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紹
1926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同時任黃安紫雲區初級國小校長。不久領導成立中共支部，任書記，組織農民協會，發動農民同豪紳地主作鬥爭。1927年春任紫雲區農民協會秘書，積極發展農民自衛軍。大革命失敗後，同年11月參加黃(安)麻(城)起義。1928年春率部分農民武裝在木蘭山、洪界山一帶開展游擊活動。對外稱工農革命軍第八軍，任軍長兼黨代表，不久編入第七軍。6月任中共光山縣弦西區委書記，負責地方黨和政權建設。
人物成就
7月成立中共鄂東特委籌委會，任秘書長。10月被選為中共鄂東特委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參與領導創建鄂豫邊革命根據地。1929年4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京漢路特委與鄂東特委合併，成立中共鄂東北特委，任書記。他主持特委學習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驗，制訂建立鄂豫皖邊革命根據地的計畫，積極發動民眾，鞏固和擴大軍事割據，指導紅軍第十一軍三十一師進行反“會剿”作戰。同年11月主持召開中共鄂豫邊第一次代表大會，作政治報告，通過符合鬥爭實際的決議。大會正式產生中共鄂豫邊特委，任書記。1930年2月中共中央指示統一對鄂豫皖三省邊界鬥爭的領導，成立中共鄂豫皖邊特委，仍以他為書記。他曾幾次對上級不切實際的批評進行過抵制，堅持從當地實際出發制訂行動方針，被批為“右傾”。不久改任特委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部長。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領導人之一。同年5月作為鄂豫皖蘇區主要代表，赴上海出席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被選為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委員，會後被留在上海，參加籌備工作。9月列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堅決擁護對“左”傾盲動主義的糾正。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因反對王明的“左”傾綱領，被批判為“右派小組織分子”撤銷職務，勒令檢查。後返回鄂豫皖根據地，受到張國燾的排斥打擊，任光山縣蘇維埃政府稅務局局長。他對張國燾推行的“左”傾政策進行抵制，不久被開除黨籍，同年底因肅反擴大化被捕。1932年4月在河南光山潑皮河被錯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人物生平
徐朋人，字仁洪，又名繼玉，1903年生於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紫雲區徐家村。兄弟六人，他排行第六。父親徐型儀以教私塾為職業，兼帶行醫。徐朋人幼時隨父讀書。他學習用功，讀書手不釋卷。課餘，他還閱讀了《水滸》等優秀古典小說，對書中的英雄人物非常崇敬，幻想將來長大成人後，也當一名劫富濟貧，改天換地的英雄。
14歲以後，徐朋人一邊讀書，一邊幫助父親教書。隨著年齡的增長，他迫切渴求獲得新的知識，新的思想。1921年，徐朋人考入黃安縣立第一高等國小。入學後，學習了國文、算術、常識等新課程，並接觸到教員中一些進步知識分子。他的眼界擴大了，學習更加刻苦了。
