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2日，由於叛徒告密，山東省委書記劉謙初夫婦、秘書長劉曉浦夫婦等8人先後被捕。中共青島市委與共青團山東省委商定，由黨維蓉和前任青島市委代理書記曹克明、團山東省委書記徐寶鐸於同月在青島組成中共山東省臨時委員會，工作由三人共同主持。並把剷除叛徒列為重心，在周恩來派出的特工人員幫助下，先後於8月上、中旬捕殺了使中共山東省委屢遭破壞的叛徒丁惟尊、 王復元。8月19日，中共中央派陳潭秋到青島巡視，對中共青島市委的工作給予肯定和讚揚，他說：“青島在組織上、工作上都有相當進步”，“在民眾中已經發生”了“好的影響”陳主持改組了中共山東省臨時委員會，王進仁任臨時省委書記，黨維蓉任常委、宣傳部部長，仍兼青島市委書記。
一九二九年秋，臨時省委派牟鴻禮和團省委負責人徐寶鐸到濰縣。在壩崖街南端的阜通炭場召開會議，整頓、恢復濰縣縣委。決定由張德善任書記，管文山任宣傳委員，於效輝?任組織委員，於全甲、張子賓任委員。
十一月，臨時省委遭到破壞，於畫舫回到濰縣。隨之，臨時省委常委、巡視員曹克明來濰縣，與牟鴻禮、徐寶鐸等在濰北闕莊於硯田家裡召開改組濰縣縣委的會議。決定由曹克明、耿壽圖、徐寶鐸、於畫舫、牟銘勛、管清太等組成縣委。曹克明任書記，耿壽圖任宣傳委員，徐寶鐸任青年委員，於畫舫任秘書。完成處決叛徒王復元任務後回家探親的馬宗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1930年-1933年月曆任滿洲省委委員,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
1931年3月2日 團滿洲省委書記徐寶鐸在工作報告中指出：“營口在‘廣暴’紀念日的那天，北寧路的一百多工人罷工，要發煤錢，它的本身已得到勝利了，但因沒有這時候提出青工的特殊要求，這不能不說是團的工作上的一個最大缺點損失。”
1931年12月 中共滿洲省委機關由奉天遷至哈爾濱並進行改組。羅登賢任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何成湘任宣傳部長，楊林、趙尚志先後任軍委書記，金伯陽（楊贊文）任職工部長，徐寶鐸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
1932年4月，共青團哈爾濱市代表會議在道里安順街77號姜椿芳寓所召開。中共哈爾濱市委書記楊靖宇、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徐寶鐸等出席了會議。楊靖宇在會上作重要講話。會議決定撤銷共青團道里、道外兩個區委，重新組建共青團哈爾濱市委，吳仲庭為書記，趙尚朴為組織委員，姜椿芳為宣傳委員。
1932年7月 中共中央撤銷羅登賢中共滿洲省委書記職務。中共滿洲省委改組，李實代理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長，何成湘為宣傳部長，金伯陽為職工部長，詹大權為省委秘書長。共青團省委書記徐寶鐸，組織部長劉明佛，宣傳部長楊波(楊安仁)。省委委員有楊靖宇、馮仲雲等11人。
1932年12月金伯陽視察海龍中心縣委，充分肯定海龍中心縣委的工作，糾正了省委委員兼團省委書記徐寶鐸在傳達北方會議時所做的錯誤決定，當即宣布摘掉縣委的右派帽子，恢復中心縣委書記小安（老李）和縣委委員兼游擊隊隊長王仁齋的一切職務，並與楊靖宇一起制定了收編遼寧民眾自衛軍餘部和整頓海龍游擊隊具體方案。
