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作 者： （英）羅伯茨（Roberts,A.） 著；徐雅婧 譯
出 版 社： 海南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10-1
字 數： 198000
版 次： 1
頁 數： 218
印刷時間： 2008/10/01
開 本： 16開
印 次： 1
紙 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807001669
包 裝： 平裝
所屬分類： 圖書 >> 管理 >> 一般管理學 >> 領導學
定價：￥30.00
編輯推薦
作為20世紀的風雲人物，邱吉爾和希特勒的政治立場和領導風格迥科不同。他們在獲取最高權力、民從和理、權力運用、用人之道、時局把握以及對待敵友的態度等多個方面，展現了各有千秋的領導智謀，但兩人最終的命運卻有著天壤之別，箇中的經驗教訓和功過是非，值得每一位志存高遠的領導者深思。領導力的核心不是要和藹可親，而是要保持正確且堅定不移。
——澳大利亞前總理 保羅·基廷
作者簡介
安德魯·羅伯茨，早年在劍橋大學學習近代歷史，其關於哈利法克斯的傳記《神聖之狐》（1991）以及隨後的《傑出的邱吉爾家族》（1994）得到了評論界的一致好評。此外，他撰寫的《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泰坦》使他獲得了沃爾夫森歷史獎以及詹姆斯·斯特恩非小說銀質獎。他的最新著作《拿破崙與威靈頓》多次印刷。他定期為《周口電訊》撰稿，其評論涉獵廣泛。作為英國皇家文學協會的成員，他最近正在創作關於美國政治外交家基辛格博士的傳記。
目錄
一個人何以領導千百萬人
古典領導才能的範式
現代領導才能的範式
邱吉爾與希特勒：綿延不斷的聯繫
1939年之前的邱吉爾和希特勒
民族神話的締造
演講術
希特勒迴避邱吉爾
領袖氣質
公眾關係
共同之處
建築
道具、標誌以及特徵
民眾管理
接受忠告
委託型與乾預型
“為元首工作”
1940年之後的邱吉爾與希特勒
邱吉爾上台
希特勒的貢比涅之行
任務導向原則
邱吉爾的坦率演講
掌握絕對權力
戰勝失敗論
尋找盟友
意志的勝利
對抗與合作——邱吉爾和阿蘭布魯克的關係
希特勒眼中的邱吉爾
邱吉爾眼中的希特勒
使用秘密情報
用人之道
對希特勒的反抗
諾曼第登入：希特勒的復仇者
結論
米爾格蘭姆以及阿希實驗
承擔責任
知道何時該離開
作為歷史學家的邱吉爾
邱吉爾的歷史地位
書摘
一個人何以領導千百萬人
“一個人如何領導一百個人？”這是我去劍橋大學參加入學考試中的問答題之一。儘管這個問題時常縈繞在我的腦海之中，但足足等了20年之後，我才有空暇試著去回答。這一問題植根於人類歷史與文明之中。如果一個人不能指揮一百個人，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就不會有戰爭，也不會有教堂、太空探測行動以及氣勢磅礴的交響樂。一個人使一百個人對其俯首稱臣的能力，就好像是最為基本的磚塊，所有人類為了更為美好抑或更加糟糕的未來而共同努力與奮鬥，都以此為根基。那么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有人可能會理智地認為，由於政治與社會在過去幾個世紀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以領導才能的本質也會相應發生改變。在西方，由於構建於封建義務之上的農業社會被以議會制度為基礎的民主政體所取代，我們可能會在不同命令之前舉棋不定，也可能由於不同的動機而接受領導。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即使在一個自認圓滑世故而又憤世嫉俗的時代，領導才能所遇到的危機，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信仰的終止。
