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穗者[2000年法國阿涅斯·瓦爾達執導電影]](/img/e/609/nBnauM3X3YzNzQTM4UjN5MD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1YzLzQ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拾穗者[2000年法國阿涅斯·瓦爾達執導電影]")
影片簡介
74歲的瓦爾達領獎之後接受記者採訪時高興地說：“我拍了48年電影，數這部影片得獎最多。”她還說：“我在這把年紀獲得的獎項大多是對我的終生事業所做的評價，這裡的人們以雅致的方式為我頒發先鋒獎，他們多少有點把我看作新浪潮的祖母了。”然而在中國，即便是許多資深的影迷甚至電影圈內的一些人士對這位法國女導演也不是非常熟悉，往往將她的名字與波蘭男導演安傑·瓦依達混為一談。
演員表
| 角色 | 演員 |
| Bodan Litnanski | Bodan Litnanski |
| 阿涅斯·瓦爾達 | 阿涅斯·瓦爾達 |
| François Wertheimer | François Wertheimer |
從《拾穗者》到《拾荒者》
女拾荒者
1998年12月至1999年4月，年過七旬的瓦爾達帶著數碼攝像機，在法國的城市和鄉村“閒逛”的過程中，親自拍攝了一些關於當今拾荒者的影像。經過一年的後期製作，於2000年6月完成了一部82分鐘的紀錄片，法文片名Les Glaneurs et la glaneuse，漢語可直譯為“拾荒者們與女拾荒者”。“拾荒者們”是指瓦爾達拍攝的人物，“女拾荒者”則是指瓦爾達本人。本著簡潔的原則，我將之譯作《拾荒者》，台灣譯名為《艾格妮撿風景》。
描繪了法國當今時代的拾荒者形象
這部受19世紀法國畫家米勒的名畫《拾穗者》啟發拍攝的影片，描繪了法國當今時代的拾荒者形象：從在鄉村農田裡揀拾土豆的農民，到那些在食品超市的垃圾堆里翻找仍然可以食用的食物的城市居民，再到尋找可供製作藝術作品的廢棄物的藝術家，拾荒者們在瓦爾達的鏡頭前講述自己對拾荒的看法。瓦爾達將形形色色的拾荒者分為三類：“有些人拾荒是因為生活所迫，有些人拾荒因為他們是藝術家，有些人拾荒因為他們喜歡拾荒。”流浪漢和生活貧困的人為維持生計揀拾各種生活必須品，藝術家們從廢銅爛鐵堆里尋找創造藝術作品的原料，喜歡拾荒的人的動機更多是出於“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品德。瓦爾達說：“這是一部關於浪費的影片。”
《拾荒者》的主要線索
是拾荒，同時還有一個游離於主線之外的副線，即表現了一些表面看來與拾荒無關的事情。比如，瓦爾達在訪問一個葡萄園時得知，葡萄園的主人恰好是發明電影的先驅者之一馬萊的後代，這個意外發現使瓦爾達有機會向這位被她稱為“所有電影工作者之父”的人致敬。她說：“在一部關於拾荒的影片中表現馬萊顯然非常困難，但這的確是一個驚奇。我允許自己自由地去發現這樣的事情，因為我可以說這也是一部關於我自己的尋訪拾荒者之旅的影片。”《拾荒者》中的所有人都在拾荒，游移於攝影機前後的瓦爾達本人也在揀拾和追憶那些被遺忘的人與事。
《拾荒者》還是一幅影片作者的自畫像
瓦爾達不時從鏡頭後面走到鏡頭前面，即使當她在鏡頭後面時也有意地適度表現自己，而且有些鏡頭還是由她親自拍攝的，就像照相的人按動自拍按鈕之後迅速跑到鏡頭前面拍攝自己那樣。《拾荒者》的藝術成就不僅表現在瓦爾達創作了一部以第一人稱敘事的實驗性數碼紀錄片，而且表現在影片導演如何把握“唯我”和“主觀”之間、影片作者的“自我”和被拍攝的社會現實中的“別人”之間的細微界限，這同樣是經常被人遺忘的東西。
評論
這是消費的時代
非完全電影筆記 ：拾穗者與拾荒者
這是消費的時代，也是浪費的時代。這是真正的精品跡近稀有動物的時代，也是“垃圾精品”大量複製的時代。我們的書櫃堆滿讀不完或不想讀的讀物，我們的抽屜裝滿看不完或不想看的影碟，我們的冰櫃塞滿吃不完或不想吃的食物，我們的衣櫃掛滿穿不完或不想穿的時尚。我們的信箱，無論現實還是虛擬，快要被鋪天蓋地的垃圾郵件擠爆了，卻少有我們真正想聽到的問候，哪怕隻言片語。
但我們仍然飢餓，精神與物質；我們仍然尋找，現實與虛擬。據說新時代的人們有福了，因為他們都患有時髦的“資訊饑渴症”。我們一天不消費，我們一天就心煩意亂。我們一天得不到最新的訊息，我們一天就坐臥不寧。我們如饑似渴，生怕落在時事與時尚的後面。紐約的股票巴黎的時裝中東的戰局國內某民營企業的收購案，都是我們念茲在茲的關注熱點。我們大把花錢大快吃肉大碗喝酒。我們陶醉在歌舞喧騰燕舞鶯歌的昇平盛世。我們心安理得。
這是一部關於浪費的電影