1934年上半年，團省委組織部長肖凱被捕叛變，團省委秘書長李一平兼任組織部長，5、6月李一平被捕，戚錚音繼任秘書。不久，團中央書記徐寶鐸（駱駝）調到上海中央局，負責聯繫團中央局的工作。7、8月間，陳柏偉調任團中央局書記，鄭征夫繼任團省委書記，陶凱蓀任宣傳部長。10月，團中央局、團江蘇省委遭到大破壞。范正中調徐州任聯絡員時被捕叛變，仍以聯絡員身份來上海，與中央局和團江蘇省委機關取得聯繫。探明各人住處後，敵人在10月底逮捕了團中央局書記陳伯偉、組織部長李一凡、宣傳部長黃藥眠，上海中央局徐寶鐸。徐寶鐸、陳伯偉、李一凡叛變。
1934年11月初，中共共青團江蘇省委被破獲，幾乎全部領導人被捕；11月底，剛剛重建起來的中共中央組織部被破獲，徐寶鐸等被捕，整個組織系統再度全面癱瘓；
我所知道的三十年代共青團中央局（唐益之）
一九三○年八月，我由家鄉常州的國小教師繆青裳（共產黨員）介紹，到浙江肖山湘湖師範讀書。這所學校仿效曉莊師範，校長傾向進步。惲逸群在那裡任教並擔任中共肖山縣委書記。繆青裳將我的團的關係轉給惲逸群，九月，湘湖師範團組織安排我擔任肖山至杭州的地下交通。十一月杭州黨組織遭到破壞，敵人要抓我，我在校長等人的幫助下，逃到上海。
到了上海，我通過在大夏大學讀書的同鄉馮大朋（現為上海中學退休教師）找到了我的國小教師吳元。當時，吳元兄弟三人在武進受到通緝，隱居上海。吳元的兄弟吳錦棠當時是團中央一個刊物的發行，我在他家看到過凱豐（團中央宣傳部長）、老余（即余心、余百魯，當時為團中央宣傳部秘書，以後叛變）和小朱（即趙克昂，李一凡，後叛變）。
開始，我沒有接上組織關係。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以後，我通過同學認識了季蘇和朱理治（當時在團江蘇省委負責組織工作）季蘇介紹我參加黨領導的民眾抗日團體——上海民眾反日救國聯合會（季蘇是負責人，辦公地點在四馬路會樂里），擔任發行工作，負責傳送檔案和宣傳品到閘北區“反日會”。
一九三二年八月，朱理治介紹我到團中央搞發行工作，正式恢復了團的關係。這時團中央書記是胡均鶴，宣傳部長是凱豐，秘書長是陳卓文，總交通是蔣平。直接領導我的是團中央發行部的小邱（湖南人）。福州路山東路口有一間倉庫（灶披間）是我們的聯絡站，平時不住人，印刷所將印好的宣傳品送到那裡，我按時去取，與來人彼此不見面。然後，我把一部分宣傳品送給團江蘇省委負責發行工作的李文彬（後來被捕，關在蘇州反省院，出獄後改名葉梯青，抗戰期間在蘇中工作，後在姚家莊突圍中犧牲。）；另一部分分別郵寄各大學圖書館如中央大學、浙江大學、北京大學以及上海的各個大學，以擴大宣傳。
十一月，團中央調我任內部交通，領導我的是團中央總交通蔣平。他也是常州人，比我年齡大，裝做我的表兄同我聯繫。我的工作是給團江蘇省委送檔案和聯繫工作，接頭人是團省委的內交通李××。此外還負責外地來滬和出獄同志的接待工作，我先去接頭，有時送些生活費，然後把關係交給蔣平，由他安排帶走。十一月間，我曾聽說團中央有破壞（註：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間，團中央書記胡均鶴、經斗部長鬍海等被捕叛變），但不知詳情。
一九三三年初，由於蔣平被捕叛變，團中央遭到很大破壞，除凱豐以外，幾乎所有的團中央領導幹部都被捕了。當時我住在新閘路一家麻油店樓上，一天我回去，女主人說：“你表兄帶人來找你”，暗示我趕快離開，我意識到內部出了叛徒，立即離開了。以後我才知道是蔣平帶了特務來抓我。他還帶人到團中央局的聯絡點（四馬路上的一家旅館）去，抓走了團中央巡視員張光天（前幾年在西安去世）。這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張來上海時告訴我的。
