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青少年時
少讀家塾，後就讀於著名的白鹿洞書院，後中舉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考入山西大學堂，讀化學。在校期間，即著有《無機化學》和《定性分析》，校中稱為“奇才”。山西大學堂監督（校長）寶熙十分賞識他的才華，經常邀他鑑賞古物，共同探討、考證、鑑定、研究文物，從而奠定了他成為文物鑑定家的基礎。歷任奉天測圖局局長、清廷學部圖書局編譯員。民國建立後，任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1924年11月，參與清室善後委員會工作，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後任北平圖書館採訪部主任。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參加主持故宮文物南運。抗日戰爭時期，定居上海，與張元濟、鄭振鐸、張壽鏞、何炳松等組成文獻保存同志會，多方尋訪、購置散落於淪陷區瀕於危境的珍籍善本，予以妥善保護。
建國後
建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兼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全國第二中心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三人領導小組成員、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他一生為查訪、發掘祖國文物奔走天南地北，發現大同的遼代古寺、趙城的元代戲台、房山石經山唐代地契、北京的元代阿拉伯式浴池、薊縣唐代寺廟、三門峽摩崖石刻等，尤其是趙城古寺藏的多達44卷的石刻大藏經，更是稀世之珍寶。為國家徵集鑑定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其中有晉代王獻之，宋代司馬光、蘇軾的真跡，春秋、戰國和商代的青銅器，殷墟出土的一批甲骨片，秦漢以來的不少帝皇印璽等。居滬30餘年，積集書籍15000餘冊。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遭殘酷迫害。
1971年5月19日，徐森玉在上海含冤去世。
徐森玉與國寶
徐森玉畢生為文物、古籍的保護作出了卓越貢獻。
20歲時的徐森玉抗日戰爭開始，北平淪陷前夕，他將北平圖書館珍藏的一批善本書和唐人寫經8000多卷，搶運到上海保存。上海淪為“孤島”時期，他又與鄭振鐸一起幾次設法轉移，才未遭日軍掠走。
抗日戰爭初期，他冒險潛回北京，與孫仲章共同策劃將尚陷北大研究所的“居延漢簡”2萬餘枚秘密運出北平，暫存香港大學圖書館。民國27年（1938年）春，不辭艱險，押運故宮文物轉移至後方安全地帶。途經貴州安順，由於車禍事故，足部受傷致殘。“孤島”時期上海不少珍貴古籍流失海外。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張元濟、鄭振鐸致電重慶，要求政府搶救古籍。民國28年底，他受重慶方面委派赴滬收購善本圖書。歷時七個月，與鄭振鐸一起竭盡全力搶救舉世聞名的藏書家——劉氏嘉業堂、張氏適園、劉氏回海堂、陶氏涉園、鄧氏鳳西樓等所藏珍貴版本古籍，揀選、收購了一大批，而且冒險將最精的82部宋元版本502冊，親自攜帶經香港轉運至重慶，為保護祖國古籍作出了貢獻。
抗戰期間得悉日本帝國主義計畫搶走山西趙城的金代刻本《趙城藏》佛經4000多卷，為了避免這批國寶落入日軍手中，他通過鄭振鐸轉告中共地下組織，終於由山西的八路軍派出一支隊伍趕赴趙城，把這批珍貴文物搶救了出來。
全國解放前夕，國民黨逃往台灣，行政院下令故宮博物院把珍貴文物造冊上報、裝運台灣，遭徐森玉反對。國民黨五個部門聯合聘請他赴台灣主持文物工作，他卻婉言謝絕，毅然留在上海。
徐森玉與二希帖
解放初期，徐森玉參與籌備建立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他利用自己與國內收藏家的關係，運用本人鑑別專長，全力以赴開展了文物徵集工作，訪求文物珍品、善本圖書，為博物館、圖書館收購了大量稀世之寶。1951年，為了徵購晉王獻之《中秋帖》和王詢《伯遠帖》，親自陪同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赴澳門，將《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中的“二希”購歸。此外，他還在上海的銀行保險柜中，發現了太平天國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璽”兩方，後調撥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