卓越領導者所駕馭的語言變化甚少，那一成不變的本國語就是最好的明證。閱讀伯里克利於公元前431年的葬禮演說（“雅典給她的兒女們榮譽”），抑或西塞羅於公元前63年用來反抗篡位者喀提林的演講中的名句“在我們之中你將毫無立足之地”，再或約翰·皮姆在其公元1642年的演講中的名言“整個英格蘭的哭泣”，你可以從中感受到，這些偉大政治家是如何卓有成效地控制、激發人民的激情之源的。時至今日，假如我們再來聆聽這三位演說家慷慨激昂的演講，也許我們還會像當時的聽眾那樣情不自禁、激動萬分。對於這種感情之源的搶奪也好，剽竊也罷，都是建立在對其充分了解的前提之上的。本書旨在揭示兩種截然相反的名人，是如何通過不同的方法掌握簡潔明了的語言，去贏取最終的戰利品的。他們彼此都心知肚明：最後只能有一方取勝，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1941年，電影導演亞歷山大·柯爾達爵士希望詮釋英國人民對納粹主義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他請勞倫斯·奧利弗來扮演莎士比亞戲劇《亨利五世》中的同名人物。儘管時隔三個多世紀，邱吉爾在同年發表的演說，與國王亨利五世在敵人攻破之前所作的演講如出一轍。真正的領導才能與風範會以其獨有的方式觸及我們靈魂最深處。如果說幾個世紀以來那深藏於領導才能與風範之中的因素是一致的，那么這些經驗能不能學以致用，從而在1939年到1945年那種生死存亡的境遇下發揮作用呢？
如同“勇氣和誠摯”一樣，領導才能也可以完全無關乎“善”和“惡”這樣的概念。在對自己信仰不斷追求的過程中，阿道夫·希特勒是勇敢而又誠摯的，儘管事實上這種勇氣與誠摯是令人厭惡的。如果只對某個人所推崇的所謂領導才能與素養潛心研究，結果將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導致對那些在這個世界上真正顯赫的領導典範視而不見。毫無疑問，在我們所處的時代，奧馬爾·本·拉登也算是個“功勳卓著”的領導者，而且也值得我們去深入研究，研究他是如何說服大量信徒去報復、去泄憤，以至於造成無法估量的災難的。正如戰地元帥蒙哥馬利在沙漠之戰中將隆美爾的照片始終掛在帳內，我們應該試著去學習敵方的領導才能與技巧，從而最終戰勝他。
顯而易見，時至今日這個世界仍然是1945年二戰結束後形成的格局的延續。1989～1991年期間，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在這一系列事件中，主宰世界的超級大國對此採取了與二戰後在舊金山建立聯合國時相一致的措施與態度。但是，在那場既沒有引發外部衝突，也沒有改變歐洲版圖的南斯拉夫內部瓦解之戰中，超級大國卻採取了大相逕庭的政策。在過去的60年中，歐洲版圖的變化與自中世紀以來的相類似的時期相比，簡直是少之又少。非殖民化的進程早在1955年溫斯頓·邱吉爾離任之前就已開始，如果時至今日邱吉爾重返人世間，陸海空參謀長必會長時間地向他訴說對於目前這個星球的局勢做出的分析。希特勒，這個我們無法拋諸腦後的魔鬼撒旦，需要廣島與長崎對他做出解釋，而其結果也是不言而喻的。畢竟，希特勒曾在其地堡中預測，在他死後最終的勝利者將會是美國和蘇聯．儘管德國的重新統一會使他感到短暫的欣慰，但統一進程所體現出的和平與民主又會讓他怒髮衝冠。1939～1945年之間所發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件，以經驗教訓或是遺產饋贈的形式，深刻地改變了我們這個世界。無論是邱吉爾的指揮藝術還是希特勒的領導才能，都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無可爭辯的影響，整個西方社會正是一派“明媚陽光照耀著廣袤的大地”的景象，而這種美好景象正是邱吉爾所承諾的，同時也是希特勒所努力消除的。
不可否認，2000年9月11日美國遭受恐怖攻擊之後，邱吉爾顯然再次成為智勇雙全的領導典範。在那痛苦與考驗並存的危急時刻，美國人民經歷著種種痛苦和磨難，他們又一次虔誠地求助於自己的偶像，從而表達那深藏在內心深處的悲傷與失落之感、蔑視與挑戰之情，當然還有堅定不移的決心。邱吉爾再一次脫穎而出成為那個所謂——借用他的一部著作的名稱來講——“世界危機”之中的中流砥柱。在2001年的國會報告中，喬治·w.布希教導美國人民應該怎樣面對這次襲擊：“我們不會猶豫不決，我們木會疲倦厭煩，我們不會蹣跚不前，我們也不會遭受失敗。”這與邱吉爾1941年2月對美國發表的廣播講話如出一轍。邱吉爾在講話中指出：“我們不要失敗或退縮，我們不要猶豫或疲倦。”9月12日早晨，也就是不計其數的同事犧牲的第二天，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對在五角大樓遭受襲擊中的倖存者發表演說： “在其祖國處於最危險的時刻，溫斯頓·邱吉爾談到他們最為美好與光榮的時刻。昨天，美國以及人類為自由而戰的事業也遭受了重創。”在接下來慷慨激昂的演講中，拉姆斯菲爾德又幾次提及溫斯頓·邱吉爾。次年8月，他再次對加利弗尼亞海軍部隊的3000多名官兵指出：目前，美國由於為反擊伊拉克而發動戰爭，造成政治方面相對孤立，這種情形與20世紀30年代邱吉爾為抵制對德國採取的綏靖政策而孤軍奮戰的情況如出一轍。閱讀邱吉爾的著作《在野時光》，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事情本身確實有其相似之處。