也是一部關於節約的電影。這是立場鮮明充滿真誠的電影，但不是枯燥說教高高在上的電影。法國電影新浪潮祖母(grandmother of the New Wave)——艾格尼絲·瓦達(Agnès Varda)我還第一次聽說。而紀錄片《我與拾穗者》(The Gleaners And I)，也是我看過的唯一一部她拍的電影。據說瓦達有句名言：“就其形式而言，電影是不自由的。我深感苦惱，想用寫小說的方法來拍電影。”據說瓦達自一九五四年投身電影直到今天，她所有的作品都貫穿著一個重要主題，就是探討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我與拾穗者》拍於二零零零年(兩年後，瓦達還拍了一部五十多分鐘的續集，有興趣的觀者當不容錯過)，在短短的一個來小時裡，瓦達的確是以散文般的敘述與饒富詩意的畫面，帶領觀者一會兒徜徉於法國鄉村的田間地頭，一會兒佇足於巴黎的街頭巷尾。她就像一位孤獨的漫遊者，有時候置身自然美景中喃喃自語，有時候與偶然相遇的路人閒話二三，而電影的主題就在散漫的形式下慢慢鋪展，這個主題就是——垃圾！
切入卻富於藝術氣息
主題雖是垃圾，但電影的切入卻富於藝術氣息。瓦達追蹤溯源，從十九世紀法國畫家米勒的名作《拾穗者》談起。秋高氣爽，收穫已過，田地里散落著零星的麥穗(從廣義角度理解，也可叫做垃圾)，三三兩兩的拾穗者彎腰撿取麥穗的情景，不僅是畫家筆下完美無缺的寫生素材，也讓人追懷以往歲月的勤儉美德。然而星移斗轉，鄉村拾穗的景象漸漸式微，田園牧歌般的詩意，多被城市街頭的拾荒者取代。電影採訪了多個現代“拾穗者”(或拾荒者)，既有失業的中年漢，單身母親，獨居老人，也有藝術家，餐館大廚，城市憤青。他們的個人背景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在瓦達看來，就“拾穗”的本質而言，無論“拾穗者”的動機是出於生存需要還是個人樂趣，都是值得讚賞的行為。更有意思的是，為了理直氣壯地褒揚“拾穗者”，瓦達還請來法律專家，讓他們置身田間或鬧市，高聲宣讀聖經或法律條文，以認可這一行為的天經地義。
無可厚非
的確，不論“拾穗”還是拾荒均無可厚非。前者是自然的饋贈，就像電影中葡萄與土豆豐收之後，種植園主允許“拾穗者”進入田間地頭，採擷剩餘或無法出售的果實(反正它們都沒用)。那不僅是淳厚古風的遺響，更何況——“當我看到這些全被浪費，而一些人卻沒東西吃，這真是一種恥辱。”一位失業的“拾穗者”如是說。而且，“拾取別人不要的果實，總好過去商店偷竊。”——這恰好也應了中國的一句老話：人窮志不窮。至於那些拾荒者，他們依靠城市的垃圾為生。但在瓦達的鏡頭下，這些所謂的垃圾中，有剛剛過期並未變質的麵包與肉類，有經過修理就能使用的家用電器與家具。食用匱乏的人能藉此存活，藝術家也可以從中找到創作靈感(片中採訪了幾位以垃圾為材料創作的藝術家)。我猜瓦達並非想一味控訴消費社會的暴殄天物，她也不想掩蓋美化“拾穗者”或拾荒者的生存困境，或是讓人人都成為節衣縮食的苦行僧，但觀者看過這些畫面後，很難不反躬自省。
《我與拾穗者》
予我印象最深處，當數片尾那個擁有碩士學位的年輕素食者。他住在專為流浪者提供的避難所內，迄今已經八年。這位素食者每天在火車站賣報紙，拾取市場裡扔棄的麵包、水果與菜蔬作為食物。但在我眼中，他並非屬於主流社會不屑一顧的弱勢人群，而是怡然自得的現代隱者。他曾是大學助教，但電影並未披露他“落魄江湖”的原由。其實姑且不論理由，他的生存方式讓人敬重有加。避難所的住客有一半是文盲，且大多為非洲新移民。六年來，他每晚無償為這些人上課，自己裝飾教室，自己設計課程。我想，在滿腦現世得失的聰明人眼裡，這位素食者的故事一定是個遙不可及的天方夜譚！
法國的“拾穗者”
與拾荒者有福了！——看完《我與拾穗者》，我突然冒出這樣的怪念頭。那不僅因為富庶發達的商業社會有理由產生更“富庶”的垃圾，也因為在民智已開的社會環境中，弱勢人群(當然還有以“拾穗”或拾荒為樂趣者)總能設法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甚至活出自己應有的人格與尊嚴。我周圍的社會充滿暴發氣息，我也很難想像哪位中國電影人(請原諒我的不敬)能夠如新浪潮祖母艾格尼絲·瓦達，拍出如此情懷如此靈動的紀錄片。其實這也不能怪他們，因為我們“拾穗”的傳統已經丟掉了。我們要么哄搶，要么打劫(合法或不合法)，我們都想成為成功人士，我們都不想做“拾穗者”與拾荒者！
附記
《我與拾穗者》曾於各類國際電影節上獲獎無數。主要計有：芝加哥國際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2000)；歐洲電影學院最佳紀錄片獎(2000)；波士頓電影評論家協會最佳紀錄片獎(2001)；紐約電影評論家協會最佳紀錄片獎(2001)；美國電影評論家協會NSFC獎(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