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1995年11月到12月間,作者利用養病的時候把1980年初寫成、1981年出版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讀了一遍。自這本書完成以後,這還是第一次從頭到尾重讀它。《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全書約70萬字。1981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然後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字型較大(4號字)的版本,不久紅旗出版社還出了這部書的簡本。這三個本子都經過多次重印。據我掌握的情況,它們的印數累計共300餘萬冊。這本書所講的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的前一段,即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義革命以前一段的歷史。雖然多年來大家習慣上稱這一段的歷史為中國近代史,但早已有人建議,把中國近代史規定為人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歷史,而把中國民義革命勝利,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以後,進入社會主義時代的歷史稱為中國現代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超過三十年的時候,按社會性質來劃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看來是更加適當的。這本書沒有採用《中國近代史》這樣的書名,不但因為避免雷同,而且因為這只是中國近代史前期的歷史。
目錄
序言原本再版序言原本序言緒論第一章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國第二章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中國和資本主義各國第一編 雅片戰爭和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第三章 雅片戰爭第四章 戰爭以後第五章 太平天國的興起第六章 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七章 1856——1861年太平天國第八章 國內外反革命勢力的大聯合和太平天國的失敗第二編 半殖民地、半封建統治秩序的形成第九章 在農民大革命失敗以後第十章 封建統治者的“辦洋務”第十一章 反對外國侵略的民眾運動的興起第十二章 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的侵略和半殖民地第十三章 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第三編 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第十四章 中日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掠奪第十五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出現前的國內階段形勢第十六章 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維新運動第十七章 百日維新及其失敗第十八章 義和團的勃起第十九章 八國聯軍和義和團的失敗第四編 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第二十章 第二次革命高潮的醞醇第二十一章 同盟會初期第二十二章 辛亥革命的前夕第二十三章 武昌起義和起義後的武昌政權第二十四章 革命浪潮的各省風雲第二十五章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政府第五編 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渡第二十六章 袁世凱的反動統治和反袁世凱的鬥爭第二十七章 五四運動
編輯推薦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全2冊)》編輯推薦:1.上起1840年鴉片戰爭,下至1919年五四運動,作者詳盡敘述了其間近80年的重大歷史事件。對不同歷史階段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社會各階層及其之間關係的新變化作了詳盡細緻的分析,展示了近代中國一步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以及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的歷史全貌。
2.本書發端宏大,銳意立新,開拓了近代史的研究領域。對史學界普遍關注、爭議較大的問題,作者亦有獨特見解。另外,還注重對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分析,通過不同階段社會經濟呈現出的不同特徵來考察政治生活、社會意識等方面的變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3.胡繩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有較卓越的成就,本書是其晚年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無論在學術界、文化界,還是在社會上都有很廣泛的影響。是文化普及、學術研究和思想教育的寶貴財富。