當布希總統於2001年訪問倫敦出現在戰時內閣辦公室時，他將邱吉爾描述成為“一位魅力四射的卓越領導”，並要求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為他的辦公室提供愛潑斯坦所雕刻的邱吉爾像（羅納德·里根早已將邱吉爾的畫像懸掛於白宮）。時至今日，正是邱吉爾，這位已經離開人世達37年之久的偉大領導，為鑄就美國人希望推廣於世的頑強抵抗精神，而擴充了辭彙及語言。《波士頓日報》評論指出：“溫斯頓·邱吉爾以及他的語言不斷被引用並重新得到證明。”襲擊過後，總統先生親臨儼然已是一片廢墟的曼哈頓街區；德國閃電戰後，邱吉爾首相在遭受襲擊的地區，作了鼓舞士氣、喚醒鬥志的巡迴演說。這兩件事簡直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正當布希總統為其伊拉克之戰作準備之時，他有意讓公眾知道他此時正在閱讀由美國學者艾略特·A．柯恩所著的《最高指揮權——戰爭中的士兵、政治家及領導權》，該書中有一節完全是介紹邱吉爾與其部下的關係的（從另一個更為世俗的角度來講，喜劇演員吉姆·卡里為幫助在“9·11”恐怖攻擊中遇難者的家庭，慷慨解囊捐獻出100萬美元，從而建立起慈善基金會，卡里在會上發言時，也引用了邱吉爾那富有感染力的震撼人心的演講）。
在一次莊嚴肅穆的典禮上，為激勵更多紐約市的消防隊員，使他們能夠勇敢而堅定地繼承已故同伴的遺志繼續努力，魯道夫·朱利亞尼引用了邱吉爾的名言，此舉贏得了《華盛頓郵報》極大的讚賞，稱讚其為“戴著美國新英格蘭人帽子的邱吉爾”（並不是指如此不可思議的形象，事實上，是由於邱吉爾喜歡穿奇裝異服，有時甚至戴一些極為古怪的帽子）。當朱利亞尼市長訪問英國時，他告訴《每日電訊報》的艾麗斯·湯姆森：“通過對邱吉爾所使用的語言的學習、研究與使用，教會了我如何可以使一個奄奄一息的民族振作精神、恢復元氣。襲擊過後，我希望直接吸取他的精神與思想。在德國空襲英國那些最為難熬的日子中，邱吉爾從未走出過唐寧街，也沒有說過‘我無所適從’或‘不知怎么辦’之類的話，他朝著既定的方向與目標邁進，雖然有時他不得不掩飾起自己的情緒。”
本書的一個觀點是，在1940年6月3日圓滿完成敦刻爾克大撤退，到希特勒在55周后（即1941年6月22日）發起對蘇聯的大舉進攻之間，邱吉爾的確需要經常掩飾自己的情緒。就那個階段邱吉爾所作的無與倫比的精彩演講而言，事實上，他自己並不真正知道將如何擊敗希特勒、擊敗納粹德國。掩飾有時是領導才能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正如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所寫：“如果衝鋒號的聲音猶豫不決，誰會為奔赴戰場做好準備？”同理，即使在1940年那最為艱難的時光，即使以任何理智去分析這場戰爭勝利的可能性都會讓人難以信服，但是邱吉爾的鎮定自若與冷靜卻感染了英國民眾。
無論戰前還是戰後，邱吉爾在主持一些高層領導參加的會議上時不時地表現出沮喪和失望，但是在1940年至1941年那至關重要的幾個月中，及以後直至1945年的矛盾鬥爭中，他表現出了無畏的英雄氣概與領導才能，從而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追根究底，這種充滿自信的壯舉其實是種令人震驚的大膽與冒險，而如果這種大膽與冒險被事實證明是完全錯誤的話，邱吉爾很可能最終難逃遭受彈劾的厄運（當然，如果事實證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錯誤的，而英國也遭受到希特勒德國的成功入侵，那么想必邱吉爾早已將議會制定的懲罰置之度外了）。這本書將分析那種以慈善之心為動機的自信壯舉，以及敵人所採取的居心叵測的罪惡行徑。
古典領導才能的範式
