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隨麥哲倫一道進行首次環球航行的佛羅倫斯水手安東尼奧·皮加菲塔，途經南美時如實記下的所見所聞，竟好似一部奇思妙想的歷險記。他說見過肚臍長在背上的豬，雌鳥伏在雄鳥背上孵蛋的無爪鳥，以及形似鵜鶘、勺形喙的無舌鳥。他說見過騾頭、騾耳、駱駝身、鹿腳、馬嘶的怪物，還說曾給在巴塔哥尼亞遇上的第一個土著照鏡子，那大個子土著一激靈，被鏡子裡的自己嚇得魂飛魄散。
在這本篇幅不長、引人入勝的小書里，甚至已能窺見現代小說的萌芽，但它還遠非當年最令人瞠目的史料。西印度群島的史學家們留下了更驚人的書山文海。令人垂涎的黃金國，本是虛構的產物，卻常年出現在不少地圖上，位置形狀隨繪圖員的臆想千差萬別。為了尋找永葆青春泉，傳奇人物阿爾瓦爾·努涅斯·卡維薩·德巴卡耗時八年勘察墨西哥北部，遠征隊員痴念成瘋，同類相食，六百人去，五人生還。還有很多其他的不解之謎，如一萬一千頭各駝一百磅黃金的騾子，從庫斯科出發去贖還印加國王阿塔瓦爾帕，可一頭也沒到達目的地。①後來，殖民時期，卡塔赫納出售過一批在衝擊土上飼養的母雞，雞胗里發現了金粒。我們那些開國者的黃金熱，直到不久前還陰魂不散。上世紀，有個德國代表團研究在巴拿馬地峽建造跨洋鐵路的可能性，下結論說這地方鐵少，要建，就得用金。
我們擺脫了西班牙人的統治，卻沒擺脫瘋狂。安東尼奧·洛佩斯·德聖安納（安東尼奧·洛佩斯·德·桑塔·安納）將軍三任墨西哥獨裁者，曾為自己在“糕點戰爭”中失去的右腿舉辦隆重的葬禮；加夫列爾·加西亞·莫雷諾將軍如專制君主般統治了厄瓜多十六年，死後身著戎裝，胸前掛滿勳章，端坐在總統寶座上供人弔唁；馬克西米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將軍，薩瓦爾多的暴君，神智學者，曾慘無人道地一次性屠殺了三萬農民，還發明了檢測食物是否有毒的鐘擺，下令用紅紙罩住路燈，以防猩紅熱；特古西加爾巴中心廣場上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將軍像，其實根本是奈伊②將軍像，是從舊貨市場淘來的二手貨。
十一年前，當代著名詩人、智利的巴勃羅·聶魯達曾用詩歌輝耀此地。那之後，拉丁美洲亦真亦幻的新聞如潮水般湧入了心地善良抑或居心不良的歐洲人的視野。在那片廣袤的土地上，有胡思亂想的男人，有載入史冊的女人，永不妥協的精神鑄就了一段段傳奇。而生活在其中的我們，從未享過片刻寧靜。一位普羅米修斯式的總統③曾困守在火光熊熊的總統府，孤身抵擋一支軍隊，直至戰死；另一位高尚的總統④與一名重塑民眾尊嚴、推行民主制度的軍人⑤死於兩起至今原因不明的可疑空難。
五次戰爭，十七次軍事政變，還冒出一個惡魔似的獨裁者，打著上帝的旗號率先開展了拉丁美洲當代的種族文化滅絕。與此同時，兩千萬拉美兒童不滿兩歲夭折，超過一九七零年以來歐洲出生的人口總數。鎮壓與迫害造成的失蹤人口近十二萬，好比烏普薩拉⑥全城市民不知去向。難以計數的孕婦被捕後，在阿根廷監獄分娩，嬰兒被軍政府秘密送養或送進孤兒院，至今下落不明。為了讓此類事件不再發生，約二十萬拉美人民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有十多萬葬身於尼加拉瓜、薩爾瓦多、瓜地馬拉這三個中美洲恣意妄為的小國。若以相同的比例換算至美國，相當於四年內橫死一百六十萬人。
智利本是好客之國，居然也有百分之十的人口——一百萬人亡命天涯。烏拉圭是個兩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國，在拉美國家中文明程度最高，卻也流放了五分之一的人口。自一九七九年起，薩爾瓦多內戰幾乎每二十分鐘就製造一名難民。拉美各國的流亡者與難民，加起來比挪威的總人口還多。
我斗膽認為，是拉丁美洲異乎尋常的現實，而不僅僅是其文學的表現形式，引起了瑞典文學院的極大關注。現實並非紙上之物，它就在我們身邊，每天左右無數生死，同時也滋養著永不枯竭、充滿了美好與不幸的創作源泉，我這個四處漂泊、思鄉心切的哥倫比亞人只是蒙幸運女神的眷顧。現實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無論詩人或乞丐，戰士或歹徒，都無需太多想像力，最大的挑戰是無法用常規之法使別人相信我們真實的生活。朋友們，這就是我們孤獨的癥結所在。
如果連我們自己也被難倒，那么，生活在地球這邊、理性至上、沉醉於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無法明白我們了。不難理解他們會堅持用衡量自身的標準來衡量我們，忘記了生活的苦難因人而異。自我追尋的路上荊棘叢生、鮮血淋漓，他們走過，我們在走。用他人的標準解釋我們的現實，只會讓我們變得越來越陌生，越來越拘束，越來越孤獨。可敬的歐洲如果想想他們的過去，再來對比我們的現在——記起倫敦花了三百年才建起第一道城牆，又花三百年才有了一位主教；羅馬迷失了兩千年，才由一位伊特魯里亞國王確立其歷史地位；如今愛好和平，出產有孔乳酪、精密鐘錶的瑞士，十六世紀還在以僱傭兵的身份血洗歐洲；即便在文藝復興頂峰，神聖羅馬帝國軍隊中的一萬兩千名德國僱傭兵也曾對羅馬燒殺搶掠，刺死八千羅馬人——也許會更理解我們一些。
托尼奧·克勒格爾⑦的夢想是將純潔的北方與熱情的南方融為一體，五十三年前，托馬斯·曼曾在此地對此大加讚賞。今天，我無意再次扮演這書中的角色，但我相信，頭腦清楚的歐洲人，同樣為建設更人道、更公正的偉大國家而奮鬥的歐洲人只要徹底修正看待我們的方式，就能給我們提供更好的幫助。對於夢想在世界民族之林擁有一席之地的人民來說，如果支持僅限於聲援，沒有落實成合法的行動，我們的孤獨感是絲毫不會因之減少的。
拉丁美洲不情願、也沒有理由成為任人擺布的棋子，此外也不會去幻想西方國家能打心眼兒里支持我們獨立、獨特的發展計畫。航海技術的進步縮短了美洲與歐洲的地理距離，卻加大了彼此的文化距離。為什麼文學上的獨特性可以被全盤接受，卻對我們獨立自主、舉步維艱的社會變革疑慮重重、全盤否決呢？為什麼認為歐洲已開發國家在本國推行的社會公正無法在不同條件下、以不同方式成為拉美國家的奮鬥目標？不，歷史上眾多的戰亂與傷痛，源於世世代代的不公和無休止的苦難，而非千里之外的詭計陰謀。可許多的歐洲領導人、思想家偏不信。他們忘了自己也曾年少輕狂、銳意進取，幼稚地以為不聽兩個超級大國的擺布，只會走投無路。朋友們，瞧，我們有多孤獨！面對壓迫、掠奪和遺棄，我們的回答是：活下去。無論洪水、瘟疫、饑荒、災難，還是連綿不絕、永不停息的戰火，都無法戰勝生的頑強，生命對死亡的優勢。
