板將邊欄、書口處鏤空，加以固定，再在板上用筆刷上紅色而成，欄內的直格是另一次完成，中國古代捲軸制度的寫本多打烏絲欄格，據說也有專用的筆床。書內文字，正文為墨色，引用書名及書口文字用紅色。斷句用紅色小圓戳鈐印，朱墨燦然，便於閱讀。
裝訂形式《大典》為包背裝，即每葉紙，字面向外由中縫對摺，書脊先用紙捻訂牢，外面用硬紙板裹一
整塊黃布連腦包裝作書皮。裝裱後在書皮左上方貼長條黃絹鑲藍邊書籤，題“永樂大典×××卷”。右上方貼一小方塊黃絹邊簽，題書目及本冊次第。每冊30-50葉不等，每冊多為二卷，也有一卷或三卷的。全書高52cm、寬約31cm。
據記載，《大典》嘉靖副本貯藏皇史宬配殿約150年，到清雍正間(1723年—1735年)被移貯翰林院敬一亭。從此這部內府藏書開始被大臣們借閱輯錄佚書，從而不斷遺失並遭受各種破壞。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庫全書》曾利用此書，清查時發現已缺失2422卷，約一千冊。此次共從中輯佚書300餘種。
嘉慶、道光間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統志》時又利用《大典》，這期間由於監管制度不嚴，又被官員大量盜竊。另外，鹹豐十年(1860年)，英法聯軍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野蠻破壞和搶劫，丟失《大典》不計其數。尤以英侵略軍搶掠最多，作為戰利品運回該國。光緒元年(1875年)修繕翰林院建築時，清查所存《大典》已不足 5000冊。
另據記載，次年翁同龢入翰林院檢查《大典》只剩800冊。最後是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翰林院成為戰場，《大典》除戰火焚毀破壞以外，再加上人為搶劫，使翰林院所藏副本至此化為烏有。各國侵略者將搶劫的大量財富文物盜運回國，《大典》從此散布在世界各國圖書館和私人手中。國內一些文人書賈也競相購買收藏，以為奇貨可居。這部曾藏於明內府、清官署的萬餘冊《大典》，不到百年幾乎是灰飛煙滅。宣統二年(1910年)京師圖書館成立時，教育部只撥交劫餘的60冊《大典》，作為京師圖書館最初的收藏。
《大典》的毀滅，不僅是中國學術的重厄，也是世界文化的巨大損失。為搜尋《永樂大典》作出巨大貢獻的鄭振鐸先生在50年前就曾經感慨地說到：假如《永樂大典》全部保存到現在的話，我們對於中國古文學史的面貌是可以看得更完全的。……僅僅就這百存三四的《大典》說來，我們已經可以從那裡邊得到不少的珍罕而且重要的資料了。
經過國內外學者調查，現藏《永樂大典》400冊左右。作為國家圖書館的四大專藏，《永樂大典》在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和保存過程充滿了傳奇色彩。經過百年的努力搜求，今天，國家圖書館的《永樂大典》數量已達222冊，在架書為162冊，其中60冊暫存台灣。
實際上在清末籌建京師圖書館時，學部就提議將翰林院殘存的《大典》移交京師圖書館庋藏，但未得辦理。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周樹人(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主管圖書館、博物館等部門的工作。在他的建議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請國務院，將翰林院所存《大典》殘本送歸教育部，交由京師圖書館儲藏，獲國務院批准。教育部當即派員前往陸潤庠處，將64冊《大典》運至教育部。除4冊置於教育部圖書室展覽外，另60冊送往京師圖書館，這是國家圖書館入藏的第一批《永樂大典》。
京師圖書館在細心整理，妥善保護這60冊《大典》的基礎上，四處徵集，廣為搜羅，其間，京師圖書館幾易館名，但大典的收藏工作卻從未停止過。到1934年，館藏《永樂大典》的數量已達93冊。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華北局勢動盪不安，政府下令古物南遷。北平圖書館先將敦煌寫經、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輿圖及珍貴的西文書籍裝箱後存放在天津大陸銀行等較為安全的地方。1933年5月，教育部電令北平圖書館將宋元精本、《永樂大典》、明代實錄及明人文集挑選精品南遷，以防不虞。接電後，北平圖書館即將包括《永樂大典》在內的善本典籍運往上海，存放於公共租界倉庫，並成立國立北平圖書館上海辦事處負責管理。在保存下來的裝箱單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永樂大典》南運的情況。
1937年“八一三”事變以後，上海淪陷，不久歐戰爆發，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國家圖書館存放在上海的圖籍的安全遭到威脅。代理館長袁同禮先生和上海辦事處錢存訓先生通過駐美國使館與美國聯繫，決定將這批善本再做挑選之後運往美國暫存。選取的三千種書中有60冊《永樂大典》。於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前運抵美國，由美國國會圖書館代為保管。1965年，這批善本轉運台灣，目前暫存台灣。
八年抗戰，國難當頭，但愛國文化人士搶救、蒐集古籍善本的工作一直沒有停止過。困居上海的鄭振鐸先生不停地出入書肆，尋找善本，並和國家圖書館保持聯繫。袁同禮館長則四處籌措購書經費。那一段時間收集的善本中有兩冊《永樂大典》。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黨和政府更加重視文化遺產的保護，《永樂大典》的收集也出現了一個嶄新的局面。
1951年，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將11冊大典贈還中國政府。文化部接收後即撥交國家圖書館。為紀念這一舉動，國圖舉辦了一次《永樂大典》展覽，宣傳《大典》的價值及其慘遭劫掠的遭遇。展覽極大地激發了各界民眾的愛國熱情。一些愛國人士和藏書單位紛紛將自己收藏的《大典》交由國圖集中收藏。
