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從學生到恐怖分子“紅軍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的聯邦德國學潮。當時，殖民主義以及冷戰結束，西方工業化國家開始經歷“二戰”以後最大的“嬰兒潮”時期(1946-1964年)。這時期出生的德國青年一代，以反叛的方式逐漸爆發，他們走在反對種族歧視主義、婦女解放運動以及反帝國主義的最前線，他們毫無批判地全盤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否定西方的民主，以及當時仍在發展的人權觀念。
除此以外，東、西德的戰後“消滅非納粹化”運動的失敗，也使當時的左翼青年感到憤怒。在他們看來，“消滅非納粹化”運動毫無作用可言。更讓他們感到不滿的是，一方面，德國共產黨自1956年起就被非法取締；另一方面，前納粹主義分子仍官居各大政府要職。比如，聯邦德國的第一任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就任用納粹黨的漢斯。格洛布克作為首相秘書。
接下來發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加速了矛盾的激化。1967年6月2日，在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訪問西柏林時，學生們的不滿演變成了抗議。當時，海外被流放的伊朗人得到了德國學生的廣泛支持，當伊朗國王訪問柏林歌劇院時，那裡早已有一群學生在聚集抗議。在歌劇院抗議期間，一名學生叫班諾歐。諾所格首次參加抗議集會，然而，他卻被警察開槍擊中頭部。
開槍的警察卡爾。海因茲。庫拉斯在審判中宣布無罪釋放。在漸漸認清國家和警察的殘暴後，許多年輕的德國人對諾所格的死感到十分憤怒，更對政府感到失望。這種失望，逐漸化為更多暴力行動。
1968年，古德倫。安司林和安德列亞斯。巴德爾，以及隨後加入的托爾瓦。普羅和霍爾斯特。旬賴，在法蘭克福的兩家百貨公司縱火，以示對越南戰爭的抗議，這兩場火災造成了70萬馬克的損失。2天后，也就是1968年4月2日，他們被捕，並被判刑3年囚禁於重刑犯監獄，相對於前面警察的無罪釋放，這場審判在當時很多人看來出乎意料的嚴重。
4名被告受審期間，還是記者身份的烏爾麗克。邁因霍夫在當時著名的左翼政治刊物發表若干篇文章，對巴德爾等人表示同情。她本人更在雜誌上評論道：“如果一個人放火燒一輛車，那就是犯罪。如果一個人放火燒成百上千輛車，那就是政治行動。”
到了1970年，“紅軍旅”正式成立了。在這個主要由大學生和年輕知識分子組成的團體中，他們自稱是共產主義的“城市游擊隊”，反對越戰，稱美國和聯邦德國推行帝國主義，憎恨資本主義和納粹，夢想建造一個平等而沒有剝削階級的社會，當然，是用他們認同的那種極端方式來實現。
同年，十幾名“紅軍旅”成員在巴勒斯坦接受當地恐怖組織的軍事訓練，學習如何使用槍和炸彈。返回西德後進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動。他們搶劫銀行、縱火燒毀房屋、用炸彈襲擊駐西德美軍營地。用暴力來實現所謂的理想，一場恐怖活動的序幕就此拉開。
從上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紅軍旅”把攻擊目標鎖定在西德經濟、金融和政界的高層人物身上，先後製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在這些犧牲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一長串的名人：西門子公司總裁貝庫茨、德意志銀行行長赫爾豪森等商界名流，也有德國聯邦總檢察長布巴克、德國託管局局長羅韋德爾等多名政界要人。
儘管“紅軍旅”將自己標榜為不折不扣的反納粹主義者，但正如英國《泰晤士報》評論的一樣，“他們的偽裝下，其實是另一個赤裸裸的希特勒”。
恐怖的“德國之秋”
到了1977年，“紅軍旅”的恐怖行動達到了高峰。在綁架及殺害僱主聯合會主席施萊爾的那44天，他們製造了讓後人毛骨悚然的“德國之秋”。
這一行動起初是為了逼迫西德政府釋放在押的同夥。1972年，德國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彈的罪名將11名“紅軍旅”元老判刑，關押在斯圖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監獄。“紅軍旅”第一代核心首領安德列亞斯。巴德爾和古德倫。安司林也在關押之列。而另一名核心領袖邁因霍夫，因不堪審問折磨，於1976年在獄中上吊自殺。