源遠流長的歷史早已證明，讓領導者去尋找願意為其充當殺人工具的部下或士兵，比起要找到心甘情願為其自我犧牲的部下或士兵要相對容易得多。現代的西方民眾大都信奉以理性思維著稱的基督教。他們通常至少會要求能有生存的可能性，但是，他們仍然會在戰時主動要求參加軍事行動或是軍事集團，儘管這種抉擇意味著倖存者會寥寥無幾。畢竟在莎士比亞的戲劇中，亨利五世在摧毀阿夫勒爾的頑強抵抗時，為敵人提供了選擇機會，而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卻見證了人們是如何心甘情願地接受難以置信的頻繁的衝突，特別是一戰中的步兵部隊以及二戰中的轟炸機部隊。這真可謂是一種超乎尋常的自我犧牲，而整個世界在2001年9月11日所見證的正是最為準確的寫照。
當奧爾馬·本·拉登唆使其屬下進行恐怖攻擊時，他所使用的方法與手段，顯然與1944—1945年日本帶有自殺性質的神風飛行隊頗為類似。如果本·拉登的領導才能與風格在語言和經歷上與希特勒殊途同歸，而喬治·W.布希及其高級顧問都求助於邱吉爾來尋求靈感的話，那么這場打擊恐怖主義的戰爭會不會被理所當然地認為是由代理人參與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延續呢？本書以論述天才般充滿智慧與靈感的邱吉爾式領導才能與強調神賜之力的惡魔般的希特勒式“領導才能”之間的對抗、競爭和博弈為要務。兩種風格迥異的領導才能的奧秘，幾乎可以讓讀者死記硬背式地掌握，而對於那些對歷史有其獨到的洞察力、能言善辯的讀者來說，更是大有裨益。
為了對獨裁手段進行充分而巧妙的抨擊，在1939年拍攝的好萊塢電影《綠野仙蹤》中，那個至今可能都會令人毛骨悚然的男巫，只是個形似侏儒的江湖騙子，他躲在富麗壯觀的背景後不停地拉動槓桿，從而產生熊熊烈火與狂暴的噪音。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佛朗哥，事實上，電影所暗示的不僅是這些，如果西方社會的民主國家有勇氣，能夠正當而又機智地堅決抵抗這些戰爭狂人該多好呀！從我們所發現的這些人自身人格的缺陷與不足，可以看出他們對於不計其數的無辜者進行的大屠殺以及使得20世紀被醜化為（用一位卓越歷史學家的話講）“惡貫滿盈的年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在現實生活中，那個男巫不是乘坐氣球回到了堪薩斯州，而是可能會開槍打死稻草人、洋鐵人、膽小的獅子以及多蘿西，此外，毫無疑問還有托托。
“一個渺小而狹隘的人所做的最為悲哀的事情就是對偉人的不信任。”托馬斯·卡萊爾在其著作《論英雄：英雄崇拜和歷史上的英雄業績》中這樣寫道。那么，反之也成立嗎？當我們尚未掌握如何成為成熟追隨者的藝術之時，常常會理所當然地賦予領導們超人的能力，然而，得知他們與我們一樣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凡人之後，就會產生懷疑。那么，我們還會對這些領導表現出發自肺腑的感動嗎？如果一個成熟的民主主義者對於不斷進行的英雄崇拜表現出畏縮，就會像一個成熟女性回憶起年少時狂熱地追求學校曲棍球隊隊長一樣而感到窘迫不安。美國著名的政治思想學家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寫道：“當今最為普遍的渴望之一就是，需要強硬卻富有創造性的領導人才。”這確實是那時的一種渴望，而且那種渴望也確實帶來了災難。比如法蘭西在1799年迫切需要拿破崙作為領導，1300萬的德國民眾在1932年一致選舉希特勒為領導。那些大人物在其著名的政治宣言中高聲宣稱：“我們將不會重蹈覆轍。”然而，事實上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看著同樣的錯誤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
伊恩·克肖爵士於1987年出版了著作《希特勒神話》，這位被譽為最為出色的希特勒傳記作家在書中指出：“心甘情願地將所有希望寄託於‘領導者’，寄託於一個‘強硬派的無上權威’，這些理所當然並沒有讓德國人覺得有絲毫不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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