徐森玉在擔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主任和上海博物館館長期間，徵集了晉王獻之《鴨頭丸帖》、唐懷素《苦筍帖》、宋司馬光《手跡》、宋蘇軾《文同合卷》、宋拓孤本《鳳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啟刻《蘿軒變古箋譜》等，均為稀世珍品。
1962年，經徐森玉動議和督促，將密封在鐵箱內30多年的宋刻龍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從故宮博物院找出來，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予以影印出版，為古文獻的整理、保存作出了貢獻。
由於徐森玉對文博工作的重大貢獻，中央文化部於196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館建館十周年時為徐森玉頒發了獎狀。
活動年表
1881年（清光緒七年辛巳）徐森玉（名鴻寶）生於夏曆七月廿三日於浙江吳興（今湖州市）菱湖鎮。兄守之（名鴻猷）長其9歲。母親閔氏，出身名門，世代以刊刻古籍為業。
徐森玉和夫人王氏及長子徐伯郊合影1884年父親攜全家至江蘇泰州謀職、定居。弟鹿君（名鴻賓）生，小其三歲。母親授其詩書。1888年父亡。1890年家境貧寒，兄守之隻身入川為幕府，閔太夫人攜兩兄弟投奔江西九江知縣之本家叔父。太夫人在縣衙家塾教授侄女輩，兩兄弟則附讀於縣衙之家塾。
1893年徐森玉天資聰敏，且已有古文功底，家塾兩年後，塾師已無力任教，乃建議其投考江西廬山白鹿洞書院。入白鹿洞書院，受業于式枚（晦若）之門8年，打下國學、版本目錄學基礎。
1900年有科學救國思想，棄科舉而考入山西大學堂，讀化學。1902年以每年所得獎學金之部分，供弟鹿君入山西大學堂讀書。撰寫《定性分析》一書，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1905年畢業於山西大學堂化學系。時山西大學堂監督（校長）寶熙（字瑞臣，清皇族）甚賞其才華，經常接其進府談古論今。徐森玉以後成為一代著名古文物鑑定大師以及金石學、版本目錄學專家，與寶熙有關。
1906年至奉天任測繪學校及實業學校監督（校長）。1907年回泰州與王氏完婚。1908年編撰《無機化學》出版。1911年為紅十字會赴武昌救護辛亥革命志士。1912年任教育部僉事。安家北京，初住石駙馬大街內鮑家街，與周肇祥（字養庵）同住，後遷至都城隍廟街（今成方街）。
1915年清史館成立，趙爾巽任館長，聘其為協修，主修《職官志》。1918年任教育部僉事和秘書，和魯迅共事。1919年委託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影印《北山錄》。1921年6月3日，北京國立八校教職員請願，馬敘倫、李大釗、沈兼士等在總統府（新華門）前被軍警打傷，由其護送至德國醫院救治。
1924年11月，馮玉祥逐溥儀出宮，徐森玉被派駐由當局與遜清共同組成的善後委員會工作，擔任古物保管委員會顧問及東陵盜案審查委員會委員。是年，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
1927年中年皈依三寶，精研唯識，與韓德清居士建三時學會。是年秋，遷居三時學會，公餘之暇，茹素研讀經書。1931年與袁同禮、趙萬里集資購明萬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詞話》，並影印120部。1933年故宮文物遷往上海，藏法租界四川南路天主堂，參加精選文物。
1937年8月，故宮文物南遷，率第一路由南京出發溯江至武漢，轉由粵漢路到長沙。11月，由長沙潛赴天津，搶救居延漢簡。1939年春，主持故宮古物南遷，在貴州安順逗留經年，住讀書山。因日寇又將西侵，只得與同伴攜帶文物進行更艱巨之轉移，翻越數十道大山，歷時兩月，始到重慶。時腿部傷殘，不良於行。
