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俄國當時革命領導人中，其政治面貌被歪曲得最嚴重而且長期難以恢復的是托洛茨基。長 期以來，托洛茨基被當作最兇惡的敵人，幾乎是談“托”色變。“托派”，不但在蘇聯黨內而 且在中國共產黨內也被當作敵人。
作為革命元老之一，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時期和十月革命後內戰期間都做過很大的貢獻。當 時他的地位高於史達林，這一點，史達林本人也是無法否認的。
托洛茨基的歷史貢獻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當時列寧在國外，主要是他領導了1905年的二月革命；
二、他是十月革命的直接指揮者，軍事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人。主要是由他和斯維爾德洛夫直 接領導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
三、十月革命後的內戰期間，托洛茨基臨危受命，仍擔任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的要職。在兩 年多的時間內親臨前線，身先士卒，粉碎了鄧尼金、高爾察克和英法等國支持的叛軍的鬥爭， 拯救了蘇維埃共和國。
四、內戰結束後，交通癱瘓，托洛茨基又兼任了鐵路人民委員的職務，他用鐵的紀律和有效 的行政手段，使鐵路運輸恢復了生機。
有關托洛茨基的事跡，長期以來是個禁區，因而大家對他所知甚少。中國的出版界到上世紀 90年代初期蘇聯解體後，才開始客觀地談到托洛茨基，揭示當年蘇聯黨內鬥爭的真實情況。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托洛茨基自傳》。這本自傳的譯者石翁等寫了一篇很長的《譯者前 言》，對托洛茨基作了比較客觀的評價，可以從中了解不少我們過去不了解的情況。
章世鴻
《托落茨基自傳》中譯本譯者前言
托諾茨基到底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人們為什麼對他這么耿耿於懷呢？看了這本書，讀者會有一個清晰的理解。
我們看到了“另一個”托洛茨基。他從年輕時就投身革命運動，在革命實踐和理論探索中成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傑出理論家和領導者。他一手領導了1905年革命，在列寧不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武裝起義的情況下，又是他領導了十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十月革命後，國內反動勢力在國際資產階級的支持下掀起內戰，想把年輕的蘇維埃政權扼殺在搖監中。當時布爾什維克剛剛獲得政權，還沒有建立起自己的軍隊，而他們接管的國家又是被沙皇的腐朽的統治和連年戰爭消耗殆盡的國家。在這危若累卵、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托洛茨基臨危受命、力挽狂瀾，擔起了革命軍事人民委員和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要職。在兩年半的內戰烽火中，他親臨前線、身先士卒，以其天才的組織能力在戰火中建起了一支紅軍，並率領著這支隊伍南征北戰、粉碎了鄧尼金
、高爾察克、科爾尼洛夫、尤登尼奇、弗蘭格爾等英法兩國支持的叛亂部隊，拯救了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
內戰結束後，蘇維埃共和國滿目瘡痍，百廢待興，它將在一片廢墟上進行建設，但經濟建設的命脈——鐵路運輸卻瀕於徹底癱瘓，又是托洛茨基兼起了鐵路人民委員的職務，他用鐵的紀律和有效的行政手段，使鐵路運輸恢復了生機，創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創造的奇蹟”。
這樣一個叱吒風雲、扭轉乾坤的人物，怎么會敗在史達林手下呢？
托洛茨基本人是如何回答這個問題的呢？他說這是歷史的必然，因為每次革命之後都會出現“熱月政變”，無產階級革命也不能例外。他這樣說決不是為自己巧言辯解，只不過表現出他過於熱衷理論、書生氣十足罷了。
一般說來，規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釋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籠統、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條普遍規律都要有無數特殊規律來補充。如果說人類社會的發展遵循著一條普遍規律的話，則任何一個具體社會的每一步具體發展都存在著無數的可能性，最起碼是幾個可能性。這些可能性都有成為現實的可能，至於哪種可能性成為現實，往往只是一些微少的偶然因素所致。無論哪種可能性變為現實，我們都可以說是歷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會朝這個方向發展。但在另一種對立的可能性成為現實時，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根據來證實這種現實是歷史的必然。托洛茨基未必會否定如果沒有他和列寧的話就不會有十月革命，如果說十月革命是歷史的必然的話，那么這種必然性是十分脆弱的，它在某種程度上完全取決於托洛茨基和列寧存在這個偶然因素。“熱月政變”的必然性也同樣脆
弱，在“熱月政變”成為現實前同樣也存在著其他可能性，只是歷史是不可逆轉的，某種可能性一旦成為現實，其他可能性便被排除。不過，我們總不能因此就否認其他可能性也存在過，也有成為現實的可能。遺憾的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是既
成事實，而不是選擇。所以，用歷史的必然性來解釋史達林獲勝的原因，難免會流於空泛。只有了解當時的歷史背景、列寧與托洛茨基和史達林之間的關係，6人政治局中的力量對比，才能得出正確的答案。 首先分析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
