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經歷
1926年7月，參加北伐，因作戰負傷，由湖北省委派回家鄉從事革命活動。他走鄉串戶，發展黨員，組建了新觀黨支部，任書記。同時，大力發展農協會員，組建新觀農民協會。北伐軍攻克武漢後，彭之玉再度來到武漢，進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習軍事。1927年大革命失敗，彭之玉受黨組織派遣，回到家鄉發動農民秋收暴動。
1928年1月22日（大年三十）他與陳香波等人成功地領導了沙崗年關暴動，組建白鷺湖游擊武裝，開闢沙崗白鷺湖根據地。年關暴動後，任中共江陵縣委委員。同年10月16日，當選為縣委常委。
1929年3月6日，中共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崗九甲灣召開擴大會議，傳達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精神。受周逸群之託，彭之玉承擔了會議的籌備工作。這次會議到會者多達100多人，重點傳達了“六大”決議以及中央的指示，通過了七項決議，健全了特委領導機構，從政治上和組織上為洪湖革命根據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保證。會後，彭之玉和陳香波等人，積極回響特委發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號召，率先在沙崗成立江陵縣工農兵政府。隨後，鄂西遊擊大隊成立，任第一中隊黨代表，和中隊長段玉林一道指揮大小戰鬥20餘次，開闢鄂西革命根據地。
1929年6月，鄂西特委將各地游擊武裝編為兩個大隊，彭之玉任第二大隊黨代表兼四中隊隊長。
1930年4月，鄂西五縣（江陵、監利、石首、潛江、沔陽）聯縣政府成立，彭之玉當選為聯縣政府黨團書記。
1930年7月，鄂西特委在江陵沙崗金家淵召開了鄂西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代表共100多人，分別來自江陵、石首、監利、沔陽、潛江、公安、松滋、宜昌、華容、南縣、安鄉等地，大會聽取了政治形勢報告，討論了擴大革命根據地、土地分配、白區宣傳組織工作、游擊戰爭和婦女運動等問題，會議沒有進行選舉，中央軍委長江局辦事處巡視員柳克明參加了會議。
1930年9月24日，鄂西特委和紅二軍團前委在監利城北門正街方松泰商號舉行聯席會議，將鄂西特委擴大為湘鄂西特委，把鄂西聯縣政府擴大為湘鄂西聯縣政府，此次選舉會上彭之玉當選為湘鄂西特委常委、湘鄂西聯縣政府黨團書記和紅二軍團前委委員。
主持工作
1930年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大會在監利城茶庵廟隆重開幕，代表們經過醞釀和討論，選舉產生了湘鄂西蘇維埃聯縣政府執行委員會，組成了主席團。執行委員會由賀龍、惲代英（未到職）、周逸群、崔琪、彭之玉等100名委員組成，主席團成員為周逸群、彭之玉、崔琪、謝爽臣等17人，彭之玉當選為湘鄂西聯縣政府副主席和黨團書記。
1931年6月16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召開擴大會議，成立湘鄂西臨時省委，彭之玉為省委常委，不久又任省委宣傳部長。
1931年12月11日，湘鄂西第三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監利縣周老嘴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湘鄂西省委蘇維埃政府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推舉崔琪、馬武、彭之玉、劉革非、賀龍、馮中培、周正等11人組成主席團，負責處理蘇維埃日常工作。彭之玉任土地部長。