1940年12月，至上海，與鄭振鐸、張壽鏞、張菊生、何炳松收購古籍善本。至1941年7月結束，攜帶80箱孤本善本赴香港，經桂林到重慶。1941年將在上海所購古籍精選編為《玄覽堂叢書初集》。“玄覽”二字取意《文賦》：“佇中區以玄覽，移情志於典墳。”1942年為搶救《趙城藏》獻策。該藏後由山西八路軍搶救成功，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徐森玉著《漢石經齋文存》1947年6月19日，集中於重慶的故宮博物館文物，開始向江蘇南京發運，歷時半年，全部運到南京朝天宮庫房。1948年11月中旬，在蔣復璁電召下赴南京，於翁文灝宅參加故宮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聯席會議，與會者還有王世傑、朱家驊、翁文灝、傅斯年、李濟等，討論文物遷台事。會上推徐森玉、李濟督運及照料文物。12月13日，徐森玉在給臺靜農信中言及此事云：“袞袞諸公妄以台灣為極樂國，欲將建業文房諸寶悉數運台，牽率老夫，留京十日，廁陪末議。期期以為不可，未見採納。”從此與故宮博物院脫離關係，隱居上海，並將南京所予赴台灣機票上交。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陳毅領導建立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任命文物專家李亞農為主任，黨外人士、著名文物鑑定家及圖書版本專家徐森玉為副主任。
1951年秋，受周恩來總理委派和文物整理委員會主任馬衡南下至廣州，贖取“三希堂”中之“二希”（即王獻之《中秋帖》、王珣《伯遠帖》）。經二老鑑定確屬“二希”無誤，乃以35萬元港幣（合人民幣27萬元）易得，由馬衡等帶至北京，完成國寶回歸之使命。
1953年收購劉體智所藏甲骨文1萬片，並以1萬元收購一枚宰豐骨（1930年代殷墟南小屯出土商代帝乙帝宰時期之牛肋骨），刻辭文字及圖案均以綠松石嵌飾，精美絕倫。1960年80遐齡，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室為其祝壽。
1960年兼上海博物館館長及全國第二中心圖書館委員會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為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他策杖四處走訪，為國家徵集、鑑定了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特別是晉代王獻之、王羲之宋代司馬光、蘇東坡的真跡；秦漢以來的帝王印璽、商代及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和殷墟出土的龜甲骨片。
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頒發了嘉獎令，表彰他為文物事業作出的卓越貢獻。
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握著他的手深情地稱呼他為“國寶”。
“文革”伊始，便被打入“十大反動學術權威”之列，備受抄家、批鬥之辱。
1971年5月19日，被“四人幫”迫害逝世，時虛齡91歲。
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為徐森玉舉行骨灰安放儀式，鄭重地平反昭雪，為他恢復名譽。
1985年，其子女遵照他的遺願，將他生前的一萬餘冊藏書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社會評價
中國文物學與文獻學的“國寶”
徐森玉先生被尊為“國寶”，是當之無愧的。徐先生是我國傑出的文物學家和文獻學家，他與魯迅先生同齡，曾經是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的同事。他見多識廣，滿腹經綸，有些還是“絕學”。但他一生謙虛低調，不喜撰述，很多學問未能通過著作留存下來。因此，知道徐先生名字和學術貢獻的人並不多。8月17日是徐先生誕生130周年紀念日，今年也是他逝世40周年紀念，我們應該懷念他，彰揚他的精神。
帶傷赴上海搶救古籍文獻
抗戰期間，徐森玉在押運文物途中折腿在1964年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總理曾親切地握住徐森玉先生的手，稱他為“國寶”。最早向周總理介紹和推薦“國寶”徐森玉的，應該是鄭振鐸先生；而最早尊稱徐先生是“國寶”的，也正是鄭先生。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託，整理鄭振鐸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後發布於《新文學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鄭先生這樣說：