由於布爾什維克長期處於非法組織的狀態，因此不可能有廣泛的黨內民主。縱觀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和捍衛政權的歷史，使人有如履薄冰和走鋼絲之感，一個機會把握不住、一個重大的失誤都會導致整個歷史重寫。就是由於革命的主要領導人列寧和托洛茨基高瞻遠矚、雄才大略，英明果斷、才領導布爾什維克奪取了政權並使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渡過了重重難關、轉危為安。
十月革命只邁出了奪取政權的第一步，真正確定政權性質的工作——立法和建立新制度的工作更加艱巨。但由於當時俄國的落後，廣大人民的文化素養低下，人民和廣大黨員與黨的領導層的距離非常遙遠，又加上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權還十分脆弱，國內外敵人的猖狂進攻，使列寧無法實現他在《國家與革命》中描繪的社會主義藍圖，不得不使集權的傾向逐步加強。在喀琅施塔得反革命暴亂後，他取消了其他黨派的合法地位，使多黨聯合執政變為一黨專政，黨的權力集中於中央，最後集中在政治局。從1919年到1923年約4年期間內，列寧主持政治局會
議約296次，處理和決定了2851個問題。在內戰期間，由於黨組織、工作方法和組織制度的全部軍事化和高度集中制，使任命製得以普遍實行。十大又通過了禁止派別活動的決議，這個決議消除了在黨內不同觀點派別鬥爭的可能性。這種情況隱藏著巨大的危險，使本來是為了推動國家發展、促進社會民主正義而建立的專政有可能變成與其原來宗旨相悖的異化物，使工具本身變成目的，產生一批享有特權的官僚。
印戰結束後，列寧發現了權力過分集中而產生的弊端和國家領導人陷入官僚主義泥潭的危險，他力圖通過擴大黨內民主、加強監察機構、取消委任制、進行民主選舉避免這種危險。但由於種種原因，他的努力沒有收到預期效果，既沒有改變國內戰爭期間己確立的政治體制框架，也沒有改善權力高度集中的狀況。正因如此，列寧在重病期間才如此重視喬治亞事件，直至下決心撤消史達林總書記的職務，因為列寧把它與政治體制改革聯繫在一起。
有必要聲明一下，上面所述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權力高度集中，只是為了對史達林獲勝的歷史背景加以分析，而不是對蘇維埃共和國體制的否定和貶低。相反，當時的體制是當時歷史環境的必然產物，非此蘇維埃政權就不能生存。另外應注意的是，那時蘇維埃體制還處在草創階段，帶有應急和臨時的性質。一旦條件允許，列寧立即考慮改革體制，從根本上消除官僚主義和其他隱患。還要說明的是，權力高度集中並不等於個人獨裁、個人崇拜和終身制，後者是史達林體制的特徵。列寧領導時期，處於權力核心的是黨的領導集團，是一個實行集體領導的政治家集團。造成這種差別時主要是列寧和史達林的個人品質、素養和人格的差異。
但史達林恰拾利用了列寧試圖加以糾正的由歷史所造成的權力高度集中的情況為他獨裁創造了基礎。他通過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勾結控制了政治局，通過組織局安插親信、排除異己，反對派別活動的決議使他可以把一切反對派都置於死地，集權制產生的享有特權的官僚成了他的權力基礎。經過一系列緊張的幕後活動後，他在搞托洛茨基的鬥爭中已經穩操勝券了。
當然，在釀成這一結果的過程中，列寧本人對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態度，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在托洛茨基的自傳中，只講列寧對他的信任及他們之間的友好關係，而列寧對史達林的態度似乎只有嫌惡和不信任。可實際上，史達林在權力角逐中獲勝與列寧對他的態度是分不開的，他和托洛茨基一樣，曾是列寧心目中的繼承人人選。
為什麼列寧把兩個性格、品質，才能完全不同的人作為自己的接班人人選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談談列寧心目中理想的領袖所應有的素質。列寧認為，一個真正的政治領袖是能夠把理想主義者忠於學說的原則和實用主義結合起來的人，而且還要有足夠的個人感召力。列寧本人就具備這些素質，他的實用主義使他不至淪為烏托邦主義者和教條主義者，使他在處理實際問題上注重策略性、靈活性和隨機應變；他的理想主義和理論原則又使他能夠高瞻遠矚、忠於理想，永遠不為實用手段所左右，而是讓手段為目服務，從而保證他不至跌入實用主義
的泥潭之中。一個真正的政治領袖實際上是一個能夠把忠於理想原則和實用主義的不擇手段結合起來的人。但在現實中，這種人並不多見。
托洛茨基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高瞻遠矚、歷史洞察力、魄力和組織能力等都是毋庸置疑的，在布爾什維克的最高領導人之中，在這方面能與列寧相媲美的只有托洛茨基。1905年革命和1917年的十月革命都證明了這點。但托洛茨基的靈活性、策略性和隨機應變的能力卻不能令列寧滿意。在《火星報》編輯部分裂時，托洛茨基純粹出於對列寧的手段不滿而與列寧分道熱鑣，在簽署布列斯特和約時，他又是出於道義考慮而與列寧發生分歧，他為了使世界無產階級認識問題的本質並揭穿布爾什維克與德國勾結的謊言，不惜冒遭受重大損失乃至失敗的危險
。列寧則不同，他對現實必要性考慮得更多一些，一旦看到現實必要性，他就能排除其他考慮，乃至使用一些不大光明磊落的手段，如在他反對查蘇利奇、阿克雪裡羅得和普列漢諾夫時那樣，有時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如乘德國的鉛封車返回俄國。此外，列寧對托洛茨基是否有足夠的個人感召力也很懷疑。讀了他的自傳，我想讀者也會覺得他是“至察無友”的人，他對布爾什維克其他領導人的評價也確實過於苛求。他的用人原則完全是出於對革命事業的考慮，決不為個人和集團利益結黨營私、排除異己，他對明仁斯基的態度就很能說明問題。
史達林完全是另一種類型的人。他沒有在革命的關鍵時刻表現出領袖的大智大勇，他的才能完全表現在另一個方面，那就是不受任何理論和原則的束縛，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後來列寧可能發現，史達林不是不受理論和原則的束縛，而是根本就沒有理論和原則，理論、原則在他手中也不過是達到目的手段而已。托洛茨基的長處與列寧的一個長處相比，並無太大距離。而史達林的長處與列寧的另一個長處相比，似乎還要勝一籌。因為列寧畢竟是個革命理論家、理想主義者，他要建立人類歷史上最理想的社會，他在行動中不會完全擺脫理想、理論和原