儘管作為“紅軍旅”的核心與智囊巴德爾等人在監獄裡指揮著武裝鬥爭，但在他們被關押的5年時間裡，外頭的“紅軍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領導核心。如果說，巴德爾那一代的“紅軍旅”的宗旨是反資本主義，消滅社會不公正現象，消除納粹給德國帶來的陰影的話，那么，在1977年秋天之後，“紅軍旅”的所作所為與他們的初衷相差甚遠。他們的目的，僅是解救同夥而已。為此，他們願意不擇手段。
1977年9月5日，當時的西德電視新聞是這么記錄的：“這條公路上發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兩輛賓士被槍打成篩子狀。車旁邊停放了四具屍體。屍體被布遮蓋著，看不見死者的面部。”這一天，“紅軍旅”襲擊了僱主聯合會主席施萊爾的車隊。施萊爾的4名隨從當場斃命，施萊爾也被綁架。
對於“紅軍旅”來說，施萊爾是再合適不過的頭號綁架對象了：他利用國家社會黨發跡，在當時的聯邦德國屬於最有權勢的大老闆之一。
雖然人質在“紅軍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對這種訛詐並沒作太多理會。當時的西德總理施密特擔心，一旦釋放這些恐怖分子，他們就會組織新的恐怖行動。他在人質被綁架4個小時之後發表了電視講話：“綁架者肯定會聽到我的講話。他們也許正沉浸在勝利的喜悅當中，但他們不要抱什麼幻想。恐怖主義是沒有前途的。”
隨後的44天中，西德全國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隨處可見裝甲車行駛，所有政府部門都圍上了鐵絲網，聯邦刑偵局也採取了史無前例的通緝行動：他們搜查了幾千戶住宅。如果家裡沒有人，警察就破門而入。警察們不僅散發了幾百萬份有被通緝者照片的傳單，還公開了犯罪嫌疑人的聲音。議會也以從未有過的速度頒布了一項法律：禁止“紅軍旅”囚犯之間發生任何接觸，也不允許他們與自己的律師交談。因為在政府看來，所有的恐怖活動都由這些在押的“紅軍旅”首領策劃。
就在警察幾乎抓到了綁架者的時候，“紅軍旅”給西德政府寄去了施萊爾的錄音帶。在這卷錄音帶里，施萊爾聲音沙啞：“我在目前的處境下要問一下，到底還要發生什麼事情才能促使聯邦政府下決心呢？我已經被恐怖分子關押了5個多星期。”
隨後，西德各大報紙上都刊登了“紅軍旅”為施萊爾拍的“催人淚下的照片”：他頭髮蓬亂，一臉倦容。手裡還拿著一塊牌子：“紅軍旅”的俘虜。
那邊廂，“紅軍旅”的國際同夥們為了回響他們的行動，也給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國漢莎公司的蘭茨胡特號飛機，機上載有87名乘客。恐怖分子打死了機長，並威脅說如果不釋放關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紅軍旅”人物，他們就要處死人質。飛機降落在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這就是轟動世界的“摩加迪沙機場劫機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終於下定決心。一支西德特種部隊“邊防軍第9大隊”成功衝進了飛機，制伏了恐怖分子。幾個小時之後，這一訊息上了廣播：“被恐怖分子綁架的86名人質被解救。聯邦內政部發言人證實了這一訊息。”
當晚，徹底失望的巴德爾和拉斯沛雙雙在牢房裡用手槍自殺，女恐怖分子安司林也用電線懸在鐵窗上自盡。
一天之後，人們在一輛汽車的尾廂里發現了施萊爾的屍體，他被人從後腦打了一槍。“德國之秋”結束了，巴德爾等人的自殺也標誌著“紅軍旅”走向衰落。儘管在隨後的十幾年，第二第三代的“紅軍旅”仍斷斷續續地進行著活動，但早已沒了當時的聲勢。
1998年8月20日，在德國科隆的路透社公開發表了“紅軍旅”長達8頁的自行解散報導：“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紅軍旅’在解放行動中組成，今天，我們終止這項計畫，‘城市游擊隊’從此成為歷史。”報導還在結尾引用了羅莎。盧森堡的一段話：“革命說：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
