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春門內的慶春路，歷來為杭城繁華街道之一。門外為郊區農民的菜地，菜農運菜進城，擔糞出城，均由此門出入，故民謠有“太平門外糞擔兒”之說。清代康熙皇帝南巡杭州時，曾在這裡留下了“東南農事已春深，菜壟花開滿地金”的讚美詩句。慶春門殘存城牆於1958年築環城東路時拆去，在貼沙河西邊的慶春立交橋旁立有“古慶春門”石碑。隨著城市東擴，這一帶將是未來杭城新的城市中心地帶。
滿清入關，兵分八旗。杭州的十座城門，從順治年起，九座城門的鑰匙由八旗的門卒掌管，漢人的巡撫都不能染指。錢塘門由正黃旗掌管；武林門由鑲黃旗掌管；鳳山門由正紅旗掌管；望江門由鑲紅旗掌管；候潮門由正藍旗掌管；涌金門由鑲藍旗掌管；清泰門由正白旗掌管；清波門由鑲白旗掌管，艮山門由旗人專管。唯獨慶春門由漢兵把守，為啥？因為這城門洞內進出的，多糞擔，屬“污穢之門”。
《清史稿·年羹堯》說年羹堯遭雍正皇帝猜忌，調任“杭州將軍”，後罷職授“閒散章京”。“章京”是滿語的讀音，相當於高級別的文秘，不過前面加了一個“閒散”的定語，也就晾起來了。民間野史說這一段就熱鬧了，說年羹堯開始守的是“污穢之門”慶春門。後來落實政策，又改守了涌金門和錢塘門。
五十年前，“污穢”一說，也是慶春門的記憶。勞志鵬先生當年住在慶春門內，在他十六歲的眼中，慶春門內有三多：死伢兒多、蛇蟲八腳（蜈蚣）多、清水茅坑多。此時，歷經六百餘年的城牆依然存在，但只是一道高不可攀的泥牆，沒了表面的磚石。城東的人家死了嬰兒，往往到城牆腳邊一扔了事。荒草叢生，陰潮凜人，城牆腳邊多的是蛇蟲八腳。就連城牆外面出了名的絡麻地蟋蟀，叫得也是嚶嚶的森人。鑽出城牆的破口，城河裡的蝦清晰可掬，水卻涼得逼人。
與此相比，清水茅坑算是城牆內最大的亮色了。菜農挑一對大腰鼓似的糞桶，城裡城外收來糞便，稀哩嘩啦倒進了菜園的糞缸，儲存、漚化。大糞餵過的菜，油綠。當然，城裡的糞便也不是隨便收的，城裡有糞行，人稱“金汁行”；城裡還有“糞霸”，各有“領地”，誰破了規矩，事就大了。南宋《夢梁錄》說：“杭城戶口繁夥（多），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瀽（傾倒）去，謂之“傾腳頭”，各有顧主，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者經府大訟（嚴重的是上官府大打官司），勝而後已（不勝利決不罷休）。”看來，這也是一個歷史的遺留問題，老實巴結的菜農，只能沿襲上一輩留下的糞戶，因循守舊了。
勞志鵬老先生小時候住的是樓房，大門、二門，房門，不鎖的，最多就是門後戤（gai，靠）一張凳兒。後半夜，菜農上樓梯來了，輕聲輕氣。馬桶是放在床頭的，菜農從床邊走過，打開馬箱，取出馬桶。馬桶也不是低矮帶環的那一種，那形狀如同紹興酒店燙酒的“汆桶”，半人高，上有邊沿。菜農將馬桶夾在腰間，下樓。菜農的腰上纏了“單梢”，以前吃力氣飯的人腰上都有，丈把長的白布，用來“殺力”，用來擦汗。“汆桶”似的馬桶無論多滿，擱在“單梢”上不會滑脫。
馬桶倒淨洗清，又端了上來，放進馬箱。馬桶蓋和馬箱蓋就豎立了，這是告訴主人，馬桶淨了。菜農的去，也如他的來，貓一樣的行走，悄聲無息。這么一種世代相襲的往來，極信任的，哪怕住家是夫妻同房，哪怕房間裡擺了值幾個錢的物事，極無陋聞。後來的馬桶，各家就放到天井了，這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再後來，馬桶放到了牆門的外面，這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後。不知道這是對勞動者的尊重，還是人開始生出了防人之心。等到這一個日子的出現，有一個慣例也就破了：那就是每年的立冬，菜農給各家送上的大白菜一擔，做冬醃菜用的。那時候，慶春門內菜園上空的氣息是有那么一點遭人嫌棄，但雨後的七彩飛虹，卻常常在淨空中浮現。高樓林立的今天，只是記憶中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