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現象]](/img/7/f4e/nBnauM3XycTNygzMwYDOyU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2gzLyM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哲學現象]")
簡介
後馬克思主義倡導一種偶然的話語邏輯，它主張把意識形態和經濟及階級要素完全剝離開來，然而，對於後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發生學”分析，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理論卻無能為力。後馬克思主義不論作為一種思想傾向還是作為一種確定的理論立場，它的生成、確立和盛行都不是脫離社會文化環境的純粹話語運作的結果，就象後馬克思主義本身不能夠完全拒斥馬克思主義一樣，對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和思想根源的理論透視也離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式。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孕育成形，有著它特定的社會的、政治的、階級的、思想的以及學理上的源流。
產生背景
E·曼德爾冷戰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變化是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大背景。針對繼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的資本主義之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許多理論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圖式：E·曼德爾提出了晚期資本主義概念，R·達倫多夫提出了後資本主義的概念，而丹尼爾·貝爾則提出了後工業社會的概念，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資本主義在後現代社會的同一變遷景象：與原子能、資訊理論、控制論、新技術、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時代相伴隨的是，資本主義顯現出對經濟危機的巨大克服力、對“尖銳矛盾”的化解以及對多種多樣異質的對抗性社會因素的包容。隨著社會日益科層化、分工的精細化以及專業技術人員數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布、階級對抗的性質都發生了歷史性轉變。面對這一變化，“形形色色的後馬克思主義竭力為這些新現象著書立說，以對這些明顯的區別作出解答。發展了的資本主義這一理論的提出引發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課題”（註：F·詹姆遜：《後資本主義是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的課題》，〔北京〕《國外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第13頁。）。
產生原因
歐美國家（尤其是英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政治統治努力表現出一種相當溫和的民粹主義風格，這種意識形態偽裝麻痹了勞工運動、瓦解了工會的組織與團結功效，S，霍爾曾將英國柴契爾主義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權策略精練地概括為“右派的歸化”過程——右派成功地占有了“人民”，它的觀念在“人民”中生根發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國家的復興、廣泛的保守統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強的“人民民主”色調。“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各種後馬克思主義堅持認為，社會階級觀點已無關緊要，傳統的政黨政治已不起作用，‘奪取政權’的革命概念已經破滅，大眾消費時代的生產觀念已經過時，等等。”（註：F·詹姆遜：《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鄭州〕《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7年第1期，第47頁。）可以說，後馬克思主義乃是這種右翼民粹政治長期薰染的結果。
思維路向
工人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後馬克思觀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觸發其解構性衝動的主要原因。隨著白領的增加、新中產階級地位的上升，無產階級越來越少數化、邊緣化。許多左派理論家十分關注這種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形成嚴重挑戰和衝擊的現象，紛紛從理論上調整無產階級革命策略或者試圖瓦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茲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階級”（a non-class of non-workers）這一概念，主張向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道別，認為無產階級已不是什麼“階級意識”的匿乏和缺失問題，而是這一作為普遍歷史主體的概念本身成了問題。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理論的質疑直接開啟了後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路向。
發展與成長
如果新左派不能從資本主義世界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卻仍能從現實的社會主義事業獲取信心，那么他們至少還有一片藉以安慰和寄託的領地，然而，現實社會主義運動連遭挫折與敗績，最終使新左派在思想上發生了根基性的動搖。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對左派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潮，它無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會主義追求的挫折與失敗的影響。對此，拉爾夫·密里班德作出的經典的概述：“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歷，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義幻想的破滅，高棉以及越南勝利的酸楚餘殃，歐洲共產主義希望的萎縮，這一切使得新社會運動在其出現之時，便天生地帶有了對於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和政黨的局限性的不滿。帶有一種在滋長著的對於工人階級成為劇烈社會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隨之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註：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全球範圍內共產主義政治的失勢使左派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性質、目標、綱領、策略等都發生了質疑，正是這種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懷疑氛圍從另一方面促進了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滋長與生成。