團中央這次遭破壞後，我同團省委的內交老李（蘇北口音，他說自己是大夏大學學生，他愛人姓王）仍有聯繫。不久，組織上調駱駝（徐寶鐸）重新組織團中央局，他通過老李，找到我的住處（今富民路），要我負責團中央局的內外總交通工作，並派一位女同志王蘭英（滬東工廠的工人，現在南京）與我做假夫妻。
團中央局在甘斯東路（今嘉善路）上租了一幢房子，成立了秘書處。調李華生（四川人，“文革”後期為河北省科委付主任）當秘書長，住在那裡。他負責刻鋼板、油印和收發檔案。那時他剛從監獄出來不久，大約是三三年底，他調天津任巡視員工作。當時住在這幢房子裡的還有兩位女同志：一位是廖似光。她是凱豐的愛人因為懷孕不能隨凱豐去蘇區，留了下來；另一位叫九姑（廣東人。據說也是一位負責同志的愛人），帶了一個小女孩，她們作為家屬住機關。我常去秘書處，駱駝也常去，他在那裡看檔案，並且給我們交待工作。
駱駝是團中央書記。大約一九三三年的四、五月份，先從北方調來的陳伯偉（即小陳）負責團中央局的組織工作。他的愛人叫“大陳”，是大學生，戴一副深度的眼鏡。是我把他們接來並給他們找了華山路靠近靜安寺的一處房子住下。以後又從北方調來小李任宣傳工作（當時主要負責團刊——團的建設），他是北方人，學生模樣，聽說家裡很有錢。他被捕比我早，被捕時被打得很厲害。他的愛人小金（朝鮮族）也是學生，與他同時調來，也是我去接待並安排住處的。大約八、九月間，我還接待從北方調來的小朱（即李一凡、趙克昂，四川人），小朱來了以後，也負責組織工作。黃藥眠來上海不是我去接待的，但他來我家出席團中央局的會議時，我見過他，知道他是從蘇聯回來的。黃藥眠來了以後，在團中央局負責宣傳工作。
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間，我還接待過從北方調來的小陶（即陶凱蓀），她開始同青島調來的小劉裝成假姐弟住在一起，大概在下半年小陶調到團江蘇省委搞宣傳工作，小劉後調回青島工作了。小范（即范正中）夫婦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間從徐州調來，由我去安排住下的。他以後分配到團江蘇省委當組織部長。
此外，一九三三年五月，團中央秘書處從泉漳中學調來的小劉（即劉耀新，現在四川）和小妹（以後同小劉結婚）搞油印工作，也是我去接待安排的。抗戰勝利後我在山東曾遇到過劉耀新，問他以後的情況，他說一九三四年團中央大破壞後，他就失掉關係了。
當時，我們團中央局還有幾個內交通。一個是孫雲（即薛承緹，大夏大學學生，現在武漢），她調來後與團中央局書記駱駝住機關還有盧義蘭和盧義梅姐妹倆（湖北宜昌人）。盧義蘭當時化名小楊，調來後與我住在同孚路（今石門一路）的機關，她負責送團江蘇省委的檔案，給團中央秘書處的檔案由我送去。與上海黨中央局的聯繫則由盧義梅負責。另外，團中央局還有一個外交通老高（河北人，個子很高），他負責同北方的聯繫。當時團中央局與外地的聯繫，主要就是河北的天津和北京，因這地區團組織較強，檔案來往也較多，因此團中央單獨與他們建立了交通關係。同其他地區的聯繫則通過一個姓李的黨中央局的交通，他到我家來聯繫，傳遞團中央的檔案。當時有聯繫的還有東北奉天、河北唐山、山東青島、河南開封、安徽壽縣以及蘇區等，其它地區就沒有什麼聯繫了。當時蘇區曾來了一位小田，後來調到團江蘇省委搞兒童團工作了。
當時團江蘇省委書記是朱理治（註：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間，團省委改組，朱理治調走。由原團中央局組織部長陳伯偉接替。），負責宣傳工作的小鄭（即鄭思群，廣東人），我曾見過他們夫妻。此外還有一個叫丘九的好象也在團江蘇省委搞過宣傳工作。