文摘
第一章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以前的中國
(一)經濟基礎
清朝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二年(1840—1842 年)英國侵略中國的中英鴉片戰爭後,封建的中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和壓迫下,中國社會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在此以前,中國社會處於封建時代,長達二千三四百年之久。
在七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唐朝、宋朝,中國經濟和文化發展水平處於當時世界的前列,到了十六、十七、十八世紀,也就是明朝(1368—1644年)的後期和清朝(1644—1911年)的前期,西歐各國相繼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國社會仍舊停滯在封建社會中。中國落後了。
中國封建時代的社會經濟是以個體小農業和家庭小手工業緊緊結合在一起為其基本特徵。在這樣的社會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和貴族對於從農民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於交換。那時雖有交換的發展,但是在整個經濟中不起決定的作用”。
封建專制皇朝從來是全國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同時它自己又是全國最大的地主。明朝直接屬於皇家的田莊稱為皇莊,弘治二年(1489年)畿內皇莊有一百二十八萬多畝,以後不斷擴大,嘉靖元年(1522年)有二千萬畝以上。明朝第一個皇帝朱元璋分封他的許多兒子為親王,規定每個親王有田十萬畝,實際數目還遠遠超過。以後明朝的歷代皇帝對親王和其他皇親貴族往往一次“賜”田數十萬畝到一二百萬畝。清朝有內務府直接管轄的莊田,其性質與明朝的皇莊是一樣的。嘉慶年間(1796—1820年)內務府莊田共有四百萬畝。滿洲貴族也各自占有大小不等的田莊,這種所謂八旗宗室莊田,在嘉慶年間共有一百三十多萬畝。
清朝使全部滿族人都成為不勞而食的寄生者。只許他們當兵或者做官,一律不得做工經商。除了皇室和貴族圈占大量土地成為大地主以外,對其他滿族人也都給以一份土地,他們並不自己耕種,而是租給漢族農民。而且每個滿族人幾乎一生下來就可以領取一份“餉銀”。這種寄生生活不過二三十年就使得本來以剽悍著稱的滿洲兵失去了戰鬥能力,而且許多滿族人越來越習慣於過奢靡生活,坐吃山空,以至不得不把他們所占有的田產典賣給漢人(按規定,是不準買賣的)。雍正、乾隆年間,朝廷屢次撥出巨款把這些典賣出去的田地贖回給滿族人。直到清朝末年,許多滿族的普通人民過的是類似於漢族中破落戶子弟的生活,雖能靠祖業而不致有凍餒之虞,但毫無振作起來的希望。
明朝和清朝的耕地都分為官田、民田兩類。除了直接屬於皇室貴族的官田以外,還有其他種種名義的官田。民田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在明朝初年,自耕農和小地主的數目比較多。據《明史》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官方統計全國耕地有八億五千萬畝,但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卻只有四億二千二百萬畝,相隔一百一十年耕地統計數字少了一半。萬曆六年(1578年)起,用三年的時間核實全國田畝數為七億零一百萬畝,仍比洪武年間少一億五千萬畝。這主要是因為大量的民田被占為官田和集中到官僚、豪紳、大地主手中的原故。官方稽核田畝數量,用來作徵稅根據,對於官田固然沒有查清的必要與可能,對於有權勢的大地主所擁有土地的數量一般地也無法核實。土地越來越集中,農民受剝削越來越嚴重。許多自耕農、半自耕農以至一部分小地主,喪失了土地,變成了農奴和佃戶,大量的農民在農村中生活不下去,流離失所。明朝末年連續十多年的農民大起義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到了清朝,又大致重複了明朝所經歷的過程。清朝初期的康熙年間(1662—1722年),除了集中的官田以外,民田的所有權比較分散,但是權貴豪門的兼併土地的趨勢發展很快。乾隆皇帝(1736—1795年)的寵臣和珅占有土地達八十多萬畝,和珅的兩個家人也各有田六萬多畝。這固然是突出的例子,但各地方擁有數千畝、數萬畝耕地的豪紳地主是不少的。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撫楊錫紱說:“近日田之歸於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這種百分之五六十的田地歸於少數富有的地主手裡的情形,是各地普遍的現象。
媒體推薦
全書敘述和分析了資本主義列強入侵後,中國怎樣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記述和分析了一百年來中國的幾個革命高潮和曲折。像這樣一類歷史著作,可以作為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國現狀由來的教材。
——王震
