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借用馬克斯·韋伯的兩個概念,“啟蒙者”所秉持的是心志倫理——關心的只是信念本身,是一種無所忌憚、不講條件的政治理想主義,雖極富熱情,卻是沒有任何結果的亢奮。回溯中國現代化的百年歷程,心志倫理橫流,無論是道德的理想國,還是技術的烏托邦,當學校變成政治的舞台(教師成為人類靈魂工程師),或者是經濟發展的加速器(教師成為知識資本家),教育無力守護自己的邊界,亦很難具有清明理性的態度。本書以為“專業人”可以奉行責任倫理——心志倫理只關切於“應為”,而責任理正視的是“能為”。在一個業已除魅的理性世界,辨析於目的一手段之間關係的責任倫理要求具備三種特性;熱情(對事的獻身)、責任感(對事的堅持)、判斷力(心沉氣靜去如實面對現實的能力,也就是對人對事的距離)。作為一個專業人,要小心守護學術與教育的有效性範圍,需要有一種具有相對自主性並且“價值中立”的學術,對所置身的世界,方有切實的貢獻。這要求專業人在學術探討與教學上有嚴格的自我節制。
然而,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一定冰火不容嗎?“啟蒙者”與“專業人”之間一定是非此即彼的選擇嗎?教育是關注“應然”的實踐,倘若抽離了“意義”與價值關懷,是滯墜入官僚制度下的工具價值與程式合理下的技術霸權?因此,中國教師的角色演變,可能也很難說是從啟蒙者到專業人,而是兩者之間構成一對張力,從“啟蒙‘高蹈,到雙雄並秀,彼此互補。
劉小楓用”思想史上的刑事偵探“來稱謂畢希納,本書所做的工作,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偵探,在教師與國家關係之間,在教育與國家之間。本書從教師然色演變出發,探討中國教育與國家的關係構型的政治哲學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