神秘消失的屍體
4名在監獄自殺的“紅軍旅”領袖，巴德爾、邁因霍夫、拉斯沛和安司林，他們的屍體並沒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而是被當局保存起來，用於科學研究。儘管，按照法律，未經當事人生前允許摘取器官是違法的。
據傳，科研人員對這些人的“殺人如麻”難以置信，很想知道殺人狂的大腦結構到底與平常人有何不同，進行過多次試驗。比如，將邁因霍夫的大腦與另一個連環殺人犯的大腦進行比較。
據德國《明鏡周刊》的報導，除了邁因霍夫的女兒經過爭取後，獲得當局批准，取回母親的大腦安葬外，其餘的大腦全部失蹤。負責對這批大腦進行研究的德國戴賓根大學神經病研究所所長邁耶曼說，他捉摸不透大腦為何失蹤。這一系列有關大腦的研究，可以反映德國當局對這些革命劊子手所抱有的一種近乎病態的痴迷。BBC還曾報導，一組醫學人員在未經當局同意的情況下製作了一個巴德爾的面具。
不管怎么樣，很少有人知道，當時政府到底對這些屍體做過什麼，這一直是德國的一個謎。德國有畫家還以邁因霍夫的死為主題，做了15幅寫實主義風格的灰泥浮雕畫，引起很大反響。
那一段扭曲的歷史
時代周報記者馬歡 實習生 肖素吟
這是德國一段扭曲的歷史。
電影根據記者斯蒂凡·奧斯特80年代暢銷書改編，講述20世紀70年代德國極左恐怖組織“紅軍旅”的興衰史，片名就是該組織兩個首領的名字。在冷戰的背景下，該組織成員以德國“國家道德腐敗”為由，犯下多起暗殺、爆炸、攻擊以及綁架的罪行。當時曾引起德國一部分年輕人的崇拜，把恐怖分子視為英雄。
20世紀70年代的德國充滿了炸彈襲擊、謀殺等恐怖主義的威脅，加上對滲透進內部敵人的恐懼，極大地動搖了德國脆弱的民主基礎。
深受納粹影響的一部分激進的年輕人，在安德里亞斯·巴德、烏爾莉克·邁因霍夫和古德倫·艾斯林領導下，掀起一場戰爭，反對他們認為的新法西斯主義：美國支持扶植起來的西德政府，其中許多人歷史上曾是納粹分子。這些年輕人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更加“人性化”的社會，但是採用了不人道的手段，他們頻繁製造恐怖和流血事件，在這個過程中完全喪失了人性。他們反對西方對中東、越南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政策，他們解釋社會、政治和司法戰爭，成立了“紅軍旅”。他們偷盜汽車，搶劫銀行，在百貨公司縱火，劫持飛機，暗殺那些在社會上處於中心地位的焦點人物。然而整個事件漸失去控制，並且以血腥恐怖結束，造成後果的嚴重性無法估量。
電影最初強調的是飈車、身手矯捷的女人、政治雄辯和偽裝，卻惹來美化恐怖主義的非議。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在扮演紅軍派關鍵人物的幾個演員的演繹下—烏爾麗克。邁因霍夫(瑪天娜。姬迪)、安德列亞斯。巴德爾(莫里茲。布雷多)和古德倫。安司林(喬娜。沃卡萊克)—電影劇本的瑕疵可以說是出乎意外的少。
尤其是巴德爾，儘管他有著邪惡魅力，他被描述為一個膚淺的、重視外表的偽君子。他以犧牲無數無辜的生命，來實現自己好萊塢式的亡命幻想，這樣一個瀕臨精神病邊緣的人並沒有什麼地方特別吸引人。當理想主義幻滅，取而代之的是卑劣的指責和陰險的玩弄時，“紅軍旅”的成員毫無帥氣可言。
不管這部電影是不是對巴德爾的真實寫照，他的團伙有多大爭議，但是有一點很清楚的，那就是儘管導演埃德爾和編劇艾興格對這些中產階級地下鬥士感到著迷，但是他們仍決心不讓“紅軍旅”輕易過關。
他們用公正的眼睛紀錄著紅軍派血淋淋的恐怖攻擊，類似紀錄片的風格延伸著整部電影：埃德爾和艾興格積累了大量的研究資料。其中的對話，也是儘可能地建立在真實的演講檔案或宣傳文檔；檔案腳本和攝影提供了視覺美感的關鍵。但是相對的，這其中就出現了某些相當沉悶的情節—邁因霍夫和安司林之間經常翻天覆地大吵大鬧，針鋒相對的言語也讓客群難以消化。
該影片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儘管通過研究並且按照真實故事導演，但卻很難觸動觀眾。隨著影片的播放，觀看的熱情也在慢慢冷卻，而且最後“紅軍旅”革命熱情墮落為沉悶的幻滅，這些都使電影顯得冗長、殘酷。
他們都是知識分子
也許很難想像，如此殘暴的“紅軍旅”成員，大都出身於富裕家庭，以知識分子和大學生為主體。在最初的17個核心成員中，包括十個大學生、兩名律師、兩名記者、一名醫生、一名攝影師，只有一名體力勞動者。儘管他們家境良好，大都受過高等教育，但政治理念十分極端。在“紅軍旅”影響最盛時，法國哲學家薩特甚至曾親赴監獄看望巴德爾，引來世界關注。