歷史教員董素懷是徐朋人最崇敬的老師。董老師的學識淵博，愛國憂民。有一次，他講完蔡鍔護國討袁這段歷史後，又激憤地說：“不期袁賊雖死，餘孽猶存，軍閥混戰，不絕至今。國家民眾有何罪，累遇劫難。雖松坡(蔡鍔的字)再世，也無力回天!”董老師慷慨激昂，不禁聲淚俱下。血氣方剛的徐朋人義憤填膺，但又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才能打倒軍閥，拯救中華。有心報國，無力回天，徐朋人陷入極度痛苦之中。
這時，董必武正以武漢為陣地，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團組織。武漢中學的黃安籍學生和董素懷老師，經常向黃安高等國小的學生贈送《新青年》，《新潮》、《黃安青年》等進步書刊。徐朋人讀了這些書刊，如茫茫黑夜望見了指路明燈。
1923年，徐朋人高小畢業後，因父親年事已高，家庭經濟負擔日益加重，他不得不放棄求學的念頭，到離家30多里的天台山徐家河國小當教員。這年冬季，董必武在武漢中學組建了以董覺生、王鑑、雷紹全為主的中國共產黨黃安工作組。工作組回到黃安後，徐朋人與這些共產黨員取得了聯繫。從1923年到1925年，他讀了《共產黨宣言》等馬克思著作。為了了解全國革命的動向，他經常寫信給在武漢中學讀書的同鄉摯友，索取《中國青年》、《嚮導》、《洪水》、《黃安青年》等書刊。他還深入到附近農村作社會調查，與農民促膝談心，了解他們的痛苦和願望。
1926年秋，徐朋人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候，共產黨員劉運舟擔任了黃安縣教育局長。劉運舟指派徐朋人擔任紫雲區初級國小校長。徐朋人很快在教師中和附近農村發展了四個黨員，建立了黨支部，徐朋人任書記。這時候，北伐軍正向武漢進軍，大革命運動掀起高潮。徐朋人組織學校100多名學生，分成十多個小分隊，到附近村莊農舍，作講演，撒傳單，宣傳北伐戰爭的意義和共產黨的主張。徐朋人親手起草了宣傳提綱，主要內容有：北伐才能救中國，救民眾；擁護三民主義；擁護三大政策；打倒豪紳地主，實行耕者有其田。這次宣傳活動持續了20多天，受到了縣教育局的通報嘉獎。
北伐軍攻占武漢後，湖北各地農民運動如火如荼。徐朋人在紫雲區提出“實行農會自治”的口號，發動組織農民成立農民協會，組織農民自衛軍同豪紳地主作鬥爭。紫雲區大惡霸地主袁鶴山和河南光山縣的反動武裝“紅槍會”相勾結，陰謀偷襲農民自衛軍。當地農民對袁鶴山心存畏懼，不敢動手。徐朋人對農友們說：“我們不要自己嚇自己，我們人多，袁鶴山就是只老虎，我們一人一口，也把他活吞了。”農友們聽徐朋人講得有理，腰板挺直了，磨拳擦掌，要同袁鶴山分個高低。4月的一天，徐朋人帶領手執大刀、長矛、鳥銃的自衛軍戰士衝進袁家大院，活捉了袁鶴山，押赴縣城審判。5月13日公審後當場槍決，鼓舞了民眾的鬥志。徐朋人還十分關心婦女的解放。檀樹鄉王家河一個寡婦，被三個販子合謀賣給了一個道士。他立即派人把人販子抓到區農協，在長沖召開鬥爭大會。徐朋人在會上列舉封建禮教，買賣婚姻摧殘婦女的罪行，提出解放婦女，實行婚姻自主的口號。會上鬥爭了人販子，並向他們罰了款，給他們戴上高帽子，到附近十多個村莊遊街示眾。會後，區農協發出布告，曉喻全區。
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事變後，徐朋人離開學校，在黃安、麻城北部繼續堅持鬥爭。他與曹學楷、戴克敏等提出：“以革命繼續革命，以革命發展革命”的口號，以七里坪為中心，發展黨團組織，擴大農民武裝，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背叛行為。10月，黃安縣委在七里坪文昌宮舉行會議，傳達黨的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北省委關於在黃麻地區組織秋收暴動的指示。會後，徐朋人在七里、紫雲兩區組織武裝，準備參加起義。11月14日，黃麻兩縣數萬農民一舉攻占了黃安縣城。徐朋人根據省委“用最簡便的方法，將土劣，大、中地主及一切公地分配給貧苦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的指示，起草了《黃安縣農民政府土地法》。起義的勝利和人民政權、工農革命軍鄂東軍的誕生，使國民黨反動派極為仇視。