一九三四年春，駱駝（徐寶鐸）調到上海黨中央局，負責聯繫團中央局的工作，小陳（陳伯偉）調任團中央局書記。
一九三四年八月，我在南市蓬萊市場被捕。當時因團組織已遭受到多次破壞，我思想上也有一些準備，立即把身上的一封外地來信吞入肚中，敵人沒有找到任何證據。我先關在南市公安局看守所受了很重的刑，但一直沒有招供。至於被捕原因，我一直不清楚。在南市公安局時，好象看見小范（范正中），但他沒有出來指證我。不久，我被押送龍華警備司令部。關了兩個月，敵人仍得不到任何線索，就以“嫌疑犯”的罪名，判了我兩年半徒刑，然後關到蘇州反省院，大約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我獲釋出獄。
團中央局一九三四年十月又遭到一次大破壞時我已在監獄中。後聽團江蘇省委交通戚錚音同志說，這次大破壞是因為原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小范（范正中）在調徐州任聯絡員時，被捕叛變。小范叛變後，仍以聯絡員身份來上海，與中央局和團江蘇省委機關取得聯繫。探明各人住處後，敵人就在十月底逮捕了團中央局書記陳伯偉、組織部長小朱（即李一凡、趙克昂）、宣傳部長黃藥眠，以及同他們住機關的三個女同志和盧義蘭、盧義梅。還逮捕了調黨中央局工作的駱駝（徐寶鐸）。駱駝、陳伯偉、小朱被捕後都叛變了，這次破壞給團中央局的工作造成了極大的損失。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
回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共青團中央局(黃藥眠)
一九三三年底，我從蘇聯回到上海，開始沒有人同我聯繫，我很急，後來黨中央的負責人黃文杰來同我接頭、談話。那時黨中央已遷入蘇區，團中央也遭到大破壞，所以在上海只設有黨和團的中央局。我希望搞文化工作，但是黃文杰一定要我在團中央局工作，我只好服從組織決定，擔任了上海團中央局的宣傳部長。
當時團中央局書記是徐寶鋒（即駱駝，又叫張大個子、山東老張），組織部長是小陳（即陳伯偉，後改名汪精），宣傳部長是我，副部長是小鄭（即鄭思群，解放後曾任四川大學校長）。我們每次開會是在團中央秘書小唐（即唐益之，現在上海）家裡，有時在他家吃飯。小唐不參加會議，同他一起住機關的是劉蘭芳。以後小唐不知道調往何處，直至我被捕，沒有同他再見過面。
一九三四年夏秋之間〔註：又一說是三、四月間〕，徐寶鐸同團江蘇省委書記朱理治（即大朱）鬧矛盾，說朱犯了官僚主義錯誤撤銷了他的職務。團中央把組織部長小陳調去當團江蘇省委書記，小鄭也調到團省委工作，又從北方調小朱（即李一凡、趙康、趙克昂）來當團中央局組織部長。
不久，團中央局改組：徐寶鋒調到黨中央局工作，同時指導團中央局的工作，又把團江蘇省委書記小陳調回來當團中央局書記，團中央局組織部長仍是小朱，我是團中央局宣傳部長。當時宣傳部有個幹事是小朱從北方帶到上海的，據說以後生肺病死在青島了（註：疑為小鄒，鄒思椿）。當時在油印科工作的有劉耀新（現在四川工作），搞發行工作的有彩英（即王哲然，現在河南工作）。我同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小陶（即陶凱蓀）接頭聯繫，一九三九年我在延安時還看到過她。
一九三四年九月（註：又一說法是十月），團中央局遭到大破壞，同案被捕的有八人：即團中央局書記小陳和他愛人（北京女師學生），組織部長小朱和他愛人張蘭珍，我和愛人陳文淑（團中央內交，同我住機關），還有兩個團中央內交盧義蘭、盧義梅。這次破壞的原因我不清楚。當時團中央局辦了一個訓練班，我在那兒講課。一天下大雨，點名時缺了一個人，班長說是去買菜，二十分鐘後才回來，我批評了他，因為按紀律規定要準時到達。當時我懷疑這個人靠不住，果然那天晚上我就在家被捕了。