1932年1月，在湘鄂西第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彭之玉當選為省委委員。不久，省委派他兼任紅三軍第七師政治委員。他指揮了著名的瓦廟集戰鬥。其間，還兼任襄北特委常委和荊南縣委書記。
1932年秋在“肅反”中被錯殺於洪湖瞿家灣。
彭之玉1957年國務院將其名刻於洪湖革命烈士紀念碑 。
人物事跡
1923年，16歲的彭之玉結束了家鄉的私塾生活，東下武漢考入私立武昌共進中學。當時的共進中學已有秘密革命組織活動，《新青年》、《覺悟》、《嚮導》以及《共產主義ABC》等進步書刊在這裡被廣泛傳閱。新的革命理論啟迪了少年彭之玉的思想，開闊了視野。他擺脫傳統的仕途觀念的束縛，參加學校的秘密革命組織，並特意向家裡要了100多塊銀元交給組織作活動經費。他利用旅省同鄉會的關係，聯絡和發動江陵籍同學投身反帝愛國運動。他以為，中國受人欺凌的主要原因是民眾沒有覺醒，國民不齊心。因此，只要全國人民一致覺悟起來，堅決抵制仇貨，使帝國主義失去壓迫和剝削的對象，帝國主義侵略者自會不戰而垮，國富民強也就指日可待。正是這種樸素的革命意識，指導著他的行動。
1925年，彭之玉參加了五卅運動，第一次親身感受到了中國人民團結戰鬥的偉大力量，更加堅定了他的革命信念。此後，他經常走出校門，深入工廠作坊，調查了解工人、市民的生活，啟發他們的鬥爭覺悟，鼓動工人們起來革命。不久，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7月，彭之玉離開共進中學，投筆從戎，參加周逸群領導的北伐軍左翼宣傳隊，隨駐湖南常德的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賀龍第一師北伐。
在北伐的一次戰鬥中，彭之玉身負重傷，因而告別軍旅，由中共湖北省委派回家鄉從事革命活動。回到家鄉後，彭之玉寄住在一位族叔家。族叔的房子大，分前後四重，又是單家獨院，緊挨與白鷺湖相通的東莊湖，便於聚散。很快，這裡就成了一個革命者秘密活動的聯絡點，陳香波、劉赤聲、王子香、戴紹鼎等一批共產黨人時常聚集於此，共商革命工作。
當時，地處江(陵)監(利)潛(江)三縣交界的江陵東部農村，交通閉塞，封建禮教根深蒂固，反動勢力極為猖獗。窮苦人們尚未覺醒，以為終年勞累不得溫飽皆因“命里注定”、“前世造成”。鑒於這種狀況，彭之玉決定把工作的突破口放在一些塾師身上。他化名“撇耳先生”，以遊學佬的身份出入於周圍各村莊的私塾，發展了一批知識分子黨員，組建了新觀地下黨支部，他任書記，支部成員有彭之仁、彭之森、馬子厚、馬西文、董希香等十餘人。隨之，他又籌辦建立了國民黨新觀分黨部，以合法名義發動和領導新觀一帶的農民運動。到年底，新觀農民協會成立起來，農民們揚眉吐氣，為自己平生第一次做個真正的人而歡呼不已。彭之玉帶領農協會員將新觀周圍的祠堂、土地廟拆毀，將一些老墳上的石碑搬到新觀鋪街道，大戶人家祖墳墓碑一下子變成了窮人的墊腳石。他還在新觀至沙崗之間組織了“密查隊”、兒童團、商民協會、婦女協會。這些組織在黨的秘密領導下，嚴懲劣紳，禁菸抓賭，取消苛捐雜稅，提倡男女平等，號召婦女放足，反對封建迷信，大張旗鼓地宣揚革命。
新觀人民破天荒的革命舉動，猶如狂飆突起，在這古老而偏僻的水鄉掀起了驚濤駭浪。彭之玉的父親對這些“異乎尋常”的行為大為反感。一些豪紳地主紛紛上門對彭之玉的父母施加壓力，要他們好好管束這個“逆子”。彭之玉知道一時不可能說服父母，便只好開誠布公地說：“人生在世哪能只圖個人安樂?要讓大家都過上好日子。他勸父母不要替他擔心，不要怪他忤逆不孝，也不要對他這個獨生子抱什麼“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的指望。父母知道無法管住兒子的心，只好收養一子，以續彭家的香火。
義父王子清對彭之玉的所作所為更是深惡痛絕。他先是責備，繼而力陳利弊，並主動提出要到省里給彭之玉謀個職位，保他飛黃騰達，一生榮耀。彭之玉婉言拒絕道：“難為您一片好心!只是我既不想做官，亦不想發財。”
王子清勃然大怒：“哼!忠告你，以後若還蠱惑人心，犯上作亂，可別怪王某抹臉無情!”
