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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尼采中國接受史研究方面異軍突起的一員,在八年前(1992),學習工科的成芳(本名“杜建成”)以其專著《尼採在中國》(南京出版社)引起了國內外從事“尼采與中國”這一領域研究者的廣泛興趣。該書考察了中國的三次“尼采熱”(Nietzsche-Fieber),史料詳實,立論基礎牢固,具體總結論述了尼採在中國近百年的介紹、翻譯、影響、接受的歷程。對該課題素有研究的瑞士蘇黎世大學漢學系的馮鐵(Raoul David Findeisen)和《尼採在中國簡注書目》(Cheung Chiu-yee Nietzsche in China 1904-1992. An annoted bibliography. Canberr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92. XXXIV 1455. Faculty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y new seriesNo. 19.的作者、澳大利亞坎培拉大學的張釗貽博士先後在有關專業刊物上對此書進行了評介,此外德語文學翻譯家錢春綺和書評家秋禾也在《大公報》撰文介紹評論該書。
八年時間過去了,成芳先生並沒有放棄自己本行(計算機信息網路)之外的業餘研究。新近出版的成芳編《我看尼采——中國學者論尼采(1949年前)》就是他繼《尼採在中國》之後推出的又一力作。該書在史料研究、資料建設上為尼採在中國的接受研究作出了值得稱頌的貢獻。這是成芳先生多年搜求、辛勤爬梳的結晶。
《我看尼采》一書分正編、副編。正編收1949年前中國學者論尼采文61篇。在資料的搜求上,編者下力甚巨。抗戰期間,馮至先生髮表在昆明《今日評論》上的兩篇論述尼采的文字也被他搜求到,這是當時《馮至傳》(1993年,江蘇文藝出版社)的作者周棉先生也未能辦到的。為弄清這兩篇文章的出處,他曾在馮至先生生前致信先生本人(順便提一下,馮先生的這封回信見於書後所附的論文中,新近坊間見到的《馮至全集》書信卷,失收此信)。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若干篇當時譯述的外國學者研究尼采的論文,這雖從體例上看欠妥,但倘若聯繫今日查閱晚清民國時期報刊資料的困難著眼,這一舉措在保存利用資料上為後來的研究者將可能提供的極大的便利就不可小覷。現舉一例。如王國維(最初發表時未署名)1904年發表在《教育雜誌》上的《尼采氏之學說》,就已聲明是譯自日本學者桑木嚴翼的《尼采倫理說一斑》。佛雛在編《王國維哲學美學論文輯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時就因其為“譯篇”而未列入“輯佚”範疇。讀者在此不費翻檢之力即可閱讀,庶幾對全面了解王氏的尼采觀不無裨益。類似這樣的譯文,包括田漢、茅盾、符、麗尼等人翻譯的國外尼采研究論文,達9篇,對研究當時的尼采思想的接受和中國現代翻譯史提供了寶貴的材料。原作者除上文提及的桑木嚴翼外,還包括M.A.Mugge、三木清、Henri Lichtenberger(是著名的歌德研究專家,其《浮士德研究》曾被李辰冬譯成中文)、Edmond Jaloux、Anton Hellmann以及盧卡契等人。儘管這種文本的轉錄工作,並不能完全代替研究者親自查閱當時報刊刊載的原文文本,但在民國時期的文獻材料很難複製的今天,它無疑為今日的讀者提供接近這些近代文本的機會。同時它也為校勘文本提供了一個新的參照本。
副編含《1949年前中國學者論尼采文索引》和《1949年前尼采中譯文(本)索引》,都是很見編者功力的材料,如其中包括楊業治先生為《教育家之叔本華》譯本(商務印書館,1945年)所寫的《校閱者導言》和賀麟先生的《編者後語》都囊括無遺。在《中譯文索引》中收入了編者所見的“譯者的前言後語或片段的譯介文字”。編者搜羅所及的範圍是很廣泛的,但亦有未見的,如郭沫若的《查拉圖司屈拉之獅子吼》譯者識(刊載於1923年的《創造周刊》第一號),今收《郭沫若集外序跋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肖贛的關於尼采此書中的《序說》的譯文則見於1921年的《出版周刊》。
附錄所收的《<尼採在中國>出版的前前後後》是1998年成芳出席在瑞士蘇黎世大學主辦的“尼採在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本文也可看作是對該課題的一個研究綜述,內容豐富,讀者可以從中獲得一個對該領域研究現狀的鳥瞰。頗有遺珠之憾的是,成芳在文中未能提及他的校友殷克琪女士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可能他在寫作該文時還沒有能見到殷女士完成於1991年的博士論文《尼采與中國現代文學》,這本書已在2000年3月由同一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譯者就是南大的洪天富教授。讀者可以把這部專著同成芳編撰的資料長篇對照著閱讀。
最後,就本書的美中不足之處,筆者再略申說幾點。書中所收的申谷譯的《尼采哲學與法西斯主義》的“原著者署為L.凱迪,譯者譯自俄文《馬克思主義旗下》雜誌1938年第5期”(《我看尼采》第418頁)。“L.凱迪”,實即大名鼎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契(Georg Lukàcs)是也。該文另有廖輔叔先生的從德文直接翻譯的譯文,發表在《昆明雜誌》,具體時間待考(根據廖輔叔文集《樂苑談往》一書中所附廖崇向輯《廖輔叔主要著述目錄》)。實際上,書中所收的王元化先生署名何典的論文《魯迅與尼采》,還曾以“洛蝕文”的筆名刊載在《魯迅的創作方法及其他》(《新中國文藝叢刊》之三,重慶讀書出版社,1941年10月初版,1942年5月再版)中,此文亦曾被收入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編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資料1919—1949》(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3月,第226-231頁)。此外,在對文本中的外文文字的校對上,還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如歌德Goethe,誤排為CoetheAlfred de Vigny誤為Alfred de Viguy(第128頁)。在編輯體例上,刪去“原文中不必要的外文和註腳”的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