則的束縛。大概是出於這個原因，他更加器重史達林。史達林在布爾什克的領導人中，本來是個默默無聞的人，但在十月革命後，他的地位穩步上升，除了他強烈的攝取權力的欲望和不擇手段、隨機應變的能力外，列寧的器重恐怕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內戰期間，戰勝白軍是蘇維埃共和國的頭等大事，在每一個戰役的勝負都關係到共和國的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史達林支持和操縱的軍事反對派嚴重地干擾了紅軍的戰略部署，造成了許多無謂的損失。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仍沒有制裁史達林，而是極力設法調和托洛茨基與史達林之間的關係，以至托洛茨基憤怒地譴責他搞“靠不住的妥協”。
1922年間，儘管史達林與列寧之間產生了一些磨擦，但列寧仍沒有改變對他的看法，每次見面都與他長談。直到年底寫遺囑時，儘管他的選擇傾向於托洛茨基，但他還是希望托洛茨基與史達林能夠竭誠合作，避免使黨分裂。直到他確信史達林掌權將葬送十月革命的理想、破壞社會主義原則時，才決心撤掉後者的總書記職務。可惜為時已晚，史達林羽翼已豐，更主要的是列寧的健康情況已不允許他親手把“炸彈”投向史達林了。
任何一場政治或權力之爭，勝負都是由實力對比決定的。早在列寧患病之前，虛榮、野心勃勃、權力欲極強的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為奪取最高領導權進行了一筆骯髒的政治交易，由季諾維也夫提議史達林任總書記一職。列寧患病後，接班人的問題變得更加迫切，由於托洛茨基在蘇維埃共和國享有崇高的威望，所以被他們視為奪取最高領導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為此，他們更加緊密地勾結起來。加米涅夫本人沒有野心，但他完全處於季諾維也夫的影響之下，布哈林也站在史達林一邊。這樣，除列寧之外的5位最高領導人中，托洛茨基處於絕對少數。
當列寧還能從事鬥爭時，托洛茨基依靠列寧的支持，還有獲勝的可能，甚至在列寧逝世後，他利用列寧交給他的“炸彈”，也仍有獲勝的可能。但他卻出於對“空位期”和黨的分裂的顧慮，沒有積極地利用這些有利的條件，從而導致自己徹底的失敗。當列寧已經決定撤消史達林總的書記職務，開除其黨羽奧爾忠尼啟則和捷爾任斯基的黨籍時，他還有所保留，仍希望史達林能改過自新，希望最高領導層能竭誠合作。在他的對手們私下策劃要在政治上把他搞垮時，他卻令人不解地無所作為，竟然還去郊區打獵，以致染上使他喪失戰鬥力的疾病。托洛茨基這樣做，也許是意識到力量對比懸殊，如他在自傳中所說的，即便獲得勝利，其結果能維持多久是頗成問題的。也許他是出於自信，象他這樣能夠準確地把握歷史轉折契機、叱吒風雲、扭轉乾坤的人，只要有機會，必將會東山再起。因此，他
想進行一場長期鬥爭，從做青年工作入手。但他沒有充分認識他的對手史達林，對對手們針對他進行的鬥爭的性質也不夠明確。這場鬥爭對史達林和季諾維也夫來說，是一場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奪取權力是唯一目標，因而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權力鬥爭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鬥爭的對手是獲得或保持權力的障礙，不把障礙除掉就得不到權力，所以就千方百計、不擇手段地幹掉對手，這場鬥爭與列寧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以往的黨內鬥爭完全不同，在那些鬥爭中，儘管不排除策略，但要取勝主要是依靠理論和決策的正確性，通過辯論和投票解決問題。這種黨內鬥爭是同志之間理論觀點、方針政策分歧的鬥爭，鬥爭的雙方是同志，所以允許人犯錯誤、允許保留觀點，也給人改過的機會。可惜這個優良的黨內鬥爭傳統被罪惡的奪權鬥爭破壞殆盡。
季諾維也夫在這場鬥爭中扮演了一個極不光彩的角色，他的下場也十分可悲。開始時，他為了實現其權力野心，無原則地與史達林勾結在一起，並且比史達林更加迫不及待地想把托洛茨基驅逐出黨的領導層，在蘇共十二大上，又是他主張扣壓列寧的“遺囑”。季諾維也夫打著他的如意算盤，他想利用擅長搗陰謀詭計的史達林除掉托洛茨基，只要托洛茨基一垮台，第一把交椅非他莫屬。列寧建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最高領導核心畢竟具有很高的理論水平、黨的最高領導權決不會落到一個只會在幕後摘小動作的人的手中。但他錯了，他想利用史達林時卻
被史達林所利用，他也沒有想到他與史達林聯合進行無原則的權力鬥爭時，對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基礎和黨的原則破壞有多大。
托洛茨基垮台之後，史達林馬上把矛頭對準了季諾維也夫。季諾維也夫發現上當，便轉而與托洛茨基結盟，但為時已晚，史達林已牢牢地控制了全黨，他動用以切力量，使反對派處於被動挨打、根本無法進行政治鬥爭的地步。季諾維也夫為了免遭天頂之災，又向史達林投降。此後，他更是被史達林玩弄於股掌之上。基洛夫被暗殺後，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以列寧格勒反對派總部組織暗殺基洛夫的罪名逮捕並判刑，後來又再次進行審判，被判處死刑。他們早就了解史達林的為人和殘忍本性，他們在與托洛茨基結盟前就寫下遺書，一旦意外死亡，定
是被史達林暗殺。儘管如此，他們在內務部嚴刑逼迫他們承認捏造的罪行時，仍相信史達林虛假的承諾而在法庭上自作自踐。季諾維也夫臨刑前的最後一句話是：“看在上帝的面上，同志們，看在上帝的面上，請給史達林同志打個電話吧！
”當史達林的衛隊長在酒宴上表演這一場面時，史達林竟笑得前仰後合。這是多么觸目驚心的歷史慘劇啊。
