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懷念豐先生
豐一吟同志來信要我談一點我和她父親交往的情況。我近來經常感冒，多動一動就感到疲勞，但生活還是忙亂，很少有冷靜思考的時間。在我居住的這個城市裡噪音很多，要使腦子安靜下來，實在不容易，思想剛剛進入“過去”，馬上就有古怪的聲音把它們拉回來。過去、現在和將來常常混在一起，要認真地回憶、思考，不知道從哪裡做起。
得到一吟同志的信以後，我匆匆想過幾次，我發現我和她父親之間並沒有私人的交往。
我覺得奇怪。按情理我們應當成為往來密切的朋友，第一，子愷先生和我都是在開明書店出書較多的作者；第二，三十、四十年代中我的一些朋友常常用親切、友好的語言談起子愷先生，他們中間有的人同他一起創辦了立達學園，有的人是這個學校的學生；第三，我認為他是人道主義者，而我的思想中也有人道主義的成分；第四，不列舉了。……想來想去，惟一的原因大概是我生性孤僻，不愛講話，不善於交際，不願意會見生人，什麼事都放在心裡，藏在心底，心中盛不下，就求助於紙筆。我難得參加當時的文藝活動，也極少在公開的場合露面。早在三十年代我就有這樣的想法：作家的名字不能離開自己的作品。今天我還堅持這個主張。作家永遠不能離開讀者，永遠不能離開人民。作為讀者，我不會忘記子愷先生。
我現在完全說不出什麼時候第一次看見豐先生（我後來就習慣這樣地稱呼子愷先生），也講不清楚當初見面的情景，可是我還記得在南京念書的時候，是在一九二四年吧，我就喜歡他那些漫畫。看他描寫的古詩詞的意境，看他描繪的兒童的心靈和幻夢，對我是一種愉快的享受。以後一直是這樣。一九二八年底從法國回來我和索非住在一起，他在開明書店工作，我的第一部小說《滅亡》要在開明書店出版。索非常常談起豐先生，也不止一次地稱讚他“善良、純樸”。他又是一種辛勤的勞動者，我看到他的一本接一本的譯著和畫集。他介紹了西方藝術的基本知識，他講述西方音樂家的故事，他解釋西方繪畫發展的歷史；他鼓吹愛護生物，他探索兒童的精神世界。……我沒有見過他，但我的腦子裡有一個“豐先生”的形象：一個與世無爭、無所不愛的人，一顆純潔無垢的孩子的心。我並不完全贊成他的主張，但是我敬重他的為人。我不僅喜歡他的漫畫，我也愛他的字，一九三○年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的《自傳》脫稿，曾托索非轉請豐先生為這書寫了封面題字，我不用多說我得到他的手跡時的喜悅。這部印數很少的初版本《我底自傳》就是惟一的把我和那位善良、純樸的藝術家連在一起的珍貴的紀念品了。
我在記憶里搜尋，可以說是一無所得，我已經沒有條件深思冥想了。
在抗戰前我從索非那裡經常知道豐先生的工作情況和生活細節。後來我讀到他自己的文章親切地描述他在家鄉安靜的寫作生活，然後是戰火爆發、侵略軍逼近家鄉，他同家人倉皇逃難。從此他從浙江，去江西、湖南、廣西，再去四川。這期間我也到過不少的地方。我說不出什麼原因，我同他不曾有過任何的聯繫，可是他的腳跡始終未從我的眼前消失。他在各地發表的散文，能找到的我全讀了。閱讀時我就像見到老朋友一樣，感到親切的喜悅。他寫得十分樸素、非常真誠，他的悲歡、他的幸和不幸緊緊地抓住我的心。抗戰期間我在重慶開明書店遇見過他，談過幾句話，事後才想起這是豐先生。另一次我和一個朋友到他在沙坪壩的新居去看望他。記不起我們談了些什麼，時間並不長，但是我保留著很好的印象，他仍然是那樣一個人：善良純樸的心，簡單樸素的生活，他始終愉快地、勤奮地從事他的工作。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還在成都祠堂街開明書店買了一幅他的親筆漫畫，送給我一個堂兄弟，為了激發他（堂兄弟）的高尚的情操。
上海解放後，我幾次見到豐先生和一吟同志，聽說他要翻譯日本著名的《源氏物語》，他開始自學俄文，並表示要學好俄文才去北京。我相信他有毅力做好這兩件事。果然他在一九五九年去北京出席了全國政協的會議，他從俄語翻譯的文學作品也陸續出版。（在“四人幫”下台之前，我就聽一位老友講他正在閱讀豐先生翻譯的《源氏物語》全部手稿。）他一直不知疲倦地在工作。我們有時一起參加學習，他發言不多。今天我還隱約記得的只是他在一九六二年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簡短的講話，他擁護“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他反對用大剪刀剪冬青樹強求一律的辦法，他要求讓小花、無名的花也好好開放。三個月後他又發表了散文《阿咪》。這位被稱為“辛勤的播種者”的老藝術家不過溫和地講了幾句心裡話，他只是談談生活的樂趣，講講工作的方法。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要“反”什麼，要向什麼“進攻”。但是不多久颱風颳了起來，他的講話，他的漫畫（《阿咪》的插圖——“貓伯伯坐在貴客的後頸上”）一下子就變成了“反社會主義”的毒草。我也背上了一個沉重的包袱，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我第一個發言，大談《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我帶頭“發揚民主”，根據過去的經驗我當時也有點擔心，但料不到風向變得這樣快。一方面我暗中抱怨自己不夠沉著，信口講話，我的腦子也跟著風在轉向，另一方面我對所謂“引蛇出洞”的說法想不通，有意見。聽見人批評《阿咪》，我起初還不以為然，但是聽的次數多了，我也逐漸接受別人的想法，懷疑作者對新社會抱有反感。縱然我不曾寫批評文章，也沒有公開表態，但是回想起這一段時期自己思想的變化，我不能不因為沒有盡到“作家的責任心”而感到內疚：在私下議論時我不曾替《阿咪》講過一句公道話。其實我也不能苛求自己，我就從未替我那篇發言講過一句公道話。那個時候好像有一種強大的壓力把我僅有的一點獨立思考也摧毀了。接著的幾年中間我仿佛在海里游泳，岸在遠方，我已經感到精力不夠了。但是我仍然用力向前游去。