新觀農民運動發動起來後，彭之玉考慮到要革命必須具備一定的軍事素養，因而再度東下武漢求學於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1927年，四一二政變發生後，黨派他回鄉準備秋收暴動未獲成功。年底，中共湖北省委決定在荊江兩岸舉行年關暴動。彭之玉和陳香波等江陵地下黨領導人在黃彩馬氏宗祠連續召開了三次秘密會議，按上級要求成立了暴動委員會；擬定了周密的暴動計畫；正式組建了百餘人的江陵縣農民赤衛軍。當時武器十分缺乏，他就和同志們一方面是籌資購買，一方面到敵人手裡去搞。
彭之玉有個小時候的同學在胡家場民團當團總，此人名叫陳茂明，因其憑著有人有槍，橫行霸道，欺壓百姓，老百姓給他取了個綽號叫“活閻王”。彭之玉決定去會會這個“活閻王”。12月31日，荊州平原，北風呼嘯。陳茂明的團防兵買魚買肉，要在元旦飽餐一頓。晚上掌燈的時候，彭之玉、馬子厚等三人出現在陳茂明的住處。馬子厚手提兩瓶漢汾酒和兩包連環酥。陳茂明見到頭戴禮帽、身穿長袍的彭之玉，先是一驚，繼而露出奸笑：“喲!老同學，是什麼風把你給吹來的?實在是稀客，快請坐!”邊說邊將彭之玉讓到火盆跟前就坐。為了打消陳茂明的疑慮，彭之玉摘下禮帽，風趣地說：“這些年我求學在外，聽說你當了團總，特意選定今天這個好日子，前來和你熱鬧熱鬧!”
陳茂明請客人入席，還令兩個團丁專事“斟酒”。席間，彭之玉、馬子厚輪番地向陳茂明“敬酒”，灌得他頭已發暈，語無倫次。彭之玉見時機成熟，舉杯走近陳茂明，假借碰杯，順手摘下陳茂明腰間的手槍，馬子厚和另一個隊員也下了兩個團丁的槍。陳茂明抓起軍刀朝彭之玉劈來，彭之玉一轉身，將陳茂明踢倒在地，狠狠地踩了他幾腳，陳茂明趴在地上動彈不得。
就在彭之玉開始行動的時候，早就埋伏在外面的三個隊員也乾淨利索地解除了其他團丁的武裝。彭之玉說了聲“老同學，後會有期!”帶著赤衛隊員消失在夜幕中。僅此一次，他們就奪槍9支。
1928年1月22日(農曆臘月三十)，沙崗、白鷺湖一帶天氣晴好。在陽光照射下，一望無邊的白鷺湖泛起層層金波。就要過年了，漁民們也顧不得休息，撐起漁船向湖中心飄去。
夜幕降下，遠近的村子裡響起陣陣鞭炮聲。這正是人們吃團圓飯的時候。根據沙崗年關暴動計畫，赤衛軍兵分兩路，一路由陳興發、鄧詩富帶領，占領沙崗；一路由彭之玉、陳香波指揮，奔襲白鷺湖水警隊。戰鬥打響的時間是23日子夜，農家除夕鞭炮一響，立即發起攻擊。
彭之玉身穿北伐軍軍服，挎著手槍，更顯得英氣勃勃。隊伍剛剛出發，就颳起大風，彭之玉高興地說：“好兆頭。”一陣急行軍過後，隊伍到達離水警隊炮船碼頭不遠的地方，彭之玉讓每個戰士在右臂繫上白布巾，就地分散隱蔽，隨時準備戰鬥。
這時，水警隊炮船上鬧哄哄的，不時傳出麻將聲，還能聽到天門小調。岸邊的哨兵大概喝多了，沒精打采，坐在哨棚里抽悶煙。
不一會，左前方農家門口掛上了一隻紅燈籠。有信號了!頓時，各村各家各戶都燃起了鞭炮。彭之玉左臂一揮，第一梯隊的幾十名戰士躍身跳上敵船，齊喊：“不許動，你們被包圍了!”水警們不敢反抗，一個個舉起了雙手。水警隊長剛想開溜，兩支烏黑的槍口已抵在他的太陽穴上，只得乖乖投降。兩個哨兵想跑掉，被第二梯隊的戰士們活捉。
彭之玉走上船頂平台，向沙崗癓望，只見那裡火光沖天。戰士們興奮地喊著：“成功了!暴動成功了!”
