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沿革
愚園路歷史是那么容易被藏起來。遊走在小河邊，這條興起於上個世紀20年代上海的私家洋房匯集的老街，我只能有一種捉迷藏的感覺，與時間，以及藏在那些時間背後的人和事。
小河邊是什麼時候才有的呢？有種說法是，依照字面上所能看出來的，這條路的前身肯定是一處非常大的私家園林。小河邊，顧名思義，先有了小河邊，才有了路。查了一查，果然也不假，在1918年的上海老地圖上，靜安寺的附近標有一處明顯的記號，上面寫著“小河邊”，其規模包括了今天小河邊、常德路、南京西路一圈。至於這園子後來為什麼消失了，歷史並無記載。說起來並不遙遠啊，為什麼說不見就不見了呢？
自打小河邊的前身，這座神秘的私家園林消失起，小河邊似乎就注定了在近代上海的熱鬧喧譁中做一名隱士的命運。這裡是當年的法租界（在後來若干年的交迭中，其劃分發生過一些局部的變化），和那個時候其他租界裡所發生的一樣，似乎就在一眨眼間，風生水起。說出現就出現了，而且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因上海缺少沉重的幾千年歷史，又靠近海洋，趕上了一個屬於海洋的世紀，拋開因殖民所形成的文化性格的複雜和多樣不論，對上海，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鋪開早年租界工部局的規劃圖紙，小河邊一直是被作為高檔住宅區來建設的。在概念上，它類似於今天房地產開發商所追捧的高檔別墅。
但後者依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小河邊的房子，多為劃定了地皮後，又各家各戶自行設計，自行建造，除了在高度和公共設施上作了一些規定，其他並不多加干涉。這也造就了迄今中國私宅建築在民間的最後一次輝煌。
建築是文化的沉澱，亦是時間所能交給人類最為直觀的歷史胎記。
從東往西，小河邊兩側幽深的弄堂里，一幢幢驚艷的小樓隨時可能跳入視野之內。上海人喜歡將一條路上門牌號稱為多少弄，特別是那些很長的路，可以排到幾千弄為止。在弄堂內，又要分出若干號，此時的多少號才代表了一幢具體的建築。也確實，少了北方城市的粗獷，又比南方的城市多些秩序的上海，用“弄”來表述一條街上的曲曲折折，是一個比較貼切的方式。小河邊也是如此，最西端的那頭一直排到了1600多弄，這在上海的路當中，算不得最長，但在一條花園洋房集中的路上，這可能意味著數千處的私家小樓，他們各不一樣，可謂壯觀。
還有，小河邊上的法國梧桐有的保留下來了，那些活了大半個世紀的梧桐將整條路包裹在自己的身下，它們的年齡在樹的家族中並不算長，但它們有可能看見了一段極難複製的歷史。經歷，並繼續經歷下去。
被藏起來的歷史小樓一夜聽風雨。如果你想知道歷史往往是以一種怎樣的方式倉促謝幕，現在的小河邊就是一個不錯的去處。這條路上的房子，一個讓人尋味的特點就是，絕大多數的房子，就連住著它們，護著它們的人，也說不清楚它們的來歷。
小河邊395弄，這裡是1930年代的上海最為氣派的新式里弄所在。我在門口問看門的老大媽，她對所看護的這片房屋渾然無知，我知道這事情不能怪她，多少人，多少事情，都已經像一場秋雨中的葉子，紛紛凋落了。
起先是有目的地看。西頭1136弄的汪公館可能是這條路上最有名的建築，因其曾經是汪精衛的公館，也因在這裡上演過國民黨政府交通部長王伯群金屋藏嬌的故事而出名（建築的具體構造和典故後文另述）。
今天的汪公館依然是那幢房子，只不過是門口掛上了長寧區少年宮的牌子。我去的時候，正好是星期天，孩子們都已經到了教室里，從窗戶里飄出各種各樣的器樂聲，或悠揚，或急促。伴著這樂聲，走進門廳里時，憑空就多出了一些異樣的感覺。老房子，特別是有故事的老房子，總讓人心生出許多莫名的聯想。每一處打著厚重的時間痕跡的物件，被鞋底磨出光來的大理石台階，門上那經主人雙手反覆開啟過的把手，無不因沾染了太多故事而多出些陰鬱的靈氣。
