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址概況
後李文化因首次發掘山東淄博市臨淄區後李文化遺址而得名。該文化分布範圍主要在泰沂山系北側的山前地帶。經過正式發掘的遺址主要有臨淄後李、濰坊前埠下、張店彭家莊、章丘小荊山、西河、鄒平孫家、西南村、長清月莊等。經碳十四測定，其年代大約距今8500——7500年之間，前後延續約一千多年時間。
遺蹟主要有房址、壕溝、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為半地穴式。平面多圓角方型或長方形，面積一般30—50平方米，大者50餘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經過燒烤，多發現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流行長方形土坑豎穴，排列比較整齊，個別挖墓室，均未見葬具。死者頭向多朝東，有的向北。葬式多單人仰身直肢葬。多無隨葬品，少數放置蚌殼，個別見有陶支腳。墓室一般長2米左右，寬在0.6—0.8米之間。陶器以紅褐陶為主，紅、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製作工藝為泥條盤築，器表多素麵，器形以圜底器為主，僅發現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類主要有釜、罐、壺、盂、盆、缽、碗、形器、杯、盤、器蓋和支腳等。
遺蹟主要有房址、壕溝、灰坑和墓葬等。房址均為半地穴式。平面多圓角方型或長方形，面積一般30—50平方米，大者50餘平方米。居住面有的經過燒烤，多發現灶址和一些陶、石器等生活用具。墓葬流行長方形土坑豎穴，排列比較整齊，個別挖墓室，均未見葬具。死者頭向多朝東，有的向北。葬式多單人仰身直肢葬。多無隨葬品，少數放置蚌殼，個別見有陶支腳。墓室一般長2米左右，寬在0.6—0.8米之間。陶器以紅褐陶為主，紅、灰褐、黑褐、青灰褐陶次之。製作工藝為泥條盤築，器表多素麵，器形以圜底器為主，僅發現少量平底器和圈足器。器類主要有釜、罐、壺、盂、盆、缽、碗、形器、杯、盤、器蓋和支腳等。
後李文化的發現
後李文化“後李文化”到底是多么古老的文化？這個稱謂源於淄博的一次重大的考古發現。
1992年，省市文物部門在臨淄齊陵鎮的後李家村發掘古車馬遺址時，發現了一些古代陶器的碎片，經文物專家鑑定，距今約8200―8500年，這是迄今為止在中國北方發現的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之一，被列為該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證明淄博的陶瓷歷史最早可上溯到新石器時期的後李文化時代。
典型代表
後李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該時期的陶器，一期文化的陶器都是夾沙陶，陶胎的質地與當時地層土的成分極為相似，只有極個別摻蚌殼和摻雲母的現象，說明當時製作陶器是就地取材；陶器的燒成火候較底，個別遇水即潰；陶色有紅褐陶、紅陶、灰褐陶和黑陶，紅褐陶最多；陶器的紋飾簡單，大部分僅見於器物的口部，種類有花邊紋、附加泥條堆紋和少量繩紋；陶器的種類單調，主要為圜底器，平底器和圈底器極少；器形有釜、缽、盆、罐、碗、盂、小口壺、實心陶支腳等。這一時期，既沒有三足器，也沒有彩陶和彩繪陶，陶器中的深腹圜底釜為後李一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總數約占全部陶器的80%，比較獨特，這與山東及其周邊地區已發掘的其他考古文化截然不同，是一種全新的文化層次。後李二期文化是後李一期文化的發展和延續，她與北辛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如都流行三足器和圜底器，器類都以鼎、缽、小口雙耳罐為基礎。同時與北辛文化又有較為明顯的差別，被認為是屬於北辛文化的一種地方類型。