戰鬥全部結束，繳獲炮船一艘、土炮一門、長槍28支、子彈10箱，俘敵28名，沙崗鎮上監卡被焚燒，劣紳朱敬亭的鴉片館也被搗毀。
大年初一上午，數千人在沙崗舉行示威遊行。遊行隊伍從四鄉八里匯聚沙崗鎮上，彭之玉、陳香波等暴動委員會領導人在這裡主持召開民眾大會，宣布成立江陵縣農民協會，陳香波任委員長，彭之玉、馬子厚等為委員；江陵縣農民赤衛軍更名白鷺湖游擊隊。最後宣布處決了罪大惡極的劣紳李安久和五幫會頭子孫昌富。
1928年1月30日，中共江陵縣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新的縣委，彭之玉當選為縣委委員。
這時，賀龍奉黨中央之命來到了湘鄂西，準備開闢根據地。彭之玉得知信息後，和陳香波商量，派交通員徐開芝前往監利迎接賀龍。2月初，賀龍來到了沙崗，在朱明德客棧會見了彭之玉和陳香波。他對這兩位北伐時的老部下顯得格外親近，誇獎道：“你們年輕人辦法真多，在家鄉乾起了大事呢!”彭之玉和陳香波向賀龍詳細匯報了沙崗年關暴動的情況，介紹了沙崗白鷺湖一帶的政治軍事形勢、地理條件、風土民情，以及下一步的打算。賀龍對沙崗白鷺湖險要的地勢和淳樸的民風很感興趣，要求白鷺湖游擊隊與監利口游擊隊及賀錦齋部取得聯繫，形成犄角之勢，這樣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會建立一塊穩固的根據地。賀龍再三強調，我們現在的力量小，要用打游擊來對付敵人，逐步擴大，逐步增強實力。
按照賀龍的要求行動，沙崗白鷺湖游擊隊接連打了幾個勝仗，形成了沙崗、白鷺湖方圓幾十里的紅色區域，成為鄂西革命的中心區域之一。
4月，屈陽春、段玉林帶領石首、華容地區的游擊隊轉移到白鷺湖，與彭之玉領導的游擊隊會合，壯大了革命力量。部隊經過短時的休整，於4月20日東下洪湖，一舉攻克峰口重鎮，繳獲步槍18支。
打下峰口不久，彭之玉得知胡家場團總陳茂明又犯下新的罪行，決定親手除掉這個禍害。7月的一個陰雨天，彭之玉身著長衫，手持一把紅紙傘，隻身步入胡家場團防局。正在洗臉的陳茂明對突然到來的彭之玉毫無戒備，慌忙招呼彭之玉到大廳里坐。彭之玉說：“我有事，馬上就走。你來，我有話跟你說。”說罷轉身便走。陳茂明一時茫然無措，只好跟在彭之玉後面。剛到天井間，彭之玉回頭一槍，結果了他的性命。團丁們聞聲趕來，只撿到一個彈殼，不見彭之玉的蹤影。這樣一來，彭之玉更成了傳奇式的人物，人民民眾稱讚他，地主豪紳害怕他，反動當局懸賞捉拿他。同志們為他擔心，彭之玉笑著說：“敵人想拿我的腦袋來嚇唬革命民眾，那是做夢!”有一天，他剛回到家，國民黨軍就跟蹤上來了，很快包圍了村子。彭之玉靈機一動，化裝成農家少婦，隨同幾位婦女扛著鋤頭出了村，讓敵人撲了個空。為此，同志們給了他一個“革命女俠”的綽號。
