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介紹
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組成聯合考古隊，對位於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成都捷運三號線建設工地的一處西漢時期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的考古發掘，共清理西漢時期土坑木槨墓4座。 其中，出土的漢代蜀錦織機模型，帶有“心”“肺”等線刻小字的人體經穴髹漆人像都是我國考古史上首次發現，而根據出土簡牘所整理的部分醫書，則極有可能是失傳已久的中醫扁鵲學派經典書籍。
4座西漢時期土坑木槨墓出土漆木器、陶器、銅器和鐵器等620餘件文物。其中漆器240餘件，器形有耳杯、奩、幾、盤、盒、俑、馬等，有些漆器上有精美的雲、龍、鳥等紋飾和文字元號，木俑形態多樣，服飾有深衣和裋褐兩類，部分俑身上有彩繪和文字；陶器130餘件，器形有罐、鼎、盆、缽、瓮、壺、井、灶等；木器140餘件，器形有璧、杖、器座、案、半圓形器、房、織機模型等；銅器（含錢幣）100件，器形有弩機、帶鉤、扣飾、半兩和五銖錢幣等 。
“出土的竹簡質地脆弱狀態已經如豆腐渣，但是相對整體上是完整的。”文保專家肖磷說，因為古物在飽水狀態下容易長時間保存。而織機上甚至可以看到類似絲線的細緻物。
在4座古墓中，一號墓為雙棺合葬墓，分一大一小，是一座夫妻合葬墓。出土物品中有耳杯、盤等，雖跨越2000年，但古物上的彩色漆依然光鮮如新。在漆器的底部，“景”字扯人眼球。根據文獻記載景氏曾為楚國的名門望族，屬於當時的三大家族。西漢初年景氏貴族遷至關中一帶，後景氏一支又入遷蜀地，墓主或與此有關。
而在二號墓葬內，還有大量的木牘。根據內容初步分為官府文書和巫術兩大類，官府文書涉及內容應與漢高祖時繳納賦稅的法令和漢武帝時“算緡錢”有關，為研究西漢時期賦稅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據文物專家猜測：“巫術類涉及內容應與婦女求子術和禳災術有關。”而墓主身份需要待進一步考古發掘才能推定。
墓中除了《五色脈診》之外，其他8部醫書都沒有書名，經初步整理暫定為《敝昔醫論》、《脈死候》、《六十病方》、《尺簡》、《病源》、《經脈書》、《諸病症候》、《脈數》。從出土九部醫書內容分析，部分醫書極有可能是失傳了的中醫扁鵲學派經典書籍，如《敝昔醫論》。在這些竹簡中，有184支竹簡的內容為如何醫療馬匹疾病的《醫馬書》。竹簡書籍很昂貴，不是平常人都隨便購買收藏的。所以這些竹簡醫書很有可能是當時官方出品的中醫古籍，而且還是四川版的。
出土文物
經國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荊州文物保護中心組成考古隊，對位於成都金牛區天回鎮、成都捷運三號線建設工地的一處西漢時期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的考古發掘。墓葬位於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土門社區衛生站東側，當地俗稱“老官山”。已發掘墓葬4座，M1、M2、M3為一組，M4為一組。墓葬為豎穴土坑木槨墓，4座墓葬槨室內器物多遭擾亂，但墓葬底箱隨葬器物保存較好，位置基本未變。從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遺物分析，應是一處有較高身份地位的西漢木槨墓墓地。
“老官山”漢墓出土遺物總計620餘件（不含簡牘），其中漆器240餘件，陶器130餘件，木器140餘件，銅器（含錢幣）100件。此外，M1出土了木牘50枚，根據內容初步分為官府文書和巫術兩大類，其中官府文書涉及內容為研究西漢時期賦稅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
M3出土醫簡920支，分兩處存放，編號M3－121共736支（含殘簡），根據竹簡長度、擺放位置、疊壓次序和簡文內容，可分為9部醫書；編號M3－137共184支（含殘簡），內容為《醫馬書》。
此次出土的大量西漢時期簡牘為四川地區首次發現，這一發現使成都地區成為我國又一處重要漢代簡牘出土地。從出土的9部醫書內容分析，部分醫書內容極有可能是失傳了的中醫扁鵲學派經典書籍，是研究中醫發展史的重大發現。
同時，M3還出土了完整的人體經穴髹漆人像，高約14厘米，五官、肢體刻畫準確，白色或紅色描繪的經脈線條和穴點清晰可見，不同部位還陰刻“心”“肺”“腎”“盆”小字，應是迄今我國發現的最早、最完整的經穴人體醫學模型，與墓葬出土的經脈醫書相對照，對解開中華醫學經脈針灸理論的起源具有重要意義。
M2北底箱出土的4部織機模型，結構複雜、清楚，部件上殘存有絲線和染料，應是前所未見的蜀錦提花機模型，是迄今我國發現的唯一有出土單位、完整的西漢時期織機模型，對於研究中國絲綢紡織技術的起源與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考古發現
特殊葬俗