如今，這優勢還在擴大，而且速度越來越快：世界年淨增人口已達七千四百萬，相當於紐約人口的七倍。人口大多出生在貧窮國家，其中當然包括拉美。與此同時，最繁榮的幾個國家卻積聚了足夠大的破壞力，不僅能將現存總人口毀滅一百次，還能將在這個倒霉星球上存在過的所有生物盡數毀滅。
也是在像今天這樣的一個日子，我的導師威廉·福克納在這裡說：“我拒絕接受人類末日。”如果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三十二年前被他拒絕接受的巨大災難，如今在人類歷史上已首次從科學角度成為可能，我會愧對這個他曾站過的位置。這令人震驚的現實在人類史上曾經只是個烏托邦式的空想，而我們這些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寓言創造者有權相信：反轉這個趨勢，再烏托邦一次，還為時不晚。那將是一種全新的、顛覆性的生活方式：不會連如何死，都掌握在別人手裡，愛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那些注定經受百年孤獨的家族，也終於永遠地享有了在大地上重生的機會。⑧
注釋
①：指16世紀中期，西班牙綁架印加國王一事，西班牙要求了大量的黃金和白銀作為贖金，耗費了印加舉國上下幾乎所有的金銀。然而當印加人用上萬頭騾子交出贖金後，西班牙人卻暗地以通敵罪審判印加國王，並判處火刑。
②：米歇爾·奈伊（Michel Ney，1769-1815），法國軍人，拿破崙麾下18名“帝國元帥”之一。
③：指薩爾瓦多·阿連德（Salavador Allende，1908-1973），智利醫生、政治家、總統，1970年作為人民團結陣線的候選人當選為總統，任內實行國有化政策、土地改革、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執政後期經濟形勢惡化，政局動盪。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發動軍事政變，阿連德在軍事政變中以身殉職。
④：指海梅·羅爾多斯·阿吉萊拉（Jaime Roldós Aguilera，1940-1981），1979年當選厄瓜多總統，1981年因空難喪生。
⑤：指奧馬爾·埃弗拉·托里霍斯·埃雷拉（Omar Efraín Torrijos Herrera，1929-1981），巴拿馬政治家、國民警衛隊司令、政府首腦、1968年~1981年的實權人物。1972年在全國民眾代表大會上當選為政府首腦和革命最高領導人，掌權後實施經濟改革和土地改革，1977年和美國總統卡特簽署新的巴拿馬運河條約，取消美國永久占領運河區的特權。1981年7月31日因飛機失事遇難。
⑥：瑞典城市。
⑦：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於1903年創作的同名小說的主人公。
⑧：與馬爾克斯作品《百年孤獨》的結尾呼應，原文為：“注定經受百年孤獨的家族不會有第二次機會在大地上出現。”
背景
瑪雅金字塔 
印加古城馬丘比丘 拉丁美洲國家民族心理的形成是有複雜的民族淵源和深刻的歷史文化原因的。 在大多數觀點中，美洲的第一批發現者來自亞洲，這些印第安人的祖先跨過了遠古時代連線西伯利亞和阿拉斯加的白令陸橋，踏上了美洲的土地。印第安文明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兩大文明核心區，一個是中部美洲文化區，一般位於墨西哥中部、南部以及與之毗鄰的中美洲各國印第安文化高度發達的地區。這一地區後來形成了著名的瑪雅文明、阿茲特克文明。另一個是安第斯文明，一般位於安第斯山脈中部高原和太平洋沿海地區。這一地區後來形55成了莫奇卡文明和印加文明。這些文明在漁獵、農業、手工藝、宗教、科學、建築等方面都具有相當的成就。瑪雅人的智慧、阿茲特克人的軍事、印加人的管理能力對拉丁美洲後來的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影響。
土著印第安居民傳統的思想觀念、宗教信仰、文化傳統和閉塞落後的生活環境有一定關係。拉丁美洲國家歷史上有相同的遭遇，文化傳統方面又有共同的特點。在他們那裡，古老的印第安文化根深蒂固，許多世紀前的神話傳說、傳統習俗和宗教信仰一直左右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比如關於死亡的看法，他們認為生活與死沒有絕對界限，死亡是另一種“生命”，生命可以在殘廢中延伸，亡靈也有情感，也有聽、說、憶、思的能力。 譬如阿茲特克人相信靈魂永生，相信太陽神等各種自然神靈。印第安人也篤信萬物有靈，崇尚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如阿斯圖里亞斯在《玉米人》中描寫的大自然的各種因素，如花草樹木、飛禽走獸、河流山川都具有各自的生命和特點，扮演著各自的角色，決不僅僅起著襯托環境的作用。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拉美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的根基。 在15世紀末，印第安文明開始出現奴隸買賣的現象，形成奴隸階級和奴隸主階級。部落之間戰爭頻繁，原始民主制度開始遭到破壞。但絕大多數還處於原始公社時期，生產力較為低下。
殖民主義的侵略是拉丁美洲民族心理形成的第二個原因，在征服期間，由於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當地推行的重商主義政策，殖民者採用了直接強取印第安人先前積累的大量貴金屬的方式。例如，在墨西哥中部的塔拉斯科（大致相當於今天的米卻肯地區），在西班牙征服以前，塔拉斯科人的冶金技術已經達到了較高水平，大量工藝品包括圓盾、頭盔、手鐲、杯子等。殖民者將這些工藝品掠奪一空，並將其融化成銀塊運回歐洲。他們還綁架印加國王，要求後者的子民交出金銀，這些金銀相當於歐洲半個世紀的生產數量，是印第安人連廟宇中的金銀也一併窮盡所聚集的。但是在印第安人如約交出贖金後，歐洲人非但沒有釋放國王，反而絞死了他。歐洲國家在拉丁美洲實行壟斷貿易政策，還沿用了印第安人的冶金技術，利用拉丁美洲的礦產煉製了大量的白銀，而這些白銀直接推動了歐洲大國的崛起和工業化。之後歐洲殖民者實行了一系列措施剝奪印第安人的勞動力和土地。由於印第安人人口的銳減，歐洲人開始擁有拉丁美洲的土地，農業形式漸漸地從印第安人村社向大莊園和種植園轉變。