在後李文化遺址被發掘和確認以後的兩年內，考古學者又在魯北和魯西北地區相繼發現了10多處同類遺址，對其中的幾處遺址進行試掘獲取的資料，進一步印證了後李文化遺址發掘所證實的成果。由於後李文化遺址本身具有的獨特面貌和其群體分布的特徵，完全具備了考古學文化命名的基本條件，所以，為區別於其他考古文化，文物專家將其稱之為“後李文化”，承載這種古老文化的厚土就是後李文化遺址。這是山東淄博地區唯一一處以本市內的地點命名的考古文化，為臨淄這座在戰國時代就聞名世界的故都又增添了深沉、厚重的內涵。
後李文化自然環境
後李文化後李遺址是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配合濟南至青島高速公路建設工程時發現的。通過對遺址中的孢粉進行分析，發現樣本中均以草本植物花粉居優勢，據統計，最多可占孢粉總數的76.3―91.1%。在草本花粉中依據數量的多少，依次為蒿、喬本科、藜科及菊科，還有少量蓼、莎草及香蒲等。木本植物花粉次之，主要以針葉植物松居多數，還有少量的樺、櫟、榆及胡桃等闊葉植物花粉，蕨類植物孢子較少，有卷柏、水龍骨科等。可以推論，這一時期，後李遺址的植被具有明顯的草原特徵，草本植物比較茂盛，在低洼、沼地及積水之處主要生長著香蒲、莎草、狐尾藻及水蕨等，大量中生、旱生的蒿、藜及禾本科等分布於平原、低地及開闊平坦之處，在遺址附近的低山、丘陵之上主要生長著松、樺、榿木及胡桃等針闊葉植物。氣候環境是溫和稍乾中摻雜著暖濕，屬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特別是一些好暖濕的闊葉植物花粉，如榆、櫟、胡桃等，在遺址中部含量相對較多，上下部含量相對較少，可以看出遺址堆積期間由下而上植被和氣候曾發生明顯的變化，中期或中部，氣候相對較佳，溫暖較濕。櫟、榆等喜暖的闊葉林植物花粉含量較高，還分析出了今天只能生長在長江流域淡水中的水蕨屬植物孢子。由此證明，這一時期氣候比較暖濕，可能比今高出2―3度左右。環境一度較優美，既有旱生植物、水草及灌叢，也有低地及水體，當時居住區域，地勢比較平坦，接近河邊，有不少野生動物棲息與嬉戲在這裡。另外，還分析出一些禾本科植物花粉，其形態酷似現在的穀子。看來當時先民可能已經學會農業栽培，食物來源主要靠種植穀物，也輔以狩獵和捕魚。
後李文化濰坊前埠下遺址的植物矽酸體樣品中，植物矽酸體的含量不僅豐富且保存完整；不僅有成組的方形、棒形矽酸體；還發現含有大量的碳屑；統計到的矽酸體類型有棒形、尖形、啞鈴形、長方形、扇形、方形、中鞍形、帽形、蘆葦形、毛髮形等，其中以長方形和方形矽酸體為主，各占30%和26%左右，其次為棒形、尖形和扇形。植物矽酸體分析結果提供了下列有關環境信息：矽酸體組合中以長方形為主，表明當時在遺址周圍生長了大量反映溫暖濕潤環境的一些植物種類。
前埠下遺址中發現的動物遺骸種類較多，對恢復當時的自然環境具有重要的作用。根據對動物骨骼的研究，前埠下遺址中發現的動物，經鑑定主要有麗蚌、藍蜆、青蛤、青魚、草魚、鯰魚、鱉、雞、中華鼢鼠、狗、狐、貉、狗獾、野豬、家豬、獐、梅花鹿、鹿、水牛等。這些動物及其生活習性，同樣反映出後李文化後期直至大汶口文化早、中期階段，文化面上的自然景觀，前埠下一帶為大河入海處的森林一草甸環境；南邊遠處的山坡上復蓋著森林，水量充足的濰河經前埠下向北歸入大海；河兩岸的草地上分布著大大小小的溝灣港汊和積水窪地，河岸湖濱的埠丘上灌木叢生。虎、貓、水牛、梅花鹿等出沒於叢林或遊蕩於灌木叢中，獐、鹿、野豬、狗獾等穿梭於林間草地與河濱蘆葦叢中；狐、貉等常在河濱捕食魚蝦，為狩獵經濟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環境。當時的氣候比較溫和，且降水充沛，年平均氣溫可能要比現在高4――5度，大致與現在福建一帶的氣候相似。先民們就在這濱河臨海的埠丘附近過著漁獵和農耕生活。