我們被捕後先關在法捕房，盛忠亮那時也關在那兒，他大做反共宣傳，說他叫“華僑”，是黨中央局書記，說紅軍在蘇區打了敗仗，共產主義搞不下去了；說他知道我們都是共青團的幹部，要我們及早打算和轉變立場。聽說公安局把李竹聲（前黨中央局書記）和秦縵雲（後為盛忠亮妻子）從南京押到上海向盛忠亮勸降，他們見面後痛哭一番，盛忠亮就徹底判變了。李竹聲和盛忠亮這些人都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出來的，這些人沒有實際工作經驗，但是能說會道，受到米夫和王明的重視，以後王明一派在黨內當權，他們也飛黃騰達。李竹聲的判變，在當時，對被捕同志精神上的破壞作用很大，精神的解體，加速了組織的破壞。當時國民黨對被捕的共產黨員實行“自首政策”，很多人被捕後自首判變了。
我們被捕後不久，徐寶鐸（駱駝）也被捕關進來。我問他，他說沒有辦法了，他老婆在醫院生孩子，沒有人送錢去怎么辦？我想，幹革命就要捨棄一切，怎么還能顧及到老婆和孩子？徐寶鋒叛變後，第二天同盛忠亮到南京去了。
以後，我不願出賣同志，不願意替國民黨做事，被判十年徒刑，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陳文淑關在蘇州反省院。同案被捕的其他幾個人自首叛變後都出去了。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被迫釋放政治犯，我才被釋放出獄。
我在上海團中央工作時的回憶（廖似光）
我是一九三一年秋同凱豐同志一起從香港到上海的。我們抵達上海的第一天晚上，住在一家小旅店裡。第二天，按照上級交待的接頭辦法，我們搬到新亞大酒店去住。當天晚上，李富春同志來看我們，並幫助我們找到了上海地下黨組織。我們與黨組織接上關係後，組織上決定凱豐同志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同時要求我們在指定地區儘快找房子安頓下來。當時在上海，沒有職業是很難找到房子的。幸好凱豐有個堂侄是裕華紗廠的職員，我們通過他的關係，搞到一個裕華紗廠的職員身份證，就在法租界內的一座小洋樓里租了一個亭子間，買了一些舊家俱，就搬了進去安家落戶。
初時，我沒有分配工作，整天在家料理家務，心裡感到苦悶，因而曾向組織提出讓我到工廠去做工，但是組織上不同意，說女同志坐機關、搞掩護，就是革命工作。這樣，我只好服從組織的決定了。過了一段時間，組織上才決定我當團中央的交通員（內交）。我是廣東人，初到上海，人生地疏，加上又不懂上海話，出門辦事甚為不便。特別是擔負交通員這項工作，整天東來西往，穿街走巷不熟悉當地情況，不會講當地語言，就很容易出漏子。所以，我到上海後第一件事是學講上海話。平時我主動地接近左鄰右舍，跟周圍的家庭主婦們一起上街買菜、織毛線衣、拉家常等。由於接觸多了，我不但與周圍鄰居關係融洽，而且在頻繁的交往中也逐漸學會講上海話，並對當地的習俗風情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時候，上海的環境十分惡劣，交通員的工作是相當危險的。但是，我們遵守黨在白區工作的保密原則，並想出了許多巧妙的辦法，因而在傳遞情報檔案當中沒有出現過什麼重大的問題。我們送往上海市區內的檔案情報，是先用蠟紙包好，然後夾在裝陳皮梅的紙盒裡送出去。如果是送往外地的，則採取密寫的辦法，用米湯寫在白襯衣上，包好托人送去。而收到衣服的同志只需用碘酒往白襯衣上一抹，所寫的字就很快顯現出來，這辦法既簡單又安全，我當交通員的那段時間都是採用這種辦法。