於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參加亞非作家北京緊急會議後回到上海，送走外賓之前我到作家協會分會開會，大廳里就掛著批判我那篇講話的“興無滅資”的大字報。那天受批判的是一位不久就被迫跳樓的文學評論家，我被邀請坐在“上座”，抬起眼便看見對面一張揭露我的“罪行”的大字報。我知道，我送走客人後，大禍就臨頭了。我還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其實心裡很害怕。我盼望著出現一個奇蹟：我得到拯救，我一家人都得到拯救。自己也知道這是妄想。我開始承認自己“有罪”，開始用大字報上的語言代替了自己的思考。朋友們同我劃清了界限，其實大多數的熟人都比我早進“牛棚”，用不著我同他們劃清界限了。豐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我不曾到過他的家，但我知道他住在陝西南路一所西班牙式的小洋房裡。我去作協分會開會、學習、上班的時候，要經過他的弄堂口，我向人打聽，他早在六月就被定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判和折磨了。
我也給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這只是幾頂帽子中的一頂，而且我口服心服地接受了。我想：既然把我列為“權威”，我不是“反動的”，難道還是“革命的”？我居然以為自己“受之無愧”，而且對豐先生的遭遇也不感到憤慨。在頭兩年中我甚至把“牛棚”生活和“批鬥”折磨當做知識分子少不了的考驗。我真正相信倘使茹苦含辛過了這一關，我們就可以走上光明大道。我受批鬥較晚，關入“牛棚”一年後才給揪上批鬥場。我一直為自己能不能過好這一關擔心。我還記得有一天到“牛棚”去上班，在淮海中路陝西路口下車，看見商店旁邊牆上貼著批判豐子愷大會的海報，陝西路上也有。看到海報，我有點緊張，心想是不是我的輪值也快到了？當時我的思想好像很複雜，其實十分簡單，最可笑的是，有個短時期我偷偷地練習低頭彎腰、接受批鬥的姿勢，這說明我是心甘情願地接受批鬥，而且想在台上表現得好。後來我真的上了台，受到一次接一次的批鬥，我的確受到了“教育”：人們都在演戲，我不是演員，怎么能有好的表現呢？
批鬥以後我走過陝西路搭電車回家，望見那些西班牙式洋房，我就想起豐先生，心裡很不好過：我都受不了，他那樣一個純樸、善良的人怎么辦呢？！一天我看見了他。他不拄手杖，腋下夾了一把傘，急急地在我前面走，鬍子也沒有了，不像我在市政協學習時看見他的那個樣子。匆匆的一面，他似乎不曾看見我，我覺得他倒顯得年輕些了。看見多一個好人活下來，我很高興。我以為他可以闖過眼前的這一關了。
但是事情不會是這么簡單。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又刮來一陣狂風，所謂“批黑畫”的運動開始了。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揮舞大棒做報告隨意點名，為人民做過不少好事的藝術家又無緣無故地給揪出來做靶子，連《滿山紅葉女郎樵》的舊作也被說成“反對三面紅旗”的毒草。《船里看春景》中的水裡桃花倒影也給當做“攻擊人民公社”的罪證。無情的批鬥已經不能說服人了，它只有使我看出：誰有權有勢誰就有理。從那個時候起我開始懂得人們談論的社會效果是怎么一回事情。我逐漸明白：像棍子一樣厲害的批評常常否定了批評本身。棍子下得越多越是暴露了自己。最初我真的相信批鬥我是為了挽救我。但是經受了長期批鬥之後，我才明白那些以批鬥別人為樂的人是踏著別人的屍首青雲直上的。我已經成了一個虔誠的信徒，忽然發現一切符咒都是隨意編造，我不能靠謊言過日子，必須動動自己的腦筋。眼睛逐漸睜大，背上的包袱也就逐漸減輕。我不再惶恐，不再害怕，不再有有罪的感覺。腦子活動了，思想多起來了，我想起給搗毀了的杭州的岳飛廟和跪在岳墳前的四個鐵像，我仿佛見到了新的光明。那不就是用“莫須有”罪名害人的人的下場嗎？
我不再替豐先生擔心了。人民喜愛的優秀藝術家的形象是損害不了的，我不再相信“四人幫”能長期橫行了，但是我沒有想到他們會垮得這樣快，更沒有想到豐先生會看不到他們的滅亡。在現今的世界上畫家多長壽，倘使沒有那些人的批鬥、侮辱和折磨，豐先生一定會活到今天。但是聽說他一九七五年病死在一家醫院的急診間觀察室里。在上海為他開過兩次追悼會，我都沒有參加：第一次在一九七五年九月，我還不曾得到解放，他也含著冤屈；第二次在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北京開會，他終於得到了平反昭雪。沒有在他的靈前獻一束鮮花，我始終感到遺憾。優秀的藝術家永遠讓人懷念。但是我不能不想：與其在死後懷念他，不如在生前愛護他。讓我們牢牢地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吧。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