12月5日夜，任應歧部一個師偷襲黃安城。鄂東軍被敵衝散，分頭突圍。徐朋人帶領一小部分人突圍來到孝感縣汪洋店地區，繼續開展鬥爭，他們很快在汪洋店建立了黨支部。
汪洋店靠近平漢鐵路，反動勢力比較強大，徐朋人感到弱小的革命力量不適宜在這樣的地區活動。不久，他得到吳光浩等上了木蘭山的訊息，立即率部奔向木蘭山。1928年1月，徐朋人與吳光浩在木蘭山相見。戰友重逢，悲喜交集。根據省委指示，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七軍。部隊在木蘭山積極開展游擊活動，消滅了羅家崗的地主民團，在公路上伏擊打死了黃安縣公安局長“曹屠夫”。3月，敵人派出一個團的兵力，加上清鄉團的配合，“清剿”木蘭山。第七軍採取避實就虛的戰術，由軍長吳光浩率主力轉戰黃岡、羅田等縣，留曹學楷、徐朋人隱蔽在木蘭山、洪界山附近，聚集從黃麻老區逃出的革命同志。他們很快就集合了60多人，有手槍一支，壞步槍一支。這支隊伍對外稱工農革命軍第八軍，徐朋人任軍長兼黨代表。不久，第七軍折回木蘭山，第八軍編入第七軍，共130多人。木蘭山雖然山高林密，但離武漢很近。武漢敵軍朝發夕至，對第七軍威脅甚大。這時蔣桂戰爭爆發，駐在黃麻地區的敵軍撤走。第七軍領導人便在陳秀沖舉行會議，決定不打城市，用游擊戰爭方式號召民眾，返黃麻再組織暴動。清明節晚上，第七軍重返黃安北鄉，組織“二次暴動。”徐朋人帶領一個游擊小組，襲擊了鄭家堂的“清鄉團”，繳獲了七支長槍。
在勝利面前，吳光浩、徐朋人保持清醒頭腦。他們認為，河南光山縣與湖北黃安縣交界的柴山堡地區，地勢險要，敵人統治薄弱，民眾受黃麻起義影響，要求革命，是個地利人和的地方。於是，第七軍領導人吳光浩、戴克敏、徐朋人、曹學楷、戴季英等於5月在清水塘召開會議，決定開闢柴山堡地區，創建一個比較穩固的立足點。
進入柴山堡後，徐朋人任光山縣弦西區區委書記，曹學楷任弦南區區委書記，兩人負責地方黨和政權建設工作。徐朋人很快在弦西區發展了20多個黨員，建立了區、鄉農會組織和赤衛軍。為了培訓骨幹，鞏固、擴大成果，他在卡房辦了一期黨員訓練班，講解黨的宗旨、章程和農運、土地政策、武裝鬥爭等課程。在對敵鬥爭方面，他採取了一些符合當地政治情況的策略，除對反革命首惡分子堅決鎮壓外，還利用各種社會關係，對一些開明的上層分子採取團結的方針。徐朋人幾次到郭家河大地主郭道暢家中，動員他拿出土地分給農民。他說：中國農村的土地問題非解決不可了，民以食為天，農民人多，要吃飯，又沒有土地，活不下去了，只好造反。共產黨在農村的任務就是實行土地革命，實行耕者有其田，望郭先生看清世界大同的趨勢，不要逆歷史潮流而動。在徐朋人的耐心說服下，郭道暢同意把多餘土地交給農協分配。對於當地的反動武裝“紅槍會”，徐朋人則利用他們與軍閥部隊的矛盾，進行分化、瓦解、改造。“紅槍會”會首葉道舉，以往既同農民赤衛軍打過仗，也受到過軍閥部隊的欺侮。徐朋人不顧個人安危，深入虎穴，找葉道舉談判，訂立條約：對外一致反軍閥，對內互不干涉。後來，這支“紅槍會”逐漸被分化、瓦解，大部分成員參加了紅軍。葉道舉成了孤家寡人，跑到外地去了。第七軍經過幾個月艱苦細緻的工作，在柴山堡站穩了腳跟。