森老為今之“國寶”，應萬分的愛護他。別的老人們徒有虛名耳，他乃是真真實實的一位了不起的鑑別專家，非爭取他、愛護他不可。他是一個“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後的決定。應該爭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觸，多請教他。如果他離開了上海，文管會準定辦不成，且一件東西也買不成。
當時是建國之初，百廢待興。鄭先生時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長，負責新中國的文物考古、圖書館、博物館工作。唐弢時任華東文化部文物處副處長，而徐先生則為華東文化部文物處處長（後來又任上海博物館館長）。鄭先生此言，充分體現了對森老極大的尊重。我最初讀到這些話時，還有點懷疑鄭先生對森老的評價是否誇張。隨著我研究的深入，越來越體會到，鄭先生對徐先生敬重有加，不僅因其學問，更因其愛國精神。
鄭先生與徐先生至遲當在1930年代初就相識了，但他們互相深知對方，結成忘年（徐與鄭父同齡）之交，則是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抗戰初，徐先生在內地負責故宮文物和北圖珍本的轉運和庋藏，鄭先生則在上海參與領導文化界救亡運動。川黔山路崎嶇，為保護國寶，徐先生連腿也跌斷了。而在“孤島”上海，鄭先生除了公開的抗日活動外，還與張壽鏞（光華大學校長）、何炳松（暨南大學校長）、張元濟（商務印書館董事長）等人秘密發起組織了一個搶救保衛民族文化的“文獻保存同志會”。他們爭取到在重慶的政府管理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即原“中英庚款董事會”）的撥款，用於為國家搶救珍本圖書。鄭振鐸等人將三十多年前沾滿了中國人民血淚的“庚子賠款”的一部分，用來秘密搶救再次慘遭帝國主義搶掠的中國古籍文獻。
“同志會”緊張工作了近一年，徐先生由重慶方面特派，不顧腿傷，冒險來到上海，參與這項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以下凡所引鄭致張信，今均存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寫道：
“昨日下午，渝有專人來，已至敝處接洽過。此君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鴻寶（乞秘之），現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長；他們再三的托他來此一行。有許多話要談。”從此，鄭先生便與徐先生幾乎日夕相處。
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張詠霓三人應約至鄭家聚餐，決定將當時收購的圖書裝箱後，均由鄭、徐二先生共同簽字貼封為憑。23日，由鄭振鐸化名“犀諦”（從其筆名“西諦”來）、張詠霓化名“子裳”（從“霓”字來）、何炳鬆化名“如茂”（從“松”字來），聯署發電報給重慶的中央圖書館負責人（時尚未正式任館長）蔣復璁，並轉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董事長朱家驊、教育部部長陳立夫，第一句話就是：“森公已到，談甚暢。”（以下凡所引致重慶電、信，今均存台北“國家圖書館”）年已六旬的徐先生還與鄭先生一起去嘉業堂等處鑑定和挑選圖書。
1941年2月20日，何炳松致蔣復璁信說：“此間事實際奔走最力者，當推西諦兄。……自森公駕臨後，日夕與西諦兄商討新本，檢點舊藏，逐書經眼蓋章，勞苦功高，同人極為心折。”當時，徐先生和何先生都給重慶當局去信，認為鄭先生最辛苦，應該給他一點補貼。此事被鄭先生知道了，2月26日，他也給蔣先生寫了一封長信，說：“森公在此，每事請益，獲裨良多，至感愉快！幾於無日不聚，聚無不長談。奇書共賞，疑難共析，書林掌故，所獲尤多，誠勝讀十年書矣。惟近有一事，殊使弟深感不安，為弟之立場計，不能不慎重聲明素志。蓋頃從某友許獲悉森公曾去函尊處，述何先生意，欲按月付弟以若干報酬。此事殊駭聽聞！弟事先毫不知情……”鄭先生堅決謝絕了徐先生等人的好意，徐先生深受感動。