10月16日，中共江陵縣委召開擴大會議，彭之玉當選為常委。這時，鄂西特委書記周逸群交給他一個任務——籌備即將召開的鄂西特委第一次擴大會議。1929年3月6日，鄂西特委擴大會議在沙崗召開。會議傳達了黨的“六大”精神。根據目前蔣桂軍閥準備混戰、敵鄂西防務空虛的有利形勢，特委決定發展游擊戰爭，創建革命根據地。會議結束後，彭之玉和陳香波等江陵縣委負責人積極按照特委要求，率先在沙崗豎起了鐮刀斧頭的紅旗，成立了江陵縣工農兵政府，將白鷺湖游擊隊改編為江陵縣工農兵大隊。不久，特委將江陵、石首、監利三縣的游擊武裝整編為鄂西遊擊大隊，下轄兩個中隊。原由鄒資生指揮的特務大隊編為第一中隊，彭之玉和段玉林負責指揮。第二中隊由段德昌領導。一中隊以沙崗、白鷺湖為大本營，與二中隊緊密配合和策應，縱橫馳騁於荊江兩岸，短短17天時間內，作戰10餘次，鋒芒所向，勢如破竹。
3月中旬，彭之玉和段玉林揮師夜渡江南，出其不意地擊潰石首團防匪首袁福階控制的“神兵”，攻占江南要地陳子山、沙林子等處。石首城守敵聞風喪膽，棄城而逃。游擊隊一鼓作氣，連夜進占縣城，獲槍80餘支和大批彈藥，打開監獄救出70餘名黨員和無辜民眾，游擊隊聲威為之大振。3月31日，游擊隊攻克監利下車灣，鏇又激戰石首小河口，重創敵軍。
小河口告捷後，彭之玉指揮部隊乘勝進襲公安藕池。由於偵察有誤，途中在袁家鋪與敵譚道源部兩個團遭遇，一場惡戰已經無法避免。結果游擊隊損失慘重。面對窮追不捨的敵軍，彭之玉同段玉林商議，將部隊化整為零，縮小目標，分散活動，以圖發展。他們將一中隊分為一、三兩個中隊，二人各領一支，分別活動於江(陵)、石(首)兩縣。
彭之玉率領新成立的一中隊回到江陵沙崗時，正值江、監兩縣的敵人陰謀策劃血洗沙崗紅色根據地。4月8日，國民黨江陵“鏟共團”團總龔伯鈞率領龍灣、徐李寺、老新口、張金河、土地口五個地區的團防武裝共400餘人直撲沙崗。游擊隊和江陵縣工農兵大隊及根據地部分民眾，在彭之玉、陳香波的籌劃下已做好迎敵準備。待敵進入伏擊圈，彭之玉一聲令下，戰士們從大路兩側的麥地里一躍而起，向敵人發起猛攻。敵人經受不住這突如其來的打擊，紛紛抱頭鼠竄。龔伯鈞見大勢已去，奪路而逃。陳香波率領一路戰士窮追不捨，在蕭家場將其擊斃。第二天，監利縣長田立勛坐著八抬大轎指揮數百團防武裝進攻沙崗，又被游擊隊一舉擊潰。田立勛慌亂之間棄轎逃走。
兩戰告捷，群情振奮，游擊隊兵員得到了很大補充。這時敵人雖然對沙崗虎視眈眈，但不敢貿然進犯，連軍閥張發奎部亦望湖生畏。
敵人總是不甘心他們的失敗。農曆端午節，江陵、監利的團防武裝乘游擊隊暫離沙崗之際再度進攻沙崗，火燒沙崗民房。游擊隊聞訊趕到，同敵激戰於青陽宮，殲敵80餘人，迫使敵逃去。
為了適應新的鬥爭形勢，青陽宮戰鬥後，特委決定加緊培養軍事指揮人員，提高游擊隊的作戰水平。特委一方面在洪湖設立教導隊，培訓軍事骨幹；一方面將特委所屬游擊隊調駐洪湖集中訓練和整頓。為便於統一指揮，將鄂西各地的游擊武裝編成兩個大隊，彭之玉、段玉林領導的江、石游擊隊分別編為四、五中隊，為第二大隊，段玉林為大隊長，彭之玉任黨代表。彭之玉發動黨員做思想政治工作，帶頭貫徹落實鄂西特委的指示，若練殺敵本領。在各中隊成立了士兵委員會，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強調官兵平等，軍民一致，深得人民民眾的歡迎。經過短期整訓後，游擊隊又開始分散活動。