7月，徐朋人調任中共鄂東特委籌委會秘書長。10月，特委組成，徐朋人被選為常委兼宣傳部長。特委成立後，著重討論工作重心和軍事問題。特委委員餘澤涵提出：特委工作中心應放在白區，機關應設在城市，根據地應建立在黃陂和黃安南部，不宜保守在北部山區。徐朋人不同意這些意見。他指出：弱小的革命武裝，只有在敵人統治薄弱的地方，地理條件是邊界地區，實行固定區域武裝割據，才能勝利地發展。會議否決了餘澤涵的錯誤意見，決定把工作重心放在光(山)黃(安)交界的山區。會議還決定將第七軍改編為紅十一軍三十一師。此後，紅三十一師在特委領導下，積極在鄂豫邊區拔除反動據點，肅清反動勢力，組織地方武裝赤衛軍、自衛軍、童子團。到1929年5月，鄂豫邊革命根據地發展到以柴山堡為中心，跨越兩省五縣，縱橫100餘里。
1929年4月，中共中央指示京漢特委與鄂東特委合併，組成鄂北特委，徐朋人任書記。這時，徐朋人主持特委制定的紅軍軍事計畫明確指出：打通由麻城、商城、羅田以東到安徽省英、霍界之大別山脈一帶……軍事割據東由皖之英、霍界大別山起一直西到武勝關鄂豫邊界山脈一條橫線。這個軍事計畫對於鄂豫皖蘇區的形成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正在這時，中共中央巡視員來到鄂豫邊巡視，指責特委“不肯在中心區域”發展，“地方主義”、“農民意識瀰漫了黨”。對於這些批評，徐朋人擺事實，講道理，反覆進行解釋。接著有人搬出中共中央通告來壓迫特委改變自己的正確路線，並責備徐朋人是“農民意識”。徐朋人氣憤地說：中央通告脫離了鄂東北區的實際，“是洋房子裡想出來的，不能在東北區來實現”，“農民意識就讓他農民意識”。為了鞏固發展蘇區，特委進一步加強了蘇區內黨的建設和政權建設，開展了分配土地，肅清反動勢力等工作。在徐朋人的提議下，特委在南胡家創辦了黨務幹部學校，每期招生20多人，學習三個星期。徐朋人親自編寫通俗講義，每期都到學校講課，引導學員學習革命理論，聯繫實際討論。同時，徐朋人還主編特委機關報《英特爾納雄納爾》，親自撰寫了《土地與農運》、《論婦女運動》等文章。為了把報紙辦得為民眾所喜愛，徐朋人利用山區人民喜歡唱歌的特點經常編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謠在報紙上發表。他編寫的歌謠有《僱農歌》、《紅軍歌》、《賣柴歌》、《白色士兵歌》等。
11月，中共鄂豫邊特別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在光山縣鬍子市舉行。出席會議的有鄂豫二省八個縣和紅軍的代表總計29人。徐朋人在會議上作了三個小時的政治報告。經過討論，大會通過了徐朋人、曹大駿、王平章起草的《政治任務決議案》，徐向前、戴克敏起草的《軍事問題決議案》，鄭位三起草的《土地問題決議案》等九個決議案，強調鞏固和擴大蘇區，“從游擊戰爭中擴大民眾和黨的組織，並幫助民眾武裝”，“實行保護自耕農及中小商人”，“正確的運用黨的富農的政策，分配富農剩餘的土地，對於反動富農與地主一樣的處治”、“防止無原則地妨礙中農利益”。大會根據黨中央指示，選舉產生了鄂豫邊特委，統一了對兩省邊界地區的領導，徐朋人任書記，徐向前、徐寶珊、王平章等九人為委員。接著，鄂豫邊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也召開，產生了邊區革命委員會。這兩次大會的召開，標誌著鄂豫邊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從此大別山區的武裝鬥爭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黨中央的領導出現了“左”的傾向。鄂豫邊黨代會受到了黨中央的嚴厲批評：“在你們的決議案中，看出你們仍然保持著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並指出，鄂豫邊黨的總任務：“就是加緊組織地方暴動與擴大紅軍，以爭取武漢暴動的勝利。”