倒是布哈林對史達林的本質認識得更為深刻：“他（史達林）是一個沒有原則的陰謀家，使一切服從於維護他自己的權力。他怎樣改變他的理論，全看他此時要搞掉的是什麼人。他設定種種圈套，指控人們搞背叛。”在這方面，他比托洛茨基高明，托洛茨基認為史達林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鬥爭是由於後兩人的國際視野比史達林的開闊所致，史達林整布哈林是反右的歷史趨勢的體現。但就是這個對史達林的本質認識頗深的布哈林，在20、30年代的蘇共黨內鬥爭中，也不象他在其遺囑中所說的那樣清白。在20年代史達林反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鬥爭中，布哈林是史達林的得力助手，因為當時的黨內鬥爭仍沿襲列寧時期黨內鬥爭的傳統——論戰，當然已不是真正的平等辯論，而是採用包括吹口哨、跺腳、駕大街等不正常手段在內的種種方法剝奪對手的發言權。似乎不應懷疑布哈林在理論上的真誠，他與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論戰的確是由於他與後者的理論觀點有分歧。但他不會不知道史達林的目的和種種陰謀手段，在這種情況下仍積極協助史達林，不能不是他一生中最嚴重的污點。
看了這些事實，我們不得不贊成蘇聯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傑夫在評述史達林奪權鬥爭時的一句話：可悲的不是在黨的領導層中有史達林這樣的人物，而在於他的對手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不過，還應補充一點，即托洛茨基相對來說責任最小，一是因為他在列寧喪失活動能力後，確實處在寡不敵眾、孤掌難鳴的地步，二是在這些人當中，只有他一人對史達林背棄十月革命理想和列寧主義原則的做法進行了殊死的鬥爭，直到40年被史達林派遣的特務殺害。 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目光短淺，他們為了自己奪權
或其他原因與史達林聯合起來戰勝了托洛茨基，但全黨和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卻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他們本人很快也成了這場勝利的犧牲品。
早在托洛茨基被暗殺之前，他的所有親人幾乎都已慘遭不幸。在他被驅逐出國後不久，他的前妻亞歷山德拉·索科洛夫斯卡婭及他的小兒子謝爾蓋、女兒尼娜、女婿涅維爾松和他們的兩個幼小的孩子（托洛茨基的外孫），還有另一個女兒齊娜伊達的丈夫沃爾科先後都被殺害。齊娜伊達逃到柏林也難逃脫死神的追逐，1933年被蘇聯特務殺害。在流放及流亡國外時一直陪伴托洛茨基並協助他工作的長子列夫也在巴黎被蘇聯特務暗害。這就是這位十月革命領導人、蘇維埃制度諦造者的命運。他慘死異鄉，還背負著列寧主義、蘇維埃制度最兇惡的敵人、帝國主義走狗的罪名含冤九泉，不禁使人感慨歷史的不公。 不過，歷史終究是歷史。1988年以來，蘇聯陸續為史達林在20－50年代所製造的種種冤假錯案平反，為受害者恢復名譽和黨籍，害人者也受到了應有的遣責。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布爾什維克和蘇維埃政權的傑出領導人也先後得到平反。87年11月，蘇共中央書記雅可夫列夫宣布，蘇共中央已決定重新編寫黨史教材，88年6月，影片《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一九一八》因歪曲歷史，為史達林的陰謀服務而被禁演。
由此看來，歷史是公正的，它不會永遠任人篡改，遲早會做出它的莊嚴宣判，嘲弄歷史者必將受到歷史的嘲弄！
由於托洛茨基的自傳是寫給知情者看的，因此，一些重大事件只做了些提示，粗略地勾勒幾筆就夠了。其中某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列寧在患病期間與史達林進行的鬥爭，在史達林掌權後被一筆勾銷，有關文獻被嚴密封鎖，官方黨史對此更是諱莫如深。有鑒於此，在這裡對此稍加介紹並非多餘。
首先介紹一下有關外貿壟斷權的鬥爭。1921年，大多數黨的領導人認為外貿人民委員會不能有效地處理國際經濟交往事務，因而主張放權或取消外貿國家壟斷。史達林、布哈林都贊成這種觀點。1921年底，參加里加談判的蘇維埃代表米柳亭宣稱將取消外貿壟斷。但列寧卻認為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是對國家利益的嚴重侵犯，這等於允許外國商人同國內私商直接接觸，這是十分危險的，它將導致破壞蘇維埃本來就十分虛弱的工業，有助於國際資本主義勢力和俄國商人、農民結盟，共同反對蘇維埃政權。
22年3月，列寧的觀點似乎已經獲勝，並頒發了幾條加強外貿壟斷的法令。但這並不是最終的勝利，政府和中央委員會仍繼續討論這個問題並制定新計畫。這些做法嚴重地損害了蘇維埃外貿代表在同外商談判中的地位。列寧對此深感不安，他寫信給史達林要求重申外貿壟斷原則，並撤消一切反壟斷的計畫。史達林在列寧的信上批道：“我不反對在現階段‘正式禁止’放鬆對外貿易壟斷方面的步驟。但我仍認為，放鬆將是不可避免的。”
5月22日，政治局接受了列寧的觀點。但在列寧第一次發病和休養期間，反壟斷派獲得了勝利。在10月6日舉行的一次中央委員會的會議上（列寧因病未能出席），通過了索柯里尼柯夫降低國家貿易壟斷的提案。列寧決定為推翻中央委員會的決定而戰鬥，他分別給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政府高級官員寫信、會晤，謀求支持。當他得知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與他觀點一致時，他於12月12日建議與托洛茨基結盟，共同反對官僚主義。13日他給政治局發出急函，斷然要求否決上述中央決議。政治局被迫讓步。史達林在列寧的信上附了一張條：“列寧同志沒有改變我的看法，即認為……關於對外貿易問題的決議是正確的。”但他最後還是做了讓步，同意重新審議這個問題。
12月15日，列寧在給托洛茨基的便條中請他在中央全會上表明，說他們的意見是一致的；並在給史達林和其他中央委員的信中宣稱“我已就維護我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的觀點同托洛茨基達成協定，……托洛茨基將和我一樣堅持我的觀點。”
12月18日舉行的中央全會宣布它原來的決定無效，這一鬥爭以列寧的勝利告終。列寧興高采烈地向托洛茨基祝賀：“好象僅僅調動了一下兵力，就一槍不發地拿下了陣地。我建議不要停頓，要繼續進攻……”。由此可以看出，這場對外貿易壟斷權的鬥爭僅僅是列托聯盟所籌劃的反官僚主義鬥爭中的一個戰役，而與官僚主義的決戰卻是由喬治亞事件觸發的。
