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余讀《戰國策》而知劉子政之陋也。夫春秋之後為戰國。既為戰國之時，則自有戰國之策。蓋與世推移，其道必爾。如此者，非可以春秋之治治之也明矣。況三王之世歟！五霸者，春秋之事也。夫五霸何以獨盛於春秋也？蓋是時周室既衰，天子不能操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諸侯，故諸侯有不令者，方伯、連帥率諸侯以討之，相與尊天子而協同盟，然後天下之勢複合於一。此如父母臥病不能事事，群小構爭，莫可禁阻，中有賢子自力家督，遂起而身父母之任焉。是以名為兄弟，而其實則父母也。雖若侵父母之權，而實父母賴之以安，兄弟賴之以和，左右童僕諸人賴之以立，則有勞於厥家大矣。弟仲相桓，所謂首任其事者也。從此五霸迭興，更相雄長，夾輔王室，以藩屏周。百足之蟲，遲遲復至二百四十餘年者，皆管仲之功，五霸之力也。諸侯又不能為五霸之事者，於是有志在吞周，心圖混一，如齊宣之所欲為者焉。晉氏為三，呂氏為田，諸侯亦莫之正也。則安得不遂為戰國而致謀臣策士於千里之外哉！其勢不至混一，故不止矣。
劉子政當西漢之未造，感王室之將毀。徒知羨三王之盛，而不知戰國之宜，其見固已左矣，彼鮑、吳者，生於宋、元之季，聞見塞胸，仁義盈耳，區區褒貶，何足齒及！乃曾子固自負不少者也， 鹹謂其文章本於《六經》 矣，乃譏向自信之不篤，邪說之當正，則亦不知《六經》為何物，而但竊褒貶以繩世，則其視鮑與吳亦魯、衛之人矣。
翻譯
我閱讀了《戰國策》就知道劉子政淺薄無知。春秋之後就是戰國，已經是戰國了，就自然有戰國時期的治道謀略。因為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其道理必然如此。像這樣，不能用春秋時期治理國家的措施和辦法來治理戰國時期的政治，是很顯然的呀。何況夏禹、商湯、周用文王武乾更古的時代呢！齊桓公、晉文公等五個諸侯先後稱霸，是春秋時期的事。五霸為什麼唯獨在春秋時期強盛呢？因為當時周王室已經衰弱，天子不能掌握政治軍事大權，來指揮諸侯各國，所以諸侯當中有不服從王室命令的國家，諸侯當中的大小首領方伯、連帥，就率領諸侯當中的其他國家去討伐他，?起尊奉周天子，使諸侯同盟協調一致，然後天下的形勢又趨於聯合統一。這好比父母患病在床，不能做事，兒女輩互相爭鬥，沒有誰能夠禁止，這時其中有一個賢能的兒子白告奮勇擔任家庭的主持者，於是代行父母的權力。因此他在名義上是其他人的兄弟，但實際上卻像他們的父母一一樣。雖然似乎侵奪了父母的權力，但實際上，父母依靠他得到了安寧，兄弟依靠他而能夠和睦，左右僮僕等人依靠他能各安其位，各執其事，因此他對這個家庭的功勞很大啊。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就是第一個承擔這種事的人。從此，五霸一個接一個地興起，互相接替著稱霸，拱衛輔佐周王室，率領諸侯作周王朝的屏障。如俗話所說：“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周王朝仍能延續到二百四十年，這都是管仲的功勞，五霸的業績啊。諸侯當中又有不能像春秋五霸那樣建立霸業的，於是就一心想吞併用室，統一天下，如戰國時齊宣王想要做的那樣。晉國的卿大夫把晉國分為趙、韓、魏三國，呂氏的齊國也被田氏所取代，諸侯中也沒有誰能糾正這種事情。那么怎能不演變為戰國的局面，而紛紛在千里之外招納有謀略的臣和有計策的士人呢！其發展趨勢是不到全國統一時，一定不會終止。劉子政處於西漢末期，痛感王室即將毀滅，只曉得羨慕禹、湯、文、武往古的盛世，而不懂得戰國的時宜，他的見解本來就已經乖僻。那鮑彪、吳師道兩人生於宋末和元末，胸中充滿著儒家教條，兩耳聽到的都是仁義之道，他們對《戰國策》的褒貶，不值得一提。而曾子固倒是很自負，聲稱自己的文章都是本於儒家《六經》，反而譏刺劉向被流俗的見解所迷惑，不能堅持自己尊王賤霸的觀點，邪說應當糾正，他也不知道《六經》為何物，而只會竊取《春秋》褒“王道”、貶“霸道”的濫條來衡量世人，那么拿他跟鮑彪和吳師道相比，也就沒有什麼差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