至6月，一部分珍本已分批郵寄到香港，由鄭先生老友許地山等人收下暫存，然後再設法運往重慶。鄭先生打算親自赴港辦理轉運等事，徐先生也想轉道香港回內地。1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說：“我大約本月底即將動身。森公歸心如箭，亦將同行。”今在台灣還保存著24日鄭先生起草的發給蔣復璁的密電：“公是貨（按，宋人劉敞有《公是集》，‘公是貨’暗指所購劉晦之善本書）已運港，急待點交，擬推諦於便中南行，專辦此事……森公亦決意內行者，與尊處專員面洽尤佳。餘事俟諦返後續運。”
後來，徐先生於7月24日乘船離滬赴港，鄭先生則因工作實在走不開。他後來在《求書日錄》中回憶說：“國際形勢，一天天的緊張起來。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變壞下去。我們實在不敢擔保我們所收得的圖書能夠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遷地為良之計。首先把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八十多種，托徐森玉先生帶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飛機運載到重慶去。這事，費盡了森玉先生的心與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徐先生這次在上海，與鄭先生並肩奮戰了七個多月，離開時還毅然承擔了保護和攜帶兩大箱“可列入‘國寶’之林的最珍貴古書”的艱巨任務。7月25日，鄭先生執筆的鄭、張、何三人化名聯署致蔣復璁的信中特地提到：
森公最為謙抑，且富苦幹精神，處處願意自己吃虧，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費，誠今之聖人也！得聚首多時，實為平生幸事。
鄭先生等人稱徐先生為“今之聖人”，這是何等崇高的評價。9月11日，鄭先生執筆的鄭、張、何三人化名致蔣信又提到：“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運尊處……現寄遞各書，均系由森公獨力負責。寫中英文書目及付航郵各事，均是森公親自料理。投寄時，森公竟立候數小時之久！可佩，可感！餘書裝箱起運，亦系森公獨自主持。犀（按，即鄭振鐸）本約定與森公同時南行，因此間瑣事極多……竟不能與行，未得稍分其勞，心中至為慚愧不安。裝箱事，聞已工作二十餘日，尚未完畢，可想見其麻煩瑣細，非森公之耐苦耐勞者，決難從事也。”
“一切看在書之面上”
徐先生剛走，鄭先生立即又面臨搶救收購南潯張芹伯的大批極其珍貴的適園（又稱菦園）藏書之重大戰役。今見8月26日鄭先生致徐先生信說：“此事如成，我輩之工作便無多大重要者矣……為民族文化計，我輩決不辭勞瘁，不畏艱苦。亦書生報國之一道也……回想先生在此，事事得以請益。甘苦與共，回味猶在。今復何可得乎？先生能再來一行乎？深盼能有此一日！”這批書價錢昂貴，必須說服政府撥給巨款，而重慶官方“識貨”的人不多，徐先生回到內地正好發揮了重要作用。10月7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說：“昨得森公自渝來一‘江’（按，即3日）電，云：‘芹貨決購，款即全匯’。”此事實非同小可！今在台灣看到當時教育部有“為奉主席代電令，仰該館（按，即央圖）迅即鑑定收購南潯張氏適園藏書具報”之檔案，可知收購適園書之事還一直通到了蔣介石那裡。
經費問題雖然終於解決，但鄭振鐸在前方與張氏的議價談判卻反反覆覆，一波三折，極其艱難。直到10月22日，鄭振鐸致張詠霓信中還說：“聞芹書有某方向之接洽說，時刻有變化發生……如芹貨竟為某方所奪，關係非淺！”“某方”當然是指敵偽。而翌日，鄭與張、何三人化名聯署致蔣復璁的信中，終於報告大事成功，並附《希古堂與張芹伯訂立購買菦園全部藏書契約》。今在台灣見到這份鄭振鐸手寫的信和契約，“希古堂”無疑是“同志會”的一個化名。信中說：“此契約可於今日下午或至遲明日下午簽訂。簽訂後，乃可放下一件心事矣！數月辛勤，告一結束，殊可自慰也……俟契約簽妥後，當即進行潘貨（按，指寶禮堂宋元版藏書）……又聞瞿氏兄弟有分爨說，藏書（按，指鐵琴銅劍樓藏書）亦將剖分為三。剖分後，恐必不能保。此必須設法羅致之者！祈尊處留意及之為荷！”可見，當時他們的這種沒有硝煙的戰鬥又有多么緊張。
