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生艙倫理

把地球比做共有地的哈丁說：人類要想避免這一悲劇而繼續生存，需要的不是“宇宙飛船倫理”而是“救生艇倫理”。 ”因為，“’宇宙飛船倫理”〔等於“分配的倫理”)帶來了“共有地的悲劇”。 “宇宙飛船倫理”是從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人民都是“‘宇宙飛船乘務員”這一前提出發的。

救生艇倫理是由G.哈丁（G. Harding）提出來的。他認為有限的地球只能養活有限的人口，窮國人口的增加引起了糧食問題與污染問題，破壞了地球的生態系。他把這種狀況比喻為“共有地道德悲劇”。每個人都在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而四處奔走，但是等待他們的卻是一片廢墟，共有地的自由給人帶來了災難。”其結果就是“共有的悲劇”的發生。把地球比做共有地的哈丁說：人類要想避免這一悲劇而繼續生存，需要的不是“宇宙飛船倫理”而是“救生艇倫理”。只要還未誕生管理全世界所有人口的真正的世界政府，遵從‘宇宙飛船倫理’的我們就不可能以人的尊嚴生存下去。”因為，“’宇宙飛船倫理”〔等於“分配的倫理”)帶來了“共有地的悲劇”。人類要想以人的尊嚴生存。就必須遵從“救生艇倫理”。這就是哈丁開出的救命藥方。然而，能夠乘坐救生艇的成員是有限的，所以哈丁認為富國的“救生艇”不應該去救窮國的下沉的“救生艇”以及那些墜入大海的窮人口哈丁探索的是棲牲窮國(開發中國家)的人民，讓富國(已開發國家)的人們生存下去的問題。這種“救生艇倫理”，按照夫列捷特的意見，由於根本沒有考慮開發中國家人民的生存權利以及將來人類後代的生存權利，所以是“反人類”的理論。大列捷特本人主張拯救地球環境危機的是“宇宙飛船倫理”。“宇宙飛船倫理”是從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人民都是“‘宇宙飛船乘務員”這一前提出發的。她把“宇宙飛船倫理”看做是縮小消費、生殖活動、財產、戰爭方面的支出，保證公平分配的倫理。“宇宙飛船倫理”作為自發地制約行動的規範，反對給生產、生殖、消費、戰爭加上非自發性限制，“宇宙飛船地球號”是有限的封閉系統，在這一封閉系統中沒有友愛則無法解決環境危機”這一認識的基礎上，要求“改變人的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