1951年8月20日，周叔弢先生將家藏的一冊《永樂大典》無償捐獻給國家並致信國圖：“仆舊藏《永樂大典》一冊，杭字韻，卷7602至7603，謹愿捐獻貴館，……珠還合浦，化私為公，此亦中國人民應盡之天責也。”幾乎與此同時，在張元濟先生的倡議下，商務印書館董事會一致通過，將商務印書館所屬東方圖書館所藏21冊《大典》贈送國圖。隨之，趙元方先生也將家藏的一冊《大典》捐贈出來。1958年，北京大學將4冊《大典》移送國圖。廣東文管會也移送3冊。向國圖捐贈大典的還有張季薌先生、金梁先生、徐伯郊先生、陳李藹如先生以及趙萬里先生。
此後在1954年，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又送還我國52冊，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送還我國3冊，蘇聯科學院也通過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送還1冊。這樣67冊曾經遠離故國的《永樂大典》又回到了祖國懷抱，在國圖“團聚”了。
更值得我們感懷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在共和國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對文物的收藏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特批專款從香港著名藏書家陳清華手中購回了一批珍貴古籍，其中有4冊《永樂大典》。至1965年，館藏永樂大典達到220冊。
大典的收集過程中還有一段富有傳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在山東掖縣農民孫洪林家中發現了一冊《永樂大典》。發現時，這一冊《永樂大典》的天頭地腳部分已經不存，書里夾著花樣、鞋樣。幸運的是，當時的農家婦女雖然不識字，但從祖上因襲的敬字惜紙的傳統，使這冊《大典》得以保存了下來，也可以算做《大典》流傳過程中的一件幸事。得知此書的重要價值後，孫家將書送到了掖縣文化館，掖縣文化館將書又轉送到國圖，國圖在收到此書後即由專業修復人員做了復原。這冊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終於與其他《大典》聚合了。截至這一年，國家圖書館《永樂大典》的收藏量已經達到221冊。
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畫啟動，在專家赴上海鑑定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時，一個機緣，一冊新的《永樂大典》又呈現眼前，在兩年後經過運作，即將入藏國家圖書館，這是模字韻湖字一冊，與原藏國圖的部分可以實現綴合。
《永樂大典》的收集、保藏是國家圖書館善本藏書的一個縮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家圖書館善本書收藏的歷史。近百年來，政府的支持、眾多愛國人士和關心國家圖書館事業的人們的奔走尋訪、國外收藏單位的送還、幾代圖書館工作人員的嘔心瀝血，無一不令人感動。作為國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是一刻也不能忘懷的。
除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外，上海圖書館、四川大學、以及英國、日本、德國、美國等國家和地區的公私藏家手中，還藏有近200冊《永樂大典》。根據已經了解的情況主要有如下30家藏家：
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台灣中央圖書館、台灣歷史語言研究所、日本國會圖書館、日本東洋文庫、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日本天理圖書館、日本靜嘉堂文庫、日本斯道文庫、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日本武田長兵衛、日本石黑傳六、日本小川廣己、英國大英博物館、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語言學校、英國劍橋大學、英國馬登、德國漢堡大學圖書館、德國科隆基莫圖書館、柏林人種博物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美國康乃爾大學、美國波士頓圖書館、越南河內遠東學院、南韓舊京李王職文庫。
(以上主要依據張忱石《永樂大典史話》以及中華書局影印本等統計。)
我們看到英國、日本藏家更多一些。因為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翰林院成為戰場，而英使館與翰林院圍牆之間隔不到1米,所以很容易解釋為什麼英國收藏的《永樂大典》會多一些。在翟蘭斯日記中，記載現藏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一卷《大典》，就來源於英國。1989年曾在愛爾蘭發現五冊《永樂大典》的信息，2002年，《永樂大典》600年國際研討會上還有一冊阿伯丁的《永樂大典》掃描件贈送給國家圖書館，也是未見著錄的。還有在會上學者透露在紐約公共圖書館也收藏有《永樂大典》。而日本藏《永樂大典》的數量或許是占了地利的因素，東洋文庫1920年曾經一次在田中慶太郎的文求堂書店購買了10冊《永樂大典》，之後到1943年共六次購入《永樂大典》，總共63卷34冊。大約在1940年，東洋文庫曾想一次購買劉氏嘉業堂的49冊，但因時逢戰亂、資金短缺，未能遂願。通過當時的滿鐵，將其收藏在了大連圖書館。大戰後，它們經過舊蘇維埃聯邦歸還至北京圖書館。也許通過我們的古籍普查，還會有新的發現。(陳紅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