我剛抵上海時，團中央書記是胡鋆鶴，組織部長吳大海，宣傳部長凱豐，秘書長陳卓聞，陶承同志當時也帶著孩子住在團中央秘書處機關，我經常到她那裡傳送情報，跟她們母子很熟。解放後，陶承同志寫了《我的一家》這本書，裡面還提到了我們在上海相處時的這一段往事。
一九三三年初，上海團中央遭受了一次大破壞。團中央書記胡鋆鶴、組織部長吳大海、秘書長陳卓聞等均被捕叛變。機關被破壞的那一天，剛好凱豐因有別的事不在機關。當天晚上，凱豐得悉機關遭敵破壞的訊息後，匆匆趕回住處。一進門，就叫我趕快轉移，什麼東西都不要帶。他說：“團中央機關已被敵人破壞，抓走了很多人。”我說：“飯已經做好了，吃完飯再走吧。”但他說時間來不及了。臨走前，他叫我趕快去通知一位姓余的同志（該同志是團中央宣傳部的一位幹部），然後再到新亞旅社去找他。凱豐走後，我匆忙收拾了幾件換洗的衣服離開住家，按照他告訴的地址找到了老余，把機關被破壞的情況說了一遍，叫他趕快避一避。當時我身上還帶有兩塊銀洋，便拿出一塊交給老余就急忙到新亞旅店去找凱豐。我們在新亞旅店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凱豐又叫我到滬東四川北路一帶去找房子，因為這一帶是廣東人聚居的地方，可以通過同鄉關係請求幫忙。最後幾經周折，終於在四川北路找到了一個安身之處。剛剛安頓下來，凱豐就忙於著手恢復團中央機構的工作了。這時，上級也聞悉上海團中央出了問題，就派許寶鐸（又名駱駝）來上海，協助凱豐一起籌建新的團中央機關。許寶鐸是山東人，身材魁梧，肩寬膀粗，個子很高大。由於他是新調來的，叛徒們都不認識他，所以他經常出去活動，籌劃恢復組織。不久，新的團中央成立，以許寶鐸任書記，趙克昂（又名李一凡）負責組織，凱豐因叛徒們都認識他，不能繼續留在上海，組織上決定把他調往中央蘇區，他原來的團中央宣傳部長職務改由黃藥眠同志擔任。
凱豐離開上海時，我正懷孕在身，不能跟他一塊走，只好留下來。分手時，凱豐交代我說，過幾天會有人來接你到另一個地方去住。凱豐走時很匆忙，為了避免暴露目標，也不讓我送他。他走後的第三天，團中央交通員小唐（唐益之）就來到我的住處，把我帶到新的團中央秘書處機關，同一位叫九姑的女同志住在一起。當時九姑身邊也帶有一個小孩，她的愛人原是團中央的巡視員，不久前被派往福建，在福建不幸被捕，後來情況不明。我和九姑的主要工作是坐機關當主婦，搞一些機關中的內勤工作。那時同我們一起住機關的還有李華生（李是秘書長，來往檔案及印刷的東西都經過他手才能傳送）和劉耀先夫婦共五人。劉是四川人，是專刻蠟版的，現在還健在，在重慶出版社工作，其愛人當時是搞油印的。交通員唐益之經常送稿件來機關印刷，走時又將印好的材料拿出郵寄或散發。團中央書記許寶鐸也經常來，有時還在機關吃了飯才走。
我自凱豐調走後，又在上海多住了幾個月的機關。一九三三年夏，由於上海的白色恐怖愈來愈嚴重，而我擔任交通員工作也已長達三年之久，如果繼續幹下去，不符合地下黨組織的安全原則，加上凱豐同志已調往蘇區，因而黨組織也決定把我調離上海，到江西中央蘇區去。接到調動通知時，我剛分娩不久，而從上海到蘇區，要通過敵人的重重封鎖線，帶著嬰兒容易暴露目標。為了避免拖累，方便上路，我只好忍痛把剛產下的嬰兒交給交通員小唐送往國際紅十字會醫院（即今上海華山醫院），留下待人收養，我就拖著虛弱的身體向江西中央蘇區出發了。我們一起結伴同行的共有三個人，一位是潘漢年同志的愛人（名字記不得了），另一位是男同志，上海某兵器廠工人，當時蘇區正需要這樣有軍械技術的工人。我們三人從上海啟程南下，經過一個月的輾轉奔波，最後終於到達了我仰幕已久的江西中央蘇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