對於黨中央的嚴厲批評，徐朋人感到非常委屈，思想上有壓力，但他並沒有盲從上級指示。他認真總結了黃麻起義以來的經驗和教訓，分析了鄂豫邊區的鬥爭形勢，更加清醒地認識到，特委的路線是正確的，是符合鄂豫邊的實際情況的。正在這時，中共中央派來的巡視員命令紅三十一師脫離根據地，游擊路線主要的是到京漢鐵路，向武漢進逼。特委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政治、軍事形勢，認為蔣介石、唐生智中原會戰已經結束，戰勝的蔣系軍隊都退回武漢，京漢路南段——武勝關到漢口，必駐重兵，以少數紅軍(現在槍枝不滿五百)在京漢路游擊，如敵人迎頭痛擊，易遭損失。在根據地內部，因主力紅軍遠去，“清鄉團”土匪軍隊集中向赤色區域採用突擊的方式奸虜燒殺，大肆破壞，赤區內部武裝只200餘人，不足以維持。人民民眾日宿荒郊，夜鑽草洞，看著真令人傷心慘目。於是，徐朋人主持召開了特委第二次執委會，決定改變紅軍游擊路線、紅三十一師向黃岡北部與黃麻南部游擊，與紅三十二師、三十三師取得聯繫，造成鄂豫皖20餘縣割據的局面。命令下達到紅軍後，中共中央巡視員認為特委“墮落在地方觀念的包圍中”，“地方最高領導機關沒有一貫的正確的政治路線”，還指責紅軍師委會超出組織原則，越過特委，直接向中央寫報告，請求游擊路線。徐朋人了解這些情況後，異常焦急和憂慮，他說：“照這樣搞下去，非把紅軍搞垮不可，把根據地搞垮不可”。他召集特委會議，一方面向黨中央寫了《關於紅三十一師游擊路線問題給中央的報告》，一方面陳述特委的理由，另一方面，徐朋人找中央巡視員交換意見，疏通隔閡。最後，巡視員也同意了特委決定。紅軍在京漢鐵路奪取一些勝利後，很快轉回，打退了敵人的突擊，肅清了根據地的反動勢力，根據地轉危為安。
1930年2月15日，黨中央指示成立鄂豫皖邊特委，統一對三省邊界地區數十個縣的領導，仍以徐朋人任書記，並派郭述申、許繼慎、曹大駿等參加特委和紅軍的領導工作。一向謙虛謹慎不圖個人名利的徐朋人，感到自己力不勝任。他對特委的同志說：“鄂豫皖這么大的地方，我來領導，領導不了，還是讓中央來的同志乾好，並提出讓他到羅山縣去做基層民眾工作。3月17日，黨中央決定郭述申任特委書記，徐朋人為常委兼組織部長。接著，特委在箭廠河舉行會議，傳達黨中央指示，討論特委工作。會議上，黨中央來的部分同志執行“左”的政策，與徐朋人等原特委同志在幾個重大問題上發生了分歧。前者主張：一切地方武裝都集中起來去擴大紅軍，一支槍也要擴大到紅軍中去；紅一軍只接受黨中央指揮，行動不受地方黨委節制；紅軍主要是打城市，攻交通要道，向外發展以奪取武漢。原特委成員認為這些方法脫離了實際情況，缺乏根據地的觀念，推舉徐朋人在會議上作代表性發言。徐朋人指出：必須保留部分地方武裝，鎮壓蘇區內部反動團匪的暴亂；紅一軍的行動與地方黨部的工作要配合，不能紅軍搞紅軍的，地方搞地方的；紅軍不能遠離蘇區作戰。他說：紅軍的武裝是民眾的武裝，不能離開當地老百姓，沒有根據地，沒有後方，打不了勝仗，單純軍事要不得，就算一時一地打贏了，最後還是要輸掉的。會議爭論相當激烈，最後仍通過了中央帶來的方案。
8月，特委在蓮花背舉行了半個月的會議，繼續貫徹“左”的錯誤，會上點名批評了徐朋人。“左”傾錯誤在蘇區貫徹僅半年時間，便給蘇區造成了很大的損失。地方武裝集中到紅軍後，遠離蘇區，執行黨中央限令的三個月打到武漢過中秋的指示，致使蘇區不少地方在豪紳地主策動下插了白旗；原有的反動據點加緊向蘇區騷擾，四周反動團匪乘虛而入，占領了皖西大部分蘇區；紅一軍在外線作戰，取得了很大勝利，但是幾次冒險進攻敵人的城市據點受到了不應有的損失。只是由於徐朋人等在實際工作中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才使蘇區和紅軍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1930年11月，出席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鄂豫皖蘇區代表團組成，徐朋人為代表團團長。代表團赴武漢途中，有的被敵人逮捕；有的走散了，被迫轉回。只有徐朋人憑著自己的機智勇敢，穿過敵人數道封鎖線，到達了武漢。