除了侵略、掠奪，歐洲人還對拉丁美洲進行了文化入侵、政治入侵、宗教入侵。大概到了17世紀中期印第安人人口開始達到穩定，並且有緩慢回升的現象。黑人出現在拉丁美洲大陸上，形成了多種族的社會，混血兒大量湧現，社會關係日益複雜。並且歐洲人在拉丁美洲並沒有能形成統一，新世界一直處於無政府狀態，白人集團互相敵對，加上歐洲帶來的疾病的蔓延，美洲大陸社會穩定程度極差： 印第安人不斷起義，同族之間卻互相鬥爭、暗算；各階級之間的武裝鬥爭不斷；殖民地與宗主國矛盾也日益加深，歐洲國家企圖通過改革緩解矛盾以維持對拉丁美洲的統治，但是改革非但不見成效，反而加深了矛盾；歐洲其他國家對拉美的進一步入侵；同時資本主義萌芽也開始在拉丁美洲出現。
1790年，在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下，在拉丁美洲的海地爆發了黑人革命，經過10多年的戰爭終於成立了拉丁美洲歷史上第一個獨立的國家。1810年，由於拿破崙在歐洲的發動戰爭令宗主國陷入危機，帝國統治面臨崩潰，為了防止另一個海地出現，拉美土生白人在拉丁美洲發動了西屬美洲獨立運動。緊接著是連綿不絕的起義和戰爭，拉丁美洲幾乎沒有一片淨土。經過長期的鬥爭，拉丁美洲一個個國家開始獨立，終於拜託了殖民者的統治。
由於殖民主義及其他歷史原因造成的文化差異、文化衝突和文化混雜性。哥倫比亞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一樣遭受過殖民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從十六世紀開始，拉丁美洲就生活在殖民主義的鐵爪下。他們不但受到了殖民主義者的經濟掠奪，同時還受到強者的文化滲透，殖民主義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文化傳統也進行破壞和歧視。西方文化和土著印第安文化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傳統，這種文化差異和文化衝突的結果之一是各種族、各民族間產生了越來越多的隔閡。隨著社會的發展，隨著外來人的湧入和白人與土著印第安人、白人與黑人等多血緣混血兒的產生，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的文化差異在逐步縮小，出現了多民族文化的混雜和相互融合。但是，不管多種族、多民族文化怎樣混雜和融合，拉丁美洲民族的文化傳統也不會被西方文化同化，因為這種文化的融合就象拉丁美洲的混血兒一樣，是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進行統治，一個種族對另一個種族進行侵犯和拈污的產物。被壓迫者的文化決不會因受到踐踏和歧視而就此消亡，相反，拉丁美洲民族的那些神話傳說、宗教觀念和風俗習慣在入侵者的文化滲透下更加頑強地影響並主宰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成為拉丁美洲民族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以來，面對帝國主義的控制、勒索和侵略行徑，拉丁美洲各國雖然政體有別，經濟發展水平也不一樣，但他們有共同的遭遇和命運，有共同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還有西班牙語文學藝術史上源遠流長的美洲主義思想，這一切凝聚成了一股團結對外的力量。拉丁美洲人民越來越不甘忍受被人擺布的命運，他們要求獨立自主的意識逐步增強。
第三個原因是拉丁美洲現代化發展歷程的無比坎坷。雖然拉丁美洲在名義上獨立了，擺脫殖民統治的拉丁美洲未能獲得真正的和平，歐洲列強一系列的政治措施依然壓迫著拉美。在拉丁美洲的獨立運動中，西屬拉丁美洲殖民地之間相當於原來殖民地時期的總督區、都督區大小十多個各自為政的共和國。各個國家人民的國家意識漸漸增強，國家之間的衝突和競爭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都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國家之間的衝突大多數是由於資源的爭奪、無人區的主權問題、邊界問題和難以妥協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國對其領國實行的霸權主義。即使國家之間有過不少談判，但是有的戰爭依舊無法避免。再加上美國獨立後對拉丁美洲軍事和政治思想上的入侵，更是令的拉丁美洲動盪，無法形成統一、穩定的局面。
隨著一戰的到來，歐洲放鬆了對拉美的控制，但美國卻藉機加強了對拉美的壓榨。但是歐洲國家對拉美資源的需求依舊促進了拉丁美洲的經濟發展，同時，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拉丁美洲各國的共產主義力量開始出現，共產主義政黨紛紛成立。同時拉丁美洲爆發了大規模的反美運動，並開始出現軍人干政的現象，二十世紀中期，拉美國家大多數國家都發生了軍事政變，在殘酷的政變下從“民眾主義”向“官僚權威主義”轉變。這些軍政府在政治上實行高壓政策，在統治期間犯下了許多大規模的侵犯人權的罪行，高級軍官中腐敗現象普遍，在經濟上不能實行有效措施，面對債務危機無所作為，加上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影響，拉丁美洲社會矛盾更加趨於尖銳化。 迫於國內形勢，一些軍人政府不得不交出政權，“還政於民”，20世紀後期，左翼政治在拉丁美洲迅速崛起，左派政黨開始上台執政，對當前拉美的政策實行了一系列的調整。
《百年孤獨》 然而，對拉丁美洲的“孤獨”影響最大的還是拉丁美洲的近代史，比方說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中描繪的孤獨感，其主要內涵應該是對整個苦難的拉丁美洲被排斥現代文明世界的進程之外的憤懣和抗議，是作家在對拉丁美洲近百年的歷史、以及這塊大陸上人民獨特的生命力、生存狀態、想像力進行獨特的研究之後形成的倔強的自信。這個古老的家族也曾經在新文明的衝擊下，努力的走出去尋找新的世界，儘管有過畏懼和退縮，可是他們還是拋棄了傳統的外衣，希望溶入這個世界。可是外來文明以一種侵略的態度來吞噬這個家族，於是他們就在這樣一個開放的文明世界中持續著“百年孤獨”。作者表達著一種精神狀態的孤獨來批判外來者對拉美大陸的一種精神層面的侵略，以及西方文明對拉美的歧視與排斥。這就是拉丁美洲近代歷史中大多數民眾及其家庭的現狀。