就像那處幾乎荒棄掉的後花園。汪公館的主樓內畢竟還有著些人氣，走至不遠處的角落裡，發現在濃蔭遮蓋之下，竟然還藏著一座小花園。告別了流水的小橋，長滿了青苔的假山，在這寸土寸金的上海西區繁華之地，一處半畝大小的花園能得以保留，實在是它的造化。只是因為太安靜了，這裡的氣氛有些濕漉漉的壓抑。與喧鬧的街市只有一牆之隔，惟一的小門已經被人封上了。也不知道這裡有多少天沒有人好好地信步遊走了，人的到來，讓每片葉子，每級台階似乎都歡動了起來，在這樣的園子裡，人很難說清自己應該繼續走下去，還是應該迅速地走開。
還是離開吧。歷史往往經不起細細碾壓。那些堅硬的建築猶如深陷泥藻中的怪物，掙扎著欲脫開身，和人講述，卻越陷越深，終不能自拔。再往下走，滿街的歷史，每一幢房子明明就是一部書，記錄著悲歡離合；每一扇幽閉的玻璃後面，似乎都有一雙顧盼的眼睛，有著沒說完的故事……可是，假如你去打聽，這一切又在轉眼間從你的眼前消失掉了，無數的“不知道”，無數的門打開一道縫隙之後，又砰然在你眼前關上了。
陪著我一起前去探尋的妻子說，“這些房子真應該在門前用銅牌記錄下它們的過去。”我問她，“你知道，人們為什麼沒有這樣做嗎？”
她無語了。說實話，問完這個問題，我自己也被糾纏住了。
國人尤其善於隱藏記憶。將好的拿給人看，將不喜歡的，或者不愉快的藏起來，掖起來，希望它們能早點爛掉。想想看，這些房子，它們原本只是些木頭、石頭堆砌的沒有知覺的生命，又有什麼可藏的呢？“
原罪“就在於它們經過了太多的動盪與洗劫，在戰爭與動亂中改名易姓尚算幸運，”文革“中，常聽說在這些房子裡發生成分不好的資本家懸樑自盡的事情。來得太快，變得太緊，消失得自然匆忙。
總有人說，時間能證明一切，又有人說，真相終歸會大白於天下。
我不懷疑這些話，但這些話說的應該都是正史，真正藏於民間的，大量的細節和血肉，是可以被湮沒掉的。有些是不經意間的自然風化，有些則屬於別有用心的洗刷。小河邊，無數間被藏匿的洋房，它們屬於哪種，我不知道。
現今境況
愚園路如果僅僅是一個匆匆行走的過客，絕對看不見愚園路的特別。前面所講的那個被藏在街後的愚園路，需要走入弄堂里才能發現。
如今，走在街上，愚園路充滿了上海元素。家住1420弄的翁同和先生在這裡住了五十幾年，在他看來，這條街是一個不停更新的上海黃曆。翁先生的愛好在這些年裡不停地變化，門前的弄堂口是他記憶最為集中的地方。幼年在那裡看著人捏糖人；十幾歲時下鄉，又在那裡告別父母；一別十年後，回到上海時趕上失業，坐在弄堂口賣報紙；再後來，門口的人漸漸多了，他也老了，閒著沒事和街坊鄰居擺擺龍門陣。
這樣的日子也沒有多長了。聽說要拆遷，到處都在舊城改造，愚園路上的花園洋房是不能拆的，不僅是因為這些房子保存著記憶，更多的恐怕還是這些房子背後所蘊藏的驚人的商業利益。所以，該拆的都是低矮的平房和擁擠的石庫門。拆遷是由東往西進行的，在東邊的一處小區里，已經打出了“向率先拆遷的居民民眾致敬”的標語。這年頭，拆遷不容易，被遷走的不容易，做被拆遷者工作的也不容易。
動遷小組的人已經上門了，說是協商，其實是通牒。翁老先生不是釘子戶，他早早盤算著政府能補貼多少錢，帶上這些年積攢的老本，該找個什麼樣的地方終老此生。有弄堂口的房子是沒有了，再也不能搖著蒲扇串門了，看來也只能找處商品房，蝸居在防盜門後回味從前了。
屬於無數普通人的愚園路是低調而現實的。他們在這裡娶妻生子，生老病死，並不知道在愚園路常德路路口的一所普通公寓內，曾住著寫盡上海金粉幽怨的張愛玲。知道的人，他們記得的也不是後來的那個被包裝了的張愛玲。解放前就在愚園路上賣手錶的林老闆說，她也就是個會寫文章的上海女人，不知道後來怎么著就火了起來。他也還記得住在這條路上的傅雷夫婦，傅雷曾經到他這裡為妻子買過一塊手錶，讓他自豪的是，他還曾托傅雷先生翻譯過手錶說明書，今天看來，他的面子大了，可是當時，傅雷先生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一點架子也沒有，按期將抄得工工整整的譯稿送過來，樂呵呵地。