7月初，第二大隊準備攻打沙口子。國民黨軍譚道源部在沙口子駐有一個連，武器裝備比較齊全。戰士們看到敵人手裡有好槍，個個都眼紅。可是這個連的敵人被游擊隊打怕了，躲在窩裡不敢出來。游擊隊不能硬攻，便設計把敵人引出來打。
一天，10多名游擊隊戰士出現在沙口子附近的村子裡，像是在購買柴草。不一會，好幾十個敵人朝游擊隊壓過來了。戰士們故意放了幾槍，趕緊後撤。敵人在後邊緊追不捨，不斷喊叫“捉活的!”敵人正得意，彭之玉、段玉林指揮大隊戰士從蘆葦叢中衝殺出來，把敵人分割成好幾股。敵人有的棄槍逃命，有的被擊斃，只用了10多分鐘便結束了戰鬥，繳獲步槍70多支。戰士們有了新武器，高興地唱道：“譚道源，真是乖，專門派人送槍來，嗨!送槍來!”
沙口子戰鬥後，上級派李化龍任四中隊隊長。彭之玉、李化龍率四中隊直奔江陵，殲滅徐李寺團防分隊，繳獲長槍20支，拔除了根據地內的一顆釘子。第二天，敵調集400餘兵力大舉進犯沙崗，彭之玉和陳香波、李化龍等人組織游擊隊和江陵縣工農兵大隊在新觀附近阻擊。戰鬥進行順利，敵軍很快被游擊隊擊潰。就在這關鍵時刻，敵普濟駐兵馳援，潰敵乘勢復起，游擊隊軍腹背受敵，中隊長李化龍中彈陣亡。游擊隊不敢戀戰，迅速撤出戰鬥。敵軍獸性大發，火燒彭之玉家族住房，殘殺無辜民眾。
為擺脫敵人“圍剿”，彭之玉決定率部離開白鷺湖，過江與第五中隊會合。游擊隊化裝成商人、農民和學生，躲過敵人的嚴密封鎖，來到石首對岸的江邊。敵人在渡口增設了哨卡，彭之玉和戰士們混上了渡船，駛向了南岸的石首，找到了段玉林指揮的第五中隊。
彭之玉與第五中隊匯合，一起開往華容境內。因這裡民眾基礎較好，游擊隊如魚得水，很快就得到了恢復和發展，開闢和擴大了華、石邊界的紅色區域。
8月的洪湖，水面寬闊，荷花正香。彭之玉、段玉林率領第二大隊北渡長江，在洪湖西岸的三屋墩與周逸群、段德昌領導的游擊隊會師，正式編為鄂西遊擊總隊。新組建的鄂西遊擊總隊下轄3個大隊，共1000餘人，槍四五百支。彭之玉仍任第二大隊黨代表。
三層墩整編後不久，鄂西特委鑒於江陵根據地遭受敵人摧殘嚴重，江陵縣委書記陳香波又不幸落入國民黨熊河常練隊之手，慘遭殺害，急需得力領導，決定派彭之玉回江陵主持工作，擔任江陵縣委書記。
彭之玉回江陵後，團結縣委一班人，主要做了四項工作。首先是加強黨團組織建設，恢復了各地被敵人破壞的黨團組織，並開展積極的活動；二是建立健全全縣區鄉蘇維埃政權，充分發揮基層蘇維埃領導農民進行生產和鬥爭的作用；三是恢復革命武裝，使工農兵大隊很快恢復和發展壯大，從數十人發展到500多人，長短槍數百支；四是創辦列寧學校，開辦各種形式的訓練班，培養革命骨幹。他經常深入沙崗、白馬寺等地的列寧學校和教員們研究教學，提出在全縣開展不定期的學習競賽活動。這樣，很快扭轉了江陵的局勢，1930年1月正式成立江陵縣蘇維埃政府，著手進行土地分配的試驗。
1930年4月，中共鄂西特委在石首調弦口召開第一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成立鄂西五縣(江陵、監利、石首、潛江、沔陽)聯縣政府。根據特委意見，強調在政府任職的黨員幹部都應是有威信有經驗的同志，23歲的彭之玉當選為聯縣政府黨團書記。