適園藏書一役結束後，11月13日深夜，鄭先生以非常漂亮的彩印箋紙，用毛筆給徐先生寫了一封充滿深情的長信：“……芹貨業已成交……此實二十年來一大事也……然非先生之力不及此。敬當代今後百世之黃炎胄裔向先生致最懇摯之謝意也！檢點、搬動，一手任之。若飲醇酒，陶然自醉。於時人聲寂寂，家人皆倦眠。窗外月色至佳，瑩晶一片，益增靜謐之感。然同賞者何在乎？得意會心，相視而笑者復有何人乎？先生西行，斐雲（按，指不久前曾來滬的北圖趙萬里）北去，孤獨之嘆，與日俱增，而此時尤甚！人皆知黃校黃跋之可貴，然知其可貴之處究竟何在者，有幾人乎？曾約數公閱書，但均似不甚熱心。深感敗興也……然書款殊為拮据，支付尤為麻煩。獨力應付，挖肉補瘡，先生當能想見其困難之情形也！嗚呼！一書之獲，豈易事乎？何莫非以血以汗爭得之者！憤懣之極，每思放手。然一念及先生‘一切看在書之面上’一言，則又勉強支持下去矣。且摩挲陳編，益念責任重大，則又不得不獨肩其難也……”在這封信中，鄭先生把徐先生視為搶救文獻的知音。他受盡委屈，但只要一想到徐先生說的極其樸實的“一切看在書之面上”一語，就又堅持下去。他滿懷激情地說，今後百世之黃炎胄裔，都應該向徐先生致以最懇摯之謝意！
再次秘赴上海保護珍貴圖書
鄭重著《徐森玉》鄭先生寫信後不到一個月，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了太平洋戰爭，當天，上海徹底淪陷，“同志會”的搶救工作被迫停止。從1940年春至此，他們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為國收書，鄭振鐸《求書日錄》中記載：“創立了整個的國家圖書館。雖然不能說‘應有盡有’，但在‘量’與‘質’兩方面卻是同樣的驚人，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竟會有這末好的成績！”在鄭先生的戰友、魯迅夫人許廣平被日軍逮捕後，17日，鄭先生在一位前輩那裡商量了改名易姓等事，從此他離家秘密隱居，直到抗戰勝利。就在同一天，在重慶的徐先生給蔣復璁寫信說：“現平方全館（按，指北圖）業被偽組織接受，勢將及滬存之書，欲避此難，惟有照西諦兄分藏辦法，將此三百數十箱分移多處民房中密藏……弟擬變易姓名，穿過各淪陷區，秘赴滬一行，專辦此事，延此將絕之慧命。年逾六十，崦嵫之歲月，已不足惜。韓冬郎詩云：‘偷生亦似符天意，未死深疑負國恩。’弟嘗諷誦此句，深自引愧。設此役完成，則此疑亦決矣！”徐先生從民國初年始，就在北京圖書館工作。當時，北圖也有不少書秘密運存在上海。徐先生為此憂心如焚，不怕犧牲，要求潛回上海去保護這些圖書，充分表現了他的崇高的愛國精神。此時化名轉入地下的鄭先生十分想念徐先生，曾多次冒險化名給徐、蔣寫信。今見1942年1月26日他化名“犀”給蔣復璁的隱語信：“前上一函，諒已收到。此間一切安寧，家中大小，自菦翁（按，暗指張元濟，借藏書家張菦圃名而來）以下均極健吉，堪釋遠念。家中用度，因生活高漲，甚為浩大，但尚可勉強維持現狀耳。現所念念不釋者，惟港地親友之情況耳。公是一家（按，暗指運港之善本書），是否平安無恙，尤為牽腸……一家離散至此，存亡莫卜，終夜彷徨，臥不安枕……致聖翁（按，指徐森玉）一函，乞代轉致。”令我驚喜的是，鄭先生托蔣先生轉致“聖翁”的那封隱語信，我在台灣也看到了！信中說：“前上二函，已收到否？聞有東來意，殊為焦急。蓋以關山修阻，又值嚴冬天氣，高齡跋涉，殊不相宜也。此間親友安吉如恆，尊寓大小，亦極為平安。敝處自菦翁以下亦均託庇健安，堪以告慰。守君一家（按，守君指北圖負責人袁守和，這裡指該館存滬圖書）亦尚好，惟以守不在家，婦孺輩未免乏人照料耳。聞北寓已由啟君（按，指又名啟明的周作人）代為料理，其長公子則已遠行，情形亦尚好（按，暗指善本書已運美國）。先生與守為四十年老友（按，暗指徐森玉與北圖有三十年深厚關係），自不免罣念，古道熱腸，令人感泣！今世但有錦上添花，不聞雪中送炭，先生之情誼，守君家中人聞之，五中感激！惟究竟途程多阻，尚懇保重身體，勿急急來此為要！春暖不遠，四五月間來，當不若冬日之風雪載塗也。”
原來，鄭先生在上海也聽說了徐先生想冒險來滬的打算，欽佩之餘急忙去信勸阻。後來，徐先生在1942年3月上旬秘密潛赴上海。徐、鄭兩先生又一起在日寇的眼皮底下，互相激勵，堅守崇高的民族氣節。
1970年，台灣的牟潤孫先生撰寫了《徐森玉先生九十壽序》，提到徐先生：“戰時以維運古物，至於覆車折腿，復間關奔走，鳩集志士，搜采書籍於東南，厥功尤偉……世有良史，將載諸國乘以彰其功績也必矣。”我們今天的文史工作者，也應該將徐森玉、鄭振鐸這樣的先輩“載諸國乘以彰其功績”。
錢鍾書贈詩讚揚
徐森玉的大智大勇令人欽佩，因此錢鍾書先生才會充滿深情地寫了《徐森玉丈（鴻）間道入蜀話別》：
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難。
西江望活鮒，東海羨逃鰻。
送遠自崖返，登高隔隴看。
圍城輕託命，轉賺祝平安。
（現收入《槐聚詩存》第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