喬治亞事件最後決定了病中的列寧與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關係，使列寧下決心徹底剷除以史達林為代表的黨內官僚主義。可以說它是列寧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後階段為捍衛他的革命理想和原則所進行的最後的鬥爭。
喬治亞事件的起因比較複雜。在1920到1921年間，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等共和國之間的關係是由俄羅斯聯邦與其他共和國所訂立的雙邊協定來調節的，每一個共和國都有一套與俄羅斯聯邦政府平行的結構，各個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指導地方政府，但同時又通過黨的內部紀律服從莫斯科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
1921年，列寧要求把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3個高加索地區的共和國組成一個泛高加索聯盟，史達林的朋友、高加索局的首腦奧爾忠尼啟則十分熱衷於這項事業，但遭到了喬治亞共產黨的強烈抵制。喬治亞人關心民族獨立，強調喬治亞在蘇維埃體制框架內獨立的原則。喬治亞人與高加索局的矛盾由於奧爾忠厄啟則輕視地方領袖的意見而進一步激化。在奧爾忠尼啟則準備新的進攻時，喬治亞人通過了決議，堅持他們的民族獨立不可侵犯。奧爾忠尼啟則無視喬治亞人的意見，依靠較為馴服的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的領袖宣布建立一
個聯邦政府。喬治亞中央委員會與史達林和奧爾忠尼啟則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
1922年整整一年，這場鬥爭始終沒有停止，它是蘇維埃共和國體制建立以來，在各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上所發生的最嚴重的事件。1922年8月10日，政治局會同組織局成立一個委員會，旨在調整俄羅斯聯邦及其他各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委員會成員中俄羅斯聯邦的代表有史達林、古比雪夫、奧爾忠尼啟則等，其他共和國各出一名代表，喬治亞的代表是穆迪瓦尼。委員會主席是史達林、他起草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與獨立的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委員會的決議草案，即所謂的“自治化計畫”的決議，該計畫使各獨立共和國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使俄羅斯聯邦政府凌架於其他共和國之上。列寧由於患病不能辦公，沒有參予此事。
史達林的決議草案遭到3個共和國的抵制，喬治亞人更是斷然反對。奧爾忠尼啟則對此做出反應，高加索局不僅通過批准了史達林的決議案，它還運用黨組織的上下級關係命令喬治亞中央委員會必須服從史達林的命令。
正在康復的列寧對這個問題十分關心，9月，他聽取了史達林有關委員會工作進展的情況匯報，史達林把有關的全部卷宗送給他。列寧經常會見所有當事人，但他當時對事件的態度還是傾向於奧爾忠尼啟則和史達林。列寧曾指責穆迪瓦尼是“有稿‘獨立活動’嫌疑”的分子，不過，他也認為史達林有些操之過急。因此，列寧拒絕了史達林的自治計畫，並建議採取不同的解決辦法。列寧說：“我們將同他們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聯盟。”為了保證平等，他從史達林的計畫中刪掉了有關各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段文字，並
建議改成“同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一起正式聯合組成歐洲和亞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列寧建議成立一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聯邦執行委員會和一個新的聯邦人民委員會，俄羅斯聯邦政府不是聯盟的政府，它本身也將納入這個組織的管轄範圍之中。
但史達林卻不能忍受這點，他一心想造成既成事實。他認為列寧對此事的干預毫無意義，並對此十分憤怒。在一次會議上，他和加米涅夫就列寧的備忘錄交換了簡短的便條。
加米涅夫的便條上寫的是：“伊里奇已下定決心為維護獨立而戰鬥。”史達林回答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堅決地對付列寧。”9月27日，史達林把列寧的備忘錄送交政治局，並附上自己的一封信，公然指責列寧的“民族自由主義”，說他鼓勵分裂主義分子，對列寧的論點逐條批駁。在意識到他在中央委員會將處於少數時，他才全面讓步，把他的自治計畫改為聯盟計畫。
10月6日，列寧給加米涅夫寫了一張便條：“加米涅夫同志，我宣布同大國沙文主義進行決死戰鬥。我那顆討厭的蛀牙一治好，我就要用滿口的好牙吃掉它。在聯盟的中央委員會中絕對堅持由 俄羅斯人 烏克蘭人 喬治亞人等等輪流擔任主。”
中央委員會接受了列寧的觀點，一致採納了這個計畫，並指定一個委員會擔任起草一個草案提交下次會議。穆迪瓦尼不反對這個草案，但他要求喬治亞也象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一樣做為獨立成員，而不是南高加索聯盟的一部分。喬治亞人再次向莫斯科抗議、反對泛高加索聯盟，史達林粗暴的答覆引起了更加強烈的抗議。於是奧爾忠尼啟則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措施，他依靠莫斯科書記處，命令喬治亞中央委員會的支持者離開他們的本土，把他們召到莫斯科聽候處理。但這些措施也不能使喬治亞人屈服，他們一直堅持自己的立場，毫不退讓。他們