後李文化章丘小荊山遺址是後李文化時期一處重要遺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多次對該遺址進行田野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工作。發掘中出土700多件動物遺骸，經過鑑定主要發現有軟體動物、魚類動物、爬行類動物、鳥類動物和哺乳動物五大類，至少可以代表22個種屬。種類有圓頂珠蚌、珠蚌、扭蚌、儉狀矛蚌、楔蚌、麗蚌、藍蜆、青魚、草魚、鱉、雉、斑鹿、鹿、羊、牛、馬、野豬、家豬、狼、家犬、狐、貉等。在這些動物中，其中七種為淡水軟體動物，兩種淡水魚，一種鱉，一種鳥，六種野生獸類和五種家畜。淡水軟體動物主要以珠蚌、楔、蚌和麗蚌等為代表，是一些流水型軟體動物。淡水魚為吞食能力很強的青魚和草魚。
後李文化這些淡水軟體動物和魚類動物是先民們主要捕撈和食用的對象。兩塊鱉甲表明先民們曾獵捕過這類爬行動物。野生動物主要是斑鹿、鹿、狼、狐、貉和野豬等，在家畜中，豬的遺骸最多，約可代表10餘頭不同年齡、不同性別的個體，這些豬屬於較原始類型或半馴化的家豬。其次是狗，與狼有較大差別，屬於馴化類型。特別是各種楔蚌、麗蚌等，現主要分布於溫暖濕潤的南方省區，棲居在河流及與河流相似的湖泊中，這類生物的發現，表明當時的氣候比較溫暖、濕潤，降水豐富，年平均氣溫可能要比現在高4－5度，大致與現在的南方省區的氣候相似；同時說明當地有能夠適應於這類軟體動物生存的流水環境，即濱崖底質為泥沙，並有流量中等的河流及湖泊的存在。魚、鱉等生物依賴於水域而生活；貉也是河濱捕食魚類及各種小動物，看來遺址周圍曾經是水豐草美、魚戲獸逐的河、湖之濱。為斑鹿、牛、羊等生物的理想居所。狐、野豬等常棲身於河流、湖泊附近的灌木叢或山林之中。狼骸的出土，進一步表明遺址附近曾有便於狼棲居的山林、丘壑。由此看來，動物鑑定結果與植物矽酸體以及孢粉分析所反映的自然環境基本是一致的。
後李文化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客觀載體，在特定條件下，自然環境往往制約甚至決定人類的生存與生產方式，亦即在不同的自然環境中常常存在著不同經濟的文化類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居住生活方式等。所以，人類所創造的文化遺存。包括聚落形態等無不深深地保留著自然環境的烙印和特徵。通過對後李文化時期的動物組合、遺骸、孢粉組合、矽酸體分析等有關環境資料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山東地區在後李文化時期自然環境較今日有很大的不同。這裡曾經是氣候溫暖，水網密布的亞熱帶景觀。孢粉顯示，當時的氣候特徵是溫暖濕潤的，遺址附近有沼澤和大面積的水域，山地有森林復蓋，反映的是濕熱的亞熱帶氣候環境，其植被具有明顯的草原特徵。後李文化的先民就是在這樣的自然環境下從事各種生產活動、繁衍生息，並創造出了光輝燦爛的古代文化。
歷史意義
在中國，目前公認的新石器文化大約起始於公元前6000年左右，即距今約8000年（最近考古發掘證實，其實際開始年代應當更早）。後李文化遺址不論是開始年代，還是它的文物特徵，都與我國新石器文化恰好吻合，同時又具備其獨特性，可以說，後李文化遺址是我國新石器文化遺址的代表之一；後李文化遺址的出土文物雖然在今天看來簡單、製作水平也比較低，但是這裡的先民在8300年前已經開始製作陶器，在當時的世界上已經是極高的文明。最近，有的學者提出，根據後李陶器製作的水平推斷，山東淄博是中國陶瓷的發源地，這一點，尚需進一步研究和證實。其實，後李文化遺址的發掘，真正意義不僅僅在於其文物所代表的文明程度，還在於它把整個山東地區的文化歷史提前了一大步，並最終連成了一個完整的體系。長期以來，由於受資料、實物等諸多條件的限制，考古學者一直把北辛——大汶口文化視為山東地區最早的文化，但是，後李文化遺址的發掘，將山東文化的發源年代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同時，整個海岱地區史前文化的譜系脈絡也從此清晰地顯現了出來，即：後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岳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