胡繩的著述有說服力,除了注重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他是以歷史學家的功底,著重從歷史的背景和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評論政治、分析現實的思想文化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論。
——石仲泉
作者介紹
胡繩(1918年1月11日-2000年11月5日),原名項志逖、筆名蒲韌等,中國著名哲學家、近代史學家,祖籍浙江錢塘縣,出生於江蘇蘇州。
胡早年就讀於蘇州中學,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就讀,次年退學前往上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加左翼文化運動。1937年,抗戰爆發後,胡前往武漢,次年正式加入中共,任第五戰區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等職,後又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任《新華日報》編委等職。
抗戰勝利後,胡回到上海,先後出任上海和香港生活書店總編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胡出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總署黨組書記、人民出版社社長等職,後升任中宣部秘書長、《學習》主編、馬列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紅旗》雜誌副主編等職。在此期間,胡繩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出版工作。
1975年,胡繩出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並參與領導毛澤東選集工作小組工作,文革結束後任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兼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1982年,胡出任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負責研究中共黨史,並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新《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5年,胡接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1988年起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1998年胡繩卸去社科院院長一職,2000年在北京去世。
胡繩的主要著作有:《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理性與自由》、《棗下論叢》、《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1997年,胡捐獻其文集的全部稿酬,設立“胡繩青年學術獎基金”。
胡繩同志一生的研究和寫作,總是注重與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結合,因而能夠隨著時代的步伐不斷前進。他酷愛讀書,手不釋卷,但又注重理論聯繫實際,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獨立思考,有所創新。他的作品以言之有物、分析細緻、邏輯嚴密、說理透徹而著稱。
序言
序言
這本書所講的是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中的前一段,即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開始以前一段的歷史。雖然多年來大家習慣上稱這一段歷史為中國近代史,但是早已有人建議,把中國近代史規定為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一百一十年的歷史,而把中國民主革命勝利,擺脫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以後,進入社會主義時代的歷史稱為中國現代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超過三十年的時候,按社會性質來劃分中國近代史和中國現代史,看來是更加適當的。這本書沒有採用《中國近代史》這樣的書名,不但因為避免雷同,而且因為這只是中國近代史前期的歷史。蘇聯的有些中國歷史研究者把中國近代史的起點上推到十七世紀中葉清皇朝建立時。這一方面是把西歐歷史的分期強加到中國歷史上來,另一方面又是意在把中國近代史的主題說成好像是中國國內的民族矛盾。這種分期方法是非科學的,是中國歷史學界斷然加以否定的。