還給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寫信，但這使他們受到新的指責。更叫他們失望的是列寧聽取了布哈林的匯報後，在10月21日給他們的復電中對他們加以譴責。喬治亞人不能期望從莫斯科得到公正的處理，喬治亞中央委員們於10月22日集體辭職。奧爾忠尼啟則馬上指派了一個新的中央委員會，莫斯科立即接受了前中央委員們的辭職和新的任命。但老的中央委員們並沒有停止鬥爭，他們實行怠工，針對著莫斯科的意外事件和控訴接連不斷。這種情況激怒了奧爾忠厄啟則，他竟然在辦公室中動手打了一位穆迪瓦尼的支持者。馬哈拉澤等人寫了一封抗議書，要求對此事進行調查。
直到這時，列寧才對此事有所警覺。當政治局要他投票表決書記處派往喬治亞負責調查黨內爭端問題的委員會名單時，列寧棄權。他對這個委員會能否秉公辦事表示懷疑，因此他想尋找其他情報來源，以便對事件做出判斷。於是他指派正在喬治亞的李可夫對此進行調查。這時，列寧才意識到他與史達林在喬治亞問題上的分歧是原則性的分歧。史達林在民族問題上採取的是典型的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史達林在解決民族問題上的簡單粗暴的方法與他想建立的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的目的是一致的。這在史達林自治計畫的第六條中暴露得最充分：
“本決定如經中央贊同，不予公布，而作為通令轉發給各民族的黨中央，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時，再作為這些共和國的願望予以公布。“玩弄強權把戲”，硬把強制命令喬裝打扮成民意，弄虛做假，搞陰謀詭計是史達林處理事情的典型手法。危險的是這種命令主義的搞法已成為一種制度，起原則並非來自十月革命。
列寧也要鞏固國家，但他認為少數民族的問題只能慢慢地解決而不能強制，國際主義不能作為集權主義的犧牲品。列寧的聯盟原則體現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原則，這就是要保持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權利和它們各自的民族感情，他所創立的體制是反對占統治地位的民族侵犯其他民族，同時要保證各共和國的地方共產黨人能夠在黨內從法律和體制上維護自己的觀點。一個共產黨領導人在一個被他征服的國家中竟然象總督－樣，這是打擊整個革命政體的跡象，而且還將繼續為害。喬治亞事件在列寧眼中的意義驟然增大，用什麼方式解決喬治亞問
題變為一場關係到十月革命原則和傳統，蘇維埃共和國向何處去的鬥爭。因此，列寧開始考慮撤換史達林，徹底改變黨的建制，擴大中央委員會的規模，恢復它的權威。為了完成這一工作，列寧積極活動。
最關心接班人問題的史達林對列寧與托洛茨基的接近深感不安，做為中央委員會指派的患病的列寧的監護人，他千方百計地限制列寧的活動，醫生為病人開處方和做建議須和監護人協商。列寧的秘書發現，不是監護人服從醫生，而是醫生服從監護人。史達林還正式指示，在列寧病榻前所發生的一切都要向他本人匯報。在史達林的嚴密“監護”下列寧的活動受到嚴重的干擾。列寧為了爭得行動權，不得不以拒絕與醫生合作相要挾。
12月22日，史達林得知克魯普斯卡婭據列寧的口授給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即祝賀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獲勝的短箋，史達林就在電話里對她進行“無端的辱駕和威脅”。
12月23日到31日之間，列寧口授了一份檔案，其中最後一條是1月4日增補的，這就是後來被稱為列寧的政治遺囑的檔案。12月30至31日，列寧口授的是關於民族問題和自治化問題的檔案，他在這裡嚴厲地譴責、批評史達林的民族政策。
為了從政治上徹底搞垮史達林，列寧全力以赴，積極準備。1923年頭幾個月，他組織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調查喬治亞事件。3月3日，委員會得出了它的調查結論。3月5日，列寧口授了那封授權托洛茨基為喬治亞事件辯護的簡訊以及給史達林的最後通牒。3月6日，列寧口授了支持喬治亞人的便箋。列寧打擊史達林的“炸彈”已經制好，可惜他已不能親自用它來炸毀目標。3月7日，列寧再度中風，3月10日再度偏癱，從此完全喪失說話能力，列寧的政治生命到此結束。雖然他把“炸彈”（他的筆記和全部案卷）交給了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沒有在十二大上把它投出，卻與史達林達成了“靠不住的妥協”，使列寧在其政治生涯最後時期所做的艱苦卓絕的努力付諸東流。
《托洛茨基自傳》作者前言
我們這個時代回憶錄又重新繁榮起來，也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繁榮。這一 是因為有的可說，二是因為時代的戲劇性越強，轉折越多，人們對當前的歷 史的興趣就越強烈。風景畫的藝術決不可能在撒哈拉沙漠中產生。我們這個 不同歷史時期交錯的時代產生了要以其積極參加者的目光回顧昨天和已經如 此遙遠的日子的需要。自最近一次大戰以來回憶錄文獻的巨大發展的原因也 許就在於此，撰寫本書的原因可能也在這裡。
作者積極的政治活動的中止為本書的問世提供了最好的機會。君士但丁堡 （君士但丁堡系伊斯坦堡的舊稱。——譯註）是我一生中預料不及但又並 非偶然的階段之一。我在這裡暫時棲身——這已不是第一次了，耐心地等待 事態的進一步發展。革命者的生活沒有一點“宿命論”的成分，根本就無法 思議。無論如何，君士但丁堡的間歇為在條件允許繼續前進之前回顧往事， 提供了最合適的時機。
開始時，我為報紙寫了幾篇簡明扼要的自傳性特寫並以為事情到此為止。需 要馬上指出的是，我在避難所中無法看到這些特寫以什麼樣子到達讀者的手 中。但每項工作都有其自身的邏輯，只是當為報紙撰寫文章的工作結束時， 我才進入到這個題目之中。於是，我決定寫一本書。我選擇了一個大得多的 規模，把全部工作重新搞了一遍。在最初的報刊文章和本書之間的唯一的共 同之處是它們所講的是同一個對象，但在所有其他方面，這是兩種完全不同 的作品。
我格外詳細地敘述了蘇維埃革命的第二個時期，它的開始與列寧患病和 反“托洛茨基主義”鬥爭揭幕相合。追隨者的奪權鬥爭，正如我力圖指出的 那樣，並不是個人的鬥爭。它揭開了政治新篇章：反對十月革命和蘊釀熱月 政變（①熱月政變系法國共和曆2年熱月9日（1794年7月27日－28日）推翻 雅各賓派專政、扼殺法國大革命的反革命政變。——譯註）。人人們經常問 我：“您是如何失掉政權的？”這個問題的答案由此可以自然得出。