林老闆對時下突然興起的老上海熱抱有很大的警惕。在他看來，許多故事只不過是人為的想像罷了，哪怕是舊時的上海，哪有那么多的情調，絕大多數的人活得都不容易，包括那些有錢人，也都是從小夥計、跑碼頭的苦過來的，他們最知道扎紮實實、流汗賺錢的道理了。闊家的小姐太太、公子哥兒整天講求情調，那是不務正業，老爺子知道了，也不見得開心，碰上家教嚴厲的，還有敲他們的腦殼，怕長久下去敗了家業。但是，在這些人中，因為離西方近，他們在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方式上培養起了不同於傳統富人家庭的貴族氣息，這一點倒是真的。愚園路上的房子本身就是證明，除開上海，在中國，可能沒有哪一個城市，集中了如此多的西方建築風格，又將他們在本土改良得如此中西合璧。
請允許我用文字原本記錄下9月18日14時40分愚園路東端街口的場景：兩條馬路在這裡相交，十字路口中間形成一片不規則的廣場，廣場上有間酒吧，十幾張撐著陽傘的露天桌椅擺放在那裡，紅色的，可口可樂的商標遠遠的很是招眼。路的一端是間名為“原宿”的俱樂部，臨街的牆面上雕刻著一些日本幕府時期的人物，看裡面的布置和進進出出的人，應該是日本人開的。路的另一端是一處老式里弄，黑色的牆體上寫著巨大的“拆”字，居委會的黑板報掛在弄堂口，宣傳不可放鬆防範非典，裡面的住戶們忙忙碌碌。街心小島上，飄散著烤魷魚的味道，粘合著汽車尾氣，我坐在椅子上，形形色色的人從我身邊經過，打工者的汗液味，和時髦女郎的香水味。幾十米外的地方，似乎有人正在吵架，吵吵嚷嚷，圍了一大圈的人，剛剛有兩個胖警察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了，人群哄地散了，耳朵里又只剩下了車輪滾過的聲音。
真的歷史，並不活在記憶里。記憶總是傾向於想像和沒有結尾的，記憶本身已經是一種過濾，記住可能記下的，忘掉的是多數，是平日裡那些看來最為瑣碎的細節，看上去普通，往往最為真實。現時的愚園路，已經活在記憶里了。
汪公館
有關這處住宅的最出名的故事版本要數在這裡演繹的“金屋藏嬌”的典故。國民黨要員王伯群喜歡上了交大的校花，為藏美人，不惜接人饋贈，將如此一座英國莊園式的豪宅拿出來藏嬌。不料，未過多時，東窗事發，王伯群因接下這處來路不明的房子，遭貶。又因這則故事裡還有一位神秘的美女主角，一時間在當時的上海被炒得沸沸揚揚。
這幢房屋後來一度成為汪精衛的公館。想來這個在歷史上高起低落的人物，當年住在這樣的一所房子裡，有無想過它的前主人曾於此倒霉透頂。房子在建國後一直是青少年教育活動的基地，從現在的房主那裡，得不到更多史料，也不知被鎖在哪個檔案櫃內，也可能早已散落了。
當年的金屋藏嬌和汪偽政府的內閣風雲已逐漸被人遺忘，好在這幢房子猶存。因為改成了少年宮，房屋的局部有些變化。整個建築屬哥德式，主樓共三層，有大廳和側門，大門用於平時待客以及主人出入，側門是留給家僕和日常生活之需的。不過，有別於一般的洋房側門，這幢房子還留有其他通道，且彎彎繞繞，十分複雜，不知是否因為考慮了這裡住的皆為風口浪尖的人物，危難時方便逃生的因素。屋內布局精巧，家具陳設雖已不在，但從牆體和屋頂裝飾的細節來看，足夠氣派，光潤的大理石鋪地，楠木扶梯和地板，屋頂雕花畫龍，落地玻璃，正面朝南，採光充足。值得一提的是，如此一座建於路邊的大宅子，從外面竟然發覺不了，一片高大的灌木衝出圍牆，恰到好處地擋住了視線，和北方常用七八米的圍牆將房子擋起來的方法相比，這種做法無疑更加符合自然和美觀的需要。設計時，房子也故意造出了剛夠一輛車通行的弄堂，等人走進去百餘米，豁然開朗，這一切都顯示了這所房屋的主人當初建造和選擇它時特殊的考慮。
