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徐敦信的祖上也是書香門第。他的祖父從蘇南一帶遷到揚州，做起了洗染店的生意，徐敦信的父輩兄弟三個，大伯父、二伯父都讀大學去了外地。父親是家裡最小的男孩，承擔起了繼承家業的重任。洗染店從祖父手上傳到了父親這一代。1934年，徐敦信就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里。
徐敦信就讀的國小是江蘇省揚州實驗國小，即今天梅花書院的所在地。這是當時揚州最好的學校。那時，實驗國小的學生冬季畢業，而揚州中學的招生要到夏天才開始。於是，他進入美國人辦的教會學校美漢中學讀國中。學校在今羊巷一帶。他的大伯父就是從美漢學校畢業，後來去了上海，學了洋文，在外資企業工作。在美漢，徐敦信度過了一段快樂的時光。因為那個學校多少帶著些西方的教育模式，對學生的教育管理相對寬鬆，人性化些。那段時間，徐敦信的少年時光過得無憂無慮。
此次，徐敦信回揚州，記者陪他乘船經過五亭橋和釣魚台時。他告訴記者，他小時候經常與夥伴們站在五亭橋的一角上掏鳥窩。小時候的他，頑皮得很。
1948年，14歲的徐敦信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轉折。
這一年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徐敦信年僅42歲的父親英年早逝。幼年喪父，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件巨大的變故。當時的徐敦信在美漢中學剛讀了一年國中。上面有一個還在上學的姐姐，下面弟弟和三個妹妹年齡都小。這樣一個家庭要如何維繫？父親臨終時說，徐敦信個子高可以去拉黃包車謀生。街坊鄰居也說，不如讓孩子們去學個生意早點掙錢養家。
徐敦信的母親蔡良英識字並不多，基本是一個半文盲的家庭婦女。但卻對幾個孩子後來能夠成才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母親心裡明白，大伯父和二伯父通過讀書，後來到外面都有了體面的工作。父親雖然繼承家業經商，做得再努力，卻始終感覺與兩位兄長不在一個層面上。母親看在眼裡，心裡認準了讀書才能有出路。母親咬咬牙對人講，無論如何要讓孩子們把書讀完。因為只有這樣，孩子們以後才能過上好日子。
在家庭面臨巨大困難的時候，母親的決定奠定了幾個孩子一生的命運。
1948年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揚州的解放。當時的揚州中學已是非常有名的一所學校。家長們都以孩子考進揚州中學為榮。揚州城解放前，美漢中學裡的美國人都離開了，這個學校還能不能再上下去成了問題。恰好這個時候，揚州中學裡也有很多學生隨家人下江南，躲避戰亂。很多班級人數不全，於是幾個年級同時擴招。徐敦信終於如願進入揚州中學，成為一名國中二年級的插班生。
徐敦信說，這兩件大事，讓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一個轉折點，也是人生的一個新的起點。解放後，學校里被派駐了黨的組織，經常會給學生們作報告，講形勢，講政策。勞動、人民、馬列主義、剩餘價值……許多聞所未聞的新理念新思想，讓正處在人生觀建立時期的徐敦信興奮不已。從這些報告中，徐敦信聽懂了黨的政策，搞清楚了革命事業的前途何在。雖然還沒有一個明確的目標，但是為了個人前途而立下的志向，與新中國的誕生所帶來的新思想洗禮，合拍到了一起。14歲的徐敦信覺得，未來仿佛豁然開朗。
百廢待興的新中國需要大量人才，徐敦信抓住了第二次機遇，考取復旦大學外語系。
徐敦信從揚中國中畢業時，新中國正值大規模建設前夕，國家非常需要一批財會方面的幹部。當時江蘇各地就辦了許多這樣的學校。揚州中學也增加了商科。徐敦信國中畢業後考入了商科班。不久，江蘇各地的商科聚集在一起到揚州辦了財校，徐敦信就成了第一屆學生。當時的校名叫江蘇揚州財經學校，這一批學生一兩百人。學習了兩年後，學生又被分配到江蘇各地。徐敦信進入南京建築系統工作。19歲的徐敦信，拿上了工資，總算可以替母親分擔家庭的負擔了。而此時，他的大姐已經在北大讀書，妹妹也考上了北京農業大學。剩下的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都在刻苦地學習著。母親依然在操勞著繁重的家務。
到了1956年，新中國加快了建設的步伐。國家到處都需要大量的高級人才。有一句話，全國的中學生全部去上大學都不能滿足需求。當時《人民日報》專門發表社論，號召在職幹部考大學。而此時，母親又經常對徐敦信講，你的姐姐和妹妹都上了大學，現在國家已經有了這個機會，你不妨也去報考。母親的話，說到了徐敦信的心裡。
因為財經是他的本行，當時他一門心思想考到中國人民大學去學財經，但是卻失之交臂。陰差陽錯，被復旦大學外語系錄取。
最終能夠走上外交工作這一條道路，1956年的這一次在職高考，算是一個起點。
雖然徐敦信在美漢中學學過一年的英語，但那只是識幾個英語字母而已。但與從高中考上來的同學相比，徐敦信的英語基礎還是差了些。有的同學都可以讀原版英文小說，他還在學ABC，再加上年齡又比同學大幾歲，徐敦信學得很吃力，很刻苦。在復旦大學的兩年時間裡，徐敦信從來沒有逛過一次馬路，所有的時間都放到了學習之上。