9月，賀龍率領紅二軍團要攻打監利縣城。彭之玉號召各縣緊急動員，調集農軍達10萬之眾。9月21日夜，監利農軍首先舉行全縣暴動，打著燈籠火把向縣城進發。22日凌晨，10萬農軍把監利縣城圍得水泄不通。拂曉，紅軍主力從四面八方同時發起總攻，段德昌率領紅十七師最先攻入城內。彭之玉組織的農軍，一部分配合紅軍主力攻城，一部分設路障，守口子，燃放鞭炮，吶喊助威。農軍很快攻下監利縣城，殲敵2000多名，繳槍1000餘支，迫擊炮5門。
9月24日，中共鄂西特委改為中共湘鄂西特委。彭之玉任特委常委和紅二軍團前委委員。
10月16日，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成立湘鄂西蘇維埃聯縣政府，彭之玉任政府黨團書記兼政府副主席。11月中旬，成立了以周逸群為總隊長的湘鄂西赤色警衛總隊。為便於指揮，又成立了江左軍和江右軍指揮部，董朗為江左軍指揮，彭之玉為江左軍政委。江左軍指揮部下轄江陵、監利、潛江、沔陽縣赤色警衛隊。彭之玉又在各縣成立了赤色教導軍、赤色守備隊和少年先鋒隊等軍事組織。這些組織在保衛蘇維埃政權、鞏固革命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1930年4月至1931年春，彭之玉按特委分工負責土地分配工作。早在1929年底，鄂西黨的“二大”就作出了《關於土地問題決議案》，並首先在蘇區部分農村試行分配土地，取得了一些成功經驗，同時發現了一些問題。彭之玉抽調得力幹部深入各地農村開展工作。他借鑑全國其他蘇區的好經驗，聯繫各地實際進行探索和研究，使湘鄂西蘇區的土地分配工作日臻完善。在此基礎上，彭之玉參與主持起草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大綱》和《土地革命法令》兩部土地法規，制定出了適合湘鄂西地區實際的土地分配政策。彭之玉領導的土地改革，為蘇區工農民主政權和紅軍的鞏固和發展壯大創造了條件。
1931年6月中旬，湘鄂西中央分局召開擴大會議，產生了湘鄂西臨時省委，彭之玉當選為省委常委。同時，湘鄂西聯縣政府改為湘鄂西省蘇維埃政府，彭之玉當選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這時紅三軍九師成立前敵委員會，萬濤任書記，彭之玉、段德昌等為委員。稍後，省委宣傳部長莊東曉因病離職，彭之玉兼任其職，同時負責省政府土地農民部工作。10月中旬，紅三軍前敵委員會改組，彭之玉擔任前委書記，同時又是省軍委主席團五名成員之一。
彭之玉肩負湘鄂西蘇區黨政軍多種要職之時，正是蘇區危急存亡之秋。他為了蘇區的發展，為了紅軍的壯大，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1931年6月，國民黨軍趁紅三軍主力遠在鄂北均縣、房縣地區之際，以24個團的兵力向洪湖根據地和紅九師發動第三次“圍剿”。7月，長江中上游連降暴雨，江水猛漲，國民黨軍在上車灣掘堤放水，造成監利、沔陽、漢川、江陵蘇區95%被水淹沒。彭之玉一面指揮各縣赤色警衛大隊運用“重點打擊”、“各個擊破”的游擊戰術，積極配合紅九師打擊敵人，粉碎“圍剿”；一面組織幹部戰士抗洪救災，在堤上搭起窩棚，讓老人、婦女和兒童安下身來。洪水漸退，又組織人民民眾進行生產自救。