胡安·多明戈·庇隆 在拉美近代歷史中，有兩種“主義”對拉美影響巨大，一個是庇隆主義，另一個是考迪羅主義。庇隆主義的政策是以民族主義為指導，提出“正義主義”，即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和要解放不要依附等主張。庇隆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還是共產主義，”都已經是過時的制度“，因此”我們決定創立一個第三立場“，即正義主義。庇隆主張在經濟上拋棄自由經濟，而代之以社會經濟。在社會方面，以社會正義為基礎，在政治方面，注意尋求個人權利和公眾權利之間的平衡。為推行庇隆主義，正義黨建立了一個有工人、職業界，中小資產階級組成的，以工會為主要支柱的全國性政治組織。在經濟上加強國家干涉，限制以致犧牲農牧業部門的利益，支持國營和本國私人工業的發展，以逐步改變國家的經濟結構，實現國民經濟的現代化。庇隆主義使阿根廷的經濟呈現了一旦時間的繁榮。 迄今為止，庇隆主義仍然在阿根廷乃至整個拉美仍然擁有廣泛的影響。
庇隆主義的形成及其影響事實上非常複雜，眾說紛紜。但在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眼裡，庇隆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他將阿根廷工人對庇隆的擁護完全視做群氓的表現，他也從不思考庇隆首次執政時提出的“政治主權、經濟獨立、社會正義”的三項原則將會給阿根廷帶來什麼，不體察在冷戰格局中庇隆宣布阿根廷選擇“第三立場”意味什麼。持左翼立場的莫內加爾曾經和博爾赫斯爭論，莫內加爾認為“庇隆並不是一個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貧民看來，他代表著完全不同的東西，他引進了全新而必要的社會法規，他力圖將阿根廷從強權下解放出來”。他試圖對博爾赫斯說，“他的故事和夢魘里兇險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爾赫斯自己的“噩夢”。但是在這個問題上，博爾赫斯不會同任何人心平氣和地對話，在他的認知中，“反庇隆”是彼時阿根廷的唯一真理。然而現實證明所有的”反庇隆主義“政治家當中大多數都是考迪羅主義者。而庇隆政權的性質實際上十分複雜，博爾赫斯只看到他富於煽動性的言辭、喜歡個人崇拜，卻對庇隆擴大對工人階級的福利、試圖建立阿根廷民族工業等政策視而不見。而庇隆之後的軍政權以及智利皮諾切特政權的性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無疑問的右翼法西斯統治。比如1995年，阿蘭布魯將軍以“非庇隆主義化”為名實行了新的軍事獨裁，全面清洗庇隆主義，許多人被捕、遇害。
獨裁者馬克西米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 而考迪羅主義是拉丁美洲大地主階級同天主教會的反動勢力結成聯盟，利用獨立戰爭中發展起來的軍隊作為反動統治的工具，從而在拉丁美洲形成的軍閥獨裁政治。“考迪羅”源自西班牙語，意為“首領”，後引申為“軍事獨裁者”。在獨立最初的50年間，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區處於政治動亂和不安定的狀態中。考迪羅通過發動軍事政變以暴力手段奪取各地政權的現象相當普遍。玻利維亞在74年中曾發生過60次“革命”；哥倫比亞在70年中爆發了27次內戰；秘魯獨立後100年間更換了50多個總統；而墨西哥在19世紀中有72個政府。有些考迪羅的通知甚至只有幾個小時。這就造成了拉丁美洲各國政權更迭頻繁，政局長期動盪不安。在考迪羅一旦奪得政權便實施獨裁政治，隨意修改甚至停止憲法人民民眾被剝奪了一切政治權力。考迪羅們大多是制憲能手，自1810年來，考迪羅們一共頒布了憲法180餘部，居世界各州之冠。他們利用權力肆意搜刮民財，貪污受賄，絲毫不考慮國家命運，因此造成了政府財政空虛，民不聊生。即使後來也出現過考迪羅主義下的穩定局面，但一旦獨裁者去世社會又會回歸動盪。考迪羅主義嚴重阻礙了拉丁美洲代議制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發展，考迪羅主義給拉丁美洲各國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獨裁者安東尼奧·洛佩斯·德·桑塔·安納 拉丁美洲的獨裁者們面貌各異，但本質上“殊途同歸”：迷信、殘忍、多疑和迷戀權力。各種發生在他們身上的神奇事跡，在拉美已成了見怪不怪的家常便飯。曾三次統治墨西哥的獨裁者安東尼奧·洛佩斯·德·桑塔·安納將軍，舉行過盛大的葬禮，只為埋葬他在戰爭中失去的右腿。海地的獨裁者弗朗索瓦·杜瓦利埃曾下令把全國的黑狗斬盡殺絕，據說因為他相信自己的一個敵人為了逃避逮捕和暗殺，而變成了一條黑狗。篤信鬼神的薩爾瓦多獨裁者馬克西米亞諾·埃爾南德斯·馬丁內斯則讓人把全國的路燈統統用紅紙包起來，認為可以防止麻疹流行。他還“發明”了一種鐘擺，據說進餐前先在食物上擺動兩下，便知食物是否下過毒藥。委內瑞拉的戈麥斯被人們稱作“鮎魚”。這是因為他曾假死過，讓人散布自己死亡的訊息，以暗中“考察”人們對他的忠誠。自然，“復活”成功後便對異己大加撻伐，因此人民送了他這一綽號，以諷刺其“生命力頑強”。馬爾克斯的另一部小說《家長的沒落》主人公的原型就是這條“鮎魚”。1935年12月，當戈麥斯去世的訊息傳開，大部分委內瑞拉人都不敢相信。直到報紙刊登了戈麥斯躺在靈柩中的遺照，興高采烈的委內瑞拉人才敢聚在一起高呼——“鮎魚死了！”
巴勃魯·聶魯達 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隨著美國尋找、爭奪、更換代理人的活動逐步加劇，軍人政變成為許多拉美國家政權更迭的唯一方式，一個獨裁軍人代替了另一個獨裁軍人，新考迪羅們依舊延續著昨日的故事。在1982年的演講《拉丁美洲的孤獨》中，馬爾克斯詳細列舉了自1971年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拉美獨裁者所帶來的種種毛骨悚然的事件：五次可怕的戰爭和十七次軍事政變，兩千萬拉美兒童還不到一歲就夭折，十二萬人因遭受迫害而失蹤，成千上萬的戰士為了改變現狀而戰死，更多的人被流放。“1970年以來拉丁美洲嬰兒的死亡人數比整個歐洲出生的嬰兒還多；拉丁美洲的流亡者與難民可以組成一個比挪威還要大的國家”。