愚園路395弄，湧泉坊
這片房子被人記住是因為它在上海的新式里弄住宅里所具有的開創性的地位。所謂新式里弄，是於上個世紀初在上海開始出現的一種結合了中國特點的西化建築。建築一排連為整體，獨門獨戶分為多家，每家一般三層，底樓有小花園，二樓和三樓各自分割，各有功用。整體上有些類似於今天的聯排別墅。
愚園路上這處名為湧泉坊。湧泉坊三個大字就在街邊，小區門口高高的騎樓據說在當年也是開了風氣之先，自那以後，上海後來建造的許多新式里弄也多採取了這種建造騎樓的大門樣式，一來顯得氣派，二來也能節省點空間。湧泉坊內的房子外觀是紅色的，樣式並不完全一樣，看上去也有經最初建造者私人考慮的痕跡。比如一幢原屬某菸草公司老總的房子，四面採用了不同的外觀，整個房子因此與眾不同。
據說，“文革”開始後，湧泉坊里被安置了不少從鄰近的私家豪宅里趕出來的資本家，那些資本家年紀也都不小了，忍受不了屈辱的，鬱悶而死的不少，他們的子女也因早年接受的是西方式的教育，有些之前就已經去了國外，有些落實政策後也已遠走他鄉，只留下那些當年年紀輕輕的姨太太們獨守空門。她們也還只能得到新式里弄里的一間，繁華落盡，有些人看得破，有些人未必看得破，徒生傷感。作家程乃珊記載的一個老太太，原為遠東第一豪宅的主人，“文革”後被趕至一處閣樓，丈夫早已和姨太太一起自盡，她獨自一人保持著用英式茶具每天下午對著窗台喝咖啡的習慣。“文革”後，有人問她要不要落實政策，拿回自己的房子，她說，“不要了”。
愚園路749弄
這裡也是一處從外面絕對發現不了的別墅群，它們的規格和檔次介於私家豪宅和新式里弄中間。此處最為出名的是63號、65號、67號。這三座連在一起的房屋主人分別是特務李世群、吳士寶，中間夾著周佛海。
從外觀上看，這些房子因其較為小巧，設計時在結構上所花的心思就更移。為與他人區別，因而風格各異，又整齊排放在一起，也就方便了觀者。從749弄拐彎進去，整個建築群的入口還是相當開闊的，但至後來，越顯幽秘，主人也越顯貴。最後，幾扇小門，通往熙熙攘攘的鬧市，所以這樣設計，據說也是為方便逃生。亂世里的房屋，留著亂世里才有的門。
這些房子如今都住著解放後陸陸續續分進來的房客，一幢花園洋房就此成為七十二家房客混居的場所。這也是大多數花園洋房在上海的遭遇，一幢原本為整體的房子，貌似被平均地瓜分，實在是一種讓人心裡感覺非常複雜的下場。外地人曾笑上海人住的樓道內安著十幾隻燈頭，洗水池上鎖著十幾隻水龍頭，就是這種花園洋房裡棚戶生活的寫照。
據統計，上海現存的花園私宅有6000餘座，處於公用狀態的占五分之四。愚園路上的也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這些房屋裡，發生了整個上海生長最為旺盛時期的故事，長期放任這些建築被瓜分使用，難以得到修繕，是一種對過去和未來的變相消滅。它們理應得到善待。
愚園路81號，劉長勝故居——“麻將搭子”原來是中共書記
2004年5月27日，當上海迎來解放55周年的紀念日，一座反映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鬥爭史的陳列館也在愚園路81號正式對社會開放。這裡是過去中共上海局副書記劉長勝同志的故居，現在則陳列著關於地下鬥爭的各種資料。
1946年至1949年，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領導人、中共上海局副書記劉長勝就居住在這裡，小樓因而成為當年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的秘密機關之一，上海局書記劉曉常到這裡和劉長勝討論開會。劉長勝家在二樓，當時的地下市委書記張承宗則住三樓，而同樓的甚至還有一個國民黨特務。