徐敦信說，當時他並沒有什麼過高過遠的目標，更沒有想到後來會從事外交工作，就是想把自己的成績趕上來。但是，復旦大學的極其特殊的這兩年，改變了他的命運。
外交紛繁複雜，全國緊急選調外語人才。徐敦信獲得了第三次機遇，被選到北大學習日語。
新中國的政權誕生，改變了世界的格局，中國迎來了紛繁複雜的世界外交關係。特別是需要許多除英語之外的非通用語人才。國家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招生，突擊培養外語人才，讓徐敦信又幸運地獲得了人生的第三個機遇，成為一個受益者，從此正式走上近50年的外交舞台。
上世紀50年代後期，全國多所高校中一批學英、法、俄語的學生被調到北京大學學習非通用語。當時從復旦大學共選了包括徐敦信在內的五個學生，其中有比他高一屆的學長唐家璇。
徐敦信後來分析，當時把他選調到北京大學，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他學習雖然不是最好的，但大家公認他是非常刻苦用功的。機會有時也會垂青刻苦的人。第二點就可能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當時他已經是共青團員，正在積極爭取入黨，領導覺得這個年輕人還是要求進步的。
徐敦信後來成為北京大學日語系的一名學生。在這個班上，徐敦信結識了同班女同學王月琴，後結成伉儷，同時活躍在我國的外交舞台上，成為一段佳話。
1962年，徐敦信從北大畢業。當時中國與日本還沒有建交。為了使學的東西不會被忘掉，當時組織上安排他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去，因為有許多從日本回來的歸國華僑，他們平時說話交流都講日語。在這樣的語言環境下，徐敦信的語言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升。
1963年，徐敦信學到的東西終於派上了用場。當時中國一個藝術團到日本演出，規格非常高，周總理親自審查節目。徐敦信隨團做翻譯，第一次出國去了日本。從這一年算起，徐敦信真正走上了外交之路。那一年，他29歲。
出使日本
駁回橋本龍太郎的“苦情”牌，17次往返全面解決好高棉問題。
徐敦信雖然沒有參與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具體工作，但是自從1978年全程跟隨鄧小平訪日後，他的工作主線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日本。1979至1983年、1985至1988年，徐敦信兩次被派駐日本使館工作。1993年4月至1998年6月，他出任中國駐日本大使。前後在日本工作時間達12年之久。日本人民非常熟悉這位風度翩翩，總是帶著微笑的中國大使。
1996年，日本當時的首相橋本龍太郎以首相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事先沒有透露訊息，事情發生後，中方反應強烈。日本方面也擔心，因為從道理上講，他們實在說不過去。幾天后，橋本龍太郎約見了徐敦信。
徐敦信回憶說，橋本一見面就打出了一張“苦情”牌。他說，他去神社裡是看望他的一個戰死在戰場上的堂兄。他小時候父母雙亡，寄養在伯父家，叔伯兄弟們都欺負人，只有這個哥哥護著他，所以他們的感情很深。橋本是想以情動人，解脫自己。
面對橋本的“苦情”開脫，徐敦信嚴肅地對他說：“首相的解釋行不通。以前你去只代表你個人，現在你當了首相，作為國家政府的代表，再去就不合適了。你的理由，不能為你給中國老百姓傷口上撒鹽的行為解脫。經過這么一番較量，橋本在其任內，再沒去靖國神社參拜。
徐敦信當上外交部領導後，一直分管亞洲事務。在他任內，直接參與中國和新加坡建交，與韓國建交，中國與印尼、越南關係恢復正常化，中印邊界磋商。為了全面解決高棉問題，徐敦信往返17次，終於促成高棉問題的全面解決。徐敦信不卑不亢，有理有節，被人們稱為外柔內剛的微笑大使。
徐敦信在日本做大使期間，一位日本友人，從新聞里看到中國有存放了近千年的古蓮子重新發芽開花。隨即找到徐敦信，想請他幫忙從中國帶些蓮子給他。徐敦信通過揚州市外辦，托人專門從揚州帶了蓮子到日本。後來，這位友人將開出來的蓮花起名為“中國大使蓮”。以表示對徐敦信為中日關係作出貢獻的尊敬和感謝。
重要談判
任部長助理後，1989年12月訪問了印度尼西亞，就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有關問題進行會談。1990年7月在北京和新加坡代表就中新建交問題進行會談。1990年～1991年多次參加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關於高棉問題的國際會議。1991年8月在北京同越南副外長就中越關係正常化和政治解決高棉問題進行磋商；次年9月赴河內參加中越關係正常化後兩國第一次副外長級磋商。1991年4月率中國外交代表團對汶萊進行首次訪問並就中文建交問題進行會談。1992年2月赴印度參加中印邊界磋商；同年5月～8月作為中方首席代表在北京就中韓建交問題同韓方代表進行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