在拉丁美洲近代歷史當中固然少不了美國的介入，1898年美西戰爭結束後，勝利的美國開始大範圍介入拉丁美洲事務，一手持美元投資和自由貿易，一手持戰爭大棒，在拉美迅速擴張。一戰後，美國一躍而為美洲最有勢力的國家。1899年，美國瓦卡羅兄弟公司把第一批香蕉從宏都拉斯運往美國紐奧良，臭名昭著的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就在這一年成立。作為一家美國跨國壟斷公司、“帝國主義”的樣板，它曾在拉美歷史上扮演過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拉美，不少國家被稱為“香蕉共和國”，這是對經濟體系單一、政府不穩定、存在廣泛貪污和強大外國勢力介入的國家的一種貶稱。聯合果品公司暗中操控一些國家長達半個多世紀。它在拉美國家的每一個莊園，不僅在經濟上自成體系，而且自訂法律，自設軍營，甚至可以任意逮捕和槍殺工人，成為當地的“國中之國”。
哥倫比亞方面，現實中，哥倫比亞自1819年在玻利瓦爾的領導下贏得獨立後，政權逐漸分成兩大派：趨於中央集權的保守派和主張聯邦的自由派，兩黨對峙鬥爭的陰雲就一直籠罩在政局上方。奧雷里亞諾上校一次偶然得見保守派在選舉中作弊，讓他堅定了“如果一定要當什麼，我當自由派”，“因為保守派淨是些騙子”。他一生中發動過三十二場武裝起義，逃過十四次暗殺、七十三次伏擊和一次槍決，成為一個近乎神話般的英雄人物。就當他為了理想浴血奮戰不惜為之付出生命時，自由黨的領導人卻開始忙於和保守派談判，以爭取國會席位，將他無情地拋棄。
對於兩黨紛爭的黑暗，馬爾克斯更有著切身體會。1948年4月9日，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就發生了一件震驚全國的大事：自由黨左翼領袖、總統候選人埃利塞爾·蓋坦遭遇暗殺。一時朝野震驚，衝突和暴亂持續了三天三夜，數千人死於非命，該國歷史上最大一場的內戰也由此拉開序幕。當時馬爾克斯正在哥倫比亞國立大學就讀，哥大被迫關閉，他不得不因之輟學。馬爾克斯十歲前基本與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奧雷里亞諾上校這一人物的塑造，一部分就來自於外祖父的經歷，外祖父曾經身為上校，參加並指揮過哥倫比亞著名的“千日戰爭”。另一部分則將“千日戰爭”中自由黨主要領袖拉斐爾·烏里維·烏里維將軍的經歷糅合其間。
19世紀末，哥倫比亞的政權被民族主義保守派和溫和自由派把持的“復興政權”所控制，操縱著一個嚴刑峻法的中央集權國家。“復興政權”的衰落與當時一次嚴重的咖啡危機同時發生。十年間一直很穩定的咖啡價格突然開始暴跌，嚴重影響了政府的關稅收入。當局打算孤注一擲，便採取了歷史性的財政和經濟緊縮措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中的少數派更感窒息。自由派無法通過自由選舉進入國會（當時他們僅有一名國會議員，即拉斐爾·烏里維·烏里維本人）；政府在發行強制流通的紙幣過程中濫用權力，操縱選舉機器為現政權的候選人謀利，以及天天都在發生的腐敗和貪污……一場始於1899年終於1902年的“千日戰爭”不可避免地爆發了，在戰場上留下數十萬具屍體，堪稱“哥倫比亞歷史上最悲慘最血腥的戰爭”。小說中革命的律師們找到奧雷里亞諾上校，希望上校簽署妥協的條約，上校徹底明白“如今自由派與保守派的唯一區別就是，自由派去做五點鐘的彌撒，而保守派去做八點的”。真實的歷史中，保守派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雙方力量懸殊，讓烏里維將軍最終失去了信心。當“復興政權”含含糊糊作出承諾：“將實行恰當的改革，以便按比例與自由派共同掌權”，停戰協定簽訂了。這場“千日戰爭”使得哥倫比亞滿目瘡痍，國力大減，而最直接最大的影響是國家分裂：1903年11月，巴拿馬在美國的策動下脫離哥倫比亞獨立。
正是這些風雨變幻、錯綜複雜的歷史才成就了拉丁美洲以及其民族的“孤獨”，這種“孤獨”既有外因也有內因，正如馬爾克斯所說：布恩迪亞家族的歷史可以說是拉丁美洲歷史的翻版。馬爾克斯在他的諸多著作當中現實的描繪，就是拉丁美洲歷史的重演；所強調的“孤獨”，就是拉丁美洲的“孤獨”，而這正是他對拉丁美洲充滿正義感的思考和關心。
分析
孤獨
在訪談錄《番石榴飄香》中，馬爾克斯曾說：“拉丁美洲的歷史也是一系列高昂然而徒勞的奮鬥的集合，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遺忘的戲劇的集合。”
比較典型的例子有《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的老上校，上校是作者著意刻畫的中心人物。上校參加過千日戰爭，作戰英勇，二十歲就當上了上校。他等待“軍功獎”，已經等了五十六年，從議會頒布退伍法算起也已等了近二十年（包括準備材料、申請登記的時間）。為了維持生計，他幾乎變賣了家中所有的東西。飢餓和疾病使他瘦得皮包骨頭。他之所以還能撐著活下來，僅僅是因為他對來信還抱有希望，相信“用不了多久退伍補助金就會來的”。他還希望有選舉的訊息，期望選舉能改變他的命運。因此，他對借來的報紙“從第一版看到最後一版，甚至連廣告也沒有放過”。可是，報紙上既沒有關於他們這些老軍人的訊息，也沒有任何選舉的希望。上校終於發現，“自從實行新聞檢查以來，報紙除了談論歐洲外，別的什麼都不談了”，以致他幽默地說：“最好是歐洲人都到這裡來，我們到歐洲去。這樣，大家都可以知道本國發生的事情。”雖然上校沒有失去信心，可他已經開始抱怨有關官員：“我在想著那個操著決定退伍補助金大權的職員，五十年以後，我們將安安靜靜地呆在地底下，而那個可憐的傢伙每個禮拜五都得受苦，盼望著自己的退休金。”這不僅是上校對操著決定退伍補助金大權的官員的詛咒，是上校積壓心底多年的憤怒的渲泄，而且是對獨裁政府的直截控訴和強烈抗議。當妻子在他們一線希望都沒有了的情況下問上校“告訴我，我們吃什麼？”時，上校回答說：“屎！”至此，上校的控訴和抗議達到了最強烈的程度。