探索與嘗試
七十年代末，新左派知識分子普遍進入了一個思想危機階段。阿爾都塞忙於“自我批評”，普蘭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高茲走向生態社會主義，赫斯特和辛達思則拋棄了階級政治。從總體上看，左派由前“68”的對階級主義的過度張揚蛻變到對階級政治的厭惡和棄絕，左派思想的這一逆轉所帶來的理論震盪已不限對無產階級理論的信任度的降低問題，而是對階級和意識形態、階級和政治關係，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概念的重新反思與考量。正如拉克勞和莫菲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開篇所宣告的那樣，“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過去的明顯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預測、衝突力量的性質、左派鬥爭的意義和目標——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礎的那些歷史變動的突然崩臨而受到嚴重挑戰”（註：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從左派思想演變的軌程而言，後馬克思主義既是左派思想低落與危機的表征，同時又是企圖走出迷途的渴望與嘗試。
環境條件
而這一時期在西方世界廣泛興起的各種“新社會運動”為後馬克思主義敞開了一種理論建構的可能性，或者說提供了一種絕好的素材性的支撐。女性主義、生態主義、反種族主義、性解放及同性戀運動、爭取黑色及棕色人種權利的鬥爭、反全球化運動、反體制化運動、反戰的和平運動等等，這些複雜的高度分化的異質的社會構成因素和鬥爭形式，展示出了各種具體的壓迫的多樣性、微觀化與不可化約性並大大強化了後現代政治對多元性、差異性、邊緣性的關懷與依重，而這恰恰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者理解社會衝突的深入擴展和新政治主體得以合法建構的情境性。
內涵解釋
總之，後馬克思主義把後結構主義及後現代理論的主要信條，譬如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等，都借用到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上來，這一解構想把長期以來對馬克思的神化、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及科學化、對其的不適當的政治圖解以及將其本身作為現代性啟蒙工程所表現出的與當今多元主義的文化氛圍不相適應的方面統統消解一空。但是，後馬克思主義又不完全是解構主義的，在更重要的意義上，它保持了積極的理論建構的意圖與努力。正是在對後馬克思主義的雙重維度的強調上，拉克勞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個對後馬克思主義的著名詮釋——他們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為斜體）又是post-Marxism（Marxism為斜體），拉克勞和莫菲之所以要別出心裁地造出三種不同的書寫方式，無非是要說明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乃是後現代與現代的結合、解構與建構的統一。
生命力
後馬克思主義的建構意願基於這樣的一種識見：儘管馬克思主義危機重重，歷史的風雨也已侵蝕了它完美的外觀，但它肯定沒有死去，在許多方面它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後馬克思主義如今是一種業已確立的理論立場，就象在拉克勞和莫菲這樣的重要理論家的著作中所表現的那樣，它試圖在作為全球文化與政治力量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晚期的崩潰中拯救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許多方面，並對它進行重新調整定位以使之在迅速改變的文化潮流中呈現出新的意義”（註：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1.）。象哈貝馬斯一樣，後馬克思主義者堅信，具有強烈啟蒙精神的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規劃仍然擁有解放性的一面，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共產主義價值的追求在當代的知識境遇下並沒完全喪失意義，只要藉助於一種後現代的話語邏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許多積極方面將會在解構中倖存下來並在新的建構中煥發出新的生機。
理論結合實踐
在解構與建構的雙維並重上，拉克勞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美麗的范型”——他們一方面肅清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霸權概念的本質主義殘跡，一方面極力構築一種非決定論的霸權接合實踐。因此，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既是消極性的又是積極性的，西姆正是按他們的這一啟示區分出兩種後馬克思主義：消極的後馬克思主義和積極的後馬克思主義，但在拉克勞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規劃中，這兩方面不僅緊緊糾葛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論建構的努力要遠遠強於解構的衝動，甚至可以說，其理論重塑的意向在邏輯上“先於”並成功地規導了其拆解企圖。這恰恰切合了利奧塔德對後現代之“後”的一種詮釋：“後”（post）必須根據未來（post）的先在之悖論來加以理解。把一個非斜體的“後”置於馬克思主義之前，乃表征一種在時間上後發的東西在邏輯上的預先蒞臨，正是在此意義上，巴麗特（Barrett）指出，拉克勞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跡地消滅馬克思主義，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完成它”（註：Slavoj zizek：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46.）。
多元化的綜合
正在建構的維度上，後馬克思主義將話語理論帶入一個增殖性的運用場域和空間。“後馬克思主義把從語言學和符號學、哲學、文學、文化研究以及社會科學這一系列領域中汲取的，既冗長又深奧難解的話語集中在一起了”（註：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在這個綜合性的新話語景觀中，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索緒爾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縫合（suture）、福柯的離散規則（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希達的延異（difference）以一種近似中藥方劑的配製方式摻合融會在一起，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的建構原則——霸權接合實踐（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藉助霸權接合的邏輯，後馬克思主義著力營造和構築一種祛除了本質主義和總體內在化傾向的非還原論的社會建構主義和政治多元主義以及文化多樣性訴求，這從幾個方面獲取了清楚的表達與展示：其一是意識形態的自主性；其二是歷史的隨機性；其三是社會的非閉合性建構；其四是認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五是一個擺脫了中心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