每次，地下黨在劉長勝家中聯絡，劉長勝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屋外放哨，一發現動靜，便將麻將搓得嘩嘩響。時間一久，周圍人都以為這位矮胖的老闆愛搓麻將，雖然人來客往，卻從未引起懷疑。以至於上海解放後，報上刊出上海市委領導劉長勝的名字，鄰居老太驚呼：“伊難道是阿拉格麻將搭子‘劉胖’？！”
也不要說這些鄰居了，當時在附近的市西中學擔任黨支部書記的顧和也從來不知道，自己的上級、上海局的副書記居然就居在距離自己學校幾百米遠的眼皮底下，當時81號的保密工作做的怎樣可想而知。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軍憲特方面的情報，幾乎沒有一次不提到劉長勝，把他列為黑名單上的首要分子。1948年秋，國民黨政府換髮身份證，就是想搜捕包括劉長勝在內的地下黨領導。他們那裡知道，有著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的劉長勝正安穩地住在愚園路81號這幢小樓里呢！
今天的陳列館通過一系列組合場景，展示中共地下組織發展、鬥爭的歷程。底樓的咖啡館還模擬再現了20世紀30—40年代3個上海地下黨的秘密聯絡店：上海書店、榮泰煙號和公啡咖啡館。
愚園路404號，市西中學
在地下組織鬥爭史陳列館參觀的時候，我看到了這么兩件擺在一起的展品：一本《人面獸心德報怨》的小說，一本《聯共（布）黨史》。在它們的下面注著這樣的文字：中共上海“學委”女中區委書記楊學敏1948年交給當時市西中學黨支部書記顧和保存的宣傳材料。
為什麼會把這兩份看似沒有關係的材料放在一起呢？我輾轉找到了其中提到的顧和。顧和是在聖約翰大學入黨的一名學生黨員，1947年大學畢業，她來到愚園路上的市西中學當老師，同時也成為了市西的第一位教師黨員。市西當時的校長趙傳家回憶：“（顧和）到校之後，團結進步師生，傳播革命思想，開展愛國活動，使學校有了生氣。”
楊學敏是當時中共上海“學校工作委員會”（簡稱“學委”）的區委書記，同時也是顧和的上級。1948年5月，上海的形勢一度緊張，楊學敏便把這份《聯共（布）黨史》夾在當時的一本流行小說《人面獸心德報怨》交給顧和保存，自己則隱蔽起來。“他把這份進步讀物放在小說里，主要是為了掩人耳目，不被人發現，”顧和說：“那時形勢緊張，要儘可能不留下痕跡，像我們的入黨申請書往往只能寫在一小頁紙上，領導在看過後就會馬上燒毀……”
一年後，當上海解放臨近，顧和也一度面臨危險隱蔽起來，但她卻仍然將楊學敏交她這份材料一直保存完好。革命勝利後，顧和一直沒有機會把這份材料交還給楊學敏，直到中共上海地下組織鬥爭史陳列館徵集文物，她才經楊學敏的同意把這兩份材料捐獻給了愚園路上的陳列館。而此時的這些材料，她已經完好地保存了近60年！
真實的地下工作和我們所想像的還有許多不同：有時會很平淡，但卻又同時暗藏著無窮危險。黨組織那時給顧和的任務是：“勤學、勤業、勤交友”。這些任務看似和革命無關，卻直接影響著她後來工作的開展。因為只有在學術和教學上做出成績來，才有可能在學校里形成威信；而只有多交朋友，才有可能擴大黨的影響。正是由於顧和在市西的卓越工作，當上海解放時，市西中學的校長趙傳家沒有離開———不要小看這項工作，這可是當時上海二十多所公立中學中唯一一位留下的校長！
不過顧和並不是在自己的學校迎接上海解放的，就在勝利前不久，她剛剛發展的一名新黨員劉桂馥被捕了，她於是也不得不隱蔽起來，躲到了愚園路中實新村的同學家裡。那是最難熬的一段日子，她既關心著上海的解放事業，又擔心著自己被捕的同志，每天，她都看到報紙上有自己的同志犧牲的訊息，這更加增加了她的擔心。1949年5月27日早上，領導終於通知她：上海解放了，你可以解除隱蔽了。她馬上回到市西，第一句話就是：劉桂馥怎樣了？還好聽到的是一個好訊息：就在之前一天，當劉桂馥和另一些被捕的同志被押赴刑場的時候，解放軍打進來了，於是押送的士兵一鬨而散，他們也不久便被解救出來。市西師生載歌載舞慶祝解放，也歡迎劉桂馥歸來。