上校的例子並不是憑空捏造的這與馬爾克斯外祖父的經歷有一定關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外祖父堂尼古拉斯·馬爾克斯，在兩次內戰中幸免於難，他一直站在自由黨人一邊，馳騁疆場，英勇作戰，榮獲上校軍銜。他一輩子都在等著領取“軍功獎”，直至離開人世。外祖父死後，外祖母繼續等著這筆酬金。外祖母晚年雙目失明，仍然對此抱有希望。她對兒孫們說：“等我百年之後，希望你們能夠領到這筆錢！”加西亞·馬爾克斯幼年一直跟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兩位老人對他的影響極大，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因此他的作品裡經常出現兩位老人的形象。
同樣的，這種遺忘在《百年孤獨》當中也可見一斑，最典型的人物是奧雷里亞諾·布恩迪亞上校。但他的形象塑造和《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中的老上校相差不遠。自然，在《百年孤獨》中，其他的人物也表現出了不亞於上校的“孤獨”。譬如阿瑪蘭妲織了又拆，拆了又織不停做壽衣，庇拉爾·特爾內拉在與不同男人的糾纏中麻醉自己……這些就和上校做小金魚是一樣的性質。布恩迪亞家族的每一個成員就這樣無休止地在孤獨中掙扎，既想逃脫，又想保持這種孤獨的被遺忘的姿態。
在《惡時辰》中亦是如此，最具“孤獨氣質”的人物自然要數那位鎮長。在刻畫鎮長的日常生活時，馬爾克斯寫道，“鎮長經常是幾天幾夜的不吃飯……要說他的活動，有時候也真是忙得不可開交，可又不是老這么忙，很多時候卻又閒得無聊，在鎮上東走走西看看，或者把自己關在那間裝了鋼板的辦公室里，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樣打發過去的。他總是孤零零的一個人，老是待在一個地方，沒有什麼特殊的愛好……”。寥寥數筆，馬爾克斯就鮮活地勾勒出了一位孤獨的鎮長。在故事中，作為獨裁者的鎮長所擁有的這種孤獨，源自他的個人經歷以及當下的處境。此後，馬爾克斯又通過人物的心理活動來刻畫他的這種狀態，“屋裡又剩下他一個人了，腦海里翻騰著一些往事，沒有一點睡意。大白天他睡不著，覺得自己身陷在這小鎮的泥潭裡拔不出來”。這樣來看，孤獨對於鎮長來說，可以被看作是針對過去和當下的恐懼而產生的一種自然反應。在鎮長看來，小鎮發生兇殺案、匿名貼的背後，都是過去的暴力在當下的延生，他自己的人生則早已深陷於這種暴力而無法自拔。所以，在旁人無意中打擾他睡眠時，他會下意識地舉槍防備：“鎮長一伸左手，倏地拔出手槍，渾身肌肉繃得緊緊的，差一點扣動扳機”。借著這些直白的行為和心理描寫，馬爾克斯展現了一位孤獨的獨裁者形象。
這些孤獨在其他作品當中也清晰可見，這些種孤獨略有不同，但無一例外地描繪了拉丁美洲各階層的“孤獨氣質”。他們不斷反覆勞作和西西弗斯推石上山似乎有著某種相同的啟示意義。不斷反覆勞作，而又毫無結果，這是一種超驗的意象。“是一種對人類某種狀態的說明。通過這樣的說明，一個家族的孤獨在此被進一步表現為現代人共有的巨大困惑：‘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我們到哪裡去？’而且，歷史越是發展，文明越是進步，人類越是對自己有所認識，這種擾人心緒的困惑也越是得以增長。而最為困惑的也許是，人類永遠也無法看清自己。”就像羊皮紙手稿是一張寫滿布恩迪亞家族孤獨的密碼，一旦當人類徹底認清了自己，讀懂了這張帶有寓言色彩的手稿，人類也就會毀滅了自己。就像布恩迪亞家族的人們一樣，在一陣颶風中，永遠消失在這個塵世了。《百年孤獨》中的人們一直處於像《緻密倫娜的情書》中說道：“我的本質是：恐懼。”以緻密倫娜在給勃羅德的信中說“我還沒有認識他的為人，就已經認識了他的恐懼……”。如同克爾愷郭爾所說：“當恐懼害怕他自己時，他就同恐懼對象保持著一種詭譎地關係。他的目光就再也離不開這個對象，而且，他也不願意離開，因為，當某一個人想把目光從那個對象上挪開時，他就會感到後悔……”
在權利方面，馬爾克斯在《番石榴飄香》中說到：“至於權利的孤獨和名聲的孤獨毫無疑問是存在的。保存權利的策略和抵禦名聲的策略最終總是相似的。這是這兩種情況會產生孤獨的部分原因。此外權利與名聲的隔離效應更加深了這一問題的嚴重性。歸根結底，這個問題有關掌握情況，了解信息，隔絕信息會把上述兩種人同紛繁複雜、千變萬化的現實隔離開來。因此，權利和名聲存在一個相同的重要問題：‘應該相信誰？’這個問題如果放肆地加以引申，最後會導致這樣一個問題：‘我他媽的到底是誰？’”
正如馬爾克斯在演講中說的：“現實是如此匪夷所思，生活在其中的我們，無論詩人或乞丐，戰士或歹徒，都無需太多想像力，最大的挑戰是無法用常規之法使別人相信我們真實的生活。朋友們，這就是我們孤獨的癥結所在。”
另一方面，當資本主義世界突飛猛進的時候，大量的新事物湧向拉丁美洲，包括歐洲的文化思想在，使得拉丁美洲在強大的現代文化意識面前只能如愚弱者般迷惑不解。自從象徵著現代文明的鐵路載來大批移民後，馬孔多陷入了怎樣尷尬的局面：“馬孔多的人們被如此五花八門的神奇發明搞得眼花繚亂，簡直不知道從何驚訝起了。”“她們使消沉者振作奮發，靦腆者膽大妄為，貪婪者心滿意足，克制者狂熱不已，濫淫者受到懲戒，孤僻者改變脾性。”“上帝似乎決意要考驗一下人們的全部驚訝能力，他讓馬孔多的人們總是處於不停的搖擺和游移之中，一會兒高興，一會兒失明；一會兒百思不解，一會兒疑團冰釋；以至誰也搞不清現實的界限究竟在哪裡，真實與幻景交織在一起。使得栗樹下何塞·阿卡迪奧·布恩迪亞的幽靈也耐不住動手動腳了，甚至在大白天他也在家裡轉悠起來。”奧雷里亞諾上校說得對，在突如其來的現代文明爆炸面前，“人的本性起了變化”。人們的自信心和剛毅不阿被迷信上帝和崇拜商品的觀念取代了。總之，現代文化意識的侵略性的衝擊強迫著馬孔多接受外來的文明，被動的未曾消化的文化吸收帶來了雙重的影響。一方面，它造成了馬孔多傳統意識的中斷，沉重地打擊了馬孔多意識的自信心，自卑和軟弱造成了痛苦的精神壓抑、夢魘般的恐懼和自發的反抗。另一方面，它造成了過分急速的意識變異，包括由於經濟上的自給自足的村落發展為繁華侈靡的商業城市造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變異，自戀傾向發展為自我放縱的道德變異，原始的多神教發展為一神的基督教的宗教信仰的變異，以及由於教育的不發達使舊的無知麻木變為對新事物的愕然困惑的精神狀態，如此等等。殖民主義者把近百年積累起來的現代文明一瞬間傾倒在馬孔多人頭上。舊根基被炸毀了，而新文明又無法適應，於是現實世界在馬孔多意識中就自然而然地轉化為一個魔幻世界了。這是馬孔多的不幸，也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和民族的不幸。這個意識中斷和突變造成的不幸至今還在重演。