我的這本書是在1973年9月開始寫的,那一年的四個月里寫了開頭的四章。以後的幾年裡不可能用全部時間和精力來寫這本書,因而在1974年到1975年只寫了九章,即第五到第十三章;1976年到1977年又寫了七章,即第十四到第二十章,其中有四章是在別的同志提供的資料和初稿的基礎上改寫的(蘇沛同志:第十四章、第十六章和第十七章;滕文生同志:第十五章);1978年寫了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共五章,1979年除了整理修改已寫成的各章稿子外,寫了最後的兩章。總之,這本書是六年多的時間內斷斷續續寫成的。寫這樣一本書的打算是在更早的時候就有了的。這裡順便說一下我學習和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經過。四十年前,1940 年是鴉片戰爭的一百周年,我寫了篇關於鴉片戰爭的論文,那是我在二十二歲時寫的第一篇關於中國近代史的習作。以後,到了1946—1948年,也就是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在革命的炮火聲中將要宣告結束的時候,由於實際的需要,才又進行了這方面的學習和研究。那時,為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報刊寫文章,起先大多用現實的政治題目,但這樣的題目的文章漸漸地發表不出來了。於是就試用中國近代史的題材寫一些文章以代替政論。除了在一些刊物上發表的單篇以外,1947年寫了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這本小書在全國解放後雖曾想加以較多的增訂,但沒有能這樣做;幾次再版,只作了些小的修改補充。
1953年我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課時,寫了四萬多字的《中國近代史提綱》(這所謂“近代”,是指1840—1919年)。這個提綱沒有正式出版,學校在當時和1960年、1962年印過小冊子,也傳到了校外。但這的確僅僅是個粗略的提綱,而且有不少缺點。在寫了這個提綱後,我逐漸地對這段歷史形成一些看法,為初步說明這些看法,寫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分期問題》,這篇文章引起了學術界對這問題的一場討論。
關於分期問題的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第一次革命高潮時期是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時期;第二次革命高潮時期是中日甲午戰爭後的幾年,在這幾年中發生了1898年的戊戌維新運動和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第三次革命高潮時期是由1905年同盟會成立到1911—1912年的辛亥革命的時期。當時我認為,“根據歷史發展的情況來看,三次革命高潮中階級力量的配備和關係是各不相同的,這正是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結構的發展過程中的各個不同階段的集中反映”。在有了這樣的看法後,就開始想按照這種看法寫出一本書來。以後多年間雖然做了些收集資料的準備工作,還寫了個別段落的稿子,卻一直沒有能動筆寫這本書。到了1966年以後,進入了一種特殊的生活條件,雖然可以說曾有相當多的“空閒”時間,卻又脫離了一切資料。那時,也曾忽發“奇想”,以為不妨著手考慮寫這本久已蓄意要寫的書,甚至寫了部分的提綱,但在那樣的特殊的生活條件下,寫書終於不過是個空想而已。
直到1973 年,才獲得了接觸材料,進行寫作的可能,但是拖拖拉拉,六年多才完成這本書,除了客觀原因以外,只能說由於自己抓得不緊了。
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雖然被歷史學界的一些研究者所採用,但也有提出異議的。問題似乎主要是在第二次革命高潮時期。二十多年前我的文章中說:“如果把第二次革命運動的高漲僅看做是1899—1900年的義和團的發動是不完全的。”“農民革命——這是中國社會當時主要的革命力量;資本主義思想——這是中國社會當時的帶有進步性的理想。二者在第二次革命高漲期間雖然都存在著,但二者是完全各不相關的。追求資本主義理想的改良主義運動表現為短命的‘戊戌維新’。以農民民眾為主體的自發的(反帝)鬥爭則在悲慘地失敗了的義和團運動中取得歪曲的表現。”當時有的批評者認為這種說法是“對義和團運動反帝鬥爭的革命意義估計不足”。近來學術界則有另外一種看法,以為義和團運動夠不上稱為一次革命高潮。在我看來,在充分估計義和團運動的反帝鬥爭意義的時候,必須看到它具有的嚴重弱點;同時,也不能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義和團運動不可能發展為一個健康的反帝鬥爭,就把它的歷史地位抹煞掉。義和團雖然是傳統的農民鬥爭形式的繼續,但是把打擊的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侵略勢力,而且義和團運動時期已經有了資產階級傾向的政治力量。包括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在內的第二次革命高潮時期是中國近代歷史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和三次革命高潮的提法相關聯的,還有對洋務運動的估價問題。在這問題上,近來學術界有不同的看法。本書不認為有理由按照“洋務運動——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的線索來論述這個時期的歷史的進步潮流。
1906年12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舉行創刊周年的慶祝會。章太炎在這次會上的演說中說了這樣的話:“以前的革命,俗稱強盜結義;現在的革命,俗稱秀才造反。”章太炎的這個演說的主旨是對“秀才造反”的不徹底性進行針砭,但我們不妨借用他這個聰明的說法。太平天國時期是“強盜結義”,不是“秀才造反”;到了戊戌維新和義和團時期,還是“強盜結義”,而“秀才”已開始跡近“造反”,不過“秀才”是不願把自己捲入“強盜結義”中的。到了同盟會時期,已是“秀才造反”為主,而且“秀才”還想運用“強盜”的力量。——三次革命高潮時期形勢的不同,就發動力量來說,基本上就是這樣。當然,所謂“強盜”和“秀才”是都有一定的階級含義的。