革命政治家的自傳必然會觸及一系列理論問題，這些問題與俄國社會、在某 種程度上與全人類的發展相關，特別是與那些被稱為革命的危機時期相關。 當然，我不能在本書中深入研究複雜的理論課題。特別是所謂的不斷革命 論，它在我的個人生活中曾起過如此重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在當前對 東方各國具有如此迫切的現實意義，僅做為副主題貫穿全書。如果讀者對此 不滿，我只能對他說，研究革命的課題實際上可以構成另一本書的內容，在 那本書中，我將力圖對近幾十年的經驗做出重要的理論總結。
因為在拙著的字裡行間出現了許多人物，我對他們的描述和他們自己及他們 的政黨所選擇的描述並不總能吻合，於是其中不少人認為我的描述缺少最起 碼的客觀性。在期刊上登載的片段已經引起了駁斥，這是理所當然的。毋庸 置疑，即便我能把我的自傳寫成我生平的銀版照片（但我根本不想這樣 做），它也仍會引起往日爭論的餘波，那些爭論當時是由於書中所敘述的沖 突造成的。但本書並非是我生平的刻板的照片，而是我一生的組成部分。在 本書中，我繼續進行著那場我為之獻身的鬥爭。在闡述時，我下鑑定、做評 價；在敘述時，我自衛，但更多的是進攻。我以為，這是使傳記成為更高意 義上的客觀傳記，即使它更為等值地表現人物、環境和時代的唯一手法。
客觀性不在於裝出來的冷漠之中，那些不可救藥的偽善者就是這樣談論自己 的朋友和敵人，在不便對讀者直說的地方就拐彎抹角地暗示他，這類的客觀 性僅僅是世俗的圈套，僅此而已。這種客觀性我不需要。我既然聽命於講述 自己的必要性——還沒有一個人能做到撰寫自傳而不談自己，那我就沒有理 由掩飾我的好感和反感、我的愛和我的憎。
這是一本論戰性的書。它反映了完全建立在矛盾之上的社會生活的進程。學 生對老師的無禮、充滿妒意卻貌似殷勤的沙龍刻薄話、永無休止的貿易競 爭、在技術、科學、藝術、體育等所有領域中的瘋狂的競賽、由深刻的利益 矛盾導致的議會衝突、每天不斷的激烈的刊物戰、工人罷工、槍殺示威者、 文明的鄰國間相互發射炮彈、我們這個星球上綿延不熄的內戰烽火——所有 這些都是社會“論戰”的不同形式，從雖然緊張但卻幾乎察覺不到的尋常 的、每日不斷的正常論戰到異乎尋常的、爆炸性的、火山爆發式的戰爭和革 命的論戰。我們的時代就是這樣，我們和它一起成長。我們和它息息相關。 如果我們想永遠忠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祖國，我們怎么能不是好論戰的人呢？
但有一條更基本的標準，它所涉及的純粹是敘述事實的嚴謹。正如最不可調 和的革命鬥爭也要考慮時間地點的情況，因此，論戰性最強的著作也應該遵守物 與人之間固有的比例關係。我希望我不僅在整體上而且在局部上也遵循了這－要求。
誠然，在為數不多的幾個情況下，我以對話的形式寫下了幾次交談。沒有人 會要求逐字逐句地再現多年前的談話，我對此也不奢求。某些對話更多的是象徵 性。但在每個人的一生中都會有那樣的時刻，某次談話特別清晰地印在他的記憶中， 這類談話往往對自己的知交和政治朋友反覆講述，因此，它們會牢牢地留在腦海中。 我這裡所指的首先當然是政治性談話。
這裡我想指出，我素來相信我的記憶。它提供的材料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客觀 檢驗並成功地經受了檢驗。但是，這裡必須做一個補充聲明，如果說我的地形記 憶相當差，更不用說音樂記憶了，視覺記憶和語言記憶相當一般，可思想記憶卻遠遠 地高於一般水平。然而在這本書中，思想、思想的發展和人們為這些思想所進行的斗 爭，實際上占據的是主要地位。
當然，記憶不是機械計數器，它的私心最重。它往往把從虛榮心的角度來看 對操縱它的意識不利的情節遺忘或推人陰暗角落。但這是“心理分析”批評的工 作了。這種批評有時機智敏銳、頗有教益，但望多的是任性和胡鬧。
無須表白我堅持不懈地藉助檔案證據來監督自己的記憶。不管工作條件對我 來說有多么困難，這裡指的是圖書資料和檔案參考材料的匱乏，我仍有可能檢驗 我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情況和日期。
從1897年起，我主要是以筆為武器進行鬥爭。因此在32年間，我的生活事件 在出版物上留下了幾乎是連續不斷的痕跡。對自1903年起的黨內派別鬥爭具有豐 富的個人經歷。我的對手和我彼此攻擊、毫不留情，所有這一切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 文字痕跡。自十月革命後，革命運動史在年輕的蘇維埃學者和許多學術機構的研究工 作中占據了重要的位置。在革命檔案和沙皇警務廳的檔案中尋找一切有意義的東西， 將它們出版，對其中的事實加上可靠的注釋。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年中，那時還沒有掩 飾和偽裝的還要，這項工作得以十分認真地進行。國家出版社出版了《列寧文集》和 我的部分著作，在每卷中都附上長達幾十頁的注釋，其中包括有關作者活動及相應時 期事件的不可缺少的資料。所有這些都減輕了我的工作，有助於我確定正確的編年順 序、避免事實性的錯誤，最起碼是嚴重的錯誤。
我不能否認，我的生活道路的確有些不凡之處。但是，其原因與其在我個人 身上尋找，不如到時代環境中去尋找。當然，同樣也需要一定的個性特徵，才能 完成我所完成的那些或好或壞的工作。但在其他歷史條件下，這些個人特點可能會平 靜地沉睡，正如人的無數天賦和激情在社會條件不需要的情況下始終沉睡一樣。但也 可能會出今天被排斥或壓抑的其他素質。客觀因素凌駕於主觀因素之上，而且最終起 決定作用的是客觀因素。
我的自覺的積極活動大約從17－18歲時開始，它始終是為一定思想的不斷地 鬥爭。在我的個人生活中，沒有任何事件單憑它們自身值得引起社會的注意。我 身後一切多少有些出眾的事實都與革命相關，並從革命中獲得它們的意義。只有這一 情況能夠為我的自傳問世辯解。
但是，這個根源也給作者造成了困難。個人生活事實與歷史事件的內容緊緊 地交織在一起，很難把它們彼此分開。然而，本書畢竟不是歷史著作。事件的取 舍不是根據它們的客觀意義，而取決於它們與個人生活事實的聯繫。如果本書對個別 的歷史事件和幾個階段的評述中沒有一部歷史著作中所應的勻稱比例，這並不奇怪。 自傳和革命史之間的分界只能憑經驗去摸索。既不把生平記述消融到歷史研究之中， 又要給讀者提供社會發展的事實依據。我根據讀者了解重大事件的基本輪廓，他的記 憶所需要的只是對歷史事實及其間先後順序的扼要提示，來解決這個問題。