尼克森的車遭拉美人民襲擊 當然，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壓榨也是不可忽視的：瓜地馬拉是美國跨國公司統治拉美的一個典型例子。聯合果品公司擁有瓜地馬拉的電報電話設施，壟斷了瓜地馬拉的香蕉出口；它的子公司——中美洲國際鐵路公司則控制了危國境內唯一有效的交通網，商業船隊壟斷了瓜地馬拉的海運業。瓜地馬拉一半以上的土地，生產純粹用於出口的香蕉，許多瓜地馬拉人因此被迫以高昂的價格購買進出口食品。而聯合果品公司享有大量免稅特權，實際上瓜地馬拉人民不能從它的巨額利潤中獲得任何收益。瓜地馬拉革命者於1944年推翻獨裁政府，哈科沃·阿本斯總統1952年頒布了土地改革法，對聯合果品公司的土地進行沒收，極大地觸動了公司的利益。1954年，美國策劃了武裝叛亂，美國飛機直接轟炸瓜地馬拉，迫使阿本斯政府下台。繼任的親美政府立即推翻了阿本斯的政策，把土地歸還大地主和聯合果品公司，給中美洲國際鐵路公司以特權，取締工會、農會和民主黨派，重新建立了獨裁統治。瓜地馬拉的獨裁統治，使得農民於1960年開始了持續36年的游擊戰。在這場戰爭中超過十萬人喪生，上百萬人流離失所。同樣的情形還發生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整個拉丁美洲如同一個龐大的國際加工廠，停不了的機器，流不盡的血汗，正應驗了那句拉美廣泛流傳的諺語：“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1958年，美國副總統尼克森出訪拉美八國的經歷就是最好的寫照。拉美人民掀起空前強大的反美示威。尼克森一到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機場，首先看到的便是大字“再見，尼克森，我們不留你”。當他的汽車經過街道時，唾沫、棍棒、石子、爛水果、雞蛋、垃圾全都投向汽車，汽車玻璃全部粉碎，車上的美國國旗也被撕掉。警察釋放催淚瓦斯驅散抗議的民眾，才把尼克森救出重圍，可見民族情緒積怨之深。
馬爾克斯在演講《達摩克利斯之劍》中強調：“去年（1985年），全球有七千五百萬人忍飢挨餓，以平均每人需要攝入的能量計算，其成本還不到一百四十九枚MX飛彈（MX洲際戰略飛彈），而西歐正打算安置二百二十三枚。二十七枚飛彈即可幫助貧困國家購買今後四年所需的農業器械，確保足夠的糧食收成。該計畫的花費還不到1982年蘇聯軍費預算的九分之一。”造成拉丁美洲孤獨的原因不僅僅是人民的，而且還是世界的。世界的軍備競爭和對資源的需求將拉丁美洲從他們中間孤立了出去。馬爾克斯在演講中說過：“自我追尋的路上荊棘叢生、鮮血淋漓，他們走過，我們在走。用他人的標準解釋我們的現實，只會讓我們變得越來越陌生，越來越拘束，越來越孤獨。”“如果連我們自己也被難倒，那么，生活在地球這邊、理性至上、沉醉於自身文化的人自然就更無法明白我們了。不難理解他們會堅持用衡量自身的標準來衡量我們，忘記了生活的苦難因人而異。”
“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馬爾克斯經過多年的反省探索，總結出以“馬孔多”為縮影的整個拉美大陸，在歐洲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充滿壓迫、暴力和欺騙的歷史，以“魔幻現實主義”這種獨特的方式發出火山爆發式的抗議，沖開冷漠的氛圍，傳向世界，使熱情未泯、理性猶在的人們大吃一驚地重新發現拉丁美洲，以便關注它的悲劇及其根源，並幫著找出一條拉美人民擺脫孤獨、拉美民族振興的正確道路。
“孤獨的反義是團結”
在《番石榴飄香》中，當門多薩詢問馬爾克斯布恩迪亞家族孤獨感源出何處時，馬爾克斯答道：“我個人認為，是因為他們缺乏愛。在我這部小說里，人們會看到，那個長豬尾巴的奧雷里亞諾是布恩迪亞家族的人不懂愛情，不通人道，這就是他們孤獨和受挫的秘密。我認為，孤獨的反義詞是團結。”
《百年孤獨》將近尾聲，當布恩迪亞家族最後一個成員“豬尾巴”誕生時，一場突然而來的颶風把整個小鎮席捲而去，“從世人的記憶中根除，羊皮卷上所載的一切自永遠至永遠不會再重複，因為注定經受百年孤獨的家族不會有第二次機會在大地上出現。”
馬爾克斯認為專制制度是拉丁美洲最大的悲劇，他的悲劇觀似乎接近於魯迅的悲劇觀。魯迅在1925年提出“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 而在19世紀20年代，美國發表了《門羅宣言》，將拉丁美洲規定為美國的所有物。
在《百年孤獨》情節發展到布恩迪亞家族的第三代時，奧雷里亞諾上校的兒子特里斯特將外面文明的產物——火車，開到了馬孔多，人們目瞪口呆地看著這個冒著蒸汽的龐然大物就此闖入了他們的生活。馬爾克斯如同一個預言家，用異常冷靜的筆觸寫道，“這列無辜的黃色火車注定要為馬孔多帶來無數的疑竇與明證，無數的甜蜜與不幸，無數的變化、災難和不幸。”因為隨之而來的，還有美國佬和香蕉公司。
美國佬建起了一片鋅頂木屋，在土地上扯起鐵絲網，將馬孔多迅速改造成一座巨大的香蕉種植園。這一情節來自馬爾克斯的親身經歷：“我童年時代生活的那個小鎮——阿拉卡塔卡，很大一部分是一家美國公司——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建設的。”在阿拉卡塔卡，聯合果品公司還帶來了舞廳、妓院和賭場，短短五年，一個以可可園、甘蔗園占主導地位的小農經濟為主的村莊，變成了“索多瑪城的狂熱模仿者”。小說中帶來喧囂和罪惡、對工人極盡盤剝之能事的香蕉公司，原型就是美國聯合果品公司。
1920-1929年，美國向哥倫比亞的投資增長了9倍多，占領了哥倫比亞經濟的主要領域。1926年保守黨人阿瓦迪亞·門德斯上台後，哥倫比亞更是社會矛盾尖銳，危機四伏，石油工人、河運工人、香蕉和菸草種植園工人紛紛罷工。發生於1928年12月6日的香蕉大屠殺，就原原本本出現在了《百年孤獨》之中。