在二十多年前,我曾建議把1840—1919年的歷史分成七個時期。但如果把每次革命高潮時期和在它以前的準備時期合併起來,那就成為四個時期了。這四個時期就是:第一,從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失敗(1840—1864 年)。本書中的第一編就是寫的這個時期。學術界中有人認為這一時期的下限不應當擺在1864 年而應該擺在1873年,但是1864年天京的淪陷畢竟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明顯標誌,在這以後若干年間雖然還有太平軍餘部、捻軍的活動及其他農民起義,但那只是第一次革命高潮的餘波,歷史透鏡的聚光點已經漸漸移到別的方面去了。
第二,從太平天國失敗後到義和團運動(1864—1901年)。這一時期在本書中占了兩編(第二、第三編)。對於這一時期的下限學術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應該是1905年而不是1901年。但是在我看來,1901年以後的幾年,已經是從1905年起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運動的準備時期(“秀才”開始造反了)。還有人認為應該把1864年到1894年或1895年劃為一個獨立的時期,而把這以後的一個時期劃到1911年。我認為如果分得過細一點,是可以把1864—1895年劃為一個時期的,但這時期對於第二次革命高潮說來是個準備時期,戊戌維新運動和義和團運動都是這三十年中社會政治發展的結果。至於把這一時期的下限劃到1911 年,那就把第二次革命高潮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合併在一起,在我看來是不適當的。總之,1901年是一個重要的劃時期的標誌,當然不是因為這剛好是二十世紀的開始,而是因為在這以前和在這以後,社會政治力量的配置有了明顯的變化。
第三,從義和團運動失敗後到辛亥革命(1901—1912年)。這是本書中的第四編。本書不採取辛亥革命到1913年的所謂“二次革命”的失敗才宣告結束的看法,也不採取把這個時期一直延長到1919年的看法。因為在1912年袁世凱取得政權時,辛亥革命的高潮已經終結。第四,從辛亥革命失敗後到五四運動(1912—1919年)。這是本書的第五編。這是從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的時期,因此是不宜於和第三次革命高潮時期合為一個時期的。以上就是這本書的基本結構。
這本書,本來是想寫成一本可供一般讀者瀏覽而不至於感到十分枯燥的書。這個目的未必能夠達到。書中固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也儘可能吸取了學術界的已有的研究成果。
全國解放以後,學術界對於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一段期間的歷史做過很多工作,包括資料收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不藉助於這些工作成果,這本書是寫不出來的。從1966年起十年之久,近代史研究工作,如同其他部門的研究工作一樣,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摧殘。近三年多來,近代史研究工作復甦了。在黨的百家爭鳴方針的鼓舞下,開始提出了不少新的問題,新的看法。有些問題在學術界尚無一致的結論,但提出這些問題至少也使人得到啟發。我正在這時整理和編定這本稿子,可說是件幸運的事。但是由於自己能力的限制,而且見聞不周,無論學術界以往的成果,還是近幾年的新成果,一定還有不少是應該吸取而沒有能吸取的。
寫這本書得到不少朋友的助力。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蘇沛、滕文生二同志外,張枬、鄭惠、孫潔人、陳銘康、鄭則民、石仲泉等同志,或者在本書開始撰寫時,或者在全書整理修改時給予作者以協助,孫潔人同志編了附在書末的人名索引。還蒙丁名楠、戴逸、金沖及、榮孟源等同志閱讀了書稿的部分篇章,提出了很多可貴的修改意見。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的陳漢孝、林言椒、鄧衛中等同志也給了本書作者以很大幫助。
對於我從他們的著作中得到啟發和養料的作家們,對於在寫作過程中給我幫助的朋友們,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胡繩
1980年2月
名人推薦
全書敘述和分析了資本主義列強入侵後,中國怎樣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記述和分析了一百年來中國的幾個革命高潮和曲折。像這樣一類歷史著作,可以作為認識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國現狀由來的教材。
——王震
胡繩的著述有說服力,除了注重革命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他是以歷史學家的功底,著重從歷史的背景和歷史發展的脈絡來評論政治、分析現實的思想文化傾向,因而不是空洞的泛論。
——石仲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