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在湘鄂西蘇區積極推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給蘇區黨和紅軍造成嚴重危害，彭之玉深感痛心和憤慨，他不僅在幾次軍事會議上站在正確立場發表過自己的意見，而且當面同夏曦進行過鬥爭。1931年底，夏曦表面上放棄自己原來要紅軍向京漢路方向發展，造成包圍武漢，實現“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錯誤主張，改而採納段德昌的正確建議——紅軍主力轉向鄂豫邊區活動，以避強敵鋒芒。但實際上這種轉變仍是從“左”傾冒險主義需要出發的，目的仍然是為了實現“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計畫。彭之玉識破了夏曦的動機，親自到軍部質問夏曦，要求“制止逃跑主義行動”。雖然問題的實質並非如他所說的“逃跑主義”，但他這種敢於抵制夏曦錯誤主張的精神，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1932年1月，湘鄂西省第四次黨代表大會召開，選舉產生了湘鄂西省委，彭之玉當選為省委委員。不久，省委派他兼任紅三軍第七師政委，和師長王一鳴並肩戰鬥。這時，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愈演愈烈，使湘鄂西的黨和紅軍遭受了很大損失。儘管彭之玉一再向夏曦提出批評和建議，但在組織上和行動上仍不能不違心地聽從其錯誤的指揮，帶領部隊和敵人拼消耗。
3月中旬，國民黨8個多旅進攻襄北蘇區。紅七師以一個團留駐張截港，保證襄河兩岸交通暢通；彭之玉帶領兩個團向京山開進，在瓦廟集與敵遭遇。敵人先後投入兵力達2萬餘人，並有飛機轟炸掃射。彭之玉白天指揮作戰，夜晚組織幹部戰士加修工事，往後方運送傷員。戰鬥從3月31日到4月6日，持續7天7夜，後因敵援兵趕到，紅軍被迫撤出戰鬥。
由於這一時期紅七師在襄北活動，彭之玉還擔負著襄北新區的領導工作，兼任襄北特委常委，主持荊南縣委工作。為了給紅軍的戰略行動創造條件，彭之玉不顧軍務繁忙，親自主持荊南縣蘇維埃政府的組建工作，使荊南縣的各項工作迅速開展起來。
7月初，中共襄北特委召開會議，彭之玉就發動軍民投入新的戰鬥和鞏固襄北新區的工作發表了講話。會議還沒開完，彭之玉接到通知，火速回省委參加“緊急會議”。在省委會上，他被“左”傾錯誤路線執行者誣為“改組派省委書記”，關進監房。同監的一位難友深知彭之玉蒙受不白之冤，要幫助他逃走。彭之玉說：“同志莫著急，相信黨會把我們的問題搞清楚。”9月初的一個深夜，彭之玉在洪湖瞿家灣被殺害，年僅25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