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精準扶貧精準扶貧 中國第一次大規模扶貧開發政策的調整始於1986年，從上到下正式成立了專門扶貧機構，確定了開發式扶貧方針，確定了劃分貧困縣的標準，並劃定了273個國家級貧困縣。後來將牧區縣、“三西”項目縣加進來，到1988年增加到328個國家級貧困縣。 、
第二次調整是在1994年，國家啟動“八七”扶貧攻堅計畫，經過重新調整，國家級貧困縣增至592個。
第三次調整發生在200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時年出台，綱要取消了沿海發達地區的所有國家級貧困縣，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貧困縣數量，但總數不變，同時將國家級貧困縣改為扶貧開發重點縣。以此為標誌，中國扶貧開發工作進入下一階段。
“精準扶貧”的重要思想最早是在2013年11月，習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作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 2014年1月，中辦詳細規制了精準扶貧工作模式的頂層設計，推動了“精準扶貧”思想落地。2014年3月，習近平參加兩會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實施精準扶貧，瞄準扶貧對象，進行重點施策。進一步闡釋了精準扶貧理念 。2015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新年首個調研地點選擇了雲南，總書記強調堅決打好扶貧開發攻堅戰，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5個月後，總書記來到與雲南毗鄰的貴州省，強調要科學謀劃好“十三五”時期扶貧開發工作，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並提出扶貧開發“貴在精準，重在精準，成敗之舉在於精準”，“精準扶貧”成為各界熱議的關鍵字。
2015年10月16日，習近平在2015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上強調，中國扶貧攻堅工作實施精準扶貧方略，增加扶貧投入，出台優惠政策措施，堅持中國制度優勢，注重六個精準，堅持分類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貧困原因施策，因貧困類型施策，通過扶持生產和就業發展一批，通過易地搬遷安置一批，通過生態保護脫貧一批，通過教育扶貧脫貧一批，通過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廣泛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扶貧。
問題
強制式扶貧強制式扶貧怎樣才算是精準脫貧，中央扶貧領導機構有明確的解釋，也從貧困標準、脫貧認定、效果追蹤等方面提出了明確要求。各地自然環境和資源稟賦不同，不同貧困戶自身條件和致貧原因也各不相同，必須因地制宜、對症下藥，甚至要一村一策、一人一策進行幫扶。
而一些地方權力主導的產業扶貧項目，很多還停留在應付思維和老套路中，只是為了證明“我重視了”，可以匯報搞了哪些項目、投了多少錢，至於項目實際效果如何、產品是否適銷對路等等，卻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這樣的產業扶貧，與精準扶貧的要求背道而馳。一刀切地種菜種瓜種中藥，村村點火搞光伏發電，如果種的東西找不到銷路，發的電上不了網，不但無助於脫貧，還會讓原本脆弱的貧困戶境況雪上加霜。同時，人為製造的地方產業，還會破壞供求關係，干擾市場信號，導致農民和消費者利益都蒙受損失。
原因
出現這樣的情況，首先說明一些地方執政者辦事能力不足，落實中央部署辦法有限。對扶貧脫困這樣重中之重的工作，拿不出實施細則和落實辦法，只能按老辦法應付了事，離中央要求還有很大距離。
而之所以拿不出辦法，主要還是缺乏實事求是和調查研究的精神，對本地的貧困情況缺乏了解，對產業狀況和經濟規律缺乏認識，又喜歡權力做主、獨斷專行，如此，才會出現勞民傷財的“強制式”扶貧。
如何解決問題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用好乾部政績考核這個抓手。對地方精準扶貧的工作成效，也要進行精準評價和考核。實際工作中出現的一刀切或強制式扶貧，典型特徵就是被動應付，對上負責不對下負責。因此，要通過細化考核體系，嚴肅賞罰問責，把脫貧實績和地方官員的官帽掛鈎，迫使他們真正對本地民眾和貧困戶負責。民眾也要積極舉報不合格的官員