領導人烏爾麗克。邁因霍夫，如果僅僅看表面，很多人會認為她是個“相當漂亮的女人”，但你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個靦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階級鬥爭的發展將要貫徹游擊隊思想……一個社會主義戰士的死重於泰山，一個資本家的死輕於鴻毛。”
邁因霍夫在26歲時生下一對雙胞胎女兒，但不久之後，她就離開了丈夫，並辭去了報社的工作。很難想像，兩位孩子的母親在這時已經將自己的絕大多數時間，用來策劃並參與綁架、暗殺等恐怖活動了。
在評論“紅軍旅”時，德國前外長，曾經的西德學生運動積極分子菲舍爾說：“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錯誤的。”
安德列亞斯·巴德爾 Andreas Baader
巴德爾和邁因霍夫團伙取名自兩個首領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亞斯·巴德爾。巴德爾熱衷驚險刺激而潛在暴力的事物，這使他投身到左翼學生運動中。1968年，他與女友安司林在法蘭克福一家百貨商店縱火被判刑收監。1970年5月，在還是記者的邁因霍夫協助下，他逃離了監禁，所謂的“巴德爾和邁因霍夫”就誕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爾與成員楊-卡爾·拉斯沛和霍格·麥斯被逮捕。在被監禁的4年中，他受到審訊並被判犯有包括謀殺在內的多宗罪狀，這是德國歷史上最漫長和昂貴的審判。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爾與安司林和戰友楊-卡爾·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監獄集體自殺。那一天被稱為“死亡之夜”。
烏爾麗克·邁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邁因霍夫的父母早逝，烏爾麗克和妹妹由母親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顧。里梅克是一名忠實的社會主義者，對她的成長有著深刻的影響。
邁因霍夫後來嫁給了一份左翼學生報的出版商賴納，幾年後成為該報主編。1962年，兩個女兒出生，她與賴納分道揚鑣，並傾向於極端激進的學生運動。儘管“紅軍旅”取其名字來命名，但正如構想的一樣，邁因霍夫並非該團伙的第二把手(巴德爾和女友安司林領導著整個團伙)。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
被監禁的4年中，其他成員對她的置之不顧使她越來越消沉。1976年5月9日，邁因霍夫在斯塔姆海姆監獄上吊自殺(儘管有人質疑這一官方說法)。
古德倫·安司林
Gudrun Ensslin
與許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倫·安司林，而非邁因霍夫，真正穩坐“紅軍旅”的第二把交椅。在20世紀60年代，古德倫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躍的學生。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遊行中，古德倫就在學生班諾歐。諾所格被殺的現場。
示威結束後，她來到“學生爭取民主社會組織”在當地的辦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著：“法西斯國家就是要把我們全殺了啊！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1970年5月，“紅軍旅”的恐怖活動達到頂峰。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漢堡被逮捕，她受審並被判刑。關於她的死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她在監獄上吊自殺，另一種則說她被謀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