12月6日凌晨，大約3000名工人聚集在謝納加火車站，他們接到通知說原地不要動，省長和聯合果品公司經理很快會來，以便跟他們就九點要求設法達成一個協定。這是一個致命的圈套。省長和經理沒有來，最後來的是當地的軍政長官卡洛斯·科爾斯特·巴爾加斯和300名左右的士兵。軍政長官封鎖了路口，把工人包圍在車站，向他們宣讀了他自己的“一號通令”，以開火威逼工人們解散，限他們五分鐘內撤離。五分鐘後誰也不撤離，軍政長官說再給一分鐘，這時寂靜的人群中響起一個十分洪亮的嗓音：“我們把剩下的一分鐘贈送給你們吧。”接著就像小說中所描寫的那樣：人群被一排排的機槍密集地掃射著，老人和小孩，母親與嬰兒，都“像剝洋蔥似的”一圈圈倒下了……
真實的歷史中，最後官方對這場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只承認9人死亡，並在屠殺之後的三個月中，搜捕和槍殺一切有罷工者嫌疑的人。屠殺後僅僅幾小時，一場和《聖經》所記載的一樣的大暴雨自天而降，阿拉卡塔卡四周大部分地區一片汪洋。34年後，馬爾克斯讓同樣的雨又在馬孔多鎮下了“四年十一個月零兩天”，仿佛要蕩滌人類所有深重的罪惡。所以拉美人民才會有“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的說法。
與此同時，拉丁美洲並沒有形成一股力量，而是如一盤散沙一樣。考迪羅主義四處橫行，社會動盪不安，衝突不斷。在20世紀末的10年中，從相對收入上講，中上等與中等階層的25%的從業人員得到了提升，而低端的75%下等階層的從業人員反而下降了。許多產業都形成了規模化的非正規地下經濟，其從業人員往往在更差的工作環境中從事更為繁重的勞動，得到更為菲薄的勞動報酬。從200多年前拉丁美洲擺脫歐洲白人殖民統治、獲得民族獨立自治到今天，拉美各個國家的社會結構依然呈現出兩極分化的“金字塔”特徵。社會形成了相互斷裂的兩個階層：高高在上的權貴集團和為生活奔忙的社會底層。這種結構之下的社會不平等表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各個方面，又與社會發展的政策戰略糾纏在一起，形成了拉美國家獨特的發展路徑。從結果上看，拉美國家斷裂的社會結構給經濟發展的制度環境以及國家的治理能力帶來了難以掙脫的負面影響。整個社會也顯示出政局動盪、政策經常改弦易張、經濟成長大起大落、發展停滯不前。加之以高度的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產生的制度惰性、高額的“社會福利”支出，無序城市化、非正規部門與扭曲的效率機制以及國家治理能力上的薄弱。
馬爾克斯說過：“誇張實際上也是我們拉丁美洲現實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的現實是十分誇張的，常常使作家面臨嚴肅的問題，其中一個就是辭彙的匱乏。”他說：“我希望全世界都成為社會主義的，而且我相信世界遲早會變成這個樣子。”“獨裁者是拉丁美洲特有的有神話色彩的角色。”
墨西哥哲學家巴斯孔塞洛斯，J.的《宇宙種族》一文發表於1925年。它的主要思想可以用文中的一段話來概括：“世界各種族日益趨向相互融合，直至形成一種新人類，它的構成將集現存各民族之大成。”巴斯孔塞洛斯認為，繼尼格羅人種、印第安人種、蒙古人種和歐羅巴人種之後，世界上不會再出現第5個、第6個占主導地位的種族；未來的種族將是融合各種族血液的“宇宙種族”，因而也將是一種最崇尚友愛、最具有普遍性的種族。“宇宙種族”的思想是在拉美文化民族主義思潮高漲時期提出來的，無疑帶有浪漫主義和烏托邦色彩。
“宇宙種族”的思想不是一種孤立的思想，它相對於達爾文的自然選擇的進化論，倡導比較平等的人道主義精神。巴斯孔塞洛斯認為，這種思想與征服時期的原始天主教理論，即以拉斯·卡薩斯為代表的思想一脈相承。拉斯·卡薩斯等教士當年堅決維護印第女人的地位，認為他們有靈魂，也有能力接受基督枚教義。“宇宙種族”是弱小民族以烏托邦的方式提出的賴以抗衡歐洲中心論的思想武器。
馬爾克斯在作家門多薩的採訪中，將布恩迪亞家族的終結歸因於至死方休的孤獨，有人說“孤獨”才是這篇小說最大的隱形主角，甚至隱喻了整個拉丁美洲“被殖民文化所打斷、分割後的一種碎片化的孤獨”。馬爾克斯提出了他的觀點，“孤獨的反義是團結。”
1982年，特意身著哥倫比亞農民服裝的馬爾克斯，出現在諾貝爾的頒獎禮上，他的演講《拉丁美洲的孤獨》是一個令人感動的呼籲，呼籲人們理解和支持拉丁美洲人民反對不公正、要求自決權和自我完善的不息鬥爭。演講的最後，他說，相信一個美好的未來還為時不晚，那是“一種全新的、顛覆性的生活方式：不會連如何死，都掌握在別人手裡，愛真的存在，幸福真的可能。”於是最後一句，馬爾克斯改變了《百年孤獨》那個黯然的結局——“那些注定要忍受百年孤獨的民族，將最終也是永遠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機會”。
作品評價
《拉丁美洲的孤獨》是馬爾克斯作品一個概述性的總結，世界解讀馬爾克斯“孤獨”主題的必不可少的鑰匙。《拉丁美洲的孤獨》帶給了世界一個病痛的、與世隔絕的拉丁美洲。
馬爾克斯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中講《拉丁美洲的孤獨》。這種“孤獨”並不專屬於某個大陸或者民族，而是文明的此岸對彼岸的堅持與倔強。
作者簡介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1927-2014），哥倫比亞作家，記者。1927年3月6日生於馬格達萊納省阿拉卡塔卡鎮。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的主要特色是幻想與現實的巧妙結合，以此來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審視人生和世界。重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百年孤獨》（1967）《家長的沒落》（1975）、《霍亂時期的愛情》（1985），中篇小說《枯枝敗葉》（1955）、《惡時辰》（1961）、《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校》（1961）、《一件事先張揚的兇殺案》（1981），短篇小說集《藍寶石般的眼睛》（1955）、《格蘭德大媽的葬禮》（1962），電影文學劇本《綁架》（1984），文學談話錄《番石榴飄香》（1932）和報告文學集《一個海上遇難者的故事》（1970）、《米格爾·利廷歷險記》（1986）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