此次發掘的漢墓共4座，位於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鎮土門社區衛生站東側，當地俗稱“老官山”。墓葬為豎穴土坑木槨墓，建築方式為先挖豎穴土壙，土壙內再放置髹漆木槨，木槨由榫卯結構鑲嵌而成，木槨外包裹青膏泥，槨室內放置葬具及隨葬品。其中2號墓無墓道，長7.2米、寬4.5米、高2.75米的木槨上滿鋪棕墊，棺槨上包裹著竹木編織物。據考古人員介紹，這種特殊的葬俗，在全國還是首次發現。
關於墓葬年代，根據墓葬中出土的漢武帝時期五銖錢、西漢半兩錢以及墓葬形制和其他出土文物綜合分析，墓葬年代推測在漢景帝、武帝時期。其中1號墓葬中出土的漆器上有“景氏”銘文，據文獻記載，景氏曾為楚國望族，西漢初年，景氏貴族遷至關中一帶，後景氏一支又入遷蜀地，墓主或與此有關。
“此次出土的隨葬品之所以保存如此完好，我覺得與這種特殊的喪葬習俗密不可分。”此次老官山漢墓考古現場負責人謝濤說，成都地下水位很不穩定，許多墓葬內也是時而乾燥時而潮濕，隨葬品保存十分不易。而此次發掘的漢墓槨室均由50多厘米厚的楠木板鑲嵌而成，再用青膏泥包裹，槨室內還墊有厚厚的棕墊，加上墓葬封土黏性較好、保水性強，使得墓葬一直處於飽水狀態，因此眾多珍貴文物得以封存。
織機模型
在此次考古發掘中，2號的墓葬北底箱出土了4部蜀錦提花織機模型。這些織機模型為竹木製成，結構複雜精巧、保存十分完整，一些部件上還殘存有絲線和染料。這也是迄今我國首次發現西漢時期的織機模型。在織機四周，還散落有十多件彩繪木俑，這些木俑或立或坐，根據他們不同身姿和身上不同銘文推測，這些木傭可能為司職不同的織工，而2號墓的北底箱應該是漢代蜀錦紡織工場的實景模擬再現。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從事蠶桑的國家，四川古代絲織業更是高度發達。”成都博物院副院長江章華說，以前多地都有古代絲織品出土，而這次發現如此完整的提花織機模型，填補了我國紡織業的歷史空白。
出土的4部織機中較大的一部高約50厘米、長約70厘米、寬約20厘米，其他3部略小，大小相近，高約45厘米、長約60厘米、寬約15厘米。“根據織機模型與周邊的織錦人俑的比例對比，那時真實的織機大小如一個可以容下20人的會議室。”江章華說。
謝濤介紹說，根據現有史料，蜀錦的繁盛歷史最早只能追溯到西漢晚期，而且在許多西漢時期的畫像磚中，織機樣式多為家庭式生產的斜織機（俗稱“腰機”），這次發現，證明了在西漢早期的蜀錦織造過程中已經在使用這種大型的提花織機，而不同工種織錦人俑的出現，說明當時的蜀錦織造已經進入作坊式生產階段，這將蜀錦繁盛歷史大大推前，對於研究中國乃至世界絲綢紡織技術的起源和發展意義重大。
2014年09月15日入選“指南針計畫”， 成為國家文物局“指南針計畫”專項“漢代提花技術復原研究與展示”項目的研究對象。該項目將對其進行全面系統的整理測繪，以全面探索中國古代的提花織造技術。
經絡漆人
經穴髹漆人像經穴髹漆人像佐證中醫針灸史。
此次出土的人體經穴髹漆人像發現於3號墓。該漆人像高約14厘米，五官、肢體刻畫準確，人像身體上用白色或紅色描繪的經絡線條和穴點清晰可見，並在不同部位還陰刻“心”“肺”“腎”“盆”等小字。
“這雖然是全國第二次發現這樣的漆人像，但比此前綿陽邊堆山漢墓出土人體經絡髹漆人更為精緻、完整。”謝濤說，1993年在綿陽出土的經絡漆人，是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標有經脈流注的木質人體模型，其年代比此次發掘的老官山漢墓略早，但綿陽的經絡漆人只有經脈而無穴位，而此次出土的經穴髹漆人，都進行了人體經脈、穴位標註。
“該經穴髹漆人與大量醫學典籍一同出土，說明這些遺物並非隨葬明器，而可能是墓主生前行醫、教學中使用過的，這也證明在西漢早期我國的中醫針灸學已經形成了較完備的理論體系，為揭開中華醫學經脈針灸理論的起源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謝濤表示。
簡牘
墓葬中出土的簡牘成都溫熱潮濕的氣候使得簡牘類文物很難長存，而此次出土的大量西漢簡牘為四川考古史上首次發現，這一發現也使成都地區成為我國又一處重要漢代簡牘出土地。其中1號的墓葬中出土的50支木牘，根據內容初步分為官府文書和巫術兩大類。
3號墓葬中出土的920支竹簡，則是本次考古發現的最大亮點之一。初步分析，竹簡內容為9部醫書，而這9部醫書已不刊行，且已知的史料上均無記載。據考古人員介紹，醫簡分兩處存放，根據竹簡長度、擺放位置、疊壓次序和簡文內容，可分為9部醫書，其中除《五色脈診》一部之外，皆無書名，經初步整理暫定名為《敝昔醫論》《脈死侯》《六十病方》《尺簡》《病源》《經脈書》《諸病症侯》《脈數》等。此外，還有184支（含殘簡）組成的內容為《醫馬書》。
“‘敝昔’二字為‘扁鵲’的通假字，《敝昔醫論》極有可能為扁鵲學派已經失佚的經典書籍；此外，扁鵲是脈學的倡導者，但所著《內經》《外經》均已遺失，而此次出土醫書中的內容也多為脈學，一起出土的還有用於經脈教學的人體模型，由內容反推，恰與‘扁鵲’書名不謀而合。”謝濤說，出土醫書是否為扁鵲所著還需進一步研究，但這些簡牘依然是中醫發展史的重大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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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老官山漢墓出土的4台織機入選“指南針計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