“當時真是千鈞一髮啊！”顧和今天仍然頗有感懷地對記者說。
愚園路1315弄4號，路易·艾黎故居
紐西蘭友人路易·艾黎在上海時也住在愚園路上。民國11～27年間，愚園路1315弄4號是路易·艾黎在上海的住處，是一幢三層的西式住房，室外有扶梯可直上二樓居室。底樓前半部分為會客室和餐廳，後半部分是廚房等輔助用房，中有一間小工房，內置一台車床和一些工具，底樓沿弄堂有汽車庫，房前有小花園。
在上海時，路易·艾黎曾擔任英租界工部局工業科督察長。從1934年開始，他參加上海第一個國際性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並和中共建立聯繫，經常在一起工作的朋友主要有宋慶齡、史沫持萊、馬海德等。由於他是任職租界工部局的洋人，住處幽靜，因此，中共組織藉此處開展秘密工作。中共上海黨組織曾在路易·艾黎住處的頂樓小間裡架設電台，用以與正在進行長征的紅軍保持通訊聯繫。艾黎還在這裡為蘇區和紅軍購買醫療器械、藥品以及各種物資，通過各種渠道運送出去。
路易·艾黎的住處同時也是中共黨員的接頭地點和避難所，1935年4月，史沫特萊把剛從東京來滬的國際問題專家陳翰笙帶到此處，以躲避租界當局的搜捕，後又由艾黎護送上遠洋輪船，前往莫斯科。同年深秋，通過史沫特萊介紹，聯繫張學良的中共中央代表劉鼎在此住了較長時間，直至1936年上半年去陝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魯迅的老朋友日本人鹿地亘和夫人池田幸子也曾為躲避日本警察的追捕而住進艾黎的寓所。
1937年八一三事變爆發後，路易·艾黎結束在上海寓所的充滿傳奇色彩的生活，轉道香港去武漢。
1992年6月1日，路易·艾黎故居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紀念地。
地址：上海市長寧區愚園路1315弄4號
其它舊址
愚園路1376弄34號《布爾塞維克》編輯部舊址
民國16年（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被迫停刊。中央機關從武漢遷上海後，決定繼《嚮導》後重新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定名《布爾塞維克》。從創刊的民國16年10月至民國17年12月，編輯部地址就設在較隱蔽的愚園路亨昌里418號（今愚園路1376弄34號）。瞿秋白、陳獨秀、羅亦農等中央領導人都曾在這裡工作和居住。
愚園路579弄44號劉曉故居
劉曉於民國26年受中共中央委派來上海重建地下組織。民國35年，劉曉從延安又回上海，領導上海黨的工作。民國36年，任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愚園路579弄(中實新村)44號為劉曉在解放戰爭期間的寓所。
愚園路259弄15號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會址
這裡是工農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籌備會會址。民國19年（1930年），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準備會議在此召開。
當今現狀
20路（九江路外灘-中山公園（萬航渡路））、138路（上海體育館-長壽新村）、330路（夜宵線）（齊齊哈爾路-中山公園）、825路（廣順路定威路愚園路膠州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