徐朋人來到秘密聯絡點，與省委交通員接頭。聯絡點是一家小商店，徐朋人化裝成商人，大搖大擺走進去，突然從屋裡和大門口衝來四個特務，向他撲來。徐朋人急忙轉身，打翻一個攔路的特務，衝出門外。敵人窮追不捨，大喊“抓共匪，抓活的”，情況萬分危急。正好一輛汽車從徐朋人身後開了過來，他雙手緊緊抓住汽車後車箱板。特務們在車後腿跑軟了，嗓子喊啞了，眼睜睜地看著徐朋人飛駛而去。
脫險後，徐朋人想盡辦法與省委取得了聯繫。在交通員護送下，他乘船順江東下，平安到達上海。
徐朋人出席了在上海召開的全國蘇維埃準備大會。會上各蘇區匯報了政權建設情況，討論了召開全國蘇維埃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全國統一的紅色政權等問題。會後，成立了全國蘇維埃準備委員會(簡稱蘇準會)。徐朋人被選為蘇準會成員，留在上海工作。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東方旅館召開。徐朋人以蘇準會代表身份參加了四中全會。他對王明本人和四中全會深表懷疑和憂慮，認為四中全會通過的政治路線不適合中國國情及革命的要求，王明等人沒有實際工作經驗。他因此而遭到王明的忌恨。不久，王明控制的黨中央把他打入“右派小組織”。撤銷了他的職務，停止了他的工作，接著又給予他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派他回鄂豫皖蘇區到基層去工作。
徐朋人回到蘇區不久，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於1931年4月來到了鄂豫皖蘇區，任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對徐朋人採取“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態度，分配徐朋人到光山縣任稅務局長，並對他進行“審查”，徐朋人到職後，整頓財務，開源節流，任勞任怨地為革命工作，毫不以受審查、受迫害而鬆懈鬥志。
1931年初，廣大貧農、僱農都分到了土地，正在搞春耕生產。而張國燾卻要統統推翻，重新進行分配土地，並且提出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對此，徐朋人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公開反對大忙季節重新分配土地；反對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不給出路的政策。張國燾聞訊後，惱羞成怒，對徐朋人加緊進行誣陷和迫害。張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總結報告中說：“不可救藥的右派小組織分子徐朋人，……反對在春耕時期重新分配土地和把富農的肥沃土地分給紅色戰士，……擴大會議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年底，張國燾利用“肅反”的機會，將徐朋人逮捕，押至新集進行“審判”。1932年4月，徐朋人被害於光山縣潑皮河，年僅29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