在本書即將問世時，我已年滿50周歲。我的生日與十月革命日正好相合。天 知道神秘主義者和畢達哥拉斯（畢達哥拉斯（公元的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思想 象、數學家、畢達哥拉斯學派創始人，相信靈魂輪迴說。——譯註）的信徒們會從 這一事實中得出什麼結論。十月革命後整整3年，我本人才發現了這一有趣的巧合。在 9歲前，我一直居住在偏遠的村莊裡，從不外出。在中學讀了8年，第一次被捕是在中 學畢業後。和我的許多同齡人一樣，監獄、流放、僑居國外成了我的大學。我曾兩 次被投入沙皇的監獄，前後一共蹲了4年。曾兩次被沙皇流放，第一次流放了兩年，第 二次是幾個星期，曾兩次逃出西伯利亞。兩次僑居國外，在歐美各國度過了近12 年：1905年革命前兩年，革命失敗後近10年。世界大戰期間，我在霍亨索倫王朝的德國 被缺席判處監禁（1915年），第二年從法國被驅逐到西班牙，在那裡，經過馬德望監 獄的短期囚禁和在加的斯警察的監督下過了一個月後，被驅逐到美國。當我在美國時 爆發了二月革命。1917年3月，我在離開紐約回國的途中被英國人逮捕，並在加拿大 的集中營里關了一個月。我參加了1905年革命和19l7年革命，1905年曾任彼得堡工農 兵代表蘇維埃主席，1917年再度當選。後來，我親身參加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並是 蘇維埃政府成員。我以外交人民委員的身份在布列斯特一利托夫斯克與德國、奧匈帝 園、土耳其和保加利亞代表團進行和平淡判。作為陸海軍軍事人民委員，我用了近5年 的時間組織紅軍和重建紅軍艦隊。在1920年間，我除了這些工作之外，還擔負起恢 復被破壞了的鐵路運輸網的領導工作。
但是，黨務活動和寫作活動構成了我一生——內戰年代除外——的主要內 容。
1923年國家出版社著手出版我的作品集。它只出版了13卷，早出的5卷軍事 著作不算在內。1927年，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迫害變得格外殘酷時，我的著作的出 版工作被中止了。
1928年1月，我被當今的蘇聯政府流放，在中國邊境上度過了一年。1929年2 月，我被驅逐到土耳其。我今天在君士但丁堡寫下了這兒行文字。
即使在這樣簡要的闡述中，我一生的外在經歷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單調乏味 的。相反，就轉折、意外、尖銳的衝突、起落沉浮的次數之多，我的生平毋寧說 是充滿了“奇遇”的。同時我要說一句，就天性來說，我與那些探險求奇者毫無共同 之處，從習慣來看，我毋寧說是一個有幾分迂腐、保守的人。我喜歡紀律和制度，這 不是為聳人聽聞而是出於實事求是。我應當說，我不能容忍無秩序和破壞，我始終是 一個非常勤勉認真的學生，我一生都保持著這兩種品質。在內戰的歲月中，我乘著專 列走過的路程相當於繞赤道好幾圈，我每看到一道用新松木做的新圍牆都感到十分高 興。列寧得知了錐的這個癬好，曾多次友好地拿它取笑。一本從中可以發現新思想的 寫得很好的書和藉助於它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告訴別人的漂亮文筆，過去和現在都一直 是我最珍貴和最喜歡的文化成果。我從末放棄過學習的願望。我在生活中曾多次產生 過這樣的感覺，即革命妨礙了我系統地工作，我近30年的自覺生活完全被革命鬥爭所 占據，盡
管如此，如果我能重新開始生活的話，我將毫不猶豫地踏上同一條道路。
我不得不在國外流亡（算來已是第3次了）時寫下這些文字。這時，我的最親 密的朋友們卻都被趕到蘇維埃共和國的流放地或被關進監獄，在共和國的創立 過程中，他們的參加是有決定意義的。他們之中有些人動搖、退卻、向對手投降，一 些人是因為道德淪喪；另一些人是因為不能獨立地找到擺脫環境迷官的途徑；還有一 些人是由於頂不住物質懲罰。這樣大規模的背離旗幟的情況，我曾經歷過兩次：一次 是在1905年革命失敗後，一次是在世界大戰初期。因此，我根據我的親身經歷清楚地 知道什麼是歷史潮流的起落，它們服從自己的規律。單憑急躁不能加快它們之間的交 替。我已經習慣於不從個人命運的角度觀察歷史的前景。認識所發生的一切的規律 性，並在這一規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革命者的首要責任，同時，這也是不把 自己的任務消融到現實生活中的人所能享受的最崇高的滿足。
列.托洛茨基
1929年9月14日
於普林吉坡
普林吉坡位於伊斯坦堡東南，是馬爾馬拉海中的一個小島。——譯註
作者簡介
列夫·托洛茨基（1879—1940），蘇聯時期著名政治家，列寧最親密的戰友，紅軍的締造者，第四國際領導人，聯共（布）黨內反對派，所謂“托派份子”首領。1917年8月，擔任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十月革命勝利後，先後擔任外交人民委員、海陸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等職。
由於和史達林政見不合，受到迫害，被蘇共宣布為叛徒、賣國賊，最終亡命天涯：在1927年被開除出黨，1929年被驅逐出國，1932年被剝奪蘇聯國籍。1938年在巴黎組織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革命黨），反對第三國際。1940年被暗殺於墨西哥城。
他的思想的影響是巨大而廣泛的，不但在蘇聯共產黨內部，而且世界各國共產黨內也有人支持他的觀點。然而，在可以以思想和言論定罪的不民主的專制統治下，他的觀點成為了對他人進行政治鬥爭、政治迫害的辮子。
他在著作《不斷革命》寫道“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國範圍內完成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當新社會在我們整個星球上獲得最後勝利之後，社會主義革命才會完成”，“在孤立的無產階級專政下，各種國內外矛盾必然隨著成就的增加而增加。
曾讓全世界無數工人景仰的紅色宮殿克里姆林宮，在冬日的蒼茫中顯得蕭索和暗淡，現在讓人回憶到的更多是專制、陰謀和罪行如果無產階級國家繼續處在孤立的地位，它最後必然成為這些矛盾的犧牲品。”